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2004年明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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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4年明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的明史研究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平稳向前发展。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资备览。
一、学术会议与著作
8月，第10届明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国内外20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之规模、组织之规范、讨论问题之广泛均超过以往，充分显示了明史研究蓬勃发展的状况。
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较之上年度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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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克军《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运行研究》（武汉出版社）在政治史方面取得新进展；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任文利《心学的形而上学问题探索：从王阳明到黄宗羲》、多洛胥《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在社会史、思想史以及区域文化方面做出新的贡献；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金宁芬《康海研究》（崇文书局）、唐勋《谭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是人物研究的新成果，其中后者以及夏维中《明：景山的晚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学术普及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古籍标点整理方面，海南出版社选编的“海南先贤诗文丛刊”、“海南地方志丛刊”是本年度的一个亮点。目前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有《湄丘集》、《丘浚集》、《筠溪文集》、《正德琼台志》、《万历儋州志》等十余部是明代古籍。另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整理的《邵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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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永安县志》（方志出版社）也于年末问世，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政治史
制度。张宪博《明初辅政体制的建立与职能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3集）对废丞相、中书省后翰林学士、殿阁大学士从分别“平章参政”到成为参与军国大政决策合而为一的辅政机构的变化过程做了具体分析，指出内阁是其代称，并非后来新创的机构。徐卫东《明代皇位继承中的监国》（《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以太子亲自主持实际政务为特点的监国制度及监国者权力日渐萎缩的变化走势。王剑《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学术月刊》9期）探讨了密疏进呈的途径、方式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唐克军《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史学月刊》1期）分析了文官的升迁途径，内外皆历、行政与监察轮历的特点以及其中存在的重内轻外等问题。王伟凯《试论明代对官员的俸禄处罚》（《辽宁大学学报》5期）对相对规范的罚俸制度的罪名、实践及其正反效果作了分析。高明《试论洪武朝对国子监生的使用、原因及影响》（《贵州文史丛刊》3期）探讨了明朝建国初期监生任官的主要方向及其效果。赵克生《明代郊礼改制述论》（《史学辑刊》2期）、《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江西社会科学》6期）、《明、蒙冲突与祭礼之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三篇文章对嘉靖时期礼制变革中的郊礼、祭礼的变革内容及其与嘉靖初年政治格局变化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明史研究》8辑）通过对朱元璋黜祀赵普、罢武成王庙的礼制变革的研讨，阐释了明太祖宣扬忠君、抑武的目的。禹平、王柏中《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吉林大学学报》1期）对具有家庙性质的内庙的祭祀方式、礼仪特点做了初步分析。徐春燕《明代后妃的号》（《史学月刊》6期）对后妃封号、徽号、尊号、谥号的使用、功能、作用做了初步探讨。
政策分析。李渡《明初政局论析》（《社会科学战线》2期）分析了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的原因和表现。南炳文《朱元璋撰二丘乐章的重视民众思想》（《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朱元璋亲自撰写圜丘祭天乐章、方丘祭地乐章，在神道设教中蕴含的重视民众思想及其原因。滕新才《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朱元璋对孔孟从推崇到动摇再回归的过程及其对明初经济与教育并重的治国方针的影响。张兆裕《明初国事与术数》（《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术数在明朝建国前后发挥的影响军事行动、将士心理、成为集权手段等功能。徐晓望《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探讨了福建地方官员在大批闽潮移民入台的背景下为驱逐海盗、防范日本、荷兰侵略所提出的驻兵澎湖、设郡县、开屯垦田的建议及未能实现的原因。田澍《嘉靖前期裁革冗员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对分别由杨廷和，张璁、桂萼等主持的两阶段裁革冗员的内容、效果做了分析，认为后者的裁革成效明显，惠及后世。
军事。范中义《论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明史研究》8辑）指出倭寇体现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集团的利益，其武器装备、战术特点都与中国不同，同明初一样，是外族得入寇。张德信《嘉靖年间海防重建与倭寇溃败——兼及中日关系变化与断绝》（《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嘉靖朝倭患的几个阶段和明朝的有效措置。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探讨了广西班军的创制、数量、班期、管理等问题。梁志胜《明代“武选司审稿”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通过对他发现的一份武选司残档的性质、作用的研究，指出审稿是兵部审批武官袭替的总纪录。胡正宁《洪武永乐时期京师（南京）的卫军》（《明史研究》8辑）探讨了京卫的数量、构成及屯垦等问题。张杰《朱元璋设置铁岭卫于鸭绿江东始末》（《辽宁大学学报》1期）通过研讨明初铁岭卫由设于江东到内徙辽东的全过程，分析了明朝收复故土失败的教训。徐新照《论明代火器研制者探讨弹道学理论的特点》（《明史研究》8辑）分析了火器研究人员命中技术、影响射程因素等弹道学理论上的五个特点与成就。丁超《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历史研究》2期）指出建城时间不会晚于永乐九年。张志军《论明代允许地方自己制造火铳的时间和地点》（《宁夏社会科学》2期）提出地方自行制造火铳始于正统七年的宁夏，并非《明史》所记之正统十四年。
法律。林金树《明太祖的法制思想：“止循〈律〉与〈大诰〉”》（《明史研究论丛》6辑）探讨了《大明律》“安民”、“绳顽”的立法宗旨，惩治与教化并举、强调礼治、慎用重典等特点。韩秀桃《〈不平鸣稿〉所见明末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从地域法律文化的角度，通过潘、余两姓六年三讼的诸多文书，分析了明末民间权威人物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影响力的下滑以及百姓以互谅互让为原则的自我纠纷解决机制。姚旸《明代赎刑考略——兼论赎刑的纳钞纳米之制》（《明史研究》8辑）分析了赎刑的创制进程、特点和实施中的问题。张光辉《明代的首犯与从犯》（《安徽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首、从犯的认定、惩处及其与现代法制的区别。赵崔莉《明代妇女的法律地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明代妇女的二元性及其社会地位》（《辽宁大学学报》5期）两文通过对在室女、人妻在法律条文中的地位、犯罪的处罚与司法实践中的差异，贞节观盛行与反礼教思潮并存现象的研讨，指出明代妇女拥有恋爱、改嫁的相对自由，有自己的财产，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观点。
三、经济史
经济制度与政策。栾成显《洪武丈量考论》（《明史研究论丛》6辑）对何炳棣明初全国土地丈量、编制鱼鳞图册不是史实是传奇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明初在全国范围内确实进行过仔细的土地丈量并精心编制鱼鳞图册，折亩的做法只在局部实行，普遍实行是在推行一条鞭法之后。李绍强《略论明代官民匠及农民的身份和负担》（《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探讨了随着政府剥削重点的转移，官匠负担日益减轻，民匠、农民负担逐渐加重的变化趋势。李蓁、李映发《明代四川州县田赋征收考察》（《中国农史》1期）分析了四川平均每亩征粮仅次于苏松、土地兼并较少的背后原因及中期以后以“一把连”征派法为中心，以简化手续为特点的基层税制改良。唐文基《明代粮食仓储制度》（《明史研究论丛》6辑）介绍了粮仓类型、储粮来源与用途、仓储管理制度及运行效果。张金奎《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同上）分析了屯地私有、军民田科则统一、兵役解除、行政介入等屯军自耕农化的条件和实际表现。尹玲玲《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中国农史》2期）介绍了征课水域和方式、渔课种类、税课征解与支配及税制在中后期的变迁、效果。李珂《明代开中制度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三探——从官盐流通的壅滞到灶盐的私煎私贩》（《历史档案》3期）分析了官方售盐、盐商支盐的两难困境对开中制解体的影响。成淑君《明后期山东官庄之兴办与“垦荒招亡”》（《明史研究》8辑）探讨了万历年间山东地方政府为垦荒田、招抚流民而兴办的官庄的建立方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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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数量与规模及成效。
财政金融。吴琦、赵秀丽《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以中央为中心，必要时可以牺牲地方利益为特点的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斗争及双败的结局。林延清《论明朝财政监督体制》（《江南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以都察院、六科为中心的监督体制与相关法规及其皇权至上、多层次交插制约但并不专业等特点。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盛衰》（《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白银自下而上成为合法货币的过程及由于政府没有控制白银发行和流通对王朝发展的恶性影响。其《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3期）一文则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带动了白银的流入，影响到日本、美洲的银矿开采，从而直接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做出了大的贡献。
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贾海彦《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文史哲》3期）提出由于两田制、资本市场落后，商业的超低吸纳资本能力使地租无法转化为商业资本，雇用劳动无法良性发展，所以明代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万明《15世纪中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的建构》（《明史研究》8辑）探讨的整合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朝贡体制的建立、变化及文化底蕴。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分析了朝贡体制下大悖于西方的贸易政策。丁明俊《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探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期）分析了明朝贡贸政策、陈诚出使和哈密设卫对加强与中亚穆斯林政权交往的作用。
区域经济与人口。范金民《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3期）指出徽州盐商盛于两淮并非因为叶淇变法和纲运，开中占窝、工本盐河盐超掣单等有利于内商的因素才是主因。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3期）探讨了庙会市场的发展历程、规模、组织形式、地区差异及其在不同市场体系下的作用。杨强《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对“环渤海区域”的概念以及本区的海洋开发活动做了界定和探讨。郝时远《荷兰殖民占领时期台湾原住民人口辨析》（《历史研究》2期）批驳了别有用心的台湾高山族原住民达50万的说法，指出在荷兰殖民者退出台湾时原住人口应该在11~15万人左右。杨国安《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农史》1期）探讨了由于僵化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土著与流寓之间基于赋役不均而引起的矛盾冲突及其逐渐淡化的原因和过程。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史学月刊》5期）指出山西三大藩府人口有广义、狭义之分，估算总量近百万，其高速增长在弘治时已成为大难题。
市镇建设。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分析了卫所城镇、郡邑城镇在建城目的、职能、选址等方面的区别，州卫走向同城的形式及在促进城镇发展、加强统治方面的作用。林漫宙《明代海南城、市考》（同上）分析了海南城、市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作用。吴小凤《明代广西城市圩市建设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期）分析了明朝政府大规模建设城市、圩市对广西经济发展的作用。洪璞、李静《明代以来江南市镇的内涵与发展》（《安徽史学》5期）探讨了盛泽、南浔、乌青、平望四个江南城镇不同的经济内涵、形成因素及对其自身发展前景的影响。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探讨了东北军事型城镇从兴起、发展到后金毁城迁民的变化历程。
四、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对百余年来中外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停止发展的观点做了细致梳理。毛佩琦《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明史研究论丛》6辑）阐述了走向解体的明朝为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朝整合传统政治制度反而扼杀了新生事物的新观点。高寿仙《明代北京城市恤政考述》（同上）分析了赈恤流亡饥民的常设机构、临时性措施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戴卫东《略论明代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中的弊端》（《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明朝政府在救荒、养济、军人优抚等方面的制度缺陷。
社会群体与区域文化。张宪博《复社的政党化趋向》（《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复社初步成形的组织系统、社会权威、政治性集会、对现实政治的干预等具有近代政党色彩的特点。陈宝良《明代生员与地方社会：以政治参与为例》（《明史研究》8辑）探讨了明中后期生员突破不准言事的禁令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地方政务及其作用。王世华《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安徽史学》3期）对张明富“贾而好儒”是明代商人的共同特点，并非徽商独有特色的观点提出质疑。汪庆元《明代徽州“义男”考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反对义男即奴仆的传统观点，认为收养义男有社会互助性质，义男可以继承家业甚至成为户主。许文继《歇家与明清社会》（《明史研究论丛》6辑）考察了歇家的性质，在旅社、诉讼、钱粮等方面的功能及社会影响。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史学集刊》3期）、《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北方论丛》2期）、《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三篇文章分别对贫士、狂士、饮食、山人的社会交往模式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了探讨。王恩俊《隐士与明初政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明初大量存在的隐士的政治态度及政府对策。朱万曙《明代徽州的民间诗人》（《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介绍了徽州诗人创作视野较为狭窄的特点及其活动方式和类型。陈江《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史林》2期）分析了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江南士大夫维护地方经济利益的努力、对本地生活方式的褒扬以及出于本位考虑对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割权力的建议。傅同钦、郑克晟《明代的“家人”》（《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家人的类型及其罪恶。
林丽月《大雅将还：从“苏样”服饰看晚明的消费文化》（《明史研究论丛》6辑）探讨了明代服饰风尚中心的由京师到苏州的转移、晚明士林对风尚的追逐、社会影响及其背后原因。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期）分析了以徽商为媒介的经济、文化互动和增加苏州活力、巩固徽州宗族旧秩序的截然相反的效用。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同上）比较了两地进士在人口比例、名次、诗文著述方面的区别以及随着人口流动、寄籍，徽州人士对苏州科举的贡献。秦海滢《明代山东妇女与社会教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期）对女教思想在山东的传播、效果做了初步分析。丁淑梅《明代乐户禁弛与雅俗文化的互动》（《河北学刊》4期）探讨了乐户制度在明代的变化及其走出宫廷充当官民间雅俗对峙与交流的互动媒介的过程与作用。
教育与学术。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1期）撇开“近代至上”的偏见，探讨了在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之外的精英和大众教育的内容及其对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益影响。刘晓东《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社学师资的来源、收入、礼仪及其教化百姓、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纪德君《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通俗历史教育之风行》（《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分析了史籍不断简约化、通俗化对历史知识民间化的影响。
赵令扬《从张岱史学观点看明代文化思想变迁之历程》（《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张岱尚忠义、恨朋党等史学观点以及明代盛衰历程与文化思想变迁的相互关系。商传《竟陵派与晚明时代》（《历史研究》1期）指出影响到近代的以追求个性化的灵性但“学殖不深”、急功近利为特点的竟陵派体现了晚明时代特征，清人对他的批评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批判晚明时代。何兆武《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期）认为徐光启的科学思想、方法论胜过传教士，可以同培根、笛卡尔等相提并论。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分析了书院的特点、围绕书院形成士大夫集团的背景以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影响。尹选波《明中后期书院的勃兴及其影响论略》（《社会科学战线》4期）分析了书院冲击理学、影响社会风气、冲击学校制度的结果和政府的反制举措。冯玉荣《晚明几社文人论兵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期）指出几社成员编纂兵书、参加抗清战斗、提出军事改革建议等行为延续了江南经世实学风气。王锦民《略释影响晚明思想发展的两段历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大礼议、东林党议对理学、心学发展及宗族制度发展的影响。杨绪敏《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江苏社会科学》4期）指出实学思潮是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张进德、李四清《略论李贽对“圣教”的依违及其原因》（《河南大学学报》2期）认为反对束缚的性格、不考虑社会效果等是李贽思想自相矛盾的原因。金其桢《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江南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东林反对空谈、求真务实、经世治用的思想特点。李承贵《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同上）探讨了他批判佛教“性空无实”、“善虚而无体”的义理，及佛、儒非一家，佛教有害的观点。李琳琦《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学术月刊》5期）分析了在商业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徽州思想界冲破程朱理学堡垒的学术演变。赵伟《晚明“狂禅”考》（《南开学报》3期）对以以禅证儒、以儒入禅为特征的狂禅思想潮流做了考释。
五、中外关系史
中西关系。万明《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来自中、英、葡三方的历史记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3集）利用三国四方史料对发生在崇祯十年的英国船舰擅闯虎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具体考察，指出在当时的中西力量对比中明朝有明显的优势，不宜从鸦片战争出发错误评价明朝的对外政策。金国平、吴志良《从自鸣钟探讨利玛窦居留北京的内幕》（《明史研究论丛》6辑）揭示了利玛窦为进入宫廷故意弄坏自铭钟发条的历史之谜。王冬青、潘如丹《明朝海禁政策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军事历史研究》2期）分析了葡萄牙皮雷斯使团访华失败的原因，屯门、西草湾之战的过程及其对远东地区经贸格局的影响。
中外交流。张国刚《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耶稣会士是汉学先驱，并就其留下的史学文献之价值、作用做了分析。吴莉苇《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耶稣会士编纂中国上古史时依据的是有很多错误的《通鉴续编》，致使其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基础并不老靠，进而影响到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陈万成、罗婉薇《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指出汤若望翻译、用于传教的《主制群征》一书存在很多翻译错误，而当时中国学者读此书的目的是考究实用知识，遂致以讹传讹，因而对其在传播西学的贡献不宜过高评价。杨泽忠《利玛窦与非欧氏几何在中国的传播》（《史学月刊》7期）介绍了利玛窦在引进圆锥曲线、平行正投影等数学知识方面的贡献。周志斌《晚明“南京教案”探因》（《学海》4期）分析了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背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以及沈榷个人政治野心在其中的作用。庞乃明《“南京教案”所表现的明人天主教观》（《明史研究》8辑）分析了排教者对天主教义、宗教利益的理解和保教派的立论观点及其同异。
郑和研究。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航海的终极点：比剌及孙剌考》（《郑和研究》1期）提出比剌即莫桑比克岛、孙剌是索发拉的观点。张治强《破解百年之谜》（同上）对《郑和航海图》中的起若儿、者剌则即哈剌、门肥赤、麻林地等几个地名的具体指向做了考证。谢方《侯显出使榜葛剌考——兼论费信、马欢抵榜葛剌的年代》（同上）研讨了侯显两次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及前往印度沼纳朴儿调停教派冲突的过程，同时指出费信、马欢应在永乐十五到十七年间第一次抵达榜葛剌。林贻典《三论郑和船队发现新大陆及环绕地球一周之见解》（《郑和研究》2期）进一步论证了他的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观点。席龙飞、何国卫《关于郑和宝船的论辩》（同上）认为《明史》关于宝船的记载没有问题。张箭《郑和宝船实际吨位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3期）指出按历史记载折算，大宝船吨位将达4万吨，船队总吨位有200万吨，明朝没有能力、技术也没必要造这样的大船。
中日、中朝关系。嵇建珍《郑和使日与明初的中日关系》（《郑和研究》2期）探讨了永乐二年郑和出使日本及其签订勘合贸易条约、敦促日方打击倭寇、打通中日海道的成就。刘小珊《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江西社会科学》8期）指出唐通事产生于1631年，大多是远年定居长崎的殷实华人，其工作以翻译、对华实务为主。王秋华《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指出壬辰之战后大批明朝将士因病、婚姻及朝方挽留留居朝鲜并有很多亲属主动东渡移民，现韩国千、片等姓氏及全州秋氏等14贯为其后裔。刁书仁《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扬州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高丽从同时与明朝、北元保持联系到亲元脱明的变化和因此引起的朝鲜政权更迭后对明朝的“事大”外交以及两国关系在成祖前长期紧张的原因。
六、民族史
北方民族。奇文瑛《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明初招抚的北元官兵大多数是北退的军人，汉人占很大比重，即使是蒙古人也带有汉化痕迹。鲍音《北元“帝彻辰汗碑刻”笺证》（《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指出北元消亡于1388年的成说不成立，北元重修万寿白塔时的碑文可以证明北元是有国号、帝号的大元国的延续政权。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分析了羁縻制度的设立时段、管理措施及其与南方土司制度的区别。特木勒《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朵颜卫》（《内蒙古大学学报》3期）指出朵颜卫在1550年庚戌之变后臣属喀喇沁万户，首领以“恰”的官职行使本部职权。诸部与蒙古右翼相互联姻导致人口大量内流，最终以领主名义归附后金。邱树森《明武宗与明代回回人》（《回族研究》1期）认为武宗重视西北边政、对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信仰伊斯兰教是其重用写亦虎仙、火者亚三的原因。张建中《对明代前中期南京回回迁徙的再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期）考证了内迁回回分布在南京的7处地域。
西南民族。张雪慧《明代藏区施政及其对藏族社会之影响》（《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明初确立的行使主权、因俗而治、多封重建、互市交通等藏区治理政策及其对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有益影响。陈楠《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师释迦也失宣德年间在北京的宗教活动及圆寂的时间、地点、归宿做了细致考证。杨福泉《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期）研讨了借力治藏的政策背景下纳西族木氏土司与西藏喇嘛教噶举派、格鲁派领袖的关系及两族之间文化互动的产物纳西王斯纳劳登。温春来《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中山大学学报》5期）指出贵州省部分地区实现改土归流是开拓深化、移民以及文化渗透的结果，归流过程中的财政支持程度和文化隔膜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央王朝的开拓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承袭制度的演变——对明代贵州水西彝族宗法制的再思考》（《贵州民族研究》3期）分析了水西彝族从轮流继承制到嫡长继承制转变背后的政府干预因素。李中《马烨鞭挞奢香事件考辨》（《贵州文史丛刊》3期）认为并不存在马烨鞭挞奢香事件。
东北民族。张士尊、赵毅《明辉发部先世南迁考》（《明史研究》8辑）考察了辉发部从黑龙江支流伊姆河流域到辽东地区的渐进迁移过程及部落组成结构的变化。
七、人物研究、历史地理及其他
人物。赵中男《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北方论丛》4期）对宣宗做了较高的评价，认为他总体上值得肯定。王玉祥《刘福通结局之我见》（《甘肃社会科学》1期）认为刘福通于至正二十六年被廖永忠瓜步沉舟致死，“死于安丰说”系明朝人伪造。韩大成《赵南星小议》（《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赵南星努力澄清吏治等作为和政治斗争中的不明智举动，并对《明史》本传中关于其家室的记载错误做了驳正。韦庆远《试论李东阳》（同上）分析了李东阳在正德朝隐忍不退的原因及其尽力匡救国政、护卫良臣等功绩，并通过其诗文分析了他心底的爱憎、忧患。吴士勇《沈万三并非实名》（《史学月刊》5期）认为沈万三是本族中巨富者的通称，并非专指，元末沈富是第一个使用者。南炳文《王士琦的仕途终点和人品》（《明史研究》8辑）指出王士琦仕途终于大同巡抚，因不与奸邪合污，丁巳京察时被黜。李小林《王士琦抗倭援朝职衔考》（同上）分析了王士琦职衔由四川右参政到河南左布政使的变化及原因。张宗恰、郑梦彪《郑成功家族家谱的新发现》（《中国史研究》1期）对内容丰富，涉及郑成功家世、海上拓展、移民澳门等重要历史的《石井郑氏族谱》做了具体介绍。
历史地理。邹逸麟《明代治理黄运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读明代三部治河书体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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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过刘天和《问水集》、万恭《治水筌蹄》、潘季驯《河防一览》三书，分析了明代治水方针从治水防洪通运道，黄河运河共同治理、以河治河到筑堤束水攻沙的变化。曹永年《明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的沙壅问题——兼谈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延绥边墙沙壅是自然界突变的结果，和人为垦殖无关。李艳洁《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状况及生态环境》（同上）分析了本地区从正统以前的无人管理到成为牧地、嘉靖末年成为半农半牧区的变化历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翟乾祥《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期）考察了马铃薯京畿贡品、东南和云南的三条引进渠道，从京畿上林苑开始的传播渠道以及不迟于日本、欧洲的引进时间。
其他。山根幸夫《明代的会典》（《明史研究论丛》6辑）分析了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会典的编纂及特点。陈学霖《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同上）介绍了《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发现过程及史料价值。徐泓《〈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编纂水平及作者问题》（同上）是明史典籍研究会研读《明史纪事本末》的最新成果。李焯然《丘浚著述考》（同上）对传世的丘浚著作做了分析和介绍。孟凡人《明北京皇城和紫禁城的形制布局》（《明史研究》8辑）分析了形制布局、渊源、特点及地位。钱茂伟《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以郑郊〈史统〉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4期）认为明代通史大多是明中叶经史文本重新受到重视背景下创作的综合体通史，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以治统与道统为基本框架结构的《史统》一书的特点。张廷茂《关于16—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中国史研究》2期）介绍了作者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发现的一批西方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张会超《从云南透视明代地方架阁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指出明代在地方设置架阁库并非始于洪武二十四年。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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