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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
一、人类学由资本帝国主义羁绊脱离的经过
科学是人类创造的,它的产生和演进与人类的应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学的一部分是一种人文科学,它的产生和演进更不容易与应用分离。欧洲的人类学不会产生于中古的封建主义时代,而产生于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原因在此。19世纪商人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便是当时人类学的主要资料。商人以白种人的尺度审量海外有色人种的体质知文化;以买卖人的态度观察采猎民族的生活与农牧民族的风俗,所以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而有“海外轩渠录”式的人类学出现。至于基督教的教士,比较商人自然要少势利些,但他们却不能没有偏见。他们以为基督教教义是神圣无上的,其他非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巫教魔术的偶像崇拜。他们相信单偶婚制:私有财产制是人类天经地义的制度,因而以文明人自居而排斥多偶婚制,集体产业所有权为野蛮人制度。一直到最近英帝国的Westermarck仍由此观点写成人类婚姻史巨著,在欧洲风行中时。所以这一时代的人类学距科学的水准太远,和我国清末小方壶斋所收辑的各种上著记载比较,只算多…种合理化的解释罢了。这时代的人类学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蛮族学”(Barbarology)罢了。
但时代是进展的,人类学亦随时代而日趋开明。19世纪人称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世纪和学术上的科学复兴世纪。欧美人由于民族意识的醒觉与渴求团结和自由,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所以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决定了民族自决原则,即承认每个民族有形成一独立国家之权。但凡尔赛公约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的弱小民族和国内的少数民族是否仍为一民族单位呢?并无明文规定。因而在此阶段上的人文科学,被分裂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研究独立民族或列强国家的组织之学,而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目标为史前的先史人与现世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这种学术的分工,虽然于研究上是方便的,但无意中把人类分为种:一种为初民或原始民族(Primitive People);一种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civilized man or People)甚而把文化亦分为两种:初民只有文化(Culture),文明人始有文明(Civilization)。试问用什么尺度甄别人类的种类和文化的样式呢?没有别的,白种人的技术文明便是这种分类的最高准绳。白种人是蒸汽力、电力和内燃力的发明者,由此而发展为列强,为帝国,为资本主。换言之,即凡为列强帝国而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的民族为文明民族;反之,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则为原始民族。于是人类学成为研究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科学了。
凡尔赛公约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注重民族集团,而忽视个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因而一种民族得势了,不只压迫国外弱小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甚而压迫国内以及国外任何不同意见和不同文化的个人,否认个人在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极权主义之反抗,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主要是民主观念中人权纲领的产生。人权和民族权多少带一点对立性的,人权纲领为民族主义的修正,乃此次战争最大的成果。 1943年英国E.H.Carr计划和平草案时,于其和平之条件一书中说:“国籍与自决是指同一事件,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客观的区别之点,即或为波兰人,或为南斯拉夫人,他愿意作一波兰的公民固可,作一南斯拉夫的公民亦无不可。”此一原则成为战后人权纲领的主要成分。在这里人类学跟着时代要变了。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近年逐渐放弃Primitive Society而试用Folk Society一辞,便可表明这种改变的倾向。“原始的”一辞是不科学的,它们既然反对进化论派,便不应向人类之原始的和究极的两个顶点上转弯。现世民族并没有历史区别的观点在内,只有先史民族才可叫作原始民族。无论白种和有色人种都是人,列强国民和弱小国民以及统治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是民。FOLK便是上述各种人民的概辞,人类学应当是研究人民及其文化的科学。人类学的原则可适用于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者,自然亦当适用于列强的所谓文明民族。无论如何,人类学不当浸淫于蛮、族学或弱小与少数民族之学的领域中了,应当开拓到人类全体及其文化的整个领域之上。
二、英美荷澳诸列强之应用人类学的实施
我们如谓人类学为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即今日之应用人类学乃20世纪列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矛盾的产品。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已经是法国革命以来最流行的口号了。两次世界大战争以来,又多了一条民主的口号。国内政治是照这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迈进的,但对于异国民族以及本国殖民地内的少数民族却不敢提到自由平等民主。此乃政治制度的矛盾。同时,若干国家,如英美,在政治上是提倡民主,乃至实行民主的,所以在理论上他们是十分同意殖民地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无论国内的与国际的,始终建设于资本主义之上,为了攫取工业资源,为了觅得商业市场,所以不但不能放弃殖民政策,还须进一步强调之,调和之,彼此勾心斗角地在变相地攫取殖民地带。此岂非列强国家之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中间的一大矛盾?现在民族自决运动在世界上每个弱小民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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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策动着、进行着。谁是策动这种运动的主力呢?不是苏联,亦不是土著民族自己,而即是列强各国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20世纪的民主观念之余波。所以说策动殖民地民族自决的便是殖民地所有者的列强。因此之故,美国不能不承认菲律宾独立,英国不能不允许印度自治。但菲律宾能算独立,印度果能自治吗?我们可以干脆地预料,在英美放弃其资本帝国主义之前,决不会让它们的殖民地真正独立自治的。政治的民主可以让殖民地人民由直接统治到
|司接统治,由压迫统治到委托统治,甚而可以允许他们自治。但经济的资本主义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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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政治实施根本是冲突的。列强经济不能独立实为殖民地政治不能独女的主§原因。如何调协这种不调和的场面呢?政治学和经济学于此束手无策了,这时乃请熟习殖民地情况的人类学家作最后的调协’于是便有应用人类学的产生。应用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原则、观点、方法以及知识于帝国殖民行政上的一种技术科学。
在列强里,英帝国的殖民地最多最广,因此应用人类学在英国最为发达。在1896年,英国学者E.W.Smith创设帝国民族学社(Imperial bureau of Ethnology),搜集资料,曾自许“于科学及政府有重要价值”。其后,遣派人类学家赴诸殖民区域考察,如Malinowski等之于南非苏丹;Elkin之于澳洲西部南部Chinnery之于新几内亚;Rattray之于金海沿岸;Meek之于尼吉里亚;Hutton之于印度,皆于各殖民地之政教经济风俗洞悉无遗。英政府设有殖民局Colonial Office),内分设各种委员会,指令各大学作各种殖民问题的研究,同时又在各大学设殖民地官吏士兵训练班。如在牛津和剑桥两大学规定人类学为殖民地海陆军候补官兵必修课程。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伦敦教育研究所皆开有殖民地官吏训练班。阿伯丁(Aberdeen)大学设有宣教殖民计划局。皇家人类学会设有专门委员会讨论国家殖民地问题。罗德斯立文斯顿中非研究所(The Rhodes Livingston Institute of Central Africa Studies)O为1938年所创立,由政府补助下进行罗德细亚及其中非英属地带之殖民问题研究。同年伦敦组织非洲语言文化国际研究所研究两个那色兰部族(The Nyasaland tributes)的营养问题。并在Malinowski的指导下训练许多青年学习,送往南非服务。又有种族关系研究所设在南非,专门研究南非人种与白种人的关系问题。总之,英国政府与本国人类学家是尽量合作的。各殖民地政府普遍皆有人类学专员之设。它是殖民政府的顾问,同时又不断进行研究,以其意见供献给政府。
美国的殖民地虽少,但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合作未尝或怠。在菲律宾,Boyer教授等研究该岛的土著部族并设计改革计划,帮助该地政府进行人口调查并予以说明。在美属沙毛亚岛上,由人类学家G.G.Brown计划,以巴斯陶(Barstow)纪念基金创立一实验学校,与当地海军长官合作训练土著贵族子弟,使其将来成为理想的领袖。美国本部设一太平洋关系学会,虽力一私人组织,其研究主题则为美国及其领土之应用人类学的研题。耶鲁大学、海威夷大学以及其他大学都集中于殖民问题的研究。新近亦有“应用人类学社”,主要兴趣在于殖民行政的研究。关于国内民族的研究和实施机关,有印第安事务部(Office of Indian Affairs )和农业部的推广局(Extension Division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都是致力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获有相当经验,可以推行殖民区域的。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类学家为本国士兵著有《生存法》(Survival)一书,教导他们在陆上、海上、荆林、两极地带如何能活。同时,若干专门人类学家直接参战,主要任务在集中视线于殖民地前线的研究。其报告如《人的管理》(The Government of Man)即为已经出版的一种。
荷兰亦拥有殖民地较多的国家,在莱登大学(LeidenUnj.)和乌特来希大学(Utrecht Uni.)设有人类学的训练机构,专门训练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官吏。1906年至1914年派了许多考察团到东印度群岛和其他殖民地,研究其语言与文化,尤其东印度的习惯法为荷兰所采用,为制定民法之基础。荷兰京都的殖民研究所(The Colnial Institute)致力于殖民地土著的研究,最为驰名。
澳洲于1923年举行太平洋科学会议,决定应用医药科学和人类学的原理以保护土著种族为当务之急。前此不久,澳政府在巴布亚设有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由F.E.WhUiams充任,直至1943年死亡而止。荷兰已故的H.Murray总督常宣称他的行政乃“建设于科学的人类学原则之上”。由于如此,澳洲的石器时代的土著因而始能跨进文明的初阶1924年荷兰又设一政府的人类学家于新几内亚。各地海陆军官佐,每隔两年必送澳大利亚的赛奈大学.(Sydney University)受社会人类学和行政人类学的训练一次。虽先任将校亦须上班训练,教以特殊的课程。
此外,如法国、比利时、德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配备。殷鉴不远,日本在占领我国东北各省期间,研究东北经济资源的有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经济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大连满铁社员会,日本东亚开拓社,日本生活社;研究地理、语言以及文化的有满洲事情案内所;研究一般社会情状的,有满洲日日新闻社。上述诸研究机关,都是由日政府支持的,虽然不是纯人类学的应用,但有不少的人类学家参加在内。
三、中闺边疆的特质与中国人类学的建立
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综括有下列各种特点:
第一、中国边疆并非中国的殖民地,换言之,即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中国一向以农业立国的,农业国家根本无殖民地的需要。但农业国家是重视土地的,因而区域的观念特强,在历史上,虽然不乏征服异域的皇帝,但他们的主要动机,与其说是拓土移民,勿宁说是安民保疆。中国北方西方一向与游牧民族为邻,在民族学上只见到牧民是侵略的,农民一般是安分守己的。因此,我很不同意拉铁摩尔(Lattmore)的意见,说中国古代是汉族侵略戎狄。中国为了保固边圉,曾经费了无数的财力和人力,结果,不只没有取得什么,一直到现在,中央仍以中原地区的财政补助边区政府的开支。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输入边区的只有手工业的产品和由外国所输入的洋货。边区的土产,除数目贫乏的可怜之黄金一项以外,它如麝香、贝母、猪羊毛之类,主要的还是输出外国。边区土地,九石一土,农业之价值极微,因而中原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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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者只有商人苦力,很少有计划开拓农田的农民。因而,中国始终是没有殖民地的。
第二、中国人的开拓东北是以胜国农奴的身份争取生存的,经营南洋是以穷而无告的苦力姿态为博得蝇头之利而奋斗成功的,与今世列强之以资本为手段、武力为后盾的殖民运动根本异趣。而且,中国移民所至之处,只有事业的组合,而无政治的力量,故移民区域,除少数地域如东北外,其余广布中国民族之处,皆非中国的领土,这些领土反而成为后来居上的列强之殖民地带。
第三、中国不只没有殖民地,反而中国自己是列强的一个变形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一个类似于殖民地的国家当然不会拥有殖民地的。今日中国的边疆民族,可以说是一些少数民族,但这也仅于人口多寡之上有一点少数的意义罢了。若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显耀者与弱小者的对比而言,边疆民族之为少数民族则须加以时代的限制了。“五胡乱华”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首领都曾统治过北方人民。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统治过中国人民的全部。今日的汉人,在35年前,是作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现时,若中国真能民主,则中国民族一律平等,其中应该没有多数与少数之分。
第四、中国今日所闹的边疆问题,我们当认识清楚是内政问题,不是民族问题。我们的政治不健全,内部不修明,自然会引起边民的反感和叛变。边区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中国文化的边际。比长论短是一般人民的心理。中原人民当其感觉政治苦闷之时,尚且走胡走越,何况处于中外文化交流地带之边民?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中央政治有办法的时候,边疆人民一定是向心的,内附的。反之,边疆人民一定要离心的外倾。封官拜爵那不过是治标办法之一种罢了。治本之道仍在修明内政,安定社会。
第五、现代欧美的殖民行政问题是民族间的接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接近问题。但中国边疆这些问题应当是过去的了。因为中国民族早经接触,中国文化早经接近。所差池者为接触与接近之间没有开明的指导和科学的方法罢了.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因而提醒中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及早建立中国的人类学。人类学是一种既为自然科学又为人文科学的综合学问,它在自然科学中与生物学最为接近。但生物学本身,与纯理的数学以及无地域性的理化科学不同了,它开始有建立为中国科学的可能。自生物学以上,所谓超有机的社会科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乃是其中的一部,更有建设为中国科学的可能。文化原有普通文化模式与特殊文化模式之分,社会亦有共同社会与社区社团之分,心理亦有人类通性与人类个性之分。前一种是人类可共同的,后一种是因地因时而异的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此为吾人提倡中国人类学或中国民族学的基本理由。
四、几种人类学的原则可为
吾国边政之借鉴者顷美科学传播到中国以后,我们必须明了一种科学几种应用的道理。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亦然。欧美的应用人类学只利用人类学的一部分原则观点方法和知识以为控制殖民地的技术,显然对于一般人类学的原则未能大量的应用,所以结果仍然不免出主人奴的弊病,科学为野心帝国之奴婢而已。中国边疆与帝国殖民地既不可同日而语,故中国边政于人类学的应用不当限于应用人类学,而须一方面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于此科学之广泛领导中寻求适合于中国边政的特殊情况。
(一)“人类惟一,文明则殊”的观念初为美国的F.BO所提出,应用到中国边政则吾人必须基本承认中国民族属于个种族,然而仍有汉、满、蒙、回、藏、苗族之分者,仍由于文化模式不能尽同之故。
(二)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非绝对的。一种文化有一种功能B.Matinowski谓:“文化是人类的必需品,用以克服环境,保卫个人,繁殖种族的”。文化的不同,或由于环境与历史的不同,或由于文化演进的迟滞(Cultme lag)。因而文化不齐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大致都有“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心理,实在由于敝帚自有其敝帚的功能。演进论派所谓“遗脱”(Survivals)的概念,似多为异民族对本民族的看法。遗脱未始没有功能的。所以,估量文化的价值时,当以本民族的生活为其首要的尺度。例如“月会”和“日历”便是与生活相适应的产物。藏历不必改为汉历,一如阴历不必改为阳历一样。
羌民每逢戊日便放假一天,我们何必一定要用日曜日去代替他们的逢戊假期呢?不必要的改革则不必改革。惟有土著感觉到的改革,然后顺势改革之,然后始可称为?科学的控制适应”。
(三)文化是变动的,即文化动力说(Cultural dynamics),经功能学派之提倡已成为一理论的体系。一切民族无日不在变动之中:但强迫的变动不如自愿的变动力有效,则显而易见。土人在没有良好理由租真正努力是不愿放弃其传统的办法的。由于自觉始能自动。治边者与其作行动的提倡;莫如作观念的提醒。故教育的提倡乃是一种治本的办法。什么是良好理由可以引起边民的自觉呢?简言之,即对于边民生活有实惠的利益是也。过去,中国政府对于边疆的投资,都投在政治上,很少投资在经济上,以此边民对于中央的各种改革始终是怀疑、观望、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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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反抗,其主要原因在此。
(四)顺势利导是改革边政的首要方法。第一,民族行政人员的行政态度要容忍,承认民族文化的多元主义,相互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极力表现各民族文化的优点。优与劣的对比自然会形成相形见绌的或彼善于此的事实,此为甄别文化和改革文化的最好机会。第二,发展边民的自己的生活之道,强于灌注一种外来的方式,以图原来的生活改型,再事发展。第三,运用禁止方法和取缔方法不如用代替方法。例如新几内亚土著于结婚前有猎首之俗,原为表示新郎之忠诚与勇敢的,后由人类学家建议以熊首代替人首,故相安无事。在巴布亚,提倡以足球代替矛箭为解决团体间的纠纷,以豕代替人为牺牲以祭谷神。我国古代相传诸葛亮向南蛮提倡以馒头代替人头祭祀,与此原则相同。
(五)进行边政之首当注意者为不妨害边民生活之基本安全。边政是改善边民生活的,如果损及生活的安全便早失却边政的意义。边民叛变的暴力和其生活安全的损失是成正比例韵。在他们看来,生活实重于边政。我们由人类学的观点言,此种想法是近于真理。
(六)边民心理并非“前逻辑的”或“不逻辑的”,所不同者由于他们的逻辑范畴与我们的不相同而已。逻辑范畴不同,因而信仰不同,制度各异。
(七)最后一个人类学的原则应用于边政者,即行政人员,相时而动,最为重要。积习很深的西洋人对于工作效率的测量是以时间计算的,所以动辄来一五年计划,希望引渡石器时代的人们到了文明。同理,汉人以农业工商业人的心理去审测边区的游牧和狩猎文化,不是估价太低,便是矫枉过正。其实,文化的历程是慢动的。尤其是土著人的行动速率是由长期集体会议、礼貌的款待以及神秘仪式的卜卦决定其前途的。行政者一定要从容地等待,内心着急,而外貌仍须宽容,等到边民心理上赞成行动的机会到了的时候,那时再着手改革,也许会事半功倍而意外地得到成功的。普通一个计划,在我们须以年月计算的,在他们须以10年、20年甚至一代、二代的计算。太平洋南部的毛里人对于行政经验曾有一字贡献,即taibao政策,原意是“有目的不动”,和中国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是同意义的。
(原载《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N7年9月)
(资料来源:马长寿著 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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