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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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及孙诒让《周礼正义》等的撰著，可谓将礼学研究推向顶峰。寻其根源，此一成就实导源于清初礼学的复兴和清廷对礼的关注，特别是乾隆初叶《三礼义疏》、《大清通礼》的先后纂述。而随着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与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徐乾学、李光地、方苞诸人倡之于前，秦蕙田和之于后。其中，最能荟萃五礼，裒然成帙者，当首推金匮秦蕙田。其所著《五礼通考》，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徐乾学《读礼通考》之后，“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议论，靡不搜抉仄隐，州次部居，令读者一览易晓”[1]，前后历时三十八年，稿三、四易，岁六十始成。用力之勤，倾心其间，成书尤非易事，其成就亦斐然可观。对其加以梳理，于窥探清代礼学之演进不无裨益。
一、生平仕历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世居江苏无锡，雍正初析置金匮县，遂为金匮人。其祖松龄，顺治乙未（1655）进士，康熙朝召试博学鸿词，授左谕德。其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1685）进士，由编修历官礼科给事中。蕙田少过继于其叔父易然，易然为府学生。在此家庭环境之中，蕙田自然会励志向学，求取科名。乾隆元年（1736），蕙田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后，仕宦生涯屡有升迁，一帆风顺。六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七年入直上书房。八年连续四升，先为侍讲，继迁右庶子、右通政、再擢内阁学士。十年为礼部右侍郎。十二年丁本生父道然忧。十三年，奉旨：“秦蕙田服制将满，可仍以礼部侍郎用。”逾年，调刑部侍郎，兼理国子监算学，充经筵讲官。二十二年擢工部尚书，兼理乐部。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管工部事。寻加太子太保。二十五、二十八年，两任会试正考官。翌年，蕙田两以病请解任回籍，高宗一再挽留，及准请，卒于途。高宗闻讯，甚感伤怀，谕曰：“秦蕙田奉职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医，尚冀痊可。兹闻在途溘逝，甚为轸恻！应得卹典，已饬部查例具奏。著再加恩赏给银一千两，经理丧事，以示优卹。”其受重如此，亦可见其为官之情形。[2]
然畅达的宦途，并没使秦蕙田沦为纯粹的官僚。相反，其位逾高，其志学弥励。钱大昕有言：“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刚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则杜门谢宾客著书，不异为诸生时。……上御极之初，江阴杨文定公领国子监事，荐公笃志经术，可佐成均。既而值内廷，课皇子讲读，益以经术为后学宗。……公夙精三礼之学，及佐秩宗，考古今礼制因革，……。”[3]正是基于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秦蕙田遂得将其前此所学更加阐扬，致有《五礼通考》之结撰。
二、为学取向
《五礼通考》之成书，于秦蕙田一心向学紧密相关。他曾称：“蕙田性拙钝，少读书不敢为词章淹贯之学。塾师授之经，循行数墨，恐恐然若失也。”其后遂专意治经，以讲求性命之理为鹄的，盖受其本生父私淑东林顾、高二人（指顾宪成、高攀龙——作者注），日闻庭训而得。及秦蕙田与同里少时好友蔡宸锡、吴大年、尊彝兄弟为“读经之会”，学益大进。“读经之会”之设，乃秦蕙田诸人有感于“《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谶纬，轇輵纷纷”，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虽经黄干、杨复修述，究未为完书，而“《三礼》疑义至今犹蔀”。有鉴于此，他们遂有志于此，“于《礼经》之文，如郊祀……等，先之以经文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牴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证发明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4]。半月一会，持之十有余年，裒然渐有成帙，是为《经说》百余卷。
秦蕙田自述此段经历曰：“余少与蔡学正宸锡、吴水部大年、学士尊彝、龚布衣绳中为读经之会。人各治一经，裒集先儒经解，每经至千余卷。遇疑难处，则博综群言，旁参确证，默坐澄思，研究秒忽，穷日夜不少息。时砉然以解，则取异同。错出者考之，是非歧似者辨之，义理未发者说之，未可遽定者存之。每会以旬日，会则交相订正，不蓄疑也。互为录藏，无忘所能也。或古人先得我心者仍之，言不必自己出也。要以详说反约，归于一是而已。”[5]于此，钱大昕揭示道：“公幼而颖悟，及长，从给谏公于京邸，何纪瞻、王若林、徐坛长诸先生，咸折辈行与之交。中岁居里门，与蔡宸锡、吴大年、尊彝、龚绳中为读经之会。尝慨《六经》之名物制度，诸儒诠解互异，鲜能会通其说，故于郊社、宗庙、宫室、衣服之类，尤究心焉”[6]；“‘味经窝’者，公少时读书之室名也。锡山自高、顾诸君子讲学东林，遗风未墜；尊甫给谏公潜心性理，学养尤邃。公耳擩目染，闻道最早，顾不欲居讲学之名，乃与同志三、四人为读经之会，每旬有余日，则一会于所谓‘味经窝’者，会则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尝曰：‘先圣之蕴，具于《六经》，舍《六经》安有学哉！’及其出而为文，光明洞达，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盖尝受而读之，诗赋、章奏、序记、论说，无体不备，而说经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称昌黎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经》之法言不陈，非《六经》之疑义不决，折衷百家，有功后学，所谓吐词为经，而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7]
秦蕙田的这一为学治经取向，为其研讨礼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正因为其长于说经，故杨名时虽未相识，却以经明行修举荐，教授国子。自是，秦蕙田益肆力于经，尝曰：“儒者舍经以谈道，非道也；离经以求学，非学也。”[8]钱大昕于此彰扬道：“尝慨秦汉之下，经与道分，文又与经分，史家至区道学、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后世传文苑，徒取工于词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辄嗤文章为小技，以为壮夫不为，是耻鞶帨之绣，而忘布帛之利天下；执糠秕之细，而訾菽粟之活万世也。公之学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当世推之曰通儒，曰实学，不敢仅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传于后世，此之谓能立言者。”[9]即此可见秦蕙田之为学宗经之学术取向。
三、《五礼通考》之成书
秦蕙田之注目于《礼》，于“读经之会”之时已发其端；及其通籍后简佐秩宗，因赞校阅礼书之任，故得以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后居本生父忧，杜门读礼，得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因叹其吉、嘉、宾、军四礼尚付阙如。有感于此，秦蕙田重理旧箧，与同好吴尊彝发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10]，欲成完书。服阕后，再任容台，遍览典章，日以增广。适方承观见而好之，不仅极力敦促蕙田早日卒业，且将前此所撰未成稿《五礼大全》畀之，以资见闻。同时卢抱孙、宋宗元亦作同调之鸣，支持蕙田之举。后秦蕙田任刑部尚书，于暇时益勤于此，有《味经日钞》六十余卷，并与钱大昕等人质疑问难，又与时人商讨往复，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告蒇其事，是为《五礼通考》之成书。
秦氏所撰《五礼通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11]。王鸣盛就此指出：“（秦蕙田）尝叹徐氏《读礼通考》颇为整瞻，乃仿其体，以吉、嘉、宾、军、凶，分礼为五，编次为书。而徐氏之书，详于史而略于经，公则为之矫其弊。且凶礼之别有五，而荒礼、吊礼、襘礼、恤礼，徐氏俄空焉，公则为之補其阙。”[12]卢见曾亦称：“全书增徐氏吉、军、宾、嘉四项，而丧礼補其未备。吞吐百氏，翦裁众说。盖举二十二史，悉贯以《周礼》、《仪礼》为之统。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议论，靡不搜抉仄隐，州次部居，令读者一览易晓。至是而世之有志于礼教者，始畅然满志而无余憾矣。先生所增四礼，于吉礼尤详。”[13]此可见秦蕙田撰作《五礼通考》要意之所在。
四库馆臣对秦氏《五礼通考》虽有“不免有炫博之意”之微词，但亦指出：“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饤、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14]蒋汾功评价道：“人以为善于其职云，予谓是惟能宿其业耳。积数十年博观宏览之资，用以搜择融洽，折诸儒之异同而求其是，将使后之考礼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扪烛也。”[15]方承观曰：“是书体大物博，先生积数十年搜讨参伍，乃能较若画一。”[16]卢文弨亦指出：“其书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并从而赞道：“穷经者得以息纷纭之讼，处事者得以定画一之准。大矣哉！古今之菁英，尽萃于此矣。洵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17]曾国藩亦称：“秦尚书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18]又曰：“秦氏《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19]由蒋、方、卢、曾诸氏所论，可见《五礼通考》之价值和影响。
四、《五礼通考》之特色
细绎秦氏此书，较之前人所为礼书，有如下几方面特色：
第一，经史兼重，先经后史。前文引钱大昕所揭秦蕙田对于经、道、文和道学、儒林、文苑之分之弊的取舍，及王鸣盛所揭秦蕙田之于徐乾学“详于史而略于经”的矫正，无不体现出其对经的重视及对史的关注。这不唯反映出秦氏治学宗经的为学取向，亦体现出其时学术思潮的趋势。见及于此，秦蕙田主张：“考制必从其朔，法古贵知其意。”故他为断制前儒说礼之纷纭，不仅“兼收异说，并先儒辨论附于各条之后，以备参稽；或并存阙疑”，且“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使异同並载，曲直具存”，使“后之考者，以详其本末”[20]。
第二，重义理，辅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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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学。秦蕙田对于义理的考究和对考证的审慎，则彰显出《五礼通考》在思想和为学方法上的命意所在；此亦是秦蕙田补徐氏之阙及一以朱子为归为学宗旨的体现。王鸣盛有言：“学之欲兼精博也，难哉！要以钞緝荟萃，备下学之考稽，博为首重矣。朱子之学，以研究义理为主，而于古今典章制度、象数名物，亦靡不博考之。其纲条之所包罗者多，故援据间有未精；而日力不暇给，则书之未成，而有待于補续者亦多。《仪礼经传通解》，以经为经，以记为纬。续之者益以丧、祭二礼，规模粲然矣！然熊勿轩《序》称：‘文公初志，欲取《通典》及诸史《志》、《会要》，与开元、开宝、政和礼，斟酌损益，以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则今本犹未之备也。’大司寇梁溪秦公味经先生之治经也，研究义理，而辅以考索之学，盖守朱子之家法也。……书（指《五礼通考》——引者注）成，人但知为補徐氏，而公则间语予曰：‘吾之为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21]由王氏所言可见，秦蕙田之为《五礼通考》，并非仅为补徐乾学《读礼通考》之未备，而是另有深意寓于其中，即“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
第三，其所考五礼，依《周官·大宗伯》之目，以吉、凶、军、宾、嘉为次，吸取前人之长，意在会通。秦蕙田曾言：“通考者，考三代以下之经文，以立其本原；考三代以后之事迹，而正其得失。本原者，得失之度量权衡也；得失者，本原之滥觞流极也。本原之不立，坏于注疏百家之穿凿附会，故积疑生障，必穷搜之，明辨之；得失之不正，紊于后代之私心杜撰，便利自私，至障锢成疾，必备载之，极论之。”[22]基于此一认识，秦蕙田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同时，博综其长，再加创意。他曾说：“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及其用等。……自古礼散轶，汉儒掇拾于煨烬之余。……及魏晋诸家，人自为说，益用纷歧。唐、宋以来，惟杜氏佑《通典》，陈氏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马氏端临《文献通考》，言礼颇详。今案《通解》所纂王朝、邦国诸礼，合《三礼》诸经传记，荟萃补辑，规模精密。第专录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属未成之书。《礼书》详于名物，略于传注。《通典》、《通考》虽网罗载籍，兼收令典，第五礼仅二书门类之一，未克穷端竞委，详说反约。《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至近代昆山徐氏乾学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鉴于此，蕙田因徐氏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古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之未备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礼，别为条目，附于嘉礼。合徐书，而《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
第四，古礼之因革思想，发扬“礼时为大”精神。蕙田既以通考为意，故不仅述历代《礼经》源流，且注目历代礼制沿革。其说礼，以宋儒义理为宗，故对之颇为倾心，曰：“至宋元诸大儒出，粹义微言，元宗统会，而议礼始有归宿。”而于宋以前礼学家的功劳，他亦有所肯定，称：“汉《艺文志》言礼者十三家，洎至魏焉，师传弟受，抱残守阙，厥功伟矣！”这是其述《礼经》源流的宗旨。当然，伴随着礼学的发展，历代亦有礼制之兴作。对此，秦蕙田指出：“历代礼典，西京贾、董昌言，未遑制作。东都锐意举修，多杂谶纬。魏晋则仅传仪注。逮梁天监中，五礼始有成书。唐《开元礼》出，而五礼之文大备。杜氏因之，参辑旧闻，作为《通典》。马氏续加增广，纂入《通考》。元、明各有《集礼》及《典章》、《会典》等书。班孟坚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夫子亦曰：‘百世可知。’”鉴于此，秦蕙田参秦汉迄明礼制之沿革，加以勾稽疏理，以昭示其是非得失。至于当代之举，一则朝廷已有《大清通礼》之作，一则对时事不宜多言，故秦蕙田只以“洪惟我朝圣圣相承，制度相明，日新富有，至于科条所颁，敬切训行，高深莫赞”一语，引而不发。虽然如此，秦氏之作，亦足与清廷所修《三礼义疏》、《大清通礼》相发明。秦蕙田尝曰：“方今圣天子德洽化成，章明百度，敕谕礼臣纂修礼典。小子蕙荷承恩命，襄理厥事，凡臣庶宗法庙祭冠婚葬丧之节，等级隆杀之文，犁然大备，将以颁行天下。小子蕙当敬与吾宗人恪遵而奉行之。”[23]此可见其对礼之践履。又卢见曾曰：“夫礼有宜法古者，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我朝圣圣相承，一新礼制。如康熙庚午庙堂驳禘礼无庸议，而《会典》无大饗明堂之礼，其卓识直高出百王以上。先生曾佐秩宗，熟览掌故，宜其著述昭晰详备，而无遗若此也。呜呼！儒者穷愁著书，无世纲之婴，得以朝夕肆志于学。若先生年甫逾壮，起家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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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洊列卿贰，夙夜服劳，乃能退食，从容裒集数百代典章文物，卓然成此大观，为秦汉以下未有之书，岂不伟哉！”[24]“礼时为大”精神于此可略窥一斑。
第五，就其篇次轻重安排来看，秦蕙田注重对吉礼的详细探讨，而对其他四礼亦各有小的调整，补他书所不足。《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中，前一百二十七卷为吉礼，继之嘉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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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宾礼十三卷，军礼十三卷，凶礼十七卷。秦氏之所以用几近一半的篇幅探讨吉礼，是因为在他看来：“吉礼为五礼之冠。《记》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唐虞伯夷典三礼，《周官·大宗伯》掌天神、地祗、人鬼之礼。第两郊、七庙遗文缺征，《仪礼》所传特牲、少牢，皆大夫、士之祭，故《汉志》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讥。矧谶纬繁兴，康成杂入经注，辨难滋起。如天帝有六，地祗为二，明堂之五室、九室，祈谷之建子、建寅，禘郊不分，地社莫别。宗庙六祭，淆于禘祫分年；昭穆祧迁，紊于兄弟继序。他如服冕、牲牢、乐舞、器数，歧说益纷。几千年间废兴创革，往往莫之适从。”也就是说，吉礼所涉问题，不仅意义重大，且众说歧出。鉴于此，秦蕙田“于经传搜集无遗，冀以补缀万一。至先儒论说，及累朝奏议，亦广为采取”。如此一来，其篇幅自然要大于其他诸礼了。于军礼，秦蕙田依《通典》例分为十九类，而将大射、乡射属之嘉礼。于宾礼，秦蕙田鉴于“自罢侯置守，无复古仪。杜氏《通典》采摭古今，分为四条；《通志》但存三恪、二王、后一；则《通考》竟全删去，以藩国朝贡附见于朝仪”，遂“辑天子、诸侯觐聘之礼，以存古仪。录史传藩国朝贡及遣使迎劳诸仪，以昭近制，而士庶人相见礼终焉”[25]。他又依《读礼通考》例，以丧礼属之凶礼，而以赈襘补徐书之未备。据以上来看，秦蕙田《五礼通考》之作，有因前人之例为之阐扬者，亦有自为新意以补其缺者，纵贯横排，条目灿然，不掩前人之长，亦不耀己之功，洵为一代之大制作。就其成就而言，足与前此著作及清廷礼书之作相媲美。
五、《五礼通考》之相关问题
当然，《五礼通考》之成，秦蕙田是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无论“读经之会”，抑或居官研礼，他都孜孜以求，一如既往地详加勾稽考辨，细加疏理，可谓精且勤矣。不过，此书之成，同时好友襄赞之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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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少。前面提及的吴尊彝、方承观、卢抱孙、宋宗元、钱大昕诸人自不待言，他如吴鼎、吴玉搢、王鸣盛、戴震、沈廷芳、顾我钧、王昶等人，亦有参订之功。其中，方承观、吴玉搢、宋宗元三人用力实多。方承观乃方苞族侄，少从方苞为学，专于《三礼》。当方苞与秦蕙田相与论礼，方承观亦置身其中。且方承观此前于研礼所得，曾著有未完稿《五礼大全》。及其见秦蕙田所撰《五礼通考》草稿，欣然与之唱和，并以己著付之秦氏，足见其相交之深。而吴玉搢乃秦蕙田撰《五礼通考》的第一个所托校雠者，且为秦氏统校全书。至于宋宗元，其参校秦氏之书者十居其八、九。而就具体校订情况来说，“其吉礼属吴氏、卢氏、顾氏。嘉礼属钱氏者，昏、飨、燕、乡饮酒、学诸礼，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两大类；属王氏者，射、巡狩；属戴氏者，观象授时一大类。宾礼全属钱氏。军礼全属王氏。凶礼属钱氏、沈氏、吴氏、卢氏。惟宋氏所参校者十及八、九，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预参校”[26]。可以说，一时名家大儒，会聚共订，亦可称盛事矣。
不无遗憾地是，秦氏书成之后，未能具列诸人名氏，遂启人疑窦。淩廷堪曾言：“无锡秦尚书蕙田纂《五礼通考》，先生（指戴震——引者注）实任其事。”[27]梁启超先生在疑徐乾学《读礼通考》乃“全部由季野（指万斯同——引者注）捉刀”时，亦以全祖望尝称万斯同于《读礼通考》之余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其稿不知去向，遂致疑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28]此说一出，遂成一大学术公案。固然，淩氏之说有一定道理，戴震确实曾参与校订，但若以为戴震“实任其事”，未免有失事实。至于梁启超先生所疑，因没提出更有力、更直接的论据，尚属推测，难成定论。依前面所论《五礼通考》成书过程来看，秦氏成此书，虽得友人时儒襄助，谓其系大半摽窃而成，与事实恐怕相去太远。况且，若果如梁先生所言，参与校订诸儒岂能一无所知？若说万斯同当年人轻言微，尚不足以与徐氏争功；而钱大昕、王昶等人，皆是官场中人，又怎能如此阿好秦蕙田？就秦蕙田自身学术素养来说，前论秦蕙田为学取向已彰显出其学术根柢，而“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绝少刊本，而庋貯缄题者数十笥”[29]，且其自始至终对研礼相当执着，若非有一定的礼学功底，又怎能发凡起例、融会贯通？即使大半摽窃万斯同所作，若只平庸不学之辈，亦难有什么创意。再就其成书态度来说，《五礼通考》虽已刊刻，但并未当即行世。秦蕙田曾致书卢文弨就正，文弨受其师委托，亦就己见提出了一些看法[30]。王鸣盛尝曰：“公每竖一义，必检数书为左证；复与同志往复讨论，然后笔之。故其辨析异同，铺陈本末，文繁理富，绳贯丝联，信可谓博极群书者矣！”[31]秦蕙田之谨严如此。以此，我们认为，秦蕙田系纂修《五礼通考》的主持人，应能成立。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世风时会的转向，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在此氛围影响之下，秦蕙田继徐乾学《读礼通考》之后，再加推阐，遂成五礼巨书。姑且不论其是否实现朱子之意，而就礼学演进来说，秦氏此书，不唯有承前之功，其对时人及后世的影响，功亦不小。
清廷和儒臣对清初以来倡礼之风的回应，不仅在礼学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对学术导向亦产生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礼义疏》、《大清通礼》、《五礼通考》三部煌煌巨帙，无异为唐代贾公彦、孔颖达以后，礼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它们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更大关注，如一时群儒黄叔琳、盛世佐、任启运、江永、吴廷华、诸锦、沈彤、程廷祚、汪绂、杭世骏、惠士奇、惠栋、褚寅亮、胡匡衷、程晋芳、庄存与、朱筠、汪中等人，无论其学术宗尚若何，或兼治三礼，或专究一礼，或就一礼之某一问题专门考究，皆于礼加注目焉；而且还对“以礼代理”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可以说，清代礼学的发皇和礼学思想的渐趋成熟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1] 卢见曾：《雅雨堂文遗集》卷一《五礼通考序》。
[2] 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汉名臣传》卷二十一《秦蕙田列传》。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二《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墓志铭》。
[4] 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五礼通考》卷首。
[5] 秦蕙田：《味经窝文集·味经日钞自序》，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
[6]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二《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墓志铭》。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味经窝类稿序》。又黄之雋《庑堂集》卷十六《味经窝说》，对秦蕙田潜心经学之执著深表赞叹。其中有曰：“秦子世味，一切无所嗜，而窝六经以自肥，充实其腹，犹若渴饥。吾乌乎测之哉？”
[8]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
[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味经窝类稿序》。
[10] 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五礼通考》卷首。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礼类四》，《五礼通考》条。
[12]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五十五《五礼通考序》。
[13] 卢见曾：《雅雨堂文遗集》卷一《五礼通考序》。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礼类四》，《五礼通考》条。
[15] 蒋汾功：《五礼通考·序》，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
[16] 方承观：《五礼通考·序》，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
[1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五礼通考·跋》。
[18]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圣哲画像记》。
[19]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一《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20] 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五礼通考》卷首。
[21]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五十五《五礼通考序》。
[22] 秦蕙田：《味经窝文集·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
[23] 秦蕙田：《锡山秦氏宗谱原序》，秦瀛纂修：《锡山秦氏宗谱》卷首。
[24] 卢见曾：《雅雨堂文遗集》卷一《五礼通考序》。
[25] 以上皆引自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五礼通考》卷首。
[26]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附录》。
[27] 淩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
[2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
[29] 蒋汾功：《五礼通考·序》，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
[30] 见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三《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
[31]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五十五《五礼通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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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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