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康熙朝的开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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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朝的开矿政策

为管理和控制矿产资源，康熙朝的开矿政策曾不断调整。顺治朝实行禁矿，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禁，“任民采取”，四十三年（1704）禁矿，至五十二年（1713）又采取封禁限制政策，只许本地贫民为谋生采挖。
一、康熙早期的“任民采取”
在清初，清廷由于统治未稳，忙于军事征服，严格封禁全国矿山，原则上禁止民间开采，自康熙十四年（1675）封禁政策始有变化。清廷定开采铜铅之例，凡各省出产铜铅处，如有本地人民具呈愿采，该督抚派官监管。这便有了由本地人呈请、官府审查的核可制度。
清朝比较完整的铜铅矿业政策,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初步形成的。当时平定三藩战事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正当其时。三月，礼部会试贡生的考题就有征求解决铸币用铜不足的问题。十月,户部等衙门会议《钱法十二条》奏准,第八条为“开采铜铅”。同年，修改征课办法，规定所采铜铅，二分入官、八分由民出售；监管官准按斤议叙；上官诛求逼勒者从重议处；如有越境采取及衙役扰民，俱治其罪；有坟墓处不许采取，倘有不便，督抚题明停止。这是税后余矿由商人处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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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卖制度。
三藩之乱勘定后，蔡毓荣于二十一年（1682）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向康熙帝上《筹滇十疏》，报告治理滇黔的主张。其中第四疏《议理财》，着重谈“广鼓铸开矿藏”，开采滇铜供应铸钱之需。他主张允许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自行开采，每十份抽税二份，地方官督促开矿，有功者予以奖赏。此议为清廷采纳。
二十三年（1684）九月，九卿议覆管理钱法侍郎陈廷敬等疏言，针对钱价昂贵、钱日少而贵，不法之徒毁钱作铜，建议开采铅铜，“此后停其收税，任民采取”。康熙帝依议，指示开采铜矿，听民自便，地方官仍需不时稽查，毋致争斗抢夺，藉端生事，致滋扰害民。同时还制定了具体政策：铜铅矿任民采取，八分听民发卖，二分纳官；开采铜铅，先听凭矿地主人报名采取，如地主无力，由本州县人报采，许雇邻近州县匠役，如有越境开采及衙役扰民之情，照光棍例治罪；各县铜铅处，令道员总理，府佐分管，州县官专司，照数议叙，上司诛求逼勒者从重议处。后来铁锡等矿也基本照此办理，只有金银矿仍然是“官收四分、给民六分”的比例。铜矿的开采，使得铜价下降，缓解了官府缺铜的压力。
“任民采取”的矿业政策，有利于调动商民投资矿业的积极性，推动了矿业的发展。云贵地区的开矿，各方面的积极性很高，地方官也不甘落后。云南试行招商办矿，实际上也成为各省管理民矿的办法，吸引人投资矿业。
二、康熙中后期的限开限卖
康熙四五十年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百姓纷纷外出开矿，谋生的矿民聚集，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围绕开矿的各种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清廷逐步开始限制开矿。
四十三年（1704）正月，有商人裴永锡在户部具呈开采，安徽巡抚刘光美奏报此事。康熙帝览折后做出批示：“开采山场多弊无益，断然行不得。不必多议。”康熙帝认为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决定嗣后有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不开新矿。
由于民间盗采矿场严重，又有官员建议准予开采。在四川，巡抚能泰奏请开矿，康熙帝仍谕以此事不可行。能泰又奏称，江中有银，请派官监视捞取，以为兵饷。康熙帝亦以此事不可行，并断定能泰“一面奏请，一面即行矣”，必贪无疑。地方官希望开矿与康熙帝禁止开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四川的地方官还在为开矿事宜不断努力。五十年（1711），四川巡抚年羹尧就川省应行之事条陈七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开矿的内容。
在禁止大规模开采的同时，康熙帝也考虑到开矿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不让贫民开矿，社会上已无土地可耕，还不如令其开矿以维持生计。
广东民间盗矿问题突出，对于广东地方官员的奏报，康熙帝都是以“知道了”答复。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反映出康熙帝还在考虑当中，摇摆于是否准许开矿之间。五十二年（1713）五月初三，康熙帝指示大学士温达等：南方许多省份封禁开矿，开矿之人并不甘心，仍然聚而不散；不少贫矿，官开则费多无益，若听民间自开尚有利益，即地方官稍有所得也无妨，希望将矿藏与民共享。后来廷议的结果是：云南是特许地区，湖广、山西特许之皇商王纲明，可在雇佣本地人的情况下继续开矿；其他省份未经开采者仍行严禁；各地贫民私开不禁，以便使其谋生；到外省开矿以及富民开矿仍然不准。康熙帝又表达了对于民间已经开采的矿山不必严禁的态度，对贫民开矿表示同情。
三、康熙晚期的限中寻开
开矿可以满足国家铸币的需求、增加国课，并解决民生问题，无论是康熙帝还是清廷与地方官以及民间，总想通过开矿取得利益，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好处，于是康熙晚期实行了限中寻开的基本政策。
京畿地区的矿藏是官府较为关注的。五十六年（1717）五月，直隶昌平州事北路捕盗同知张充国报称：有自称畅春苑监督二等侍卫马维翰者，带领数十人在州属之黄罗院地方开采矿砂，口称奉旨，却无部文。昌平州银山雌老峪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地方官见疑，直隶总督赵弘爕遂将此奏闻。康熙帝朱批：近京各处查矿砂原是有的。实际上默许了这种行为。
民间也有开采矿产的事例。云南的铜矿用来铸币，关系国课，为了扩大产量，官府鼓励民间开采。云南地方官高度重视此事。五十六年，巡抚甘国璧要求属下访查开采。总督蒋陈锡又复遍行晓谕。布政使金世扬申报，商人王日兴等以曲靖府沾益州地方产有银矿，堪以开采。地方督抚奏请，得到皇帝同意。
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发现银铅矿脉，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与试采，最终停止。山东巡抚李树德热衷于开矿，理由是开矿可以上裕国课，下赡商民。一发现矿场，便令立即堵塞，不许商民擅开，便于掌握矿产以及控制社会秩序。本地百姓的积极性很高，有民人情愿不领工价，自备器具开采，俟得砂之后官收七分，民得三分以作工价，官府于是准其开采。李树德还奏称，根据其家人报告，山东济、兖、青、登四府所属州县内共有矿场十余处，准备依据康熙五十二年的矿令开采。此事得到康熙帝的认可。李树德支持属下试采，康熙帝特遣吏部员外郎德禄等六人前去，与其商量开矿之事。李树德遍行招商，商民反映，官七民三之例，实属不敷工本，如能对半抽分，商民情愿自备工价，雇佣工匠，前往有矿州县进行开采。李树德等酌议，凡属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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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取有各该州县印结者，俱准充商，其商人自备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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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得砂之后，准官民各半分砂。于是山东掀起了一场全省开矿的热潮，东西两路竟有70处陆续兴工。然而，或许是矿场蕴藏贫乏，矿砂难得，所得金银较之工本，尚不能敷。鉴于矿贫的现实，康熙帝以“劳民生事”为由，停止了山东省的寻矿行动。
康熙帝为了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许民开矿。但是开矿民众聚集，又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康熙帝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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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矿政策，始终从政治考量，维护社会秩序是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但是他又从地方政府与百姓利益考虑，故禁而不死，网开一面，较好地处理问题，使得康熙朝的开矿诸方面各得其所。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八世纪的国家与社会。著有《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乾隆事典》、《清史十二讲》，合著《清人社会生活》等。主持国家清史项目《通纪》康熙、雍正朝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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