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围班制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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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围班制度述论

渔猎之事，最初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手段。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围猎逐渐变成以习武、练兵、娱乐为目的的活动。历代帝王，对此尤有独钟。清代围班之制，是皇帝到木兰行围，为笼络各少数民族上层而逐渐形成的一项有效管理边疆地区的制度。该制始于康熙皇帝，初无定制，只是由皇帝选择塞外行围地点，各蒙古王、公等随扈。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以“各部王公等不无谙于骑射者，理宜轮班行走”。“若分班前往，皆得瞻仰朕颜，朕亦得识伊等”[1]为由，令理藩院议奏轮班随围，遂奏定制，轮班随围之制始立。几经修订，至嘉庆八年（1803）围班典制形成。咸丰之后，木兰之礼废，围班之制遂罢。以往学者对木兰行围的研究，或注重考查避暑山庄的建筑，或探讨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文化诸问题等等，很少涉及围班制度本身的研究。本文拟从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围班制度的渊源
早在远古，有王者出巡之制，称“巡狩”。巡，即循；狩，即牧。巡狩即依次巡查守土之意。巡狩制度是王者的一项政务活动，天子按照规定的时间，巡行各诸侯国，以防诸侯国壅遏己命。此制始于商汤，天子、诸侯们每年按季举行围猎。凡春季行围称“蒐”，夏季称“苗”，秋季田称“狝”，冬季称“狩”。至周代已趋完备，形成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秦统一后，帝王仍有巡行郡县之事。秦、汉以后，巡狩的含义已有所不同，除出于巡查地方的政治目的外，帝王亦在巡查过程中，进行游赏、田猎等活动。史书记载历代帝王猎狩之事比比皆是。如西汉皇帝猎于长杨，东汉皇帝在上林苑、函谷关举行校猎；隋代杨广，曾于榆林拔延山２００里处，陈兵百万举行冬狩；北宋多于秋冬田于四郊。辽、金、元本为游牧民族，各代田猎之事更为寻常。辽，四时行巴纳仪：春猎于鸭子河滦，夏无常所，秋猎于伏虎村，冬狩于广平淀。元代多行猎于柳林。[2]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的封建王朝。满族以崇尚骑射著称，且视骑射为振兴民族与取国、卫国之重要保证。入关前，太祖、太宗时期，常在关外行围打猎，但无定制。据满文老档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后，征战频仍，但遇闲暇尚不忘行猎、校射。[3]天聪七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颁诏书：“各牛录额真，尔等自十七日【原档残缺】乘前去之便，尔牛录额真等各以督率所属长幼，于春夏秋三时勤加习射，部臣前往验射，若有不能射者，则治尔牛录额真之罪。射箭本系我国祖传之技矣！何不努力学习耶。”[4]据史料统计，天聪元年至崇德七年的十余年间，皇太极率领王公等人行猎达40余次[5]。
清朝入统中原后，顺治帝曾手持弓矢对臣下说：“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于每年出猎两三次，练习骑射。”康熙谕令地方官员，要不时教习兵丁骑射。康熙以后，田猎、骑射制度逐步完备，并参照历代帝王礼制，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雍正、乾隆帝也曾多次饬谕皇子要娴习骑射，并以骑射精娴与否，作为奖惩擢降的标准，并定“十五善射”官职，满语称谓“托佛霍托”，[6]以嘉奖善射之人。嘉庆皇帝曾告诫子孙：“我朝家法相传，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在此期间，皇帝田猎、骑射之事不减，并参照历代帝王礼制，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
清初，皇帝行围并无固定地点，常围猎于南苑等地。但由于塞外草原辽阔、适宜驰骋行围，亦便于与蒙古各部王、公等联络。顺治皇帝亦经常行幸塞北，一般驻跸古兴州城（今承德市滦河区），蒙古各部王、公等随从。
述及清代围班制度的形成，首先要从兴建“热河离宫”谈起。热河离宫，即今承德“避暑山庄”。兴建热河离宫，出于避暑、防痘病双重目的。
痘症又称痘疮、天行痘、豌豆疮，即今天所称“天花”。16至17世纪，世界范围内痘疫流行。为对付痘疫，自后金汗皇太极时即设有“避痘所”，并采取“满族出痘之人，皆遣往百里外一处出痘”[7]等隔离措施。清入关后，顺治帝仍袭祖制，屡颁避痘规定。顺治八年以后，痘疹病人逐渐增多。顺治帝不得不另避“净地”居住，并传谕严禁官民直接向皇帝控告刑名案件，若有违者，不计其人、事之是非，皆斩。尽管如此，顺治帝仍未能幸免，终因痘疹而亡。这使清朝皇族内对其更加惊恐，乃至波及继位人选。后以玄烨已出痘疹，而继大统。康熙帝亲政后，为防痘疫流行，决定凡未出过痘的蒙古人，一律不准入京觐见。为此，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特降谕旨给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及虽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理藩院传谕蒙古各部后，各部王公等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是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8] 康熙帝见蒙古王公来朝出于诚意，又担心因此小事而引起蒙古人疑虑，故不得不同意他们进京觐见。但他始终将痘疹危害挂在心上，总想寻找一处胜地，既符合有关避痘所的祖制，又在蒙古地区附近，离京师不远，气候凉爽，景致怡人，易于养病、防病。康熙十六年九月，康熙帝行幸塞北，途经承德，见那奇秀的謦锤峰及郁郁葱葱的松柏，认为这里是一座天然园林，若稍加修茸，即可成为一处避暑、避痘的胜地。于是，他决定在此修建一座离宫，既可作为皇家行围途经驻跸的处所，又可使未出过痘的蒙、维、回、藏等上层贵族每年皆可到此随从皇帝行围，并行觐见。这样，历经康熙至乾隆长达80多年的修建，一座相当两座颐和园、八座北海公园的皇家园林—热河行宫，终于竣工了。
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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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宫地处长城古北口外一百余公里，蒙古语为“哈伦告鲁”，汉意为“热河上营”。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笔题匾“无暑清凉”于行宫正门，赞许这里“独有清凉免脱衫”，故又称“避暑山庄”。山庄内环境幽雅，风景宜人。
康熙四十八年以后，他几乎每年到此行幸一至两次。每次到此驻跸，他都感到“饮食倍加，精神爽健”。同时，通过巡幸与行围活动，这里成为联络内外札萨克蒙古各部、抚绥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政治中心，促进了满、汉、蒙、藏、回、维等各民族间的感情与文化的融和。
热河行宫作为皇帝巡幸塞外及行围等活动的驻跸处，而成为木兰秋狝大典的基地。初，康熙帝每年于冬至节后到明安沟行围，围毕回热河暂驻后还宫。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敖汉诸旗，向朝廷敬献牧地，“以为蒐猎之所”。此后，即于此建立起“木兰围场”。木兰，满语，汉义为哨鹿；围场，满语辉罕，汉义为哨鹿所，日久视作地名。木兰围场位于承德以北117公里，东西相距150公里，南北相距近150公里，周边700余公里，总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围场内依地形和禽兽的分布，划分为67个小型围场。整个围场四周各个隘口，以木栅及柳条边为界。并设有40座巡逻卡伦，严禁汉、蒙各族闲杂人等入内。乾隆十四年始，围场受理藩院统辖；嘉庆七年，改隶热河都统。此后近200年间，清代皇帝在此举行秋狝大典约100余次。为便于行围管理，淸统治者自乾隆十四年（1749）始定围班制度，并陆续于十四、十五年、三十五年以及嘉庆年间，进行多次议定和修改定制，最后完善并确立了特有的“围班制度”。
二、围班制度的内容
据史料记载，乾隆六年（1741），皇帝木兰行围的规模已有很大发展。当时，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巴尔喀什湖的哈萨克族、葱岭以西的布鲁特部（今柯尔克孜族）上层贵族，也被邀请参加木兰行围。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奉乾隆帝谕旨：喀尔喀等既已备兵，大札萨克不必前来。闲散公、台吉等内，应令几人前来，著理藩院请旨。随后奏定：其不备兵之公、台吉等内，何人谙于骑射可以随围者，应令闲散公、台吉等内酌选数人，于哨鹿行围时，扣算日期，令往波罗河屯伺候。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又下谕旨：各部王公等不无谙于骑射者，理宜轮班行走。若分班前往，皆得瞻仰朕颜，朕亦得识伊等。况且前往之十人内，如世子成衮札布、公品级额林沁等，率领行走约束众等，亦属有益。其如何分班前往，每班令何人率领，着理藩院议奏。经理藩院议奏轮班随围，始立围班。后于嘉庆二十二年又奏定：内、外札萨克汗、王等未出痘者，免其来京该班，准入于木兰围班，前赴热河。围班之制由此基本确立。[9]
现将清代围班之制内容，概括如下：
（一）定制分班，轮流觐见。乾隆十四年初定：令额驸策凌于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台吉内，每班选十人，其率领约束，均如世子成衮札布、公品级额林沁之人，令一人率领前往；十五年议准：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台吉随围分为四班，每班十人，轮班随行。其公品级额林沁照常率领行走外，若遇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札布应去之年，令其预为奏请；二十七年又奏准：御前、乾清门行走之喀尔喀汗及王等，分为两班轮流来京朝觐；两班轮流赴木兰随围；三十五年奉旨，喀尔喀等道路遥远，非内札萨克[10]等可比，宜多设几班，以息伊等之力。遂议定：喀尔喀、厄鲁特、辉特之王、公札萨克台吉已出痘者，分为六班，一年一班，轮流来京朝觐；未出痘者，亦分为六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三十八年奏准：住居察哈尔之绰罗斯台吉、土尔扈特台吉，另作为一札萨克，照乾清门行走，附在察哈尔侍卫之厄鲁特等之例，编为三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三十九年议准，土尔扈特及回子伯克等分为六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五十三年议准：伊犁所属之土尔扈特、科布多所属之杜尔伯特，未出痘者，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科布多所属之阿尔泰乌梁海、乌里雅苏台所属之唐努乌梁海，亦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又议准：青海年班，分为四班外，仍另分四班，按年赴木兰随围[11]。
嘉庆八年复定：内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12]、额驸等围班，分定三班，轮流咨调。又定：伊犁所属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科布多所属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王、公、台吉等围班，各定为四班，间年一班，由院具奏咨调；内札萨克闲散、额驸等围班，定为三班。
（二）设立专职，管理围场。康熙二十年初建围场时，令阿鲁科尔沁多罗郡王额驸色楞及固山额驸巴特玛等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围场主管一人（四品），章京八人（六品）。乾隆十八年（1753），围场总管升为三品，章京五品；增设左右翼长各一人（四品），骁骑校每旗一人共8人（六品）。嘉庆八年定：内札萨克王、贝勒，设管纛大臣1员，管理围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塔布囊共10员；内外善猎上行走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向无定额，由特旨挑取；又定：喀喇沁札萨克王旗下，应派管围塔布囊官员24员、哈玛尔10员；喀喇沁札萨克公旗下，应派管围塔布囊官员24员、哈玛尔10员；喀喇沁札萨克塔布囊旗下，应派管围台吉官员22员、哈玛尔10员；土默特札萨克贝勒旗下、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旗下、翁牛特札萨克王旗下、翁牛特札萨克贝勒旗下、科尔沁王旗下、巴林札萨克王旗下、敖汉札萨克王旗下，各应派管围塔布囊、哈玛尔等人数不等。
（三）定额派差，扈从随围。按规定内、外札萨克[13]等王、公旗下，定额选派管围塔布囊等人。察哈尔八旗、黑龙江将军等处，亦按定额分派官兵，随围行差。乾隆十八年定：选派守卫八旗满蒙兵丁800人。嘉庆八年定：喀喇沁札萨克王旗下，选派围甲213名、近侍虎枪手3名、鸟枪手2名、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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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40名、向导27名、打鹿鸟枪手13名、赶杭爱车人38名；喀喇沁札萨克公旗下，选派围甲213名、近侍虎枪手3名、鸟枪手2名、虎枪手40名、向导26名、打鹿鸟枪手13名、赶杭爱车人35名；喀喇沁札萨克塔布囊旗下，选派围甲214名、近侍虎枪手4名、鸟枪手2名、虎枪手40、向导27名，打鹿鸟枪手14名、赶杭爱车人36名，以及土默特札萨克贝勒旗下、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旗下、翁牛特札萨克王旗下、翁牛特札萨克贝勒旗下、科尔沁王旗下、巴林札萨克王旗下、敖汉札萨克王旗下，各应派围甲、近侍虎枪手、鸟枪手、虎枪手、打鹿鸟枪手、赶杭爱车人等人数不等。后又定：喀喇沁札萨克公旗下、翁牛特札萨克郡王旗下、巴林札萨克郡王旗下，添派管辖围甲章京、管辖虎枪手台吉及鸟枪手等[14]。
嘉庆十五年奏定：驻扎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喀尔喀图什叶图汗、车臣汗二部落，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三音诺彦、札萨克图汗二部落，每年由该将军、大臣，各于所属汗、王、贝勒、贝子、公内，拣派善射者1员；台吉内拣派善射者4员，开具名册报院，与内札萨克善猎者一体当差。又定：青海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札哈沁、乌梁海等处围班人员，由该将军、大臣咨报，与内札萨克官员一体当差。又定：附在察哈尔旗厄鲁特公、台吉等，应值围班四、五人不等，由察哈尔都统咨送。又定：察哈尔八旗，每旗各派官1员、善猎兵10名；左、右翼各派总管1员。又定：察哈尔应派乾清门行走总管侍卫2、3员内，善猎者1、2员。又定：月牙城预备骑生马驹之商都达布逊诺尔蒙古人员，准其与察哈尔善猎人等一体随围行走。
其驻扎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喀尔喀图什叶图汗、车臣汗二部落，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三音诺彦、札萨克图汗二部落，每年由该将军、大臣，各于所属汗、王、贝勒、贝子、公内，拣派善射者一员；台吉内拣派善射者四员，开具名册报院，与内札萨克善猎者一体当差。
青海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札哈沁、乌梁海等处围班人员，由该将军、大臣咨报，与内札萨克官员一体当差；在察哈尔旗额鲁特公、台吉等应直围班4、5人不等，由察哈尔都统咨送；察哈尔八旗，每旗各派官1员、善猎兵10名；左、右翼各派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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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察哈尔应派乾清门行走总管侍卫2、3员内、善猎者1、2员；月牙城预备骑生马驹之商都达布逊诺尔蒙古人员，与察哈尔善猎人等一体随围行走。
其黑龙江将军，应派布特哈总管1员、章京1员、善猎官兵20名、哨鹿人2名；呼伦贝尔总管1员、善猎官兵共10名。庆丰司预备羊支达里冈爱牛羊群蒙古人员，准其与察哈尔善猎人等一体随围行走。[15]
（四）班外特例，奉准入围。淸制规定：内外善猎上行走之王、公等，特旨挑取；奉特旨准令随围之王、公、台吉，与围班之人一体入围。嘉庆二十二年又奏定：若恭遇圣驾由热河前诣盛京祗谒祖陵，其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蒙古王公等，除喀喇沁、土默特预备大营、尖营、道路、桥梁之王公札萨克等，应于七月间启銮以前趋赴热河扈从，至九月事毕，各回游牧处所外，其值班之御前、乾清门行走王公札萨克等，附近盛京者，于八月初赴盛京随班朝觐，俟筵宴后，各回游牧处所。又定：内札萨克王公等，如遇钦派管围大臣及管领善猎差使者，均赴热河谢恩，不必来京；凡于御前、乾清门行走之内、外札萨克王、公、台吉等，有因谢恩、引见恳请随围效力者，须具奏请旨，奉准令随围者，即与围班之人一体入围。[16]
（五）明确纪律，严格处罚。
⒈凡随围效力之喀尔喀等处王公等，若遇围班时患病不能前往者，应呈报该盟长，经查验属实，出具印文报院。如不呈报竟致误班者，本身罚世职俸三年；未经查出之盟长，罚札萨克俸六月。
⒉凡随围之内、外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额驸等，可各带预备撒袋、马匹之护卫、跟役2名（不带撒袋者带1名），均于预备事毕即行趋避，不准道旁站立。倘额外多带，致喧呼奔驰践踏御路，将该家主从重治罪；扈从进哨后，应严饬仆隶等不得擅捕牲兽，违者将仆隶与该汗、王等一体治罪。
⒊凡由京扈从之蒙古王、公以下至二等台吉、塔布囊，射杀牲兽，准在驾前跪进一次；其入围行走已逾十年之蒙古官员等，如获有活牲兽者，准该王、公等带领跪进一次；管理蒙古围甲官员，长枪、鸟枪、向导官员，入围当差已逾十年无过者，获有活牲兽，准该王、公等带领跪进。倘有违例跪进者，本人责革，该管王、公等参奏；御前行走蒙古王、公之胞弟、嫡子、嫡孙、胞侄射杀牲兽者，不论品级，准在驾前跪进。围场逸出牲兽，三等台吉、塔布囊以下蒙古官员射杀者，交杭爱，著该管王大臣存记，如有连次跪进及射杀牲兽不交杭爱者，系官员参奏，兵丁杖革。
⒋当皇帝进哨以后，如有牲兽逸出围外，围外之人不得射取，即行赶入围内，以备皇帝亲射，违者从重治罪。如围中有熊虎猛兽，则驰报，命虎枪营官兵掩杀，或由皇帝以神枪及弓矢亲殪之；若猛兽负创而逃，则命一二侍卫逾越岩谷，舍马徒步追逐，必须得到归献[17]。
三、围班秋狝活动
皇帝每次行围入哨，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及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皇帝召见、赏赐、宴饮随扈内外札萨克等各部王、公、大臣。此制始于康熙皇帝。《康熙起居注》中记有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康熙帝巡幸塞外草原时，与蒙古王公等共同畅饮乳酒的盛况：六月二十一日这天，晴空万里，微风清凉，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数万马匹往来其间。清晨，康熙帝与随扈诸王、大臣等立于黄幄前，阅视马匹、骆驼、牛、羊牧群。随后，下令赏赐随行众臣及蒙古王公五千余匹马，并奏乐与诸臣等共饮乳酒。康熙帝环顾众王、大臣说：“此酒朕牧群内马乳所蒸之酒，系牧马首领送来，故于阅视牧群处与王及诸臣饮之。今日日色融和，又在塞地，尔等各宽心畅饮。”随遣近侍传谕满洲、蒙古官军，令饮之，众人皆欢然喜悦。康熙皇帝与众人欢聚畅饮的情形，史书记载绘声绘色，并称赞这次宴饮活动，“乃自古史册中未有之盛事也”[18]。
康、乾之际，皇帝骑射行围，以木兰秋狝为最隆。木兰秋狝大典，是围班制度实施的具体体现。自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139年间，共举行105次秋狝大典。
按清制，皇帝每年举行木兰秋狝，于“秋分”前后入围，每次行围一般为２０天左右。第一天布小围，名为甸猎，满语为阿达密。次日于山中布大围，称为阿巴喇密。布围共用蒙古人1250名，以黄纛为中权，两翼左为正白，右为正红。两翼前，各以一兰旗为前哨。布围时两翼前各有数骑拥纛飞驰，将至看城，喧呼玛喇哈。两兰旗前哨则进，后哨以次随发，由远而近，围遂合。时皇帝佩带弓矢走出看城莅围。引弓矢射，大臣侍卫乃射。射中者记名册。
皇帝行秋狝大典期间，还要召见蒙、回、维、藏等各族上层人物，并进行赐封、赐宴。每次行围结束，在回热河行宫时，途经张三营举行庆功、告别宴会。届时，先由内札萨克卓索图、昭乌达两盟盟长宴请皇帝和大臣们，然后再由皇帝宴赏参加行围的蒙古及各族王公大臣。皇帝颁赐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盟长御宴，并与蒙古王、公等共同进餐，用膳之日，皇帝亲自察看汤饭及煮羊是否调和，然后再赐御前大臣、侍卫及扈从行围的蒙古王、公等共同进用。每次宴会间，要举行塞宴四事娱乐活动。
所谓塞宴四事，是指什傍、相扑、教駣、诈马四种娱乐活动。
“什傍”是蒙古音乐名，用笳、管、筝、琶、弦、阮、火不思等乐器演奏。表演者姗姗而入，叩头毕，依次而坐。鼓喉演唱，以笳、管、筝、弦、阮伴奏。
“相扑”蒙古语谓之“布库”，即摔跤。两人对峙，以将对方摔倒扑地为胜者，胜者赏赐饮酒。相扑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扑法，角士需脱帽、穿短裤，相斗时以押拖、拉拎、棋博等动作，将对方扑地取胜；再是厄鲁特扑法，角士裸上身、赤脚，相斗时需将对方身体倒竖屈肩为赢。胜者以带汁羊肉嘉奖。
“教駣”即骑驯三、四岁生马驹。先将生马驹驱赶至宴所，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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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由月牙城预备骑生马驹之商都达布逊诺尔蒙古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杆弛挚之，加以羁鞯。开始时生驹狂奔怒跳，乱踢乱咬，驭者腾跃而上，加鞭狂奔，继而控制自如，驯去生性。
“诈马”即赛马。每于进宴前，选良马数百匹，去鞍鞯列于20里外，选幼童乘之，以枪声为令，众骑齐驰，直达终点，先至36骑为优胜者，嘉赏。[19]
清王朝就是通过这些娱乐活动，来加强皇帝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的联系，以达到“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康熙皇帝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行围射猎时，对其侍卫说，他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矢共获虎135、熊20、豹25、猞猁狲10、麋鹿14、狼96、野猪132，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计矣。他还曾于一日内射兔318只，并高兴地自夸说“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乾隆帝也曾总结过他举行的秋狝次数，一生共计40次，特别当他80岁时，还亲自参与指挥木兰秋狝大典。
纵观清代围班典制，是随着清朝康乾盛世的形成而逐渐制定并完善的。从围班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看，围班是一项内涵广泛的清代民族政策。它是清政府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的措施之一，是清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最好体现。在清王朝统治的260余年中，其演武绥边、与各少数民族上层间的沟通等政策的实施，皆伴随着皇帝行围校猎的人呼、马嘶声，及皇帝举行的筵宴行杯、颁赏间得以体现。清统治者与各少数民族上层，在融融氛围中得以和睦相处。其潜在效果，正如乾隆皇帝在诗句中描述的那样：“万幕拱黄城，千山绕御营；朝家修武备，藩部输衷诚。”

[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2] 《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卷?礼制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记载了有关太祖围猎的史料：
⑴天命元年五月天命汗出赫辙穆路，猎于十八岭。
⑵天命八年正月初八日，宿辽河，初九日，沿辽河行猎，仍宿辽河。
⑶初十日，行猎。三月十六日，自彰义站以西视察耕田，设围打猎，猎获鹿狍二十只，未赐给有职之大臣，而散给众军士令汤食之。于辽河张网，汗亲乘舟行以钢叉得鱼十尾。二十日，自达岱塔视察耕田，设围打猎，获狍二十只。
⑷天命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汗御八角殿，命八旗巴牙喇、蒙古人射箭。射毕，汗训曰：“如今之少年，射箭皆用硬弓，其变化甚大。古之弓小，无如此者。弓大而硬，身力不足，瞄而不即刻放之，则不能命中。若弓小而软，身力有余之，则可且瞄且射也。”
⑸四月初二日，汗出猎。初三日，行猎前往至名谓避阴之处；自此行猎四日。
⑹七月初七日，汗率诸贝勒福晋及三百人东巡，因无鱼兽而还。汗往围猎之前，遣珲塔为主率众人赴河东牧场时曰：“勿于山河狩猎。”往牧场回来后，汗问珲塔曰：“尔等狩猎乎？”答曰：“未曾狩猎。”汗曰：“未曾狩猎，则尔等未得食白汤矣。”遂赐羊一只。嗣后汗前往，猎于山，无兽；捕于河，无鱼。询问地方之人，已经狩猎。汗归，斥珲塔曰：“尔等既已狩猎，则应告之已猎。今竟使如此众多之马匹往返徒劳，疲惫不堪矣。”遂革其副将，降为备御。
[4] 《淸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5] 文内数字系根据《满文老档》,《淸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统计。
[6] 十五善射：满文为“tofohoto”。
[7] 《淸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8]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3页。
[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1]内扎萨克：即内蒙古所属，包括：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翁牛特、巴林、扎鲁特、喀尔喀左翼、阿鲁科尔沁、克什克腾、土默特、喀喇沁、乌朱穆沁、阿巴垓、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哈纳尔、四子部落、喀尔喀左右两翼、乌喇特、茂明安、鄂尔多斯等二十四部落，共四十九旗。“内扎萨克”年班、围班，为“王会司”掌管。包括：核定内扎萨克王、公等年班名单、贡单，组织他们参加朝会、筵宴、典礼等活动。扎萨克王、公等，每年轮班来京师朝贡，称为“年班”，三年轮一遍，每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后、二十五日前到齐。每旗贡羊一只、乳酒一瓶。一般台吉贡羊贡猪自便，由内膳房选收。……安排热河行围时扎萨克王、公围班，负责分派管围、随围事。皇帝每年到木兰围场行围，扎萨克王、公等按年班规定，到热河觐见，并随皇帝行围，称之“围班”。从中派令管围、随围王、公。并由围场附近的卓索图、昭乌达两盟所属各旗，就近率官兵参加围猎。（《光绪会典》卷六十三，《清史稿》地理志卷七十七—七十九；又转引自李鹏年等编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4—240页。）
[12] 台吉、塔布囊：爵位名，分为四个等级，品级同。除土默特左旗、喀喇沁三旗称塔布囊外，其余各旗均称台吉。（转引自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13] 外扎萨克：包括有喀尔喀四部及所属厄鲁特、辉特二部，共八十六旗；其中青海蒙古有和硕特、卓罗斯、辉特、土尔扈特、喀尔喀五部，二十九旗；新疆金山、天山之间各部及厄鲁特各部，厄鲁特部旧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后又补入辉特部，五部，十三旗。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卓罗斯及不属蒙古的托辉特、哈柳沁、托斯、奢集努特、古罗格沁等部外扎萨克年班、朝贡等事，为“柔远司”职掌。外扎萨克王、公等朝贡分为六班、五班、四班、三班不等，每年由院按班具题，指名咨调。凡袭者未及十八岁的不必参加年班，热河围班亦如之。（《光绪会典》卷六十三，又转引自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4—240页。）
[1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五，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8]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3页。
[19] 参考陈秉礼主编《木兰围场·塞宴四事》，地质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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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 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张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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