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与科举制

新修《清史》与科举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新修《清史》与科举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新修《清史》与科举制

新修《清史》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并多方征求意见后，最终确定设置《科举志》。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充分体现了新修《清史》整体规划的严谨与规范。与原方案的《教育志》附科举相比，这一决定体现出决策者对整体布局的把握是十分清晰的，同时也有利于编纂队伍的组成及实际操作。在《清史稿》中，有关科举制的内容是置于《选举志》中的，这与历代所修正史是相同的。既然《教育志》从《选举志》中独立出来[1]，那么《科举志》的独立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一、设置《科举制》的必要性
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具体而言，是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它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随后走向衰落，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经历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一直是作为历代政府最基本的选官制度，富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改朝换代，不管有多少人用多少理由去抨击它，反对它，但它仍然是在不断地逐步完善和日益强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公平取士原则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从考试学的角度看，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员的一种社会性考选活动。它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的不同，在于选拔官员主要不是靠血缘、不是靠关系，也不是靠门第，而是靠“学问”，即考试成绩。它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提供了一个进身的机会，只要参加考试，任何人都可能凭借自己的学识取得成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2]，在科举时代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政府、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又给予成功者以极大的荣誉，从而形成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的道德力量。
清代继承了前代有关科举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周密和更加严格的制度。入关伊始，清政府便在顺治帝的即位诏书中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开科取士，并很快付诸实施。科举制度为缓和满汉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起了重要作用。相当一批曾发誓不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最终没能抵挡住科举制的诱惑，纷纷进入考场，乃至及第做官。“一队夷齐下首阳”，便是对这一状况的形象描述[3]。同时，科举制度的推行，为清政府选拔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它在政治上的效益是显著的。清代的科举制度，一方面是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同时又进入了腐朽没落阶段。经过朝野上下的多次激烈争论，从清初到清末反复较量了两个多世纪，科举制度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由清政府明令宣布废止。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是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它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尤其到了清后期，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仍旧引导人们埋头于《四书》、《五经》及“程墨”、“时文”，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显然，此时的科举制度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害民误国的一大痼疾。同时，科举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在清代，科举制度传到西方，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国家接受了科举制度中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的精神，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就科举制度的重要性而言，新修《清史》不能没有《科举志》。
上世纪初，当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当时的《万国公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4]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废除科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反封建、反帝制的过程中，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腐朽落后的东西，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后，国内学术界对科举制度多持否定态度，人们往往把科举制度与八股取士联系起来，视科举为糟粕，把它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多责其过而少议其功。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但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科举制是独一无二被西方学习的中国制度。西方学者更是对科举制度赞赏有加，如美国著名学者H. G. Creel（顾立雅）认为科举制度影响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废除科举百年之后的今天，新修《清史》有责任给读者一个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的《科举志》。
《清史稿》中有关科举的内容，包括在《选举志》中，就严格意义的科举制度而言，这部分内容即《选举志三》（“文科”、“武科”）及《选举志四》中的“制科”。这部分内容对了解清代科举制度还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也存在下述一些问题和缺憾：
一是内容过于简略。《清史稿》中有关科举制度的记述只有二万字。其中，虽然设计乡试、会试、拟题、文体、乡会试考官、同考官、乡试解额、会试取额、五经中式、副榜、明通榜、宗师科目、复试、磨勘、朝考、官卷、科场回避、翻译科、武科等二十多个知识点，但多叙述简略，很难反映出清代科举制度的整体状况，特别是难以体现其复杂的变化原因、过程、特点，以及科举制度的实施状况。
二是相关内容有缺失。如报名与审核、贡院规制、入场搜检、录取与放榜、传胪大典、题名碑、中式（或登第）之待遇等均未涉及，特别是有清代特色的一些内容，如搜落卷制度、审音制度、恩科与加科等亦未涉及。而上述内容对于全面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未能体现出清代科举制度的特点。清代的科举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集历代科举制度之大成；二是表现出科举制度的腐朽与衰落。而《清史稿》却未能反映出这两个特点。比如在保证公平取士的各项措施中，清政府吸取了历代的经验和教训，而《清史稿》中几乎只字未提，同时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事件竟也未提及。
四是采摭不广，详略失当。《清史稿》在编撰过程中所利用的史料，主要采自官书，而对大库档案及部院档案多未加利用，特别是私家著述利用更少，这使得所述内容不够细致、准确。此外，对所述内容的详略把握上也有不当之处。如宗室科目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是极有特色的，但《清史稿》所述却不足一百五十字，而馆选庶吉士竟占了全卷的十四分之一的篇幅。
综上所述，《清史稿》中有关科举制度的记述已不能适应当今研究的需要。因此，新修《清史》一定要有一部高质量的《科举志》。
二、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状况
（一）国内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包括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自废除科举时起，至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学者的独自研究，单兵作战，出现了一批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论著。
最早出现的研究著作是章中如的《清代科举制度》，1931年黎明书局初版，分上下两卷。上卷缕述清代科举的各种考试，下卷分析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最早出现而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是邓嗣禹所著的《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年出版。该书对科举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有很多重要见解。但此书属通史，只有一章论述明清科举考试制度，而清代部分则显得过于简略。
在此前后的二三十年间，大约发表了五六十篇有关科举制度的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陈东原的《清代之科举与教育》，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孟森的《科场案》，潘光旦与费孝通合撰的《科举与社会流动》。
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标志着科举制度，特别是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步入新阶段。本书作者是清代最后一科（1904年甲辰科）的探花，他以亲身经历，并广泛参考各种文献资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清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必读书。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汇集了作者6篇互相关联的专题研究论文，有一定的深度，也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必读书。
198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道成所著《科举史话》，是一本全面介绍我国科举制度的高质量知识读物。
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论著，但总体而言，研究的面不够广，许多问题的研究还很不深入，特别是对科举制度与外部诸因素（如政权建设、教育体系、社会风尚等）的关系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探讨。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亦如是。
第二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有组织、有投入的集体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把“中国考试史”列入“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旨在推动全国各高等院校和各科研单位加强对中国考试史的研究。作为子项目，先后出版了《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和《中国考试制度史》、《河南考试史》等。1992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启动了一项“中国考试史研究”的科研计划，列为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聘请了十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数十名学者，并拨专款，开展研究工作。这一计划的执行，大大推动了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个计划内的项目，已经出版的有《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共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其中第六卷为清代部分，王戎笙主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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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万字），《中国考试通史》（共五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其中第三卷为明清部分，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主编），《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即将出版的有：《中国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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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
在考试中心的推动下，科举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样，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90年代以来，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论文（包括通论中涉及清代科举制度）已发表近百篇，而研究专著更是超过十年之总和。现列举如下：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金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八股文概说》，王凯符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郭齐家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出版。
《说八股》，启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清朝的状元》，宋元强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中国科举制度史》，唐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张希清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清代八股文》，邓云乡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中国考试制度史》，谢青、汤德用著，黄山书社1994年12月出版。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刘海峰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科场与舞弊》，李国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
《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考试述要》，于景祥著，辽海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武举制度史略》，许友根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槐花黄，举子忙??科举与士林风气》，王炎平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中国状元大典》，毛佩琦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李世愉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科举史话》，李尚英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武状元》，王鸿鹏、王凯贤、肖佐刚、张荫堂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中国考试发展史》，刘海峰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中国科举史话》，李树著，齐鲁书社2004年1月出版。
《学而优则仕：教育与科举》，刘海峰、李兵著，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中国科举史》，刘海峰、李兵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6月出版。
《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李世愉著，沈阳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更广更深的研究领域，并且引进了“考试学”的一些理论，使科举制度的研究更加深入，评价更为客观。比如，以考试学的理论分析八股文，无疑可得出“这是一种标准化考试方式”的结论，这对于正确认识八股文的推行及其演变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仍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在新修《清史》的《科举志》中加以纠正。这些问题是：
一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划分，使清史的研究被分成两段。而科举制的研究也存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论著中存在着详前而略后情况，对道光以后的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研究不够深入，对晚清时期的大量资料有所忽视。另外，谈及科举制度的功能，只关注清前期，而论及废科举，又只把目光放在晚清，忽略了清代科举制度是一个整体。
二是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尚有薄弱环节。如对制度本身的一些内容尚未搞清，科举考试的一整套程序尚不清晰，现存的大量科举试卷利用得很不够。
三是存在就清代论清代的现象。忽视科举制度自身的发展变化，对清以前历朝科举制度的基本状况及发展线索缺乏足够的了解，不重视将清代科举制度的相关内容与前代做比较，因而也很难给清代科举制度以准确的定位。
目前，科举制度的研究正显现出方兴未艾之趋势，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面不断扩展，《?卷集成》等沉睡多年的资料已开始利用。数年前，有学者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中国过去曾经经历了一个科举时代，而现在的中国正面临一个考试时代。在我们这个富有丰富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的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都会推动科举制的研究走向繁荣。可以预见，若干年后，“科举学”将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并成为21世纪的显学，新的研究成果将不断涌现，而新修《清史》的《科举志》也必将成为其中之一。
（二）在西方，文献中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克鲁兹于公元1556年来华，1569年回到葡萄牙，在他所写的游记中提到中国官员“系由考验其学问而后产生”，并简要记述了举人和进士的情况。1585年，西班牙修道士门多萨出版了《伟大中国之历史及现状》，其中第一部分第3卷14章，专门描述“考博士学位者的考试，及其如何及第，如何对待同年”。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根据利玛窦的日记及其言论编撰成《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以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全过程，包括府州县学考试、乡试及举额分配、贡院规制、乡试程序及内容、试卷评阅方法、会试、殿试、进士的授官、武举等各方面。此后，不断有来华的传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将科举考试介绍到西方，并备加赞扬，引起西方人士的特殊兴趣，许多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科举制度。
就近些年而言，国外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也显示出越来越深入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学者和田正广的《明清官僚制度研究》，2002年汲古书屋出版，作者研究了中国官僚体制在官员选拔、考核中的特点。片山刚的《清代中期商人在社会与客家人的移住??童试考试问题》，从商人的居住地的改变探讨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显示出从细微处入手的特点。美国学者艾尔曼的《清代科举文化史》，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目前海外对科举制度，特别是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著作。书中研究了政府和文化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谈了科举对社会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对文人的学术生涯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
三、 新修《科举志》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新修《清史》的《科举志》无疑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来指导研究与撰写工作；要在充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同时，针对《科举志》的具体研究工作，我们认为，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要充分估计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科举志》的撰写当然也不例外。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极为认真的对待，下大力气解决，万万马虎不得。
一是资料收集工作。有关科举制度的资料十分丰富、浩繁，涉及档案、官书、私人著述、地方文献、外文资料等等。这一方面为科举制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加大了工作的难度，而且资料极为分散，收集困难。以清代资料估算，如果没有三四百万字的资料做基础，新修《科举志》很难说会有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因此，资料收集工作是第一大难关，必须认真对待。
二是资料整理工作。对三四百万字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难度相当大。而且许多资料相互矛盾，因此，认真地进行史料考证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写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史。清史编纂委员会提出每个作者都要做出资料长编和考异，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是符合史学研究的规律的。
三是专题研究。到目前为止，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专题无人问津，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如士子的报名与审核、对大臣子弟的录取政策、对落第举子的安抚政策等等。这需要我们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这些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取得突破。另外，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探讨，这一缺失也需要加以弥补。总之，新修的《科举志》不应再给读者留下空白。
四是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研究典章制度，除了要弄清它的制度规定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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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它的实施状况。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而这方面的资料又相当分散，如果不注意这一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新修《科举志》也很难说有高价值。叙述科举制度的实施状况，必须要兼顾到与相关条文的联系，以及在制度变化中的作用。因为实际的执行情况，往往是制度变化的重要依据。忽视了科举制的实施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科举制度。
（二）要在研究中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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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新修《清史》的《科举志》虽不敢妄言要成为传世之作，但至少要能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代表当今的最高水平。因此要抓住重点，努力创新，争取有所突破。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作为研究重点：
一是清代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发展史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有千年的历史，作为一项具体的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因此，在新修《科举志》中要阐述清楚科举制度自身的发展状况，并突出清代科举制度对前朝的继承、发展与变革，从而说明科举制在清代变化的外部原因及内在因素。如复试、磨勘、搜落卷、明通榜等诸多清代新制定的措施，其实在前朝均有先例，而在清代成为定制，一方面反映了清代科场舞弊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科举制度公平选士原则的主导作用。只有解决好这一重要问题，才能真正体现清代的科举制在科举发展史中的地位，从而对其作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
二是清代科举制度的因革变化。清承明制实行科举后，二百多年间，这一制度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间，有复试、朝考、搜落卷这类新措施的制定推行，也有对旧条例的修改和完善，更有关于科举存废的争论。至清末，终于停八股、废科举。新修《科举志》应突出这一变化，同时对所有新措施创立之原因，旧条例变化、调整之原因，以及废科举之原因一一阐明。力争克服传统典志史籍以静态、表层方式记载制度的缺陷，要以动态、深入的方式反映科举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争取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三是科举制度在边疆地区以及海外的影响。科举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以及对海外的影响，在清代尤为突出，这恰恰体现了科举的价值。在内地文人痛斥科举弊端时，在新推行科举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却有不同的态度；在国人屡屡要求废除科举时，西方人却指出：“如果学习的过程能改进和发扬，如果所有的不足能认真改正，该制度完全是一个让人赞赏和值得仿效的制度。迄今为止，它是中国保存得最纯、创造得最好的制度。”[5]对这一现象要认真研究，这对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科举制度无疑是有益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科举志》毕竟是作为新修《清史》诸“志”之一，而不是作者个人的研究专著。因此，遵循全书的撰写细则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与其他各“志”（如《教育志》、《职官志》等）的协调、分工也是必须注意的。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有关教育制度的内容在《清史稿》中为《选举志一》、《选举志二》。
[2] 《神童诗》。
[3]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载：“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4] 《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
[5]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 London, 1838, P.180.< td="">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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