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沙抢米风潮与清政府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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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沙抢米风潮与清政府的应对

灾荒本是自然现象，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得了的。不过，如果政府应对得法，可以尽可能地减低灾荒的危害；相反，如果应对不力，就有可能激发民变，灾荒便转而变成人祸，不仅危害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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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甚至危及政府的统治。清朝末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一、风潮缘起

1909年（宣统元年），湖南粮食产地洞庭湖区遭受特大水灾，上游长沙、衡阳等地又发生严重旱灾，统计各处灾民达数百万人之多。旱灾之后又生蝗灾，粮食普遍歉收，粮价一路飙升。在素称“鱼米之乡”的湖南，米价平时每石在两千文左右，遭灾之后便猛涨至五六千文，甚至高达七八千文。加上商人囤积居奇，一场米荒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邻省湖北也发生严重水灾。湖北向来进口湘米，被灾之后，武汉三镇商民上百万人更需要大量湘米接济。其时，一些不法商人，尤其是有不平等条约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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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洋商，乘机将湘米从湖北转运出口，从中渔利。湖南大米从长沙、岳州关运到湖北汉口，又经洋商或挂洋商旗的潮汕、宁波各帮商人转运到外地销售，谋取高额利润。大量湘米通过湖北走私外地，不但损害了湖北利益，也使本已遭受重灾的湖南雪上加霜。
1910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湖南各处闹起饥荒，出现“吃大户”现象，省城长沙也不例外。米价一日三涨，平民生活堪虞。某日上午，长沙挑水工黄贵荪之妻拿着丈夫挑水所得全部制钱80文，到附近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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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碓房想买一升米，不料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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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调换。黄妻无奈只得回家，待其借得通行制钱后再到碓房，米价已涨至85文。面对飞涨的米价，黄妻痛苦莫名，深感绝望，一头跳进老龙潭溺水而亡。黄贵荪听到噩耗，悲愤万分，拉着两个孩子一同投水自尽。黄氏一门惨死的消息，迅速传遍城内，成为长沙饥民抢米风潮的导火线。

二、预控不力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天灾，其深层原因实为人祸，因为官府调控不力，米粮大量外运，而劣绅又囤积居奇，其中关键则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湖北遭灾后，主管湘鄂两省的湖广总督陈夔（kuí）龙奏请邻近各省接济，清政府谕令湖南、四川、江西各省产粮区，不得阻粮出境。湖南因灾缺米，希望禁米出口，而湖北需要大量湘米救济，清廷与鄂督（指湖广总督）均要求湖南不能对鄂禁运。这样，湘米出口问题便成为矛盾焦点。
湘米出口不仅涉及湖北救灾，而且与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利益直接相关，因为当时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湖南巡抚岑春蓂（mínɡ）与各方进行了反复而艰难的交涉，但都不得要领。岑春蓂的尴尬在于，一旦湘米出口湖北，就难免转口下游，湖南将无法承受。而且，英国领事与商人有中英《天津条约》和《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作护符，湘米出口与转运他口均有条约依据。与此同时，湖南绅士与谘议局均强烈要求禁米出口。迫于各方压力，岑春蓂发布了湘米禁运的告示，同时允许湖北查照军米办法，限定数目，采购湘米。其实，这个禁运令是有很大漏洞的，一方面，湖北仍可按军米办法采购湘米，实际上开了走私的口子；另一方面，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有关条款，湖南如禁米出口，必须先由巡抚出示晓谕，二十一天后始能正式实行，从而在短期内加速了湘米外运，使湖南米价急剧飙升。
其时，湖南绅士与谘议局均主张禁米出口，理由冠冕堂皇，但动机颇为复杂，既有赈济乡邦饥民的由头，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甚至还有故意与岑春蓂为难的意味。尤其是旧绅士王先谦、叶德辉等，和他嫌隙甚深。同时，岑春蓂无力阻止甚至有意纵容洋商肆意运米，直接损害了湘绅的切身利益，激化了双方矛盾。要化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庸懦的岑春蓂难堪其任。事实上，禁运令尚来不及真正实施，长沙抢米风潮已骤然发生。

三、应变乖方

事变之初，岑春蓂应对无措。当时，长沙饥民群聚于省城南门外鳌山庙警察分局，要求减价平粜。岑春蓂派巡警道赖承裕等出城弹压。面对群情嚣然的饥民，赖承裕转述岑春蓂之语，严厉训斥道：“天然台百钱一碗茶，汝辈不以为昂，八十钱一升米，汝辈竟嫌太贵，岂有天理良心！”此语一出，饥民义愤填膺，痛殴赖承裕，并迅速涌向巡抚衙门。岑春蓂急调常备军、巡防队入署，军队鸣枪恐吓，反被掷石袭击。岑春蓂命军队开枪，格杀数人，民众怒不可遏，焚毁抚衙。随后各处饥民蜂起，将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栈之米抢空，并将警兵岗亭捣毁，又焚毁教堂、洋行、学堂、使署、银行、税关等与外国相关的建筑物数十处。抢米风潮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事变发生后，岑春蓂也曾上下沟通，左右联络，但未能及时收到积极效果。清廷将他先行开缺，听候查办，命湖北布政使杨文鼎暂署湖南巡抚，亦于实事无补。周边各省督抚的援助也是缓不济急。像长沙抢米风潮这样的突发性民变事件，主体是广大饥民，不可能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明确的政治宗旨，一般都呈现明显的突变性特征，犹如暴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的事变发生后，要指望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邻省的及时援助并不现实，而主要应该依靠地方官府与绅士合作这一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但遗憾的是，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湖南官绅积怨甚深，矛盾不可调和。
岑春蓂庸碌无能，凭借其父（岑毓英）、兄（岑春煊）的关系才做了湖南巡抚，与当地绅士多有嫌隙。相比之下，在湖南官绅界，布政使庄赓良人缘则有胜于岑春蓂，尤其与旧绅士气味相投。岑春蓂自以为背后有靠山，平日总是瞧不起庄赓良。庄与他嫌隙已久，急欲乘机取而代之。
抢米风潮发生后，岑春蓂应对乖方，威信扫地，既无力控制局势，又不能依靠绅士和衷共济，共渡难关。湘绅们却肆意怂恿庄赓良，倾力排挤岑春蓂，一面逼岑交权与庄，一面致电清廷恳请以庄代岑。而且，湘绅们还在民变中直接拨弄事端，暗中起哄，惟恐天下不乱，致使湖南官府无法控制事态发展。

四、善后失策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但并没有收到实效，反而引起湖南绅民普遍不满，官绅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发生动摇。
其一，官府四处张罗赈济饥民，绅士并不积极配合。官府首先采取的应急举措，就是抑制米价，设厂平粜，严禁抬价居奇与垄断图利，但地方绅士反应并不积极。这与湘绅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当时叶德辉家存谷一万多石，杨巩家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般米商也存粮不少。官绅不睦，彼此推诿，绅富囤积居奇，官府平粜赈饥之举自然难有作为。
其二，对外赔款引起绅民普遍不满。长沙抢米风潮波及外国领事馆及洋行、教堂，中外交涉势所必然。从晚清中外交涉成例来看，其结果总是难免赔款。问题是赔款应该由谁来承担，是由清朝中央度支部拨款，还是由肇祸之湖南官吏赔偿？各界议论纷纭。度支部尚书载泽特别申明应责成湘抚自行筹划。湖南绅民与民间舆论则普遍主张由岑春蓂等负担。后来，署鄂督瑞澂、湘抚杨文鼎奏请由大清银行暂借一百二十万两，由湖南分三年归还本息。复与英、美、法、德、日、挪威六国交涉，共议给赔款银八十余万两。这笔钱最终还是转嫁到湖南绅民头上。
其三，查办湖南官绅和重新调整官绅关系，进一步激化了官绅矛盾。首先，清廷派湖北布政使杨文鼎任湖南巡抚，遭到湘绅反对和抵制。他们一致给鄂督瑞澂去电，请代奏收回成命，遭到瑞澂申斥，杨文鼎履新如故。后来，杨文鼎终因与湘绅叶德辉、王先谦等嫌隙难弥，不得不与陕西巡抚余诚格互调，离开湖南。其次，对于朝廷仅将岑春蓂与庄赓良革职，湖南绅民颇不满意。时论多以处分太轻，可谓“罚不当罪”，而历数岑、庄罪状，力主严惩。再次，清廷谕令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吏部主事叶德辉、候选道杨巩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使湘绅极为不满。王先谦牢骚满腹，自称“无端受累”、“代人受过”，并拟呈稿，派人上控都察院。叶德辉则致书友人诉说冤情，宣称“湘祸之奇，千古未有”。孔宪教也写有“辨诬”信，到处散发。湖南自湘军兴起后，绅权益盛。严惩长沙抢米风潮中肇事的旧绅士，是清政府有意抑制湖南绅权的举措。为此，旧绅首领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官府怨恨进一步加深。官绅关系的破裂，使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产生了动摇。有人认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结果是官、绅、民三输。其实，最大的输家是清政府。

五、几点教训

一是清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在湘鄂两个省区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中央政府未能进行有效调控。
二是湖南地方政府即时应对不得力。官府内部钩（现汉首选）心斗角，又与绅士矛盾激化，致使民变事件无法控制。
三是没有处理好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湖南新、旧绅士阶层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利益集团，在民变中扮演的角色，与其权力与利益得失密切相关。旧绅士向来反对维新、新政与立宪，清廷以其“挟私酿乱”，予以严惩，使其逐渐疏离官府。新绅士代表则对宪政期望甚高，长沙抢米风潮之时，正是立宪派发动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之际。然而，三次国会大请愿均以失败告终，断绝了立宪派要求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加剧了其对清廷的离心倾向。
四是没有顾及民生问题。长沙饥民暴动和普通民众参与抢米风潮的原因，显然与官场腐败和列强殖民侵略直接相关。一方面，灾荒使米粮缺乏，而官府仍出口不绝，民众颇不满意。另一方面，在长沙修建新式学堂、教堂与英国领事馆等西式建筑，官府与列强勾结，由外地雇工修造，使长沙本地泥木工人积愤不平。
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典型的民变事件，反映出清王朝统治内在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集中显现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官府与绅士的矛盾、官绅与民众的矛盾、新旧绅士之间的矛盾，以及绅民与列强的矛盾，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绅矛盾的激化与官绅关系的破裂，严重动摇了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对清王朝统治的影响是致命的。就在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次年，武昌首义爆发，湖南迅速宣布独立，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从其社会政治结构内在演变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偶然的。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湖南安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出版专著《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合著《新政、立宪与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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