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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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唐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不惟是表现在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表现在城市居民消费的方方面面，这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记录，而学术界对生存性消费及其消费品的充裕和富足早有研究，它们多蕴含在那些研究唐宋城市的学术成果中。本文主要针对节庆消费、性欲消费、曲艺说唱消费以及人们为转变身份而进行的人力、资金和教育的个人或家庭的投入等具体现象作初步探讨，以寻找那一时期人们在精神享乐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中的特点，进一步探讨唐宋社会变迁的问题，以管窥之见求教方家。
一
精神消费是一种既基于物质基础但又高于物质基础的消费，它通常应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可能产生，所以，精神消费怎样又是我们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本文把节庆消费首先看成是一种精神消费，但它又与物质消费联系密切，故有其特殊的价值。 节庆消费，即指在节日期间人们通过个体体验，并在体验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和物质的消耗。之所以将它列于精神消费中阐述，是因为节庆本身有浓厚的文化精神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理解、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对信仰的追求、对先贤圣明的崇拜等积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尽管节日的产生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有关，但却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积淀、极其浓厚的心理指向、浓郁的民风民俗的影响等非物质因素，所以人们在节庆活动中的精神消耗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传统大文化的精神体验和享受过程。之所以说它也是物质消耗，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节庆期间常常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运用物质的多种特性来丰富节庆活动，充实自己的精神体验，使节庆消费在精神与物质的交融中达到喜庆的高潮。我们熟悉的春节、端午、中秋节等就是经历史积淀并延续至今的。
唐宋与历朝历代一样，无论城乡，节庆活动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人们总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庆祝或纪念它，以期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求圣明的护佑和精神世界的满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节庆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也由此带来日益扩大的节庆消费，形成一种起自精神或文化，最终又与物质享受相融合的消费。在唐朝①，像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是唐朝新创置的节日；较重要的岁时节日有元日、中和节、上巳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纪念性节日有诞节、人日、寒食、清明、端午、乞巧节等，宗教性节日有上元节、降圣节、佛诞节、盂兰盆节等。在当时，政府承认的正式节日假期就达47天之多。由唐入宋②，虽然有改朝换代的变化，万众欢度各种节日的风气不变，但随时日的流逝，节庆的内容有所变化，体现出新的社会风气。
以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元旦为例，唐元日(即元旦)期间，除了朝廷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外，长安城里各家各户要悬幡立竿，设丰盛的家宴，孩子们穿上新衣，有的贵族之家还要燃放灯树，举家同庆，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同时，还有元日拜年、贺寿、逐日宴请邻里等社交活动；由于元日的重要性，唐朝廷为此规定了除夕前后在内的7天法定假，官员也得到休假，③全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入宋以后，宋人的元旦节庆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北宋都城开封城内：“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綵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④关扑是类似后世摊钱和赌掷财物的一种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⑤。正因为这样，官府才对关扑有限制，仅允许民众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个节日期间参与。尽管这样，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为民众所喜好的活动，以致东京城内主要的商业大街上物货丰裕，人声鼎沸，道途壅塞。在南宋的临安，元旦又有几许变化，史日：“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⑥
分析以上所引资料，可知唐朝除了拜年、贺寿、观灯是走出家门的社交类活动外，各家庭中最主要的元日节庆活动就是合家团圆的家宴，即便是邀请邻里到家中做客属于社交的范畴，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社交是以家庭为载体，仍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由此，这种社交好似家宴的放大。是否可以这样看，元日节庆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家宴中。可以肯定，作为精神消费，无论家境是否贫富，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在这一时刻享受亲人团聚、邻里和睦、新年好运等喜庆的气氛。但作为物质消费的元日家宴，其价值高低与各个家庭经济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官贵之家的美味佳肴必然是价值不低的支出，丰裕的物质享受可能成为增添喜庆，讲究排场的砝码。而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民众则不可能与之相比。尽管元旦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但直到北宋，仍有“小民虽贫者，亦需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的记载，这说明唐宋城市贫困人户节庆消费的一个侧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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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第11章“岁时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邓之诚注引赵彦卫《云麓漫钞》五。
⑥吴自牧：《梦梁录》卷1“正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元日既然是举国上下欢庆的节日，那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物质消费，不难想像，元日除家宴中的酒水、菜肴原料，出行时的车马工具，还有制作新衣时的衣料；而进入节庆消费人口的多少，则可反映出节庆消费支出的总量。古代的文献资料记载有诸多的模糊性，但仍然可以作一些估测。据学者研究，唐代都城长安的人口不下百万，①北宋都城汴京极盛时期的人口约有150万；南宋咸淳(1265—1274)年间，都城临安的人口约有120—130万。②根据《新唐书·食货志》载，代宗时期有人说“少壮相均，人食米两升”，由此粗略推算，若唐都长安以人口百万计，元日的米消耗量是2万石，北宋都城东京是3万石，南宋临安则在2万多。再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推测，制作一套新的春衣需要用布37尺，可折绢0．74匹，③这里暂以每人元日都制作一套春衣计，唐都长安需要用绢74万匹；两宋依此类推，北宋都城需绢111万匹，南宋都城需绢88．8—96．2万匹。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估算，但至少使我们看到众多民众在节庆间的消费支出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节庆习俗是唐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食消费又是节庆消费中的重头，所以饮食消费成为节庆消费中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一种，在唐朝的史料中不同节日有不同食品的记录，以洛阳张手羹食店为例，“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其节日饮食有元阳脔(元日)、油画明珠(上元油饭)、六一菜(人日)、涅槃兜(二月十五)、手里行厨(上巳)、冬凌粥(寒食)、指天悛馅(四月八)、如意圆(重午)、绿荷包子(伏日)、辣鸡脔(二社饭)、摩喉罗饭(七夕)、玩月羹(中秋)、盂兰饼餤(中元)、米锦(重九糕)、宜盘(冬至)、萱草面(腊日)、法王料斗(腊八)等④，其中的“元阳脔”应当是元旦期间很有代表性的菜肴。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学者们已经看到隋唐五代时期“节日食品的丰富并相对固定化”的迹象，⑤但民众的消费方式却不大明晰，即是直接进入食店消费?还是买半成品，经再加工后摆上家宴的餐桌?从有关资料以及当时的习俗分析，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的“坊市制度”在唐朝得以实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或说大众的节日消费。在相关记载中，朝廷虽然重视节日，但真正开坊市之禁的不是元旦，而是上元节。有资料记载说上元节在隋代已经成为大众的狂欢节，从京城到地方都邑“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嫂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桩，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兢此一时”⑥。至唐朝，上元节赏灯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朝廷为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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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禁。尽管是这样，在实行坊市制度的岁月里，大众也只能享受到三、四个夜晚的欢乐。到唐玄宗时期仍然是“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⑦。由此推测，唐朝元旦期间民众更注重家宴的消费；而张手羹食店所做出的“元阳脔”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作为供给元旦家宴的半成品。这犹如今日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的生饺子、端午节供应的生粽子之类。入宋以后，元旦庆祝活动出现的新气象之一是表现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另一个就是总有“孔方兄”的陪伴。到了南宋，临安人不仅“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许多居民也卷入关扑；其饮食消费直接走进市场的趋向更加明晰。如果说唐朝的食店已经开启节庆饮食的市场大门，那么宋朝元旦期间“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的记录就进一步说明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那些鳞次栉比的饮食店、茶肆都是宋代可以容纳节庆期间庞大的饮食市场消费量的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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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②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583页。
③李伯重：《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载《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陶毂：《清异录》卷下，“张手羹家”，四库全书本。
⑤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隋书》卷62《柳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唐会要》卷49《燃灯》，中华书局重印本。
传统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化较普通饮食市场的存在更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消费较深层次的变化。从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节庆消费以家宴为主要内容，说明其消费还带有乡村经济那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传统都市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而宋代的节庆消费直接进入市场则说明其消费日益社会化、日益市场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都市特征。因为节庆与日常生活相比较，它最能表现中国那种传统文化和习俗。中国大部分节日，都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相关。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一年之首的元日即后世之春节，本身就具有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万象更新之深义。对农业生产而言，它是播种季节之伊始。古代中国的农耕，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庆祝元日到来以家宴为主要内容之一就不足为奇了。从上述所引资料和分析看，节庆消费是否在家庭或庭院内外，是否直接进入市场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换句话说，唐宋的都市虽然都十分发达，但仅就节庆消费来看，唐代的都市仍然有较多传统的乡村气息，而宋代都市则表现出更多的城市化特点。当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同样，有什么样的消费，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这两个相互依存的经济要素，与分配、交换一道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唐宋饮食消费市场的扩大化正是以那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互为条件的反映。
二
享乐性消费是一种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消费。由于它是一种为了使人达到身心愉悦，或说可使人体感官产生愉悦的一个感受过程，而且其精神愉悦的成分常常超过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的物质享乐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的喜好和价值趋向。这种消费通常是在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并有盈余时才会产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种享乐日益商品化，有的活动就是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其享有者不再是仅有达官显贵，而且有普通民众，他们都必须通过买卖的形式才能进入娱乐市场。这就是唐宋时期享乐性消费的重要变化。
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唐宋城市生活就有许多研究，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那时的城市人除了物质享受以外，娱乐消费最突出的或说涉及面较大的主要集中在色情消费和伎艺说唱等消费方面。在唐代，由于宫廷、官府、官员和富户娱乐的需要，官吏的地域流动性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以及城市工商业发达和官府的宽松政策，使得娼妓业“存在巨大的消费市场”，十分兴盛。①像当时的扬州城，“如果你想娱乐，那里有的是婉转的歌喉，婆娑的舞态，而装饰漂亮的青年妓女更是足以使人流连忘返”。②入宋以后，尽管宋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性观念和性生活“呈现出收紧的迹象”，但妓院的“主要光顾者既非官员，也非士人，不用说是那些既腰缠万贯又不受禁令乃至道德约束的富商大贾”，所以仍然有很大的市场，依然是“遍布各地，生意兴隆”。③不过，宋与唐代的享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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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全汉昇：《唐宋时期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弱》，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其《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处地商品只输入》一文则是最早直指城市消费问题的研究成果，《宋代都市的夜生活》，载《食货》1934年第1期。《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载《食货》1935年第9期等一系列论文都涉及到城市的娱乐性消费。
③张邦炜：《两宋时期的性问题》，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费略有不同，在其整个社会的性消费有所“收紧”的同时，以“勾栏”“瓦肆(又称瓦子、瓦舍)”为表演场所，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一种更为大众性的享乐消费异军突起。在北宋汴京城里，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以及大小勾栏50余座。其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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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今日之剧场，为大众提供了观赏各种表演的场所。《东京梦华录》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②颇有今日争看“贺岁片”的架势。总之，瓦子给人们以视觉、听觉、心情愉悦等多重享受，加上其内“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服务项目，③以致人们“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南宋绍兴年间，勾栏瓦舍又传至杭州。绍兴年间，由于杭州是驻跸之地，军士多是西北人，故专门在城外“创立瓦舍，召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临安作为南宋都城后，瓦舍发展很快，城内瓦子发展17家之多，诸般伎艺更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④
作为享乐性消费，性消费无论从消费支出还是消费群体等方面分析都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古今，性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经济作支撑的，即需要以金钱投资才能换取性欲的享受。由此推论，只有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官贵、富户以及家境较好的士人才有这种能力。如《太平广记》“李娃传”，记载了唐都长安里那位色艺超群的女子，平日里多与“贵戚豪族”交往，“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因此“所得甚广”。那个痴情的荥阳公子为了她，短短的一年，就耗尽了父亲为他准备赴京应考的所有资财。当身无分文之时，即被逐出住所而沦为歌伎。⑤这条大家熟知的资料反映出唐代娼妓业之一斑，尽管李娃是当时的名妓，身价很高，但至少看出一点，无论何人，与妓女周旋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就这一点而言，李娃传反映的又是性消费的一般情况。总之，性消费的支出不仅需要经济的支撑，更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可以享受性消费的群体相当有限，不外贵族、官吏、富户、商人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士人，经济条件差的普通人群不在其内。
与性欲消费相比，宋代大大兴盛起来的曲艺说唱伎艺等娱乐享受消费则具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最突出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大众性。从两宋都城里勾栏瓦舍的规模，我们看到它不再是那种仅服务于少数人的地方，而是供大众享乐的地方；它们在城市里的数量及分布清楚地表现出大众的文化场所在一个城市空间里所占有的地位。从丰富的表演内容看，我们看到城市文化，尤其是都城文化里那种贵族气息逐渐淡化，市民精神开始上扬，那种代表市民贴近生活的、亲切自然的、自娱自乐的文化精神日益崛起。从参与的人群看，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官贵、富户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士人，而是有广大的、地位卑微的普通民众。在唐宋时期，一座城市中娱乐享受的大众化趋势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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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3“东角楼街巷”，中华书局l982年版。
②盂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5“京瓦伎艺”，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盂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3“东角楼街巷”，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吴自牧：《梦粱录》卷19“瓦舍”；卷20“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小说讲经史”等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条引《异闻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三
个人发展性消费是一种基于某种目标，为了最终实现那个目标而进行的先期投入或说消耗，它包含有个人或家庭的个体劳动和资金投入。这种投入也是常常受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制约。根据当代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收入决定着消费，即消费者总是以确定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消费支出的。当詹姆士·摩根(美国最著名的消费经济学家之一)提出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假定以后，西方经济学界视其为有关收入和消费关系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因为一个家庭中的收人通常包含有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但两者中仍有不确切的成分，而詹姆士·摩根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消费决策可以影响收入中的不确切部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作出消费决策后，通过努力可以把不确定的部分变为确定的部分，从而使收入增加。①尽管这是现代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但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消费问题，尤其是对发展性消费的研究。由于古代缺乏较为科学的统计和记录，于我们的量化分析有诸多不利，但仍然可以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基于社会分工所赋予的特性，私营工商业者在依靠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是通过营利后获取的货币购买生存用品之外，他们所有的活动不外是为了增值财富、获取最大利润，这几乎是他们的天性。以钱生钱，唯利是图是职业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谁能号准市场的脉络，舍得投资，谁就是赢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眼力，他就是不称职的商人。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一样。对私营手工业而言，唐宋时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再生产，而具有扩大再生产、积累货币财富的因素②，有较明显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可以肯定地说，工商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乡村农户。尽管收入的多少常常决定着他们的消费能力，但以盈利为目的的天性常常会使他们做出一些超出常人的举措，比如在自身现有收入水平之上，制订扩大发展性支出的消费决策，应当说，他们是最具有发展性消费潜能的一个群体。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个人的发展性消费不仅改变着自身的生活质量，且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唐宋时期，最能体现个人发展性消费的是那种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发生的消费。
城镇是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在古代，地位卑微的社会群体常常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产生发展性消费，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变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而获得，一是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加大而获得(即便是超出个体家庭收入的支付能力)。前者的结果是由农而工商的转换，后者则表现为由平民而官贵的转变。
自古以来，不同人群皆因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职业的不同而有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异。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从古至今一直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古代，他们人数众多，但政治地位卑微、经济能力有限。较其他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又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少变动的状态。在社会发展较快的时期，社会的巨变会不断刺激着这个庞大的群体，一部分人为改变自身命运，摆脱贫困，争取平等而努力奋斗。对他们而言，通过自己的双手进行资源配置的转向，实现由农而工商的转变；通过从事流动性较大的工商活动达到居处地域的变动，最终达到勤劳致富的目标，就是最实际的结果。这不仅表现为个人目标的实现，也与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目标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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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厉以宁：《消费经济学》，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第84页。
②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在唐宋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弃农而工商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唐代已有资料显示农民转化为商人的情况，如姚合诗曰：“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①。白居易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曰“今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

三个体现中国历史故事的是

忘归。……今之人，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②。这是那一时代的一个信号。到宋代，农民转向工商的情况更加突出，尤以专业化的手工业市镇的增多为代表。③即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原先那些在乡村里兼作家庭副业的农人转变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随着私营手工业生产者队伍的壮大，在其聚集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形成了手工业市镇。宋代手工业市镇多以专门化商品生产为特性：在制磁业，像闻名于世的景德镇，唐时已有陶瓷生产，但仅作为“假玉器”贡献给朝廷，到宋代，景德镇瓷器已经名扬海内外。在它的周边，发展起商品化的瓷器生产地，由此形成了专门的手工业市镇，如《夷坚志》中记载的饶州“湖田市”即“烧造陶器处也”④；又如徐州肖县白土镇有瓷窑30余座，陶匠数百⑤；像吉州庐陵县永和镇，五代时期那里只是一个村落，后周时因居民多种田、制磁而初创草市。在短短50年后，那里遂成为“辟坊巷六街三市”，“附而居者数千家”的工商业雄镇⑥。在印刷业，有福建路建宁县的麻沙镇⑦；纺织业有吉州永丰县沙溪镇、嘉州的苏稽镇和符文镇⑧、建康句容县白土市⑨等。从聚落的角度看，这些手工业市镇已经是承载工商业者生产和生活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是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在籍“坊郭户”。从经济的角度看，市镇的形成，可以看成是此前那种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初步完成了向独立手工业过渡后的结果。如果没有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没有经济力量的驱动，要乡村地区的农户放弃世世代代所从事的农耕，转向专门的手工业商品生产是不可能的；要他们成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无法细分这些生产者何时由农户转变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无法看到他们怎样由原来对土地的投入转向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投入，但是，从这些手工业市镇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仍可以隐约感受到，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影响下，先

写中国历史故事手抄报

前那些以农耕为主，兼营他业的农户在寻求更好收益动机的驱动下做出了跨越“以农为本”的消费决策，改变其物力人力资源投入的方向，最终完成了由农而工的身份转变。可以说，这就是发展性的消费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结果。
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是朝廷开始运用相对客观公正的考试方式选拔人才，为庶民参与治政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作为当时社会中心力量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寄托于科举制度上。科举制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故钱穆先生称唐以后的社会为“科举的社会”⑩。唐宋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科举制确立后，科举考试就成为一股热潮，其中进士科尤为世人所看重。有记载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由于“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⑾。即使那些有地位的人，也以不得进士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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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合：《姚少监诗集》卷6《庄居野行》，四库全书本。
②《白氏长庆集》卷63《策林二》，四库全书本。
③基于宋代市镇所具有的经济特性，本人将其列为城市。
④洪迈：《夷坚志补》卷17《湖田陈曾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洪迈：《夷坚志·三志》已卷4《肖县陶匠》，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⑥引自付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⑦《宋会要辑稿·方域》12之17—19《市镇》福建路条，中华书局影印本。
⑧范成大：《吴船录》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⑨方回：《桐江续集》卷14《夜宿白土市》，四库全书本。
⑩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页。
⑾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条。四库全书本。
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读书学习的热情超越了以往，参加科举考试几乎可以说乐此不疲。一次不中，可以二次、三次，甚至十余年，于是出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①的状况。奋发努力的目标不仅只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以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唐宋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特点显示出来：读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通过科举，国家政权因此而网络了大批的人才，唐太宗看到考生鱼贯而入参加考试的情景也颇有感触地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②进士科中“俊乂实集其中”③。这股潮流也刺激着个人为了自身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地努力。于是，唐宋以来参与科举的考生日益增多，科举及第的人数不断增长。唐朝初年登科人数不多：高祖武德五年至九年，秀才仅有6人，进士仅26人。到太宗朝的23年间，秀才有22人，进士增加到205人。到高宗武则天时期，其统治的55年成为唐朝科举取士最盛的时期，在废秀才举后，仅进士及第者共有1 093人，取进士最多的一次达79人。有唐一代，取进士6 610人，诸科1 546人，共计8 156人。④入宋以后，登科人数大大增长：宋太祖一朝取士554人⑤。从记载看，太祖时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仅有31人，这与唐朝大部分年代相当。太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科取士，应试的人员数量之多，逾5 000人。录取的名额大幅度增长，御殿复试得进士109人，超越了唐朝进士登科最高记录；加上诸科207人，特奏名191人等，这一年共取士500余人。⑥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可谓登科人数盛况空前，史称“校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⑦。据载，这一年二月登科进士有547人⑧；三月问，真宗接连三天亲试，使登科进士又增507人，诸科1 262人；⑨五月，真宗又再次亲试，增进士13人，诸科345人⑩。咸平三年，仅进士的总数就达到1 054人，远远超过了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的登科进士数字。有学者统计，宋朝进士约为43 000人，诸科17 000人，特科约50 000人，两宋取士11万人。⑾若以唐宋相比较，唐朝289年间，年均取士28人，而两宋319年，年均取士344人。若从人口分布密度看，宋朝的疆域较唐朝收缩了许多，故宋朝举子的分布密度更大。
在此罗列这些数字，其义并不在于要说明科举及第的人数有多少，而是想藉此说明，在门第观念日益削弱的时代，日益增多的应试举子中有相当部分的考生来源于普通民众之家，来自广大的农村。这部分人群通过科举，从平民实现了向官贵阶层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发展性消费不断社会化，消费决策将最终改变他们的收入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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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四库全书本。
②王定保：《唐摭言》卷1《述进士》上篇，四库全书本。
③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条，四库全书本。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唐登科记总录》，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卷7、卷13；《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贡举》、7之1《亲试》；《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
⑨《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5—6《亲试》。
⑩《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7《亲试》。
⑾张希清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宋代卷·卷首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在古代，全国规模的科举大考都是在京师举行，各地的考生都是在经过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的。为了进京应试，无论是原本居住在城市的或是居住在乡村的考生，都需要支出进京的路费和在京侯考期间的种种生活费用。这些开销对一个家庭而言是不小的。对官宦人家而言，其子弟应试通常有家庭的支撑，一切就显得容易得多，如《太平广记》中记，一个被家中视为“千里驹”的青年，“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不仅可以“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①。但所有支出对大部分考生，尤其是家境贫困的乡村人户而言将是极大的困难。有许多资料都证实，尽管科举制度的创立为庶族参政开辟了道路，但要达到这一人生目标的路途大多是艰难坎坷的。他们除了自身所具备的才气常常是一名不文。在《太平广记》中，就有许多记载举子生活拮据的资料，如陇西李义琛三兄弟，虽在武德年间俱为进士，但曾贫穷的三人“共有一驴”。在赴京途中投宿旅店时，店主又“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三人“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狼狈不堪。②又有漳州人周匡物，元和十二年(817年)进士及第。此前“家贫，徒步应举，……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于是题诗一首讥讽此事，后为郡牧所见，问罪津吏，以致“天下津渡……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③长庆年间，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④大中年间，“韦颛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⑤“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⑥。这些资料说明，要支出进京应试的各种费用对贫困人家而言是何其艰难!平民家庭的子弟人仕之途何其坎坷!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当这些贫家子弟还没有考中进士、没有真正进入仕途之前，他们为求仕途已先期做了发展性支出，属于发展性消费了。
可以说，对这些家庭来说，求学应试的支出或说消费很可能已经超过他们的正常收入。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唐宋时期究竟有多少家庭产生了发展性消费，但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许可以有一些帮助，如有学者对唐宋两朝的士大夫家庭背景和社会流动问题作过研究，认为唐朝的士大夫“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家庭”，而《宋史》有传的1 953名士大夫中，出身于非官僚家庭者占55．12％；若从严考究，至少占32．53％。在宋宰相中，“为数更多、更典型的是穷书生因考中进士而骤得富贵”。⑦这就是说，由唐至宋，在“学而优则士”的社会推力下，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家庭在经济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教育进行投入，以期通过发展性消费获得更好的收益。
事实上，那些最初做出发展性消费决策和投入的家庭，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举子在登科及第、步入仕途、名利双收的结果中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总之，唐宋城市的节庆消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出一种由乡村习俗向都市习俗的转变；精神享乐性消费那种日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享有的趋向，同样是唐宋城市都市化水平发展的表现；而发展性消费的日益增大则体现出那个时代民众自觉的一面，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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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引《异闻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太平广记》卷493“李义琛”，引《云溪友议》，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③《太平广记》卷l99“周匡物”，引《闽川名士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太平广记》卷310“张无颇”，引《传奇》，中华书局l961年版。
⑤《太平广记》卷462“韦颛”，引《剧谈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⑥《太平广记》卷348“牛生”，引《会昌解颐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⑦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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