蒙古族-有文的历史，无文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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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音译），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的关于蒙古族先民到窝阔台汗时期历史的著述，是蒙古族存留至今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是我国民族史学中的重要著作。共12卷，282节（亦有15卷之说，但内容并无区别）。其中正集10卷，约成书于成吉思汗时期；续集2卷，约为窝阔台汗时期所撰，但这部分史事有涉及窝阔台汗以后内容，大约为后续者所加。本书撰者失名，撰成时间在13世纪中叶（因其书末有“于子年之七月……书毕”之载，故今有1228、1240、1252、1264年成书诸说）。本书面世后，至明代曾因朝廷使臣学习蒙语的需要而出现音注汉译本，之后被误定名为《元朝秘史》，而蒙文原稿亦在这一时期失传。清代较早注意到《蒙古秘史》史学价值的是孙承泽，他在其所著的《元朝典故编年考》第九卷中收入了《永乐大典》所录《蒙古秘史》的原文；其后钱大昕、魏源、屠寄、柯劭忞、李文田等都曾给它以很高评价并对其有过研究。近代以来，此书相继流传俄、日等国，影响及于域外，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今天所能见到的《蒙古秘史》的版本，15卷本有《连筠簃丛书》本，12卷本有叶氏观古堂刊本、《四部丛刊》本等。汉译本则主要有谢再善的译本、鄂尔登泰与乌云达赍的校勘本、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本等。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蒙古秘史》的突出地位表现在：
——史料价值。关于元代历史研究的资料，今天所能依据的有《元史》、《经世大典》、《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但对于蒙古汗国时期的历史，则以《蒙古秘史》的史料价值为最高。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蒙古秘史》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蒙古族起源到蒙古汗国时期最早的历史著作，它通过对成吉思汗远祖谱系、蒙古族各氏族起源、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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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蒙古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财产关系、阶级关系、婚姻关系等方面宝贵的史料，表明了蒙古族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它对蒙古汗国历史尤其是它的扩张史的描述，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时期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事迹及蒙古族社会状况、北方民族关系的原始史料；另外，这些记载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哲学、文学、政治统治思想及军事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第二，《蒙古秘史》书名中的“脱卜察安”，又名“脱必赤颜”、“脱卜赤颜” ，是一种类似于汉族皇朝国史的史书体裁，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更具有隐密性的特征，从而对研究蒙古族及元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学者考证，元朝建立以后，这种“法不得传于外”（《元史·虞集传》）的修史工作仍没有中断，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至今的“脱卜赤颜”只有这部《蒙古秘史》。从它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蒙古秘史》中有些史实在使用时需要加以必要的鉴别，但由于它与《元史》等正史所记多有不同，所以它在元代历史及中国史学中的独特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清代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元秘史》）足补正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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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揅经室外集》卷三）。
——民族史学上的价值。《蒙古秘史》不仅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而且还代表了蒙古族当时史学发展的水平：“脱卜赤颜”一词的出现及其续修，说明蒙古族在13世纪可能已有较为固定的修史制度与史职设置，而这一现象所直接导致的蒙、汉两种文字修史活动并存，成为元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史学发展的典型代表；它在叙事上的时间延续性与相对完整性，说明编年记事、注重记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思想亦已基本确立；它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上，虽然不免有夸张、渲染的成份，但基本是据实而书，毫不隐讳地记述了蒙古族历史发展初期的社会状况及成吉思汗本人的过失，从而被后人称为“犹有《春秋》之意焉”（《元史·奸臣列传》）；在对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它也有很多不恰当的理解与解释，但与后来的蒙古族史书相较，却因较少宗教色彩而具备了更为珍贵的历史与史学价值。这都说明《蒙古秘史》所代表的蒙古史学乃至蒙古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一方面为探讨蒙古族史学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提供了帮助，一方面也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另外，在我国各民族史学发展中，都有一个由简到繁、由质到文的过程，但以《蒙古秘史》与大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同一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藏、彝等族史著相较，可以发现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与相互之间影响的痕迹。总结这些特点，并提炼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可以为了解民族史学发展的一般性特征提供帮助，进而为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开辟新的道路。
——历史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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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蒙古秘史》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在内容表述的生动性上。它依据生动的史实，运用形象的语言，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历史人物，以战争为中心题材的一系列活动。这种生动性表现在大量精炼、形象的对话中，如记述拙赤向察阿歹的挑战：“若远射而败与汝，则敢断我拇指而弃之，若相搏而败与汝，则自其倒地勿起之”（续集卷一）；同时也体现于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上：“（乃蛮军）自纳忽崖山上滚落壑底，堆垒狼藉，跌碎筋骨，积如烂木，相压而死焉”（卷七）。记述蒙古铁骑征服金朝：“金军见其退，议追之。遂塞满山川追来。至宣德府治，则者别向后掉转而冲，击败络绎而来之敌军。……攻中都，遣兵攻各城，遣者别攻东昌城。（者别）至东昌城攻之，不克，退至六宿之程，掉转突驰，各具从马，宵夜兼行，猝然而至，遂取东昌城。”（续集卷一）像这样生动、简炼的战争场面描写在书中俯拾即是，读来引人入胜。其次，在表述形式上，《蒙古秘史》采用了史事与诗歌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每卷在叙事的同时加入了大量的诗歌，多为叙事、训令、誓言等内容，具有与各少数民族史诗相类的古朴而富有哲理、豪放而不失细致的特点，突出、渲染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从而增强了本书的感染力。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在其译本序言中说它是“世界文学史上足以矜夸的神品”。而这种叙事与诗歌相结合的史著形式，也反映出蒙古族史学发展初期“文史不分”的特征。正如道润梯步先生所说，《蒙古秘史》是“一部用古典语言写成的有文的历史，无文的文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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