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史》纂修始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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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史》纂修始末研究

自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诏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七月武英殿刊刻，《明史》告成。其间经过，周折往复，将近百年，现依纂修之序略述如下：
一、设馆修史
清廷自关外入主中原，除借鉴前朝兴亡之教训，特急需以修史定正统之位，于是在顺治二年五月癸未，命内三院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范文程等为总裁，开馆纂修明史。[1]然而史馆虽开，却因大局未定，头绪纷然，故于修史一事作为不多。推厥原因，约有数端：其一，大局多事。明社既屋，各地抗清斗争旋仆旋起，南明幼君仍偏安一隅，接着三藩之祸又接踵而来，清廷一直穷于应付。其二，人才不济。总裁当中或徒具虚名，无暇承担，如范文程身老年迈，洪承畴则总督军务，投身于招抚江南；有的则任非其人，如冯铨以明末阉党厕身其中，见天启四年《实录》所载之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使无完书。[2]其三，缺乏史料。兵火之际，内廷典籍多散亡；且民心恐遭忌讳，于献书颇多疑虑，不敢公于世，故清廷虽屡下诏谕购求遗书，而上之者寥廖。以贰臣孙承泽为例，因内心疑虑，虽家藏大量奏疏，但在顺治五年朝廷下旨之际，仍不敢将天启、崇祯时奏疏报送清廷。直至康熙七年，得到朝廷允诺“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才将编辑成册的《山书》呈送内院，以备崇祯实录之缺。《山书》卷首所录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礼部特详此事：
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阙少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 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察开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阙，台部即再行内外各衙
门，将彼时内外各衙门及在内二十四衙门有天启、崇祯时行述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 俱著察送。如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察，被旁人出者，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
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仪制司为遵旨呈送崇祯事迹之书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孙承泽呈称：捧读康 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中有“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
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遵谕作速传谕行。钦此钦遵。”时职养山中，因 检旧日抄存，辑成十八卷，装成七本，呈送前来，相应交送内院可也。除呈堂外，为此
合用于手本前去内院典籍厅烦为查收，转送施行。康熙七年九月。
有此数因，则当时史馆形同虚设，修史进程微乎其微，不过“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已”。[3]康熙四年，史馆复开，其成绩亦仅以满文翻译实录，又会修《世祖实录》，遂罢。[4]其后虽又有刚林、朱之锡、汤斌等人上疏搜求史料、广征遗书之事，史馆几于停废，遑论史书之体裁体例。
二、重新开馆
圣祖玄烨于康熙十七年尚未偃武之时，即特颁圣谕，开博学鸿词科，以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次年三月，召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中式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分授编修检讨各官，同纂明史。[5]但由于各种原因[6]，五十鸿博效力明史纂修者寥寥无几。康熙十九年，监修徐元文、总裁叶方霭举姜宸英、万言、汪懋麟、曹溶、黄虞稷等与修明史。黄宗羲子黄百家，亦于是年由徐元文延入史馆。《清史列传》称汪懋麟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讨论严密，撰述最多；黄百家传家学，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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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稷精于书目版本，姜宸英则长于文。
其高瞻远瞩，足当史才之称而无愧者，则万斯同一人而已。斯同，黄宗羲弟子，康熙十八年与兄子万言，应徐元文、叶方霭之征入京。次年，万言入馆而斯同固辞，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街，不受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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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文许之，遂主其家。斯同自少能谙诵列朝实录；长游四方，又汲汲以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盖抱遗山之志，而欲以修故国之史报故国者。及徐元文罢，王鸿绪又延主其家，专委一如元文。斯同以宾师自居，下笔不徇情。友人王源、刘献廷，弟子钱名世等，亦尝因斯同参订明史。万斯同以一生所学，鞠躬其事，历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炳。黄宗羲诗云：“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此后，史料之搜集，体例之订定，分期之纂修，相继展开，明史大规模之修纂尚可得而言也。
三、购求遗书
修史急务，莫先于广搜遗书史料，备于史馆，供纂修官使用。圣祖康熙决意以修史牢笼人才，故宣示天下进呈野史，无论忌讳，且量予赏赉。
国史院检讨汤斌依据史书内容，要求拓展史料搜集之范围。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当及此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令，凡先儒纪传，有关史事者，皆可采用。其一，补实录之失。实录所纪，恐有不详，如靖难兵起，建文易号，永乐命史臣重修实录，则低昂高下之间，恐未可据；他如土木之变，大礼之议，事多忌讳。其二，补实录所未载。有明一代，英贤辈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威名仅闾巷而至性可风，万一輏轩未采，金匮失登，则姓氏无传，何以发潜德之光？前代史书如隐逸、独行、孝友、烈女诸传，多《实录》所未备者。其三，补实录所未详。天文、地理、律历、河渠、礼乐、兵刑、艺文、财赋，以及公侯将相，无论为志为表，皆于实录中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7]
翰林院检讨兼明史纂修官朱彝尊亦以聚书为史馆急务，力言求书之法。首先，求之于皇史宬、文苑阁。明之藏书，玉牒、宝训贮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贮文渊阁。万历中阁中故书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录者尚三千余册。其次，求于馆中史臣。纂修官皆勤学洽闻之士，必能记忆所阅之书，凡可资采获者，俾各疏所有，捆载入都，储於邸台，互相考索。再次，列目搜求。开列馆中所未有，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编为一目，或仿汉、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为搜集，上之史馆。[8]
自设馆之始，礼部即行文各直省督抚，不论官员士民，有收藏故明书籍者，不拘忌讳，俱送该地方官，量加奖赏。然长期以来地方官不能极力购求；藏书之家，亦吝惜不肯出献；即使各州县间有呈送，不过以寻常见闻之书，充数塞白，终无稗于实用。鉴于此情形，明史馆总裁叶方霭参照汤斌、朱彝尊之言，力促朝廷建立有效之求书机制，他说：
今请勅部再行确议，或令直省督抚，责成该管学臣，或遣官专行采访，不独专载故 明事迹，有裨史事，即如各郡县志书，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传志，皆修史所必需，
务令加意搜罗，以期必得。其藏书之家，或详计卷帙多寡，给值若干；或开注姓名送 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书给还；或有抄本书籍，官给雇值，遣人就其家誊写。总之朝
廷曲示旁求，则人心倍加踊跃；奉行既有专责，则部檄不虑虚文。及今预行购取，待史 馆开日，续送到馆，庶不致掘井于既渴之时，而结网于临渊之后矣。[9]
综上所言，史馆聚书途径主要为：其一，皇帝或礼部行文各地督抚，著意搜求，上呈史馆；其二，钦派翰林学士，分道搜访；其三，藏书家献书，或估价收买，或请专人誊写，或借用后归还；其四，纂修官分别搜集乡贤文献。清廷修史，着力延揽汉人士大夫，因其意愿得足，再加以官威所逼，故而史料征集颇见成效，“明朝一代典册可供修史者共贮两库，约有一千几百部，浩如烟海”[10]。
四、订定体例
史法必先体例，体例不明，笔削无据。自顺治开馆至康熙十八年，明史修纂初期，多关注史料之搜求，而于体例著意不多。康熙十九年分期撰写后，诸多纂修官勇于呈稿，亦无人注意及此，甚至“体例未定”，而已呈之稿已经“错陈于左右”[11]。朱彝尊觉察及此，首先上书史馆总裁，谓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请先定例发凡，为秉笔典式，敦促总裁“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史稿”[12]。他说：
历代之史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
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 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
尝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迁，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器车 龙马，嘉禾瑞麦，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九茎之芝，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
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 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
无同焉。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有 《家人》、《义儿》、《伶官》，《宋》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
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於帝纪，抑之则冠於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 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
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 兴献王於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 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
而巳，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 志刑法者，前史第陈 律令格式而巳，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晰之，宜何以书? 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
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错，宜何以书？至於土司 之承袭，顺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
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 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靦颜受世禄，奉朝
请，於义何居，然竟置不录，难乎免于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盖作 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也。[13]
朱彝尊之言上于史馆后，时任史馆总裁叶方蔼即手书体例史目，供各纂修官参酌。其后历任馆事者亦多于体例有所发明，如徐乾学兄弟成《修史条议》，汤斌成《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施阎章、沈珩均上《修史议》，潘耒上《修明史议》，王鸿绪成《史例议》，汪由敦成《史裁蠡说》，或论整体，或论一纪一传一志之书法，或论一事之笔法，不一而足，其讨论过程伴随史稿修定始终。现依讨论体例之重点，分述如下：
⒈关于本纪
旧史之本纪，明正统，寓褒贬，为正史大纲。故于本纪之凡例，总裁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多有申述。
首先，关于本纪内容之标准，王鸿绪以为，本纪当载一代之大政大法，“体贵简严，无取繁冗，非当代记载比也。故攻战无大胜败，政令无大兴革，用人无大得失者，概削而不录”[14]。至于大政大法之本末细微关节，如明初郡县之废置、职官之建革、条教之颁行之类，冗不备书，则当以典志补之，本纪则存体例而已。所谓“志职其详，纪职其要，见于志者不必其复见于纪耳”[15]。此外，王鸿绪又提出许多本纪之撰写条例，如车驾之临幸，爵赏之封锡，纪不备书；外国朝贡及封王颁谕，纪不备书；蠲免租赋，虽帝王德政，纪亦不备书；官职除罢，必择其理乱张本者等等。
本纪以年月日系之，“即位以前，前史类不书日，间有书日者，事或不得不日也。即位以后，举动必书，不可不日。然事亦有不可以日者，则以月系之，有不可以月者则以是岁系之”。 [16]
在具体方面，特于明太祖之祖先是否单立本纪，未曾君临天下之懿文太子和兴献王做如何处理，建文帝疑案等问题做何叙述。汤斌认为明太祖四代祖先不必另作附纪，当于明太祖本纪中载明；兴宗仍称懿文太子，睿宗仍称兴献王，以其未曾君临天下。其言曰：
明太祖四代考妣，当於《本纪》内载明，不必另作附纪。汉高祖父太公身为太上
皇，光武父南顿君身为邑令，《两汉书》皆不作纪。况四祖巳先殁，又无事可考， 《唐》、《宋史》亦无此例。兴宗当称懿文太子，睿宗当称兴献王，仍载入诸王下。必
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统系分明。[17]
《明史》定本中关于明史太祖四世考妣、懿文太子和兴献王的处理，与汤斌建议相同，可见已采用汤氏之议。
又，关于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时期之历史，既为明朝之延续，又为清廷之对手，总裁权衡再三，建议“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也。”[18]既存史实，又尊清廷，总裁之建议当属稳妥。然不知何故，今本《明史》未尊此议。
又，有关朱元璋建元之前以及明末甲申以后史实之叙述，徐乾学以为朱元璋称帝之前，其官爵皆受之于宋，且曾用龙凤年号，《实录》尽讳之，《明史》当悉为更正。[19]王鸿绪以为，“明太祖本纪吴元以前，当以至正纪年”；甲申以后，“以大清顺治纪年”，明季诸王年号止一见于传中，而不以纪年史体。[20]
以上之议，多属春秋笔法，至于本纪自身在正史中之地位，则无所动摇。
⒉ 关于列传
传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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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分类，为成功之关键。若列传太少，则遗漏多端；若传多则事必重见，重见则文不警策，而观者自倦矣。列传之设置，有一人之传，有数人之传。无论如何，须以类相从，避免瓜分豆剖之弊。若公侯伯既为立传，子孙或袭爵或为勋卫，而有行事可纪者，当即附于祖父之后，不必别为立传。[21]若父祖子孙各有大事可记，如张玉、张辅父子，一著功于靖难，一著功于征讨交趾，自当独立为传。
历史有数人或数十人共一事者，各自立传则重复累赘，忽略不提则淹没史事，故史书有一传而包罗数十百人者。《修史条议》曰：“今亦当仿其例，如胡（惟庸）、蓝（玉）之传，不妨附以奸党之姓名，崔（文升）、魏（忠贤）之传不妨尽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讥。”又，“有一事而数人分功者，如顺义之封，内则阁部，外则督抚，皆有决策之劳者也；如宁夏之征，文则督抚，武则总兵，皆有勘定之绩者也，不得专属一人以掩他人之美，当使彼此互见，详略得宜。”
于共事者中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于此人传后；即使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而已。如此，不仅可以解决历史人物众多而无法一一单独列传之困惑，而且亦能避免事迹相同之人物在叙述上重复，做到文省事增。
明朝历史数百年，其间风流人物无数，遑论曾经留名汗青者。史书当存大体，无法网罗殆尽，故人物有取舍之分，有其事迹可存而人不必立传者。于此种情形，徐乾学曰：
史有谏疏当传而其人不必立传者，如杨集之谏立储、席臣之谏棕棚之类，当广为搜 采，附见他人之传，不可遗漏。他如高原侃陈京师昏丧之弊，其人既不立传，其事又无
所附丽，则当载之《礼志》中。诸如此类，各宜搜之《实录》，查其人无传可载，则当 因类附见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录。[22]
列传类目之划分，须有一定之标准，若界定不明，则混淆易生，尤其是身兼多重特征之人物，可入此传亦可入他传者，尤当别而白之。如循吏与公卿，有明一代“三百年间之吏治实有可观，然必众论称贤、确有实绩可纪者，方可入《循吏传》。若无实绩但以虚词称美，及虽有实绩而其人本末无足道者，自有郡县志载之，不得概入正史。正于治行足传而其人致位公卿，别有他事表见，当登之列传，不必入于《循吏》。”[23]
又如，酷吏与奸臣的划分，“立心杀戮正人，败坏国家事，此之谓奸臣；意主于为国，而用法残酷，君子恶其不仁，故名之曰酷吏。”[24]
又如，儒林与道学。总裁徐元文力主《明史》当立“道学传”。[25]彭孙遹亦附和徐元文之议，并上奏请将明儒学术醇正、思想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26]在野之黄宗羲得知明史馆总裁欲立《道学传》，则移书史馆，驳诘徐元文之议，力斥《宋史》立《道学传》为元人之陋，《明史》不当沿袭其例。[27]朱彝尊则主张以“儒林”统“道学”，称“《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28]汤斌与陆陇其则以两可置之。[29]其他若张烈有《王学质疑》，汪由敦有《史裁蠡说》（汪说在雍正时），对于立《道学传》亦持异议。定本《明史》无“道学传”，足见徐元文虽以监修而倡立《道学传》，终格于众议，不果行也。
关于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元朝遗臣也速、王保保等人虽《元史》已为立传，但因后来事迹阙漏，很不完整，故明史馆总裁依然主张立传，补其遗漏。[30]至于元末群雄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人，以其共与明太祖逐鹿中原，亦是《明史》列传设置之难点。对此，《修史条议》曰：对于这些人“元史既不为立传，今所作诸人传当详列其事迹，不得过于简略。”而且，“徐寿辉诸人传亦当列于亲王之后，开国将相之前”。
关于列传内容之详略，“初无定体，然必其有关国故，而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非若碑志家状有美必书也”[31]。故列传不可巨细皆备，更不当超出其人之规模。若关乎大事而国史记载阙略之人，当广搜郡志文集，补其缺漏。如明初之大僚三品以上约三百余人，然遍搜诸书，得立传者数人，又多寥寥数语，本末不具。非其人无可记述，率因明太祖所杀戮，国史不为立传而其子孙亦不敢以志状请人也。至于普通人物，如循吏、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或关系一时风气者，不必详录生平事迹。如烈女节烈，固不容泯灭，然史传当取其奇节炳著，垂示万世，其余则登名志乘而已。
是否载录人物之重要文章、奏疏，亦关乎列传内容之详略。总裁曰：“今列传中除奏疏而外，虽有佳文，不宜多载。惟《儒林》、《文苑》或当间录一二。”[32]至于奏疏，“惟择其纠正君身，指陈时弊，论劾大臣之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其余条陈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
⒊关于志表
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制度也，如郡县之沿革，官职之废置，刑法之轻重，户籍之登耗，以及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皆需详列于志，以补本纪之略也。
作史之难，莫难于志，然明史馆臣于志之体例发明甚少，率言仿《宋史》、《元史》志例，分门别类而已。雍正年间入史馆之汪由敦则曰：“历代书志，体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屡朝因革之故，俱宜备载，俾读者得所考信后世，可为鉴观，故宁详毋略。顾若《宋志》之条分件列，漫无剪裁，史才奚称焉？《新唐志》详瞻整齐，可以为法。”[33]观其所言，直视《宋史》之志漫无剪裁，不若《新唐书》详瞻整齐；汪由敦力主志之内容宁详毋略，其篇目之设计应随朝代制度之因革，随时而变。汪氏之主张，颇与朱彝尊因时而变例之议相通。
表，亦不为馆臣所重视。司马迁《史记》之后，陈寿、范晔以下即缺而不讲，刘知己遂谓表烦费无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表与本纪、列传、典志相为出入，互为弥补。古人有言：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功名显赫者则系之以列传，其无积劳亦无显过，列传之不可胜书而举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则于表中载之。又其功罪事实，列传中有未能悉备者，亦于表中见之。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有明一代宰辅列卿碌碌无为者颇多，各为立传，颇苦平淡，若表立则列传可省也。故曰：“表者，所以通纪传之穷也，庸可废乎？”[34]未入本纪者，未入列传者，未入典志者，皆可入于表。此法尤清史纂修宜沿用者也。
在表的具体设置上，雍正年间续修《明史》之际，全祖望特提出增设《属国表》、《土司表》。以为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延，要随其时之所有而作。譬如，属国之为中国重甚矣，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见者，尤必于表观之。全祖望认为，立《属国表》，可纵观有明一代之边疆兴废、外患频仍。如朝鲜之易姓，交趾之频失，倭人之内犯，滇粤亡而投缅甸，闽瓯失而竄东宁，皆东南大案所当特书者。又如土司，全祖望建议仿照《辽史·部族》例，别为立表。表多则传省，此作史良法，惜全祖望之建议未见采纳。
⒋关于纪志表传之贯通关系
自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史家虽有增损改换，然不出此范围，非后世缺才之故，确系纪传体有包容万象、洪纤靡失之长。然纪传体之成功，贵在类别区分，互为通贯，所谓“纪、志、表、传，可以错综互见者也。”[35]故明史馆臣于本纪、列传、典志、图表四体裁如何做到此详彼略，互不矛盾，颇为重视。《修史条议》曰：
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
备，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间，务使详略适宜，始为尽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诸本纪， 其他宜入志者，归之于志，宜入表者归之于表，宜入传者归之于传，则事简而文省矣。
故本纪是载大政大典之事，为史之纲；若本末巨细则分见于志、传、表中者也。因
此，纪、志、表、传，本属一贯，各有侧重。“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 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
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36]
以上乃发凡起例之要者，其他若顾炎武《与潘次耕书》（见《亭林文集》），陆陇其《答徐健菴书》（见《三鱼堂集》），方象瑛《与施愚山论于忠肃书》（见《健松堂集》），毛奇龄《奉史馆总裁论粱储传》（见《西河合集》），王源《与徐立斋学士论王威宁书》、《与友人论韩林儿书》、《与吴商志书》（见《居业堂集》），黄宗羲《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见《南雷文定》），吕留良《答谷宗师论历志书》（见《晚村文集》），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见《鲒埼亭集》)，皆朝野学者于体例有所商榷，或用或否，虽不能尽同，要之均于订定体例不无少补也。
纵观《明史》定本体例，大体框架依然遵循正史之纪传体，特于具体篇目有所新创。其中，“本纪”部分创新者乃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其中。“志”一从旧例，而稍变者有二：《历志》增图，《艺文志》则专取有明一代之著述。“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创新者一曰《七卿》，以明代废宰相，而政分于六部，且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为七也。“列传”从旧者十三，创新者三：曰《阉党》、《流贼》、《土司》。
五、史料笔法
⒈关于史料之短长
史馆诸臣于史料之利用，最先关注各朝实录，总裁首先略言《明实录》各朝之长短，以供纂修官使用时参考。其言曰：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家乘野史未可尽信，必本之《实录》，而参以他书，庶几无失，原加博访之力，无据一家之言。[37]
实录之外，邸报亦为重要史料。顾炎武以为明史纂修“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38]
墓志铭、家谱乃至地方志之类的资料，或出于知其人之手，或出于本人之手，当为知人论世之原始凭借，然以成文之契机，多有溢美虚恶之嫌，故总裁于《修史条议》中提醒纂修官亦应留心辨别。[39]
对于野史稗乘，总裁曰：“野史流传不可尽信，其最挟私害正者，无如尹直之《琐缀录》、王琼之《双豀杂志》、支大纶之《永昭陵编年史》。此皆小人之尤，其言岂足凭据！若夫伍袁萃《弹园杂志》、吴玄之《征吴录》等类，心虽无他语，实悖道。尚其鉴别，无惑浮言！”[40]
笔记杂著之类，尤其是出于台阁官僚之手者，最能补官史之缺漏，然亦不可尽信其书。“有身居台阁而著书乃甚纰缪者，王守豀之《震泽纪闻》《震泽长语》、陆贞山之《庚已编》是也。有名托国典而其实乃甚颠倒者，陈东莞之《皇明通纪》、黄司寇之《昭代典则》是也。《通纪》一书实梁文康弟所作，故多誉兄之辞，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万世之公论。”[41]
史事之记载，皆因撰述之境遇不同而存在各种偏颇，又因耳闻目见之差异而出现描述之千差万别，故作者不同，论断亦往往不同，“未可据为笃论”[42]，对此后世修史者若为尊者讳，不可；偏执一见，亦不可。而史书之体，笔削既有褒而更有讥体，故不同义当兼载，毋执已成之书，遂为一定之见。当“证之以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传，必偏阅记载之书，及同时诸公文集，然后可以知人论世。”[43]
⒉关于史论褒贬
褒贬同体，两造并举，此史之义也。清初纂修《明史》之时，当朝仕宦诸君先世多有显达，总裁首先告诫诸纂修官，要秉公心，共成直道，毋私滥立传，以免秽史之讥。“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章，先人无善而他人代为谀语，均不可也。”
历史

雪岗中国历史故事集阅读题

人物血肉同躯，瑕瑜并存，更有很多人难以别其黑白。对此，总裁于体例中曰：有卓然名世而间有微疵者，既有行事之可议，何妨瑕瑜之并存？若为贤者讳过，亦当讳之于本传，而见之于他传，倘止有褒无贬，何以取信将来？[44]约而言之，是非当以并存，功罪不妨互见；既不虚美，亦不隐恶。
明史之修，事涉朝廷，若文字不避则危机常伏，且时主之吹毛，动成大狱，故朝廷之避忌于《明史》不无影响。开馆之初，总裁叶方蔼即疏请“时沛纶音”，以“折衷群言，会归一是”，实乃探朝廷之风声。[45]康熙二十二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史书永垂后世，关系甚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詖之失，可以传信后世。”[46]后来，圣祖又多次申明。尽管如此，馆臣于下笔时依然有所避忌，且时主亦动加指责，改削不已。
⒊关于书法
此为凡例技术层面之规定，总裁徐元文、王鸿绪等人在体例条议中亦有明确示范，如，凡书官制地名，例从本代，毋用前史字样以致混淆。又如，凡官阶升转曰晋曰陞，俗字未为近古，其量升者应称迁；某官其不次用者，则曰超迁曰擢；其资品相同者曰转。再如，纪传叙事郡邑职官，宜用本名，不可改从古号及袭用俗称。如以南京为建业，古号也；以吏部为铨部，俗称也。即有明一代，前后废置沿革，亦时不同，如未立应天府以前，止可称集庆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称行省参政。总之，一切书法，总须考之，庶为无弊。
⒋关于史书之卷数
关于明史之卷数，潘耒提出应比照《新唐书》，定在二百余卷左右。“过此则非体。”[47]
⒌关于注释
古人撰写文章，往往无注释，覆阅者无从核对。对此，《明史》纂修官汪由敦曰：“今所分修拟稿所据某书，参用某说，亦标明来历，用浮签粘之上方，以便覆阅，其他互异应辨者别录辨论附呈总裁先生阅定，以求至当。”[48]杨椿亦言，每一志、传成，总裁必命注某事出某朝实录第几年，某事见某人传记第几卷，虽繁不以为嫌。[49]
⒍关于审稿方式
纪、传、志、表，体虽不同，事本一贯，必通徹彻参详，方可免抵牾复出之患。若判然异趣，谬误必多，但一人精神有限，即临文不苟，安保无讹？况按体分纂，各自成篇，学识既不同，勾通非易事，何以避免矛盾？总裁先生机务殷繁，止可总挈大纲，别裁是否，何暇覆案事实，一一用心？故汪由敦建议，初稿完成后，应于纂修诸君内，选学识深邃长于考据者四五人专事讨论，修过史稿，悉经参阅，然后呈览，庶免舛错。[50]
六、考核史事
弄清历史重大史实亦为史书撰写成功之关键。观之《明史》纂修经过，总裁与纂修诸官在颁布体例或改定史稿之时，一直重视此类问题。
如，明初胡惟庸之狱、蓝玉被诛等重大史实，人皆疑其原委。《修史条议》曰：“太祖虽治尚严酷，其杀人皆显指其罪，未尝掩护，乃《实录》则隐讳太过，而野史又诬谤失真，其最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记》、张合《台阁名言》、赵可与《孤树裒谈》是也。今当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失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事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议。”盖明史馆总裁欲直书史事，存其说，而无论其“罪有应得”与“非罪见杀”之别者也。
又如，建文出亡，馆中纂修官颇有分歧，或云“建文逊国”，或云“帝崩于火”，或有或无，各持一说，论辩往复。如朱彝尊不信建文帝逊国之事，遂于《上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言之。徐乾学《修史条议》曰：“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据，其尤诞妄者《史氏奇忠志》、《忠贤奇秘录》二书是也。史贵阙疑，姑著其说而尽削其从亡姓名，不以稗史混入正史，可耳。”王鸿绪《明史稿》则云“帝崩于火”。张廷玉等改定《明史》，则云“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是存其说而不加论断也。
又如红丸案，“红丸之案，李可灼虽无行弑之心，亦当伏妄投之罪。稽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诸医皆系狱论死，彼岂有弑逆之谋国典，当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罪，实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问，国典谓何？诸君子抗疏力争，自不可少，而乃翻以为罪，奚以服人？事有公评，毋徇邪说。”[51]
七、拈阄委派
明更三百年，未有成史，欲创为一书，若职任不分，则无人能成，成书之日亦遥遥无期也。故体例既明，则下一步之关键乃分派任务，撰写初稿。
然任务之分派，必选博学之士，且需责任专一；否则，责任不专，所主各异，纪有失而传不知，传有误而纪不见。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去取未明，书法无准。[52]徐乾学则曰：必使数人之传出于一人之手，庶无抵牾，且免重复。[53]
故明史初纂，本纪、列传以朝代分，志表则以事类分断，或一人撰一纪，或一人撰一志，或一人撰数传。或总裁委派专任，或拈阄而专责成。[54]至纂修各官分撰篇目，略如下表所示：

姓 名

分 撰 篇 目

来 源

尤 侗

弘正诸臣列传、外国傅，共三百余篇；艺文志五卷

尤侗《明史拟稿》，见《西堂余集》

毛奇龄

弘正二朝纪传及诸杂传大小二百余篇，另有胜朝彤史拾遗，武宗外纪，后鉴录，蛮司合志等篇

毛奇龄《明史拟稿》，见《西河合集》

汤 斌

天文志、历志、五行志；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列传，太祖本纪、后妃传等篇

汤斌《明史拟稿》

方象瑛

景帝本纪，及景泰、天顺、成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各朝臣传共八十六篇

见《振绮堂丛书》附《明史分稿残本》

朱彝尊

文皇帝本纪，及洪武朝臣传三十篇

朱彝尊《明史拟稿》，附入《曝书亭集》

施闰章

景泰、天顺各朝列传

施闰章《明史拟稿》，见《学余堂集》

汪 琬

各朝列传百七十五篇

汪琬《明史拟稿》，《钝翁续稿》

沈 珩

列传十余篇，及各朝本纪论赞

见《耿严文选》

徐嘉炎

建文帝本纪

见《曝书亭集》明史提纲跋

万邦荣

多嘉靖、万历朝列传（孙家淦所遣也）

《明史列传分纂》

陆 葇

分撰文皇帝纪，及漕河、水利、艺文、选举诸志

见毛奇龄所撰《神道碑铭》

倪 灿

艺文志序

见《清史列传》

潘 耒

食货志兼他纪傅，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订定

见《清史列传》

徐 釚

俞大猷、戚继光等传

见郑方坤撰《国朝名家诗钞小传》

严绳孙

隐逸传

见秦松龄撰《传》

乔 莱

崇祯长编

见朱彝尊撰《墓表》

姜宸英

刑法志

见《清史列传》

吴 苑

礼志

见潘耒撰《墓志铭》

黄虞稷

列传及艺文志

见陈寿祺撰《传》

王 源

兵志

见《学庵类稿》

徐乾学

地理志，大礼议，三案，东林诸事迹

见《清史列传》

注：此表据李晋华《明史纂修考》。
然已拈派各题而又有二人或数人所拟之题相同者，如方象瑛已撰《于谦传》，汤斌又撰之；毛奇龄撰顺、成、弘、正四朝后妃传，而顺、成二朝后妃传，汤斌亦撰之；朱彝尊与陆葇则同有《文皇帝纪》，尤侗、张烈同有《王守仁传》。同一列传而有数人同撰，其原因各不同。如汤斌与方象瑛所撰同者，则以汤斌曾为总裁，删改方稿而入之《潜庵史稿》中耳，非二人同撰一题也。此外则以馆例所定，凡史官入馆，先搜构其乡大臣事迹之在群书者，而后拈分其题以成之；如王守仁为毛奇龄之同乡，故毛氏先为撰一传稿，其后尤侗拈得王文成传，则毛氏之稿仅供尤氏之参考材料矣。
此外，难度较大的志书则多委派，且多有数人合撰者。如《天文志》，吴任臣撰之，黄百家又撰之；《五行志》则吴任臣撰之，倪灿又续撰之；《艺文志》则尤侗撰之，倪灿撰之，黄虞稷又撰之。又如《历志》，梅文鼎《明史历志拟稿提要》曰：“明史历志属稿者，检讨钱塘吴志伊任臣，总裁者中丞汤潜菴先生斌也。潜菴殁后，史事总属昆山。志稿经嘉禾徐敬可善、北平刘继庄献廷、昆陵杨道声文言诸君子各有增定，最后以属山阴黄梨洲先生宗羲。岁己巳，鼎在都门，昆山以志稿见属，谨摘讹舛五十余处，粘签俟酌，欲候黄处稿本到齐属笔，而昆山谢事矣。无何，梨洲季子主一百家从余问历法，乃知鼎前所摘商者即黄稿也。于是主一方受局中诸公之请，而以授时表缺，商之于余，余出所携《历草通轨》补之。然写本多误，凡篝灯不寝者两月，始知此事之不易也。”可见，《历志》则吴任臣外，汤斌、徐善、刘献廷、黄百家、梅文鼎等人亦曾参订增补。数人合撰，虽有叠床架屋之嫌，然亦可集众人之长，补一人之短。
八、分期纂修
史馆重开，馆臣每日或肩舆或骑骡，出入于东安门。第一步工作即将明三百年分期纂述，而每期又依类合题分撰。因史料较为完备，首先着手编纂者为洪武至正德各朝事。自十九年正月至二十年六月，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和正德等朝史稿基本完篇。[55]
自二十年六月起，则开始分撰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事，计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不及一年，景泰、天启、崇祯三朝史稿又基本完篇矣。然成之仓卒，长编又多漏略，所成诸稿尚多舛漏。
二十一年四月，再分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事。此三朝历时百年，纂述甚繁；且嘉靖时祀典太滥，而大礼之议，是非难定；万历时稗政孔多，而党争继起，忠奸难辨；此三朝史事之不易措手，亦不下于崇祯朝之无实录可凭者。然历一载，各人阄得之题，亦多已完篇，次第上之史馆。
自十九年正月，开始修史，至二十二年，以本纪、列传为主的史稿粗成。不论史稿舛误何如，然确为以后定稿之形成奠定了基础。纵观史稿速成之过程，有以下数端可言：
其一，馆臣之勤奋。五十鸿博虽不尽参与明史纂修，然留馆数人自受命之始，孜孜矻矻，殆无暇晷。尤侗有诗云：“贱子滥竿分编纂，目不停下手频叉。兀兀穷年补百一，辟以尺土填深注。榆靡椽烛安可得，只餐白饭浇清茶。闲来欠伸循墙走，瀛州亭下看周遮。”[56]。朱彝尊《乔莱墓表》云：“史馆初设在东安门内，肩舆不得进，君体肥，窘于步趋，骑骡一头，晨入申出。”奉职之勤，于此可见。此外，馆臣互相商讨，或致书千里，求教问题，亦常有之事。如施闰章分撰史传，务求至当，与方象瑛相互切磋，尺牍往复，不下数十。方象瑛撰于谦一传，亦先后请教施闰章、汤斌、李来泰、汪琬等人。吴任臣撰《历志》，总裁亦分别请精通历算学之徐善、刘献廷、杨文言、黄宗羲等人审阅，后交梅文鼎定稿。
其二，先易后难。纂修顺序非以时间，而据难易为先后。正德以前史事稍简，且史料备具，故先期进行；天启、崇祯朝史事随长编之编辑，放在第二期进行；嘉靖、隆庆和万历朝则因时间长久，且大事难以下笔，故最后进行。
其三，先做长编。编纂史书，最重史料长编，明史馆开馆之初，便仿《通鉴》作长编，尤以崇祯朝无《实录》，故先撰《崇祯长编》。总裁从汪楫议，选馆臣六人，先撰长编，倪灿、乔莱俱参斯事。
当时所撰《崇祯长编》，乃仅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月日而汇成者，其所凭据，犹甚单弱。故朱氏欲总裁将四方所上之书，参之家录野纪，以补阙失，盖欲其事之信也。迨长编草成，各人阄得之题，已属稿而未完，或有疑而未决者，均得互相参订。
除以长编之法用于本纪外，许多分纂官亦以此法用之于列传、典志的撰写中。如潘耒之撰写《食货志》，先“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凡片言只字，有关于食货者，悉行节出，琐细旁杂，不厌其详。盖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绌之故，了然于胸中而后可以下笔也。既以《实录》为主，又博采诸家著述、名臣奏议与凡典章故实之书，次第节录，以备参考。必求如是而后可以无憾。惟是三百年实录，浩如渊海，约计一年一本，每本中节出者，多则四十余纸，少则廿余纸。自洪武至万历，密行细字，钞成六十余本。”为作史料长编，潘耒在馆署“篝灯搦管，常至夜分”[57]。《实录》之外，杨椿又摘钞他书，如《西园闻见录》、《砚山斋续考》之类数十种。不仅潘耒撰《食货志》如此，同事诸君“大率类此”。杨椿言：曾于史馆获见前任馆臣所作列传之史料长编，如严嵩、张居正、周延儒，各五百余页，魏忠贤事千有余页；每一志、传成，总裁必命注某事出某朝实录第几年，某事见某人传记第几卷，虽繁不以为嫌。[58]
自十九年至二十九年，此十数年间，纂修诸臣将其撰成之稿，纷纷上之史馆（如尤侗三百余篇，毛奇龄二百余篇，汤斌百余篇，汪琬百余篇，方象瑛八十余篇，朱彝尊三十余篇均是）。然分纂初稿虽陆续上之史馆，但在二十九年万斯同等人编排第一部初稿之前，终无成形史稿。
所谓未成书，盖缘总裁屡易，为原因之一。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云：“令衰病乞归，所上诸传稿，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总裁。”自康熙十八年，监修总裁，屡易其人，二十二年，命汤斌、徐乾学、王鸿绪等为总裁，李霨为监修。二十三年，徐元文罢都御史职，专领监修。二十五年，命王熙、张玉书为监修，陈廷敬、张英为总裁，王鸿绪以治母丧回籍，旋复召任总裁。二十六年，王鸿绪丁父忧回籍。二十九年，徐元文以旧大学士仍领史事。三十一年，陈廷敬丁父忧回籍。三十三年，王鸿绪以王熙、张玉书荐，与陈廷敬复召任总裁，张玉书、熊赐履为监修。如此更易，几如传舍，史稿如何统筹编纂？此外，各人以有限之岁月，相率以数百篇或数十篇之稿上之史馆，虽各人皆学问博洽，亦未免过求急就，其草率处及挂漏之弊在所难免。朱彝尊《上总裁第三书》有云：
伏望阁下：幸勿萌欲速之念，当以五年为期，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稿。先就馆中所 有群书，俾纂修官条分而缕析，瓜区而芋畴，事各一门，人各一册。俟四方书至，以类
相从续之，少者扶寸，多者盈尺，立为草卷。而后妙选馆中之才，运以文笔删削。卷成 一篇，呈之阁下，择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则阁下点定，斯可以无憾
矣。不然，朝呈一稿焉，夕当更；此呈一稿焉，彼或异，若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麯 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阁下且不胜其劳，虽欲速，而汗青反无日也。
[59]
当时纂修官，好多务得，以短促期间纷纷呈稿，其“糠麯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甚至出现了“体例未定”，而数十人所撰之稿“已错陈于左右”的情况。如此纷乱舛误，已成之稿或需补写，或需重写，或需删改，于是有下一步之分类改定。
九、分类改定
自康熙二十年六月始，第一期分撰之草卷便已有陆续完篇者，故自康熙二十一年，汤斌、徐乾学、王鸿绪等相继为总裁，开始组织人员对各纂修官呈稿，按照本纪、列传、志表等分类，先分任专阅，后再互加校订。汤斌《题明史事疏》云：
以明史事体重大，卷帙浩繁，其纂修草稿巳完者，先分任专阅，后再互加校订。臣分任《天文志》、《历志》、《五行志》，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列传》。已经删改《天文志》九卷，《历志》十二卷，《列传》三十五卷。[60]
由此可知，二十一年之后，总裁即开始为删改初稿之工作。至二十三年，徐元文重领史局之后，书尚未成，积成草稿仍有待删定。徐元文乃延万斯同，馆于邸舍，将史馆“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61]万斯同虽布衣，然既不与政，专意史事，考据国史，参用诸家之说，“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62]
以万斯同及其他纂修官之努力，于康熙三十年，史稿粗成。杨椿曰：“斯同馆元文家，为元文核定《明史》，历十二年而史稿粗成，凡四百十六卷”[63]。然此时之史稿，本纪、列传成十之六七，而未及志、表，全书尚未成。
三十年七月，监修徐元文卒，徐乾学亦告归，史稿之编撰再次停止。至三十三年，再命大学士于翰林员内，举奏文章学问超卓者，来京修书。于是王鸿绪、徐乾学、高士奇同为王熙、张玉书所荐举。但是年四月，徐乾学卒，高士奇亦未至，被任为总裁者仅王鸿绪一人；后再派陈廷敬同预其事。三人商定，陈廷敬任修本纪，张玉书任修志书，王鸿绪分任核校列传。王鸿绪稔知万斯同尝馆徐元文家，为元文删定草稿，乃延致斯同于其家；同时延请钱名世，以核定列传事委之。万斯同进一步核定列传，“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名世协助万斯同，“详注其故于目下”。[64]四十一年，列传甫脱稿，尚未订正，万斯同便卒于王鸿绪京邸。
康熙四十年后，史馆又几于停废，主要人物相继凋谢（王熙卒于四十二年，张英四十七年，熊赐履四十八年，张玉书五十年，陈廷敬五十一年）。鉴于史稿阙略者尚需补撰，成篇者尚待校雠，王鸿绪于居官之暇，删繁就简，正谬订讹。[65]
康熙四十八年，王鸿绪以党争，休致回籍。其回籍时，将史馆草稿尽数携去，以数年之力，重加编次。列传分合有无，视万斯同、钱名世稿颇异，于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其《进明史稿疏》云：
自蒙恩归田，欲图报恩，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荟萃其全，复经五载，成列传二 百五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已成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臣不
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赍呈御览，宣付史馆，以备参考。[66]
既增损列传二百五卷，以纪、表、志俱未有，乃又取徐稿中《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删改之，其他俱仍其旧。表则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惟《诸王表》与之同。六十一年冬，王鸿绪闲居在京，又删改徐稿《本纪》，不浃旬而十六朝本纪悉具，于雍正元年进呈。[67]其《进呈明史稿疏》云：
四十八年春，奉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发列传史稿，细加删润。于五十三年进呈， 蒙谕旨宣付史馆。随于五十四年春，特召来京修《御纂诗经》告竣，又蒙先帝点充《省
方盛典》总裁。今书业编成多卷，俟公阅后启奏外，惟《明史》止存臣一人，而本纪、 志、表，俱未有成稿。臣夙夜纂辑，汇成全史，以仰副先帝之明命。计自简任总裁，历
四十二年，或笔削夫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 雅，要以恪遵敕旨，务出至公，不敢无据而作。今合订纪、志、表、传，共三百十卷，
谨录呈御览。[68]
合本纪十九卷，志七十七卷，表九卷，并五十三年所进列传二百五卷，共成三百十卷，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也。王鸿绪因老迈，亦于进呈史稿当年去世。
十、钦定刊行
雍正元年七月甲午，谕大学士等：“有明一代之史，屡经修纂，尚未成书，我圣祖仁皇帝大公至慎之心，旌别淑慝，务期允当，惟恐几微未协，遂失其真，郑重周详，多历年所，冀得良史之才，畀以编摩之任。朕思岁月愈久，考据愈难，目今相去明季，将及百年，幸简编之纪载犹存，故老之传闻未远，应令文学大臣，董率其事，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再访山林绩学之士，忠厚淹通者，一同编辑，俾得各展所长，取舍折衷，归于尽善，庶成一代信史，足以昭示于无穷。著将满汉大臣等职名，开列具奏。”[69]遂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官，徐元梦、张廷玉、朱轼、觉罗逢泰为总裁官，杨椿等二十三人为纂修官。
未几，他任四出，留馆者仅数人而已。五年冬，总裁张廷玉、朱轼命杨椿与汪由敦协力成书；而张廷玉意在专委汪由敦，由敦事繁，更约吴麟分任。六年正月，吴麟与汪由敦至馆任事。随后，总裁将史稿分卷发下，纂修官进行考核校改，润色加工。杨椿分任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分任嘉、隆、万三朝列传；汪由敦与吴麟则分任十二朝本纪，及后妃、诸王、洪武、建、天、崇列传。如，韩孝基分任明英宗、景帝本纪及列传十篇，于北狩、夺门、登极、守御诸大事，考据《实录》，参合野乘，审定是非，直伸褒贬。[70]蒋继轼则将史馆尚存汤斌、汪琬等人史稿整次排比，以资笔削。[71]万邦荣分任嘉靖、万历间诸列传，梅瑴成分任《天文志》，金门诏分任《艺文志》等。
盖此阶段在馆用力最勤者乃杨椿，其《上明史馆总裁书》曰：椿回寓纂辑，既无友朋来往，又不娴米盐琐计，辨色而起，子夜而息，专心致志，惟史事为务。提调吴君屡出椿不意，入椿之室。未有一日，不见椿不在书案，亦未有一日，椿在书案不审阅《明史》者也。杨椿受九朝列传后，即伏案编摩，日夕无间，又时以笔札口舌与汪由敦、吴麟论列得失；汪、吴从者十之二三，不从者十之六七。六年七月中，汪、吴本纪未进，而杨椿之九朝列传五十卷已誊清校毕矣。不久吴麟罢任，汪由敦亦闻讣而归；张廷玉则公务繁冗，无暇亲阅。杨椿又校阅胡宗绪所分任之列传。可见杨椿在馆之日，未尝一日不勤也。
此次续修，系王鸿绪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如史事之核实，传目之分合，论赞之改订。关于体例，汪由敦曾主张设“世家”，其言曰：
世家一体，《史记》、《五代史》而外，他无传焉。顾有明魏、定、成、英诸国， 或绝或续，与有明相终始。典禁街，督京营，类用勋旧大臣，其关系安危，视诸藩之虚
名列土，不得有为者，相去迳庭。目以世家，良不诬也。传中叙嗣爵世数，有开国一传 累述而于迄明亡者，名为列传，实具世家之体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传
欤？[72]
自雍正元年七月，史馆续开，至十三年完成，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凡三百三十六卷。与王鸿绪史稿相比，本纪增五卷，志书减二卷，表增四卷，列传增十五卷。
乾隆继位，下诏付武英殿镂板，至乾隆四年七月，全书刊成，即今通行本《明史》也。
按：乾隆四年八月，武英殿刊刻本即将告竣之际，清高宗下谕旨，命依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一书。乾隆十一年，《明纪纲目》成书。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纂修开始，收入之书，皆需校订审核。高宗以《明纪纲目》所载蒙古等族人名地名，对音讹传，译字鄙俚，遂命张廷玉等将已刊之《明史》与《明纪纲目》加以校改，收入《四库》。此为《四库》本《明史》也。

[1]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国初明史总裁》。
[2] 《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3] 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再上纲目馆总裁书》。
[4] 《孟邻堂文钞》卷二《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5] 《东华录》康熙二十三卷。
[6] 《西河合集·史馆兴辍录》。
[7] 《汤子遗书·敬陈史法疏》。
[8] 《曝书亭集·上史馆上总裁第二书》。
[9] 《叶文敏公集·请购书籍疏》。
[10] 万邦荣：《答庶常刘芳草书》，《明史列传分纂》卷末万六德跋引。
[11] 《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一书》。
[12] 《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13] 《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一书》。
[14] 王鸿绪：《史例议》上，见《明史例案》。
[15] 《史例议》上。
[16] 《史例议》上。
[17] 《汤子遗书》附潜庵凝明史稿《明史凡例议》。
[18] 徐乾学：《修史条议》，见《明史例案》。
[19] 《修史条议》。
[20] 《史例议》。
[21] 《修史条议》。
[22] 《修史条议》。
[23] 《修史条议》。
[24] 《汤子遗书·明史凡例议》。
[25] 《憺园集·修史条议》。
[26] 《桂松堂集》。
[27] 《南雷文定》。
[28] 《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29] 见《汤子遗书》，《三鱼堂集·答徐健庵先生书》。
[30] 《修史条议》。
[31] 汪由敦：《史裁蠡说》，见《明史例案》。
[32] 《修史条议》。
[33] 《史裁蠡说》。
[34] 《史例议》。
[35] 王鸿绪：《史例议》。
[36] 《史例议》。
[37] 《修史条议》。
[38] 《亭林文集·与公肃甥书》。
[39] 《修史条议》。
[40] 《修史条议》。
[41] 《修史条议》。
[42] 《修史条议》。
[43] 《修史条议》。
[44] 《修史条议》。
[45] 《叶文敏集》。
[46] 《东华录》康熙三十二卷。
[47] 潘耒：《修明史议》，见《明史例案》。
[48] 《史裁蠡说》。
[49] 杨椿：《孟邻堂集·上明鉴纲目总裁书》。
[50] 《史裁蠡说》。
[51] 《修史条议》。
[52] 《史例议》。
[53] 《修史条议》。
[54] 《史例议》。
[55] 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见《丛书集成续编》二十三。
[56] 《西堂余集》。
[57] 潘耒：《遂初堂集·上某总裁书》。
[58] 《孟邻堂集·上明鉴纲目总裁书》。
[59] 《曝书亭集》。
[60] 《汤子遗书·题明史事疏》。
[61]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
[62] 《鲒埼亭集·万贞文先生传》。
[63] 《孟鄰堂集·再上明鉴纲目总裁书》。
[64]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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