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维鳞-傅维鳞《明书》体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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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维鳞《明书》体例评析

傅维鳞，原名维桢，字个臣（一字飞睹），号掌雷。河北灵寿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康熙六年(1667),享年60岁。明壬午科（崇祯十五年）举人，清丙戌科（顺治三年）进士，仕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他在顺治四年任翰林院编修时，参与过明史馆分修《明史》工作。因“所纂不过二十余年”，且“止类编实录，不旁采”，觉清署余暇，有愧史官之名，故广搜“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家乘、文集、碑志”，共三百多种，九千余卷，参照明朝实录，考订异同，纂成《明书》一百七十一卷。[1] 此书初编于顺治四年（1647年），至十年（1653年）基本修成。记事上起元天历元年（1328年），下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第一部明代全史。
《明书》为纪传体史书，包括本纪十九卷、宫闱纪二卷、表十六卷、志四十八卷、记五卷、世家三卷、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2]可谓纪、表、志、世家、列传俱全，体例完备，在私人史著中较为难得。但傅维鳞于表、志的设立多有新裁，记、世家、类传的安排，亦有自己的思考，因而竟被四库馆臣讥为“体例舛杂”[3]，并进而否定该书的价值，编修《四库全书》时仅将其列入存目。然而，通览《明书》，其体例的设置、安排，固然有缺欠，但亦有其独到之处，绝非四库馆臣以“舛杂”二字能够否定的。
一、十六本纪与宫闱纪
《明书》列本纪十六：太祖高皇帝本纪、建文皇帝本纪、太宗文皇帝本纪、仁宗昭皇帝本纪、宣宗章皇帝本纪、英宗睿皇帝本纪、景皇帝本纪、宪宗纯皇帝本纪、孝宗敬皇帝本纪、武宗毅皇帝本纪、世宗肃皇帝本纪、穆宗庄皇帝本纪、神宗显皇帝本纪、光宗贞皇帝本纪、熹宗哲皇帝本纪、怀宗端皇帝本纪。此本纪有以下特点：
1．不为所追尊各帝立纪。本纪是以时间为顺序记载国家大事的，故本来只有帝王或行帝王之实的皇太后，方可列入本纪。二十四史中，一些子孙当了帝王的人也被列入了本纪或附纪，如《三国志》为曹操立《武帝纪》，《晋书》为司马懿立《宣帝纪》、为司马师立《景帝纪》、为司马昭立《文帝纪》，《魏书》为拓跋圭先祖立《序纪》，《金史》为完颜氏先祖立《世纪》等等。当然，这种做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明史而论，太祖朱元璋曾追尊四代考妣，皆为帝后，建文皇帝亦曾追尊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而世宗嘉靖皇帝不仅追尊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皇帝，还修有实录。但这些“皇帝”毕竟没有君临天下，有识鉴的史家不会为这种“皇帝”立本纪的。
2．未为南明各帝立纪。这涉及到崇祯帝煤山自缢后是以清还是以南明政权为正统的问题。傅维鳞既然选择了出仕新朝，食大清的俸禄，自然是视清朝为正统。故他不可能为南明帝王立本纪。这一点，无可厚非。另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的作者张岱为明遗民，未仕清，他也认为“崇祯甲申三月，便是明亡”[4] ，而仅将南明小朝廷各帝入世家，不入本纪。查继佐《罪惟录》较《明书》晚出，为南明各帝分立《安宗纪》及《鲁王》、《唐王》、《桂王》、《韩王》纪，反映出查继佐奉南明为正统的史观。
3．未将《英宗本纪》前后分开。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剌所俘，景帝即位，七年后，英宗又夺回帝位，改年号为天顺。查继佐的《罪惟录》和《明史》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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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本纪分设为英宗前纪、英宗后纪，而置景帝本纪于二者之间，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更便于以时间为顺序排列军国大事。此点《明书》考虑不如《罪惟录》和《明史》允妥。
《明书》于本纪之后，立《宫闱纪》二卷，以记后妃并附录公主、女官。以皇后入纪，始于《史记》的《吕太后本纪》，《汉书》踵之，称为《高后纪》。但二史均仅吕后一人而已，是视其称制的具体情况而设的，其他后妃均入《外戚世家》、《外戚传》。范晔修《后汉书》，针对东汉多太后执政的情况，在帝纪中设置了《皇后纪》，对这一创举，后人有褒有贬。明代并无女主专权、外戚执政的情况，傅维鳞也认为“有明家法，肃肃维严”[5]。他是受明万历时期官修正史设“皇后本纪”的影响而设立《宫闱纪》的。[6]以“宫闱纪”之名记后妃、公主、女官比“皇后本纪”更名副其实。如此将后妃列于帝王之后，较付之于列传，置于表、志之后，更便于阅读搜讨，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
二、十二史表
史表创自《史记》，《汉书》沿袭。但自东汉以后，纪传体史书多不设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虽然褒扬《史记》十表“雁行有序”、“举目可详”[7]，但也认为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8]，可以删汰。从宋代修《新唐书》，史表才被重新重视起来，以后元、明修正史，亦都设有史表。与时代同步，傅维鳞也十分重视表的功用，《明书》中设了十二个史表。这些表依次是：祖系故王表、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恩泽公侯伯表、圣贤世裔表、追封及赠王公侯伯子男表、辅臣部院正卿年表、柱国公孤表、学士祭酒表、卿贰年表、先设后革诸官表、制科取士年表。此十二史表，使有明一代的帝王世系、政府高级官员的官职、爵位，均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同《明史》相比，《明书》的史表更详细。《明史》仅有《诸王世表》、《功臣世表》、《外戚恩泽侯表》、《宰辅年表》、《七卿年表》五表，其中以《七卿表》最受好评。而实际说来，它同傅维鳞的《辅臣部院正卿年表》并无多大区别。[9]查继佐的《罪惟录》未列史表，张岱的《石匮书》仅列《同姓诸王世表》、《开国功臣侯者世表》、《靖难功臣侯者世表》、《洪熙以后功臣侯者世表》、《恩泽外戚世表》、《明兴以来直阁典铨年表》六表，已基本被《明书》所囊括。因而，就史表而论，在明代全史中，《明书》的史表最为详备，故也最具利用价值。
《明书》的史表，多因袭前史而设。有研究者指出，除《先设后革诸官表》、《祖系故王表》、《制科取士年表》外，其它九表几乎都是改编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诸表而成。[10]不过，同姓诸王、功臣、恩泽、职官等诸表历来为列史表者所必备，唯《衍圣公爵系表》，概为王世贞创设。此表记从孔子至嘉靖年间的孔府封爵之后裔，傅维鳞改名为《圣贤后裔世系表》，仅录元至正年间至明末从孔子第55--56代的袭爵后裔，附录孔氏后裔在明代为曲阜知县者、翰林院五经博士者、四氏教授所学录者等等。应该说比王世贞列录前代，为例更纯。
所创新三表，《祖系故王表》列明朝立国后朱元璋所封四世帝后及伯、兄、侄十五王。朱元彰祖、父世代务农，无多少事迹可述，此表谱世系、列人物，较付之序纪、列传更切合实际。《先设后革诸官表》实际是合并《弇山堂别集》中《中书省表》（卷四十六）、《四辅官表》（卷四十六）、《翰林诸学士表》的《学士承旨》、《弘文馆学士》部分（卷六十四）而来，列中书省、御史台、四辅官、承旨弘文院学士先任后革各官情况，是针对明代国家机构变化的具体情况而设。笔者以为，将明初的宰相列入此表，比《明史》与内阁首辅一同列入《宰辅表》更合理，毕竟宰相制度在洪武十三年以后就被废止了，在明代没有连续性，而首辅并不等于宰相。《制科取士年表》记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的历次开科取士情况。《制科取士年表》最为四库馆臣所诟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道：“《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11] 笔者以为，此表可以反映明代的科举选官情况，补《科举志》之不足，对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明代文化都有价值，未必就是多余。尤其录取人数一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明代录取人数的递增，并由此可以推知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递增，反映了出明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故《制科取士表》的设置，自有其价值所在。
三、 二十二志
《明书》于志，类目极详。共设二十二志：司天志、方域志、历法志、郊祀志、纶涣志、礼仪志、乐律志、学校志、选举志、职官志、土田志、赋役志、河漕志、戎马志、刑法志、边防志、经籍志、服玺志、舆卫志、食货志、营建志、禨祥志。
这个志目较以往纪传体史书要多、要细，这与明代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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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明万历时期官修正史，也有二十二志、二十八志之说。[12]
《明书》各志多因袭前代纪传体史书和万历时官修正史的史志而设，而改《天文志》为《司天志》（取法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司天考》），专记明代天象变化及气象尤异者；改《地理志》为《方域志》，记区划、地形、风俗，不记贡赋；改《兵志》为《戎马志》，增“马政”于其中（万历时官修正史设“马政”）；改《河渠志》为《河漕志》，兼及漕运（万历时官修正史有“漕运”志）；改《舆服志》、《仪卫志》为《服玺志》和《舆卫志》，重加归类；改《五行志》为《禨祥志》，只记灾异、详瑞，不载事应。又从《食货志》中析出《土田志》、《赋役志》（万历时期官修正史亦有“赋役”志），从《兵志》中析出《边防志》，采万历时官修正史的做法由《选举志》中析出《学校志》。完全新增设者二：《纶涣志》、《营建志》。而《明史》只设十五志，类目于旧史无所改变，并尽为《明书》中所有。[13]
对《明书》析分新设各志目，《四库全书总目》亦持否定态度：
《司天》、《历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纬之变，既已载于《司天》，又别立一《禨祥志》，不治丝而棼乎？嘉靖时更定祀典，最为纷呶，仿《汉书》别志《郊祀》可也。 《纶涣》一志，惟载诏令，此刘知几之创说，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载文之例不止矣。《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舆卫》分二志，此《通典》、《文献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14]
四库馆臣的批评，有失公允。前面已谈到，《明书》的《司天志》记载天象的变化和风雨尤异者，而《禨祥志》主要记载地震、水旱蝗灾和一些怪异、祥瑞，其间虽偶也有大风雨、陨石造成灾难的记载，但司天着眼点在天象，禨祥着眼点在人事。览《司天》、《禨祥》二志，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纷乱，反而有简明扼要、秩序井然、析分得法之感。《司天志》、《禨祥志》等同于以往正史的《天文志》、《五行志》，二十四史中同时立天文、历、五行三志的至少有十二部[15]，为何独对《明书》颇多贬词？至于《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也自有其道理。《土田》载明代的农业政策、土地制度，《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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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专载赋役制度、赋役的数额及后来的加派情况，《食货志》则载货币、盐业、纺织、矿冶、市舶等工商业状况，均有章法，唯《食货志三》漕粮、土贡、各镇正饷等内容，似该归入它志。此三志内容，查继佐《罪惟录》则更析分为《土田志》、《屯田志》、《贡赋志》、《茶法志》、《盐法志》、《钱法志》，可见，细分类目，亦是当时的趋势。
《服玺》、《舆卫》分二志，只是将以往正史《舆服志》中“舆”的部分入了《仪卫》，而在“服”中加入了玺而已，并非傅维鳞另立新目，怎么可以说是类书之体呢？
对于《明书》的《郊祀志》，四库馆臣给予了肯定。《郊祀志》源于史记的《封禅书》，班固《汉书》改为《郊祀志》，后正史中仅《元史》设此志，更名为《祭祀志》。傅维鳞所以于《明书》中设此志，是因为明原本有严格的祭祀制度，而世宗尊崇生父，竟然“醮箓棼炽，靡神不举，大礼催制”[16]。此志之设，正为反映这一特殊情况。
傅维鳞所创设《纶涣志》，是根据刘知几的主张设立的。刘知几于《史通·载言》中说：“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诏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17]皇帝诏令、大臣奏疏收入纪、传则繁琐，不收入则有失，故刘知几有此提议。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历来被人所忽视。傅维鳞对此建议，采纳了一部分，即只载帝王诏令，不收大臣奏章。《纶涣志》录明太祖至崇祯十六代帝王的重要诏令，条理清晰，一代军国大政，由此志即可窥见一斑。故《纶涣》志之设，为《明书》所长，而非所短。
《营建志》载明代重要建筑，对研究明代建筑史是极好的材料。此志之增设，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记事范围，是傅维鳞对纪传体史书的贡献。《罪惟录》亦设有《将作志》，可谓所见略同。
四、二记与世家
《明书》在本纪、宫闱纪、表、志后，列“记”二种，一为《皇子诸王宗室记》，二为《起兵诸国记》。傅维鳞设记，概受《东观汉记》和《晋书》“载记”的启发。在此二书中，“载记”是用来记载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但《明书》的记却并非如此。
在一般纪传体史书中，皇室后裔的事迹或入《诸王传》，或入《宗室传》，傅维鳞将这一阶层归入记，是有全局考虑的。在纪传体史书中，纪、世家、传反映着历史人物的地位，既然开国名臣入了世家，如沿袭传统将帝王子孙入传，则臣子的地位高于皇家，于封建礼法，可谓不伦；再者，明代皇帝子孙中有当为帝王而早逝、或不知所终者者，如懿文皇太子朱标、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崇祯帝太子朱慈烺等，这些人并非诸王；有谋反而敢于同朝廷抗礼者，如建文帝时齐王朱榑、太宗时谷王朱橞、宣宗时汉王朱高熙、武宗时宁王朱宸濠等，而燕王竟由此入继。综合各因素，立一《皇子诸王宗室记》载皇子诸王，于谋反者多着笔墨，可以说是最为允妥的。
《起兵诸国记》记元末起兵群雄郭子兴、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方国珍事迹。傅维鳞不赞成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却附陈涉于世家，“概因成败而立例”[18]的做法，故特为诸人立记以示不以成败论英雄。笔者以为，此例最妥。在康熙年间纂修《明史》时，徐乾学与徐元文尝拟《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其中第四条说：“元末群雄，如韩林、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陈友定、方国珍辈，《元史》既不为立传，今所作诸人传，当详列其事迹，不得过于简略。”第五条又说：“今作徐寿辉诸人传，亦当列于亲王之后，开国将相之前。”[19]查《明史》，基本采纳了这一建议。《明书》较《明史》早成，傅维鳞不仅想到这些重要人物，且考虑到了这些人特殊身份及历史作用，因而殊为难得。
对“记”这一体例，《四库全书总目》亦予以深诋，认为“皇子诸王与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伦”[20]。皇子诸王与群雄分别为两个记，如同两个类传，焉有不伦之说？
在“记”后，《明书》效仿司马迁《史记》体例，设“世家”，但仅《开国王公世家》一类。傅维鳞自己说，是“录其功德最著者为开国世家，而不以享国之久暂为重轻”[21]，故只列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傅友德、冯胜、李善长、郭英十人入世家。《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书》立世家没有认为不妥，但仍批评道：“世家止列王公，其侯伯以下则别入勋臣传，不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皆侯爵也。岂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欤？”[22]这种批评亦不见得合适，《史记》中汉代非王族、非外戚人物入世家的仅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五人，都是论功德而立的。朱元璋论功行赏，居功至伟者封公，其次封侯，世家择功高者立，故不及侯。查张岱《石匱书》，亦设有世家，仅列九人，六人与《明书》世家同，可见只择功高之封爵者立世家，这是当时的共识。
五、二十二类传与叙传
一般纪传体史书的列传都有单传、合传、类传等，而《明书》的列传则独具特色：全是类传，无一单传。《明书》设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佞幸、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共二十二个类传。如此做法，虽“与古体全乖”，但如归类得当，自有其理。
这里勋臣、名臣、权臣、武臣、乱贼、元臣几类为傅维鳞新创类目，其中《元臣传》专为明建立以后尚忠于元的元臣而立。此例为全祖望所肯定，其《移明史馆帖子六》中曾说：“兹偶与客语灵寿傅氏《明书》，谓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其补元臣亦未备，要其所见则佳耳。”[23]建议明史馆采纳。查《明史》，虽扩廓等有传，但并未立此类传，倒是查继佐的《罪惟录》中有《胜国列传》，然仅列三人，还不如《明书》多。
对人物的归类，傅维鳞很审慎，“进退录弃，颇极苦心”[24]，然《四库全书总目》说《明书》类传“分隶尤为不允”，并举例道：
《忠节传》列逊国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庵和尚、补锅匠乃别入《隐逸传》中。如曰以死不死为别，则《忠节传》中之程济、叶应贤、杨应能固未尝死，《隐逸传》中之东湖樵夫又未尝不死，是何例也？刘基不入勋臣、宋濓不入文学、以尝仕元，均与危素等入之《杂传》，是也，纳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勋臣传》乎？张玉、谭渊以其为靖难佐命入之《乱贼传》，与唐赛儿联名，已不伦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传》中？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何以又入《异敎传》中乎？《儒林传》中列邱浚，《名臣传》中列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其于儒林、名臣居何等也？严嵩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并冺其姓名，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入《奸回传》，嵩等罪乃减于四人耶？石亨、石彪实有战功，但跋扈耳，仇鸾交结严嵩，冒功纵恶，亦未尝得幸世宗，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幸》，则非其罪。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事，乃入之《残酷》，而许显纯、田尔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25]
这些批评，多有苛责之处。粱良玉虽是建文遗臣，却无忠节事迹，《明史》也只记“良玉，官中书舍人，变姓名，走海南，鬻书以老”[26]数语。雪庵和尚、补锅将，虽从其言行看，可能是建文遗臣，但姓名尚且不知，也无忠节事迹可考。此三人因政治原因而隐，当然入《隐逸传》更合适。程济、叶应贤、杨应能陪同建文帝出逃，忠心耿耿，虽不死，比死者更应入《忠节传》。东湖樵夫虽闻建文帝烧宫自焚，即“投湖水死”[27]，但亦不知姓名，甚至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建文遗臣，入《忠节传》显然不如入《隐逸传》为妥。
靖难诸臣或入《乱贼传》、或入《武臣传》，傅维鳞是有原则的，他说：
大抵从燕诸臣，有三等焉。太宗既立，日侍清班，牙璋辞阙，铁骑从边，戮力四方，功在疆域，则列之勋臣；只膏诰券于殿陛，徒载簪纵于穷班，无殊勋嘉绩，著于鼎彝，则列之武臣。如玉、渊者，横尸窃弄之场，陨首犯上之际。金陵之王气方隆，一人之衮旒无恙，虽欲不谓之乱贼，岂可得耶？[28]
姚广孝虽助燕王谋划，但始终是一僧人。为僧而预世俗事，并著《道余录》专诋程朱，列之入《异教传》还是合适的。邱浚入“儒林”，是因为他著《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发展了程朱理学，是程朱理学的实践者；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入《名臣传》更是当然。至于严嵩与张居正同入“权臣”而不入“奸回”，亦无不妥，严嵩首先是权臣，然后是奸臣，如与刘吉、万安、尹旻、焦芳等人同入《奸回传》，则地位不突出。石亨、石彪虽以战功而贵，但夺门一事，终归为媚主之举，难逃佞幸之名。
世宗“信鸾日深”，“鸾侍宠，历历陈奏皆从之”[29]，并屡屡原宥仇鸾失职，归仇鸾入佞幸也说得过去，但仇鸾通敌，不如入《奸回传》更合适；陆炳非有节操之良臣，但“残酷”事迹并不显著，以其“雄黠多智数，善迎合上意”[30]看，不如《明史》归入《佞幸传》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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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出当入《杂传》而入《勋臣》则明显分隶不当。
对《明书》人物分类，陆陇其评价很高，他说：“置张居正于《权臣传》，……置张孚敬、桂蕚、席书、方献夫、霍韬诸人于《佞幸传》，置刘基、宋濂、宋纳、朱升于《杂传》，置张玉于《乱贼传》，置姚广孝、李贽于《异教传》，……皆卓识也。”[31]
在《明书》最末，傅维鳞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作《叙传》二卷，对自己的家世、撰写《明书》的经过、各类目设置的理由进行了详细说明，对我们了解作者生平、史学思想，都极有价值。《叙传》之设，反映出作者的著述的严谨，值得称道。
六、结 语
从上面分析可见，《明书》表目详细，志书全面，纪、记、世家、类传之设置亦无可厚非。而《营建志》、《纶涣志》之增设，《司天志》只记天象的变化，《禨祥志》不附会事应，创设《起兵诸国记》、《元臣传》等，皆为其优点。虽然偶有归类不当处，但就整体而言，《明书》的体例并不舛杂。《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显系为了突出官修《明史》的独尊地位而过于苛刻了。
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武玉梅的博士论文《傅维麟与〈明书〉研究》的一部分，指导教师是徐凯教授。
责任编辑：常学智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系 邮编：110036
[1] 傅维鳞：《明书》卷一七一《叙传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0册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诚堂刻本。
[2]《 四库全书总目》说《明书》“凡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闱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其它著述亦沿袭，误。
[3]《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中华书局，1965年。
[4]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明末五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5]《明书》卷一七一《叙传二 》。
[6] 明万历年间官修正史设“皇后本纪”见自谈迁《国榷》卷七十七“所撰各帝本纪、皇后本纪、各志俱就”。另现存万历年官修正史成果之一——杨继礼的《皇明后纪妃嫔传》也说明了这一点。
[7] 刘知几、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六《杂说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8]《史通通释》卷三《表历》。
[9]《明史》的《七卿表》，列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明书》的《辅臣部院正卿年表》列内阁辅臣、六部尚书（包括南京）、和督察院左右都御史（包括南京）。
[10] 孙卫国：《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
[12] 谈迁《枣林杂俎》“陈于陛修史”条记万历年间官修正史的二十二志是：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国榷》卷七十七也有二十二志的记载，但列名二十一，“漕运、河渠”处书“漕渠”。二十八志之说出自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实录”条“陈文端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但未书志目，概二十二志之误。
[13]《明史》的十五志是：天文、五行、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
[15] 据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中《“二十六史”书志一览表》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439页。
[16]《明书》卷一七一《叙传二》。
[17]《史通通释》卷二《载言》。
[18]《明书》卷八十九《起兵诸国记》。
[19]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十四《修史条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影印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20]《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
[21]《明书》卷九十一《开国王公世家》。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
[2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六》。《续修四库全书》1428册，影印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24]《明书》卷一七一《叙传二》。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别史类存目·明书》。
[26]《明史》卷一四三《牛景先列传附河西傭等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
[27]《明书》卷一四二《隐逸传》。
[28]《明书》卷一六一《乱贼传·张玉谭渊传》。
[29]《明书》卷一五五《佞幸传·仇鸾传》。
[30]《明书》卷一五六《残酷传·陆炳传》。
[31]《灵寿县志》卷十《艺文志下》，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康熙年二十五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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