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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北齐史馆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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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04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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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齐史馆考辨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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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史馆史官”注云:“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故北齐邢子才作诗酬魏收冬夜直史馆是也。”
但史馆与史阁还是有区别的,从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推测,魏收曾作《冬夜直史馆诗》,否则邢劭也不会作诗酬对。两首诗均称“史馆”,而不称史阁,这说明“史馆”是正式的官方机构名称。此外,北齐还置有东馆、文林馆,均以馆命名。
史馆又称史阁,馆、阁均为楼[1],二者互通。东汉洛阳宫中有秘阁,收藏图籍。秘阁又称秘馆。《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云逵为《左传》、《国语》作《解诂》五十一篇献上朝廷,“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同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邕上书曰:“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北齐置史馆,且馆中有阁,为收藏图书之所,故又名史阁。
“史阁”似是一种口头称谓,当沿袭北魏。北魏平城宫秘书省有史阁。《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允领秘书典著作,选(刘模)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模)具辑著,常令模持管钥,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这里的“史阁”实即著作局。
北齐史馆置于何年呢?东魏置著作郎,由别职兼任。查诸史籍,未见任何关于史馆的材料。盖因魏齐禅代非常时期,高氏集团同元氏帝室集团政治斗争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史撰著难能开展,也不可能置史馆。北齐禅代东魏,情况发生了变化,高洋想在文治武功方面有所建树,倡导修史,于天保元年八月庚寅下诏征集国史资料。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2]天保二年(551),高洋又“诏撰魏史”[3]。到天保四年魏收“专在史阁”,这是史籍记载北齐史馆有年可稽的最早年份。从高洋“诏撰魏史”到魏收“专在史阁”看,史馆之置当在二年以后、四年之前。
又据《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云:“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魏)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置名而已。”《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云:“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从这两条史料还可进一步推测北齐史馆建置年代。高隆之封平原王时在天保元年六月,七月“录尚书事”[4]。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当也在此时或此后不久。而且从《魏收传》反映的情况看,高洋诏隆之监国史与使收专史任的时间大致相当,都在天保四年之前,史馆建置的时间可由此前推,很可能在天保二年或三年。史馆自建置后,一直不废,直至北齐灭亡。
北齐史馆地址在何处?史无明文,如仔细辨析史料,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最值得注意的是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中的两句语:“寄语东山道,高驾且盘桓”。“东山道”是全诗提到的唯一地名,当是通往史馆的道路,这里代指史馆;“高驾”当指负责史馆著作的魏收。东山道是由邺城通往东山宫的一条道路,在邺城东。北齐史馆很可能在东山宫中。明嘉靖《彰德府志》卷二《地理志》云:东山宫“东西四百步,南北二百步,基高二丈。《魏记》:‘高澄积土为山,斩地为池,引万金(渠)水为行乐之所。’在邺城东,因名东崮。”高澄、高洋经常在这里招引文士讨论学术,邢劭与杜弼关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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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形神问题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天保八年以后,魏收监国史,还尝在东山宫中陪高洋歌乐胡舞[5]。再者,魏收曾向高洋表示:“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称史馆为“东观”,魏收的意思有两种可能,一是沿袭东汉的称谓:一是即指东山宫中的史馆。无论哪种可能,魏收所说的“东观”与邢劭诗中提到的“东山道”在方位上是一致的。第三,高洋称帝后,将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软禁在邺北城,此处成为禁锢元氏宗室及可疑分子的地方,高洋自然不会把史馆设在北城。齐受禅,高洋入居邺南城皇宫,百官公卿署省及鲜卑权贵私宅都搬迁至南城,新旧交替,这样的环境也不适宜置史馆。因此,将史馆置于城东的东山宫是比较合适的。至晚在武成以后,北齐史馆有变动。由于邺南城成为政治权力中心,皇帝的活动主要在南城。魏收宅、李德林宅也都迁至此。武成帝在南城西南开玄洲苑[6],并招引文士在这里编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为《圣寿堂御览》,敕付史阁,又改为《修文殿御览》。明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引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曰:“武成帝高湛,河清中,……拓破东宫,更造修文、偃武二殿及圣寿堂。”又引《邺中记》[7]曰:圣寿堂“在修文、偃武殿后”,是北齐后主日常理政、阅读《御览》的地方,他常“令中要数人扶侍出入,著纱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门,向圣寿堂、……论决政事”[8]。《圣寿堂御览》平时存放在史阁。由此推测,史阁当在南城省禁之中,或许距圣寿堂、修文殿不远。
皇建以后,北齐皇帝很少去东山宫,东山宫逐渐衰落。周灭齐,裁毁东山宫,夷山填池,并将宫禁中史阁所藏典籍运往长安。一大批史官文士也被迁往关中,北齐史馆不复存在。


北齐史馆建筑情况如何?由于有关史料严重缺乏,难以详考。但从“史馆”、“史阁”称谓看,史馆内有楼阁建筑,为收藏图籍史料的地方,《圣寿堂御览》就存放在这里。阁楼下为史官办公修史的场所。此外,还当有缮写抄录的工作室。另据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史馆还有宿直处。
北齐史馆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
1.监修大臣。天保初,高洋就建立了大臣监修国史的制度,第一任监修大臣为平原王高隆之,“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9]。天保八年(557)夏,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0]。“皇建元年(560),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11]。皇建中,崔jié@①“入为秘书监、齐州大中正,转鸿胪卿,迁并省度支尚书,俄受京省,寻转五兵尚书,监国史”[12]。“河清元年(562),(赵彦深)进爵安乐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监国史”[13]。“天统初,(阳休之)征为光禄卿,监国史”[14]。武平四年(573),崔季舒“加特进,监国史”[15]。以后,祖qiān@②“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16]。后主时,胡人何洪珍“奏(张)雕监国史”[17],似未实行。有齐一朝,监修大臣的品秩、身份、职责等前后都有变化。在监修大臣中,高隆之官品最高,为一品;崔季舒为正二品;赵彦深、祖qiān@②为从二品;魏收、崔jié@①、阳休之为正三品。从他们的身份看,高隆之为宗室。魏收、崔jié@①、崔季舒、阳休之、祖qiān@②出身著姓,赵彦深为忠谨老臣,都是才学名士。高隆之监国史,仅是虚衔。魏收以后诸监修大臣却负有实责,尤其是国史的体例断限。《北齐书·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中,收还朝,敕集朝贤议其事。休之立议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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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为断限。魏收存日,犹两议未决。收死后,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议。”
2.著作郎。高氏修史始于东魏武定初。《北史·魏收传》曰:“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见知,位即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乃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544),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国史。”到了武定四年,复置著作郎。“(武定)四年,神武(高欢)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曾饷不?’因共大笑。乃谓魏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18]这是所见材料中有关高氏置著作郎的最早记载。
齐受禅,仍置著作郎,编制为二人。《隋书·百官志》:北齐“秘书省,……又领著作省,郎二人”。《唐六典》卷十《秘书省》、《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亦云北齐著作郎员额二人。查《北史》、《北齐书》、《隋书》,北齐著作郎仅有魏收、祖qiān@②、杜台卿等三人,而且他们任著作郎的时间不一。魏收是高氏政权第一任著作郎,任期在东魏武定四年(546)至北齐天保五年(554)。祖qiān@②于皇建元年(560)授著作郎,杜台卿任著作郎当在后主武平年间。魏收“加兼著作郎”,而祖qiān@②、杜台卿则为专职。从史书反映的情况看,著作郎当有缺。
3.著作佐郎,员额八人[19]。见于史籍者有萧慨、元行如、崔镜玄等。崔镜玄任著作佐郎在武平四年(573)以前[20]。萧慨“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21],时在武平四年以后。元行如“武平末,任著作佐郎”[22]。此外,权会“被尚书符追著作,修国史”[23],似为佐郎。史书所载著作佐郎多为令仆之子起家官品,时间又都在武平年间或以后,这说明后主以后史馆人员有所增加。
4.修史臣。为临时抽调入馆修史的官吏,由别职充任,不属史馆固定编制,员额不限,修撰完毕,即还原职。以别职修《魏书》者有房延yòu@③、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陆@④、李广、綦毋怀文等。这些“修史臣”[24]由著作郎引荐和皇帝诏准,方可入史馆修史,如刁柔等人都是由魏收提名启奏文宣帝高洋诏准的[25]。天保以后,史馆的任务是撰著齐史,这些修史臣又称“修国史”。武平三年(572),李德林“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26]。魏澹在北齐任“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史”[27]。隋别职修国史称“同修国史”[28]。北齐“修史臣”、“修国史”多是国子博士、中书侍郎、舍人、通直常侍、司空司马、尚书郎等职位卑下的文吏,他们各有才识。
5.校书郎。《隋书·百官志》云:“校书郎八人。”《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注曰:“北齐著作省校书郎二人,正第九品。”此外还有书令史。《唐六典·秘书省》注曰:“自晋以来秘书著作皆有令史,阙其员品。”缮写正字也当有其人。


北齐史馆的工作条件和史官的生活待遇如何呢?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云:“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酸。风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灯光明且灭,华灯新复残。”由此看出史馆的工作条件比较差,冬天无任何取暖设备。“兼豆”、“重裘”似是史馆宿直常例衣食,但不得温饱。史官冬夜宿直只得忍耐饥寒,大概是由于这样糟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引发了魏收许多感慨,因作《冬夜直史馆诗》送邢劭。邢劭轮直史馆,有着与魏收同样的感受,故和诗酬对。而且,邢劭比魏收年长十岁,又“年病从衡至,动息不自安”,“体羸不尽带,发落强扶冠”,强作精神,勉强支撑着史馆的公务[29]。
北齐史官的品第、俸禄又较低。据《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著作郎“为从第五品”,相当于一位上等县令,岁禄为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著作佐郎官秩第七品,每岁禄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史馆校书郎为第九品,每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禄食按季度发放,一季度一秩。禄由帛、米、钱构成,各占三分之一。忙时赠一秩,平时守常秩,闲时降一秩。这仅是条文规定,史官的禄食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很难说。
北齐史官沿袭北魏而置,但品第低于北魏太和以前。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北魏太和以前著作郎为第五品上,著作佐郎为从第五品上,校书郎为第七品上。北魏宣武帝以后,史官品第下降,品秩如北齐。从北魏到北齐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著作郎若由高品秩的官兼任,生活状况还算好些,专职著作郎则十分清贫。如崔浩、高允等都是兼职,禄食丰厚。韩显宗为专职,“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于官”,死后连丧葬费都没有,朝廷“加以缯帛之赙”[30]。北齐仍是如此,天保四年(553),魏收任魏尹,兼著作郎,“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他之所以受到优待,原因在于担任魏尹要职,并不在于史任。而对于祖qiān@②、杜台卿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他们专任著作郎时,看不出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多好。杜台卿虽是高才名士,却一生清贫。著作郎竟如此,著作佐郎、校书郎的生活状况就更糟糕了。
由于生活水平太低,一些史官不得不接受点贿赂以弥补温饱不足。早在东魏建邦前夕,高欢北伐尔朱氏时,史官衣食无着,鲜卑权贵常饷史官饮食[31],企图贿得一个好名声。东魏武定年间,魏收以太常卿修国史,生活困难,尝“得阳休之助”[32]。北齐天保以后,权贵饷食史官的现象在史书中很少反映,这可能是史馆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馆的任务主要是修撰齐史帝纪,又是编年体,难能为权贵立好传。再者,统治者对修史的控制更加严格,加强了史书的保密性。这样,史官不能为权贵树碑立传,权贵自然不会白白贿赂史官,北齐史官就更清贫了。
[1]见《玉海》卷五十六《宫室·馆》引《周礼》注及《说文》。
[2]《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3]《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5]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6]参见明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
[7]《邺中记》作者陆@④为东晋人,其书不可能记北齐事。所引当为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
[8]《北齐书》卷三十九《祖qiān@②传》。
[9]《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
[10]《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1]《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2]《北齐书》卷四十二《崔jié@①传》。
[13]《北齐书》卷三十八《赵彦深传》。
[14]《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
[15]《北齐书》卷三十六《崔季舒传》。
[16]《北齐书》卷三十九《祖qiān@②传》。
[17]《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
[18]《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9]见《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通典》卷二十六《职官》
八曰:“北齐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从《北齐书》所载佐郎看,不止二人,应为八人。
[20]见《北齐书》卷三十九《崔季舒传》。
[21]《北史》卷二十九《萧退传附萧慨传》。
[22]《北齐书》卷三十八《元文遥传》。
[23]《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
[24]见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185至186页载“魏收等《前上十志启》”文后署名落款,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5]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刁柔传》。
[26]《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
[27]《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28]见《隋书》卷五十八《辛德源传》、卷七十五《儒林·刘焯、刘炫传》。
[29]正史不载邢劭参与修《魏书》事,从其酬魏收诗看,他确参与了北齐史馆撰史工作。魏收撰《魏书》时,邢劭任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参加修史的有国子博士刁柔等,而邢劭作为国子祭酒,不能不过问修史事。再者,他在北魏宣武帝时曾任著作佐郎,熟悉史事。高洋诏征魏史资料,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30]《魏故著作郎韩君(显宗)墓志》,载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1]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32]《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吉加力
@②原字王加迁
@④原字衣加右
@⑤原字昂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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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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