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记名档》与清人传记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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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记名档》与清人传记之撰写

《记名档》是撰写清代人物传记最可靠档案素材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戴逸老师主持的《清代人物传稿》编委会工作时，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过比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对各种档案与撰写清人传记的关系进行了解，深感在撰写清代人物传记时，除了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各类清人奏折，以及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国史馆的有关传记外，还有另外两种专门档案与传记关系殊为密切，不可不认真参阅。一种是《清代官员履历档》，另一种则是《记名档》。前者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成册，于1997年全套出版，而后者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现当清史编纂工程紧张进行之际，本文拟围绕《记名档》若干重要问题，谨贡蒭荛，以供采择。
一、《记名档》的特点
《记名档》是在军机处成立之后出现的，大体上可区分为文职记名档，与武职记名档，通常是由军机章京负责记录与保管的。因为该档内容涉及官员的是非功过，人品考述，故当时一般官员是很难接触的。而且，军机处本来就是“丝纶出纳，职居密勿”的机构。据梁章鉅《枢垣记略》载：
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章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1]
据此可知，军机处在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所记载事件甚夥，因此，它所保留档案门类繁多，而《记名档》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早期《记名档》有许多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记名档》所记内容，特别强调保密。
乾隆朝《记名档》有这样一条记载：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和大人带领武职引见。面奉谕旨：所有交军机处记名武职人员，不必令该部与闻。钦此。除参将以上记名者，照旧军机处存记外，其游击以下交军机处记名人员，仍由军机处存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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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另外知会兵部，令其照例办理。不必写出军机处记名字样。俟兵部照例陞用，咨覆本处后，即将该员记名之处注销。嗣后游击以下记名人员，均照此办理。钦此。
四十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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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存记
知会式样开列于后：交兵部，所有本日带领引见。
△△省△△○○○交兵部照例办理，俟该员陞用后，仍咨覆军机处。毋误。[2]
上文中的和大人，应是和珅，时为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本来，这些被记名之武职官员的保举引见文书及其履历单等文件，都是由兵部承办的，但是乾隆皇帝却下令“ 所有交军机处记名武职人员，不必令该部与闻”。这样做颇有些不合情理，然而，却可以看出《记名档》保密程度之高。封建帝王对官员任命大权从来都是“乾纲独断”，丝毫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官员进退升迁之消息。
乾隆朝《记名档》还有一条记录称：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嗣后吏、兵二部遇有引见交军机处记名人员，该部不必写入述旨内，仍交军机处将记名之处于述旨之日，另缮谕旨进呈。钦此。并奉堂谕，交吏、兵二部于递述旨时，先行知会军机处。奉此。[3]
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记名一事，格外认真。实际上乾隆皇帝对《记名档》有许多具体指示，都被后世继续延用。
其次，早期《记名档》所记内容，大多为以军功获得记名者为主，且以满人居多。后期则文职、武职兼而有之，而且，文职官员的记名多于武职。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奉旨：据署兵部尚书德福等条奏，都司以下记名人瞻员，扣满二年陞用后，再扣二年，令该督抚出具考语，送部引见一折。此等人员自奉旨记名后，兵部向例扣足二年，即予陞用。再扣两年后，遇有应陞缺出，又复递行陞用，似此按年递陞，殊觉过骤。嗣后参将、副将等官记名者，仍照旧例交军机处办理外，其游击以下人员，交兵部记名者，统限扣足三年，准予陞用一次，所有该员记名之处，即行注销。著为令。钦此。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此次总督袁守侗萨、陈祖辉、李侍尧、福康安、富纲、巴延三，奏保堪胜总兵交军机处记名人员，若系原保之总督现管省分遇有缺出，请旨补放时，即将该督所保之人员名单扣出，不必进呈。嗣后令各总督再行奏保时，照此一例办理，著存记。钦此。[4]
乾隆朝用兵频繁，故《记名档》所载大多系武职升迁内容。那些经过记名的官员，一旦奉旨录用后，军机人员即在该员之记名下，注明录用情况，并标明“注销”字样。
再有，《记名档》与《保举档》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这是两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档案，有时混杂在一起，难以严格区分。但对撰写清人传记二者均甚为重要，不可忽视。通常说来，凡属内外臣工保举的官员，奉旨记录的，都在《保举档》内登载；而那些经过军机大臣或兵部、吏部等官员带领引见之后，奉旨记名者，则入《记名档》。也有些奉旨记名者，虽未经过保举引见，同样入《记名档》。而且许多《记名档》之内容，往往有与《保举档》所记雷同者。
乾隆朝《记名档》有对正黄旗满洲人七十五的提升过程的记载，就很典型。乾隆四十年十月十日、十九日之《记名档》述曰：
遇有陆路总兵缺出应进人员七十五，正黄旗满州，年三十七岁，由护军参领历升贵州大定协副将，经调任总督福康安以该员材技优娴，熟悉营伍，保举堪胜总兵。咨送到部，于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一日由兵部带领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
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放宜昌。销。[5]
显然，七十五是先经过引见进入《记名档》，然后再放缺的。
有时，《记名档》所记甚是简略，而《保举档》则相对来说记载稍为详细。如因参与戊戌新政而被开缺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保举档》中就比《记名档》详细具体得多。
据光绪朝《保举四品以上人员档》关于陈宝箴之记载如下：
湖南巡抚王文韶保，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日，湖南候补道升浙江按察使陈宝箴，江西举人，学有本原，才胜艰巨，立身处事，不肯以庸近自居。
又光绪五年李瀚章保，学识闳远，练达吏事。
又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徐宗瀛保，事理通达，才具开展，讲求吏治，奋发有为。
又光绪六年五月十一日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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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麟保，通达治体，才识兼优。
又光绪七年八月十七日李明墀保，心精力果，有守有为，才堪大用。
又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保，通识长才，尽心民事。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奉旨：发往河南随同成孚、倪文蔚办理河工事宜。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吴大澂奏，告病回籍。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旨降三级调用。[6]
同样是一个陈宝箴，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官员，都争先恐后地保举陈宝箴，可见陈宝箴的确学识过人，才堪大用。
总之，掌握了《记名档》之特点，对于撰写清人传记会提供不少信而有征之史料。
二、《记名档》之史料价值
因为《记名档》之内容多涉及官员的政绩与皇帝意见，因此在撰写人物传记时，可提供准确可靠之内容，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记名档》是军机处官员办理军机要务之最原始记载，其内容虽然简略扼要，却准确无误，它可以纠正《清史稿》等坊间已刊清人传记的似是而非的记载。
譬如，在晚清历史上最早向皇帝上书请设议院的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光绪十五年被任命为出使美国大臣。但是，坊间有关他的传记却把这次任命，说成是他的同乡及翰林前辈李鸿章“参与”的结果，甚至引用李氏致黎庶昌之信函称：“惠人使美，若农深避此差，实以华工一案不易措手。此缺向用粤人，今忽破例，亦粤人自致也。”[7]
实际上，崔国因之被任命出使美国大臣，另有原因。据《保举五品以下人员档》：
内外臣工保举五品以下人员名单
宗人府府丞吴廷芬保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七日
詹事府左中允今升翰林院侍讲崔国因朴简耐劳，澹于荣利，考究夷务本末，尤能得其要领，可备出使之选。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奉旨出使美日秘大臣[8]
崔国因能在光绪十年上书请设议院，大胆提出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是非常有远见的。而光绪十年吴廷芬的保奏，对他出使美国任命有直接关系。
再以黎庶昌为例，《清史稿》列传233之传文记曰：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国藩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历署吴江、青浦诸邑，两筦榷关，税骤进。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调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邦，著书以撮所闻见，成西洋杂志。晋道员。
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坚，庶昌翻复辩论，卒如所议。[9]
《清史稿》的记述多有不严谨，不准确之处。据《记名档》所载如下：
《保举四品以上人员档》
内外臣工保举四品以上人员名单：
两江总督曾国藩保，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候补知县升记名道黎庶昌，贵州贡生，好学耐劳，力矫高亢之习，趋于平实。降三级调用，仍留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派充日本大臣。[10]
据此可知，《清史稿》所记黎庶昌“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并不准确，；据《记名档》记载，黎氏交曾国藩差委的身份，应为“候补知县”。在这些细微之处，如果不用《记名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其二，清代许多重要人物生平事迹，可以从《保举档》中得到准确线索。
慈禧之弟桂祥，为晚清一有名人物。其府第坐落于方家园，清末北京人称大方家园桂公府为“凤凰窝”，盖因叶赫那拉一门中出两后的缘故。因桂公府之出名而被人羡涎。台湾学者金承艺曾撰有《慈禧太后的家族》一文，曾感叹有关桂祥之史料不足。他专门有一节叙述叶赫那拉·桂祥。金文称：
光绪十四年十月，他的女儿被选为皇后；十五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桂祥也被封为承恩公，并加恩以侍郎候补。兄弟两人都做了承恩公，可谓一时少有的殊荣。枝巢子所著《旧京琐记》卷四曾有“孝钦当国，其弟桂公祥，又为德宗之外舅，常以闲秩无聊，求补一官，破例授工尚，不三月，卒令解秩，以其不称职，恐滋物议”的记载。[11]
金承艺所引《旧京琐记》之记载，得自道路传闻，不足为凭。其实，有关桂祥早年之史料，《光绪四年武职记名档》就有十分重要的记载，其文曰：
桂祥，三姓记名简放副都统，记名协领，花翎骁骑校，光绪十年因收还伊犁保奏，奉旨桂祥著交军机处以副都统记名简放，并赏给三代正二品封典。钦此。[12]
据此可知桂祥的早年经历，而他之所以得副都统，实为“光绪十年因收还伊犁保奏”。后来，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事件中，桂祥作为统兵大员曾有过重要活动，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十分具体的记载。
此外，康有为之叔祖康国器，以战功煊赫而闻名乡里。《康南海自编年谱》曾记述曰：
乙丑之间，友中之中丞公克复浙闽，兵事大定，以新授闽臬假归，诸父咸从凯旋。于时门中以从军起家者甚众。阿大中郎封胡羯末，父龙兄虎，左文右武，号称至盛。[13]
国器，字友之，乃康氏一门中官阶最高者，不过康有为所写的“乙丑之间”，只是大概记忆，并不准确。
《清史稿》虽有康国器传，文词简略，许多关键情节并未记载，而在《记名档》中对康国器其人之记载，却十分重要。其文曰：
（黄绢标签）奉旨记名,遇有江西道员缺出，请旨简放人员名单：
康国器，广东吏员，江西补用道。同治二年二月初七日因攻克汤溪等处出力，经耆龄保奏，奉旨交军机处记名，在遇有江西道员缺出，请旨简放。
福建道员出，奉旨军机处记名，遇有福建道员缺出，请旨简放人员名单：
康国器，记名江西道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日，因克复杭州、余杭两城出力，经左宗棠保奏，奉旨：著遇有福建道员缺出请旨简放。
眉批：三年四月十三日放正。[14]
可见，康国器得到拔擢是其在同治二三年攻克汤溪与杭州之役，尤其是在克复杭州后，左宗棠之保奏折才递上20天，朝廷即赏给康国器福建道员的官阶，可谓神速矣。
再以张荫桓为例，《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九《张荫桓传》曰：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通侻。纳赀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权登莱青道……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抉芜湖关锢弊，税骤进。会久霪雨，江流衍溢，州邑吁菑，出俸钱赈之。明年，迁按察使。征还，赏三品京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5]
至于张荫桓何以在很短时间内，由一名非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吏，成为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大臣。《清史稿》没有说清楚，其他有关张荫桓之传记亦不甚明晰，而在《内外臣工遵旨保举文职人员档》中有十分准确的记载：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保，山东候补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器识宏通，志虑忠实，熟悉洋务堪膺重任。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恒祺保，才猷练达，心地光明于中外交涉事宜，刚柔得中能挡大体。
光绪七年八月十七日李明墀保，精明练达，果敢有为，堪胜司道之任。
批：光绪六年八月十八日恭镗奏张荫桓误书张应桓，请更正。[16]
可见，当时保举张荫桓晋升道员并入值总理衙门者，并非只是阎敬铭、丁宝桢。《文职另行存记名档》除记有署四川总督丁宝楨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保举山东候补道今三品衔张荫桓外，还有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以及周恒祺、李明墀。而且这些推荐称赞张氏“器识宏通“，“精明练达”，“熟悉洋务”，“于中外交涉事宜刚柔得中”。清廷破格提拔张荫桓进入总理衙门与上述众多人员保举很有关系。保举张荫桓的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乃两广总督琦善之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瑞洵、湖广总督瑞澂之父，父子三代均与清王朝兴衰存亡颇有关系。
三、获得记名的几种途径
清季官员，凡能在军机处《记名档》登载者，一般来说，其升官晋阶是指日可待之事。但是，要进入《记名档》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主要是由以下几种途径而获得记名的：
其一，经由军机首辅、王公亲贵，以属员在办理宫廷事务及军机要务中，有出色表现而获保举记名者。如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于同治三年及同治七年间所保举人员如下：
兴林，副都统衔，护军参领，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恭亲王等保；五年八月放厢黄蒙古副都统。
成惠，二品顶戴火器营营总，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恭亲王保；五年十二月放正黄蒙副都统。
文惠，圆明园八旗营总，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恭亲王保；同治八年正月神机营赏加二品顶戴。
长麟，副都统衔冠军使，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恭亲王等保；
英廉，副都统衔冠军使，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恭亲王等保，花翎先换顶戴候选副将、护军参领。[17]
恭亲王奕訢所保均为满人中出色之员，大多是在军政方面有出色表现者。尤其是长麟在光绪朝颇有些作为。
由于恭亲王奕訢出面，这些被记名之满员，在很短时间内即获得简用。
再据《军机记名档》，随手登记所载醇亲王保荐人员如下：
同治元年，续入档项下，有学祺、恩佑、阿兴阿、钟泰，熙教以上五员，均系普祥峪吉地工程，醇亲王等保。
元年十月廿二日[18]
这些兴修皇室陵寝人员记名后均获重用。尤其是恩佑，尤为醇亲王宠信，后在海军衙门执掌政柄。
其二，京师六部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堂官以属员勋劳保奏而获记名者。如：总理衙门保荐满洲翻译生员英秀，即是其中一例，据《吏部记名新档》所载：
同治元年五月三十日，放高亷道英秀，镶兰旗满洲翻译生员，内阁侍读兼佐领记名道府，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奏，请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奉旨依议。[19]
同时获得记名者还有：
礼部郎中 周家楣 江苏进士
刑部郎中 邓华熙 广东举人
吏部郎中 吴可读 甘肃进士[20]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吏部记名新档》并非是吏部官员记载的，而是军机处的有关文职官员《记名档》的一种。
其三，由督抚等封疆大吏，以属员战功卓著、办事勤劳而保举获得记名者。在《记名档》中，此类人员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如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过程中，因军功而获保举之记名者尤为众多。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首领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首领对自己亲信部属多次保举，自然获得记名的机会尤其多。据《军机记名新档》所载：
服阙后江苏道员简放（黄）
奉旨俟服阙后，遇有江苏道员缺出请旨简放人员名单：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堂谕无记名字样者不立单档）潘鼎新，顺天举人，江苏候补知府，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因克复金山卫城，经李鸿章保奏，奉旨免补知府，俟服阙后遇有江苏道员缺出，请旨简放。[21]
其四，通过捐纳途径。或在京师，或在地方衙门，因为捐纳钱财，获得保举而记名者。
（黄条）开复盐运使
奉旨开复盐运使，原官候补人员名单：
因案革职潘仁成，广东举人，由浙江盐运使降调。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因捐制炮械，经黄宗汉保奏，奉旨开复盐运使原官，候旨简用。[22]
浙江盐运使是一个很肥的差缺，广东举人潘仁成因事革职后，仍能“开复盐运使原官”，是与他捐制炮械有关的。
以上所述几种获得记名的途径中，以第一种最为显要。因为它是由军机处首辅或是亲王显贵出面保举的，因此很容易获得皇帝简任。以第三种记名最为普遍，为数众多，尤其在战争期间，获得武职记名者尤多。
四、《记名档》之局限与利用建议
《记名档》是撰写清人传记应该参考的重要档案史料。但是，此种档案本身有许多缺陷，因此在利用时应予以注意。
其一，《记名档》记事过于简略，仍需参酌其他档案予以补充。
例如前述《记名档》记载，恭亲王奕訢所保举长麟一事，虽然重要，却太空洞。因此，要了解长麟其人，还需有其他档案予以补充。我们可以根据同样保存在军机簿册中的《各旗呈报年龄三代册》，找出有关长麟的更详细的记载。据《各旗呈报年龄三代册》称：
成启佐领下，三品顶戴，已革户部右侍郎长麟，现年五十四岁，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仰蒙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跡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钦此。
长麟并无派往新疆去过之处。
曾祖明魁，殁；祖桂昌，殁；父塔恩哈，殁；
厢蓝旗满洲，宣统元年十一月报。[23]
在庚子事件中，有的满族亲贵如载漪等人，曾因涉及纵容义和团民攻打使馆，被发配新疆。故《各旗呈报年龄三代册》专门说明长麟“并无派往新疆去过之处”，此件档案对长麟的年龄、出身及其三代都记载得十分清楚。这对写好长麟这个人物不无帮助。
再如，醇亲王为兴修颐和园，利用海军衙门筹集资金，广开捐纳门路，滥保多人，均获记名。如果仅用《记名档》，即太简略，而且不知其来龙去脉，还需其他档案予以补充。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河南补用知府马永修。
马氏因在海军衙门报捐银两，获得慈禧太后破格“开复原官，交原省补用”。后经御史屠仁守于光绪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上书揭发“革员马永修蒙混取巧，滥邀特恩，据实纠参” [24]。光绪皇帝又下令吏部对此案进行查复，吏部于当年闰四月初二日上《遵查革守马永修系不准开复人员折》陈述其中原委。其文曰：
兼吏部尚书、工部尚书臣宗室昆冈等谨奏，为遵奉懿旨，查明具奏事。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发出，本日军机大臣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已革河南补用知府马永修，前经醇亲王等奏，该员报捐银一万二千两，为海军衙门购备船械之用，并声称不敢仰邀议叙，当经加恩，开复原官，仍归原省补用。此系特旨开复，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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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捐开复不同。钦此。
兹据御史屠仁守奏，该员系不准捐复之员等语，著吏部查明例案具奏。钦此。相应传知，钦遵办理等因前来。
查定例，加倍半不准捐复十三条内开：凡降革人员，案情过重，例止准其捐复原衔，降捐虚衔者，不准捐复降捐。
又定例，降革人员，无论开复、捐复，概不准保分发省分，留省补用等语。
此案河南补用知府马永修，前于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据刑部奏称，该员覆审王树纹临刑一案，一味弥缝，锻錬周纳，钦奉谕旨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嗣经捐缴台费释回，续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呈请捐复。
臣部查核该员革职原案，情节过重，在加倍半十三条不准捐复之列，所请照例捐复之处，应不准行，当即批驳在案。
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准海军衙门咨称，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马永修著开复原官，仍归原省补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到部。当经臣部查核，该员系特奉懿旨，加恩开复，即遵按照开复人员之例，调取引见。兹奉懿旨，饬令查明具奏。
臣等查马永修革职原案，例系案情过重，加倍半不准捐复之员，前呈请捐复，臣部照例批驳有案。理合遵旨查明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25]
在此折后署名的有：尚书昆冈、（吏尚徐桐请假）、左侍郎松溎、左侍郎许应骙、左侍郎徐郙、右侍郎景善、右侍郎李鸿藻。
马永修报捐案是清末吏治腐败案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例。马氏利用手中的金钱，可以通过“捐缴台费”的途径，不去军台效力；又拿了金钱来到京师，图谋“开复原官，记名补用”。慈禧、醇亲王奕譞等人被金钱所迷惑，不顾法纪，任意妄为，却被坚持正义的御史屠仁守所揭露。此案例可说明，仅靠《记名档》寥寥数语，是不能说明事件原委与真相的，只有与录副奏折结合，才能够把人物和事件写得生动充实，活龙活现。
其二，《记名档》所记内容，还需要其他档案加以鉴别。
《记名档》所记内容，与《保举档》蝉联一线，多来自各级官员的保举奏章，而这些奏章，为达到提升被保举者的目的，对被保举者的政绩颇多夸张不实之词，故还需要参酌多项文献予以考究。比如晚清军机大臣钱应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钱应溥早年曾得到左副都御史王拯之保举记名。在《新保举档》的内外臣工遵旨保举堪胜道府人员名单中，载有太常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王拯，同治三年三月初七日保举钱应溥的文字如下：
吏部主事钱应溥，浙江拔贡，性情刚直，才亦明敏，达于时务，体用略具，不可多得之才，以告养奉亲，流离皖省，入曾国藩军幕。[26]
应溥，字子密，号葆慎，晚号闲静老人，浙江嘉兴人。王拯的保举为钱应溥的宦途铺平了道路。后来钱应溥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光绪二十五年以病去职，两年后病故。钱应溥是晚清一个重要人物，江南望族，其后代名人辈出。上世纪80年代我们所编《清代人物传稿》没有收录其传。钱应溥死后，饰终之典颇为隆重，生平事迹被宣付国史馆立传。御史黄曾源却对朝廷如此隆重的饰终之典，提出异议。其文称：
再饰终之典，所以劝忠；罔上之诛，所以正俗。原任尚书钱应溥充军机章京时，适值庚申之变，规避南旋。从前军机章京不准告假回籍，告假则发回原衙门行走，所以防漏泄，杜交结，法至密也。钱应溥既已在告，遂依曾国藩代办笔墨，至沈宝桢总督两江，以其不知检束辞之。钱应溥遂来京销假，托言养亲事毕，冒混复充，遂由军机领班，荐升军机大臣。钱应溥素不自爱，自为章京以来，专以探报机密，与各省大吏来往交通，而夤缘奔兢之徒，亦遂趋之若鹜。臣居乡时，即闻钱应溥为人夤谋差缺，无论识与不识，但以贿往，即以书应，而其信札之篇数图书，则视贿赂之多寡为定，簠簋不饬，其亲故稍有人心者，皆不能为之隐讳。其尤甚者，遇有外省差缺，辄以电报要求，以至各省督抚、藩司，於钱应溥之私书、私电，几于应接不暇，吏治因之大坏。
前年拳匪之乱，钱应溥即於夏间出京，众目昭彰，人所共见。乃浙江巡抚任道镕陈奏钱应溥事迹，谓钱应溥出京，在联军入城之后，已属有心欺饰；又称钱应溥与李鸿章参谋帷幄，及李鸿章统兵上海，钱应溥独留戎幕。一若曾国藩幕中除李鸿章、钱应溥而外，更无一人……。任道镕在督抚中资格最深，受恩最重，乃敢上欺朝廷，下欺万世，是直以国家饰终易名之典，为臣子报答私交之具。如竟任其冒滥，何以存公道而服人心。相应请旨，将钱应溥恤典撤销，将任道镕交部严议，以为人臣罔法营私，有心欺罔者戒。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27]
此文所述，与《新保举档》记载有异，自应予比较鉴别。此片作者黄曾源，字石孙，晚号槐瘿，其先祖为奉天铁岭人，以军功官至福州驻防八旗都统，故徙居闽县洋屿乡，属正黄旗汉军。光绪戊子举于乡，庚寅成进士。入翰林院办理清秘堂事务。後擢升为御史。他的弹章中涉及不少有关清代军机章京之典故：诸如“军机章京不准告假回籍，告假者发回原衙门行走，所以防漏泄，杜交结，法至密也”等等。他所弹劾的钱应溥，为江南世家，拔贡生出身，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在吏部任职，後考取军机章京。太平天国起义军横扫江浙之际，钱应溥之父亲钱泰吉，正在海宁州学当训导，主讲书院，为当地颇有名望的老儒，“应溥闻望，亟请归奉亲，转徙经年，鬓发为白”。后来钱应溥被曾国藩招入幕府，才得到施展自己才能的机遇。钱应溥处事沉着，稳重老练，颇有骤然临之而不惊的气概。
据《清史稿·钱应溥传》记载：
曾国藩治兵安庆，招入募，工为文檄，敏捷如夙构。国藩屡欲特荐，皆力辞。同治三年，奏加五品卿衔。大军征捻，驻周家口。捻宵至，守卒仅千人，众骇惧，应溥镇静若无事然。於是国藩坚卧不起，捻卒不敢犯，晋四品卿衔，国藩深倚重之，其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辞皆瞩应溥具章。
光绪初，养亲事毕，乃入都，重直军机，擢员外郎。恭忠亲王、醇贤亲王相继秉政，皆嘉其谙练。每承旨缮诏，顷刻千言，曲当上意。累迁礼部侍郎。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朝鲜事起，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旋任军机大臣，再迁工部尚书。谢病归。二十八年，卒。谥恭勤。旨骏祥，翰林院侍读。[28]
上文中称，曾国藩将钱应溥比作枚皋。枚皋者，乃汉武帝时之名臣，其父枚乘，字叔，淮阴人，早年为吴王濞郎中，多谋善策，见识高远，曾为吴王献策而不见用。汉平七国，枚乘由是知名。汉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以辞赋而名天下。汉武帝早闻其名，即位后即征乘，枚乘以年长而死於道。後来其子枚皋年长，流落长安。“上书北厥，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後又随汉武帝巡，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曾国藩把钱应溥比作枚皋，亦可见对钱氏之才华，深为赞许。
又据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记载：
（应溥）“工为文檄，词虽简洁，而无不尽之怀，且文成甚速，尝拟奏二、咨二、檄五，仅一时许，国藩媲为枚皋焉。以参赞劳，擢郎中，还朝荐充军机章京，历迁卿寺，及徐用仪罢政，遂以侍郎授军机大臣，官至工部尚书，请疾归。应溥虑藻周密，持躬端慎，参政日以持议数与刚毅相左，故求去甚力。迨殁，赐谥不及，时论惜之。”[29]
《清史稿》与《近代名人小传》对钱应溥的记述大同小异,均称赞其文成甚速。钱应溥在晚清政坛占有一席之地，自然与他那支才华横溢的文笔有关。沃丘仲子说钱氏去世后，“赐谥不及，时论惜之”与清史稿不符，显然有误。这次饰终之典的波澜，显然是由于御史黄曾源的上书造成的。
像钱应溥这样的人物，我们这次编纂清代人物传记似乎不应被忽略。
最后，还应该说明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记名档》保存比较分散，而且没有经过系统整理，因此利用比较困难。建议国家投入人力，按朝按年将《记名档》及与其相关的《保举档》予以编排整理，这样才能为清代人物传记的撰写，提供一些更多、更可靠和充实的档案资料。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

[1] 梁章钜：《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乾隆四十九年重九日新编。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乾隆四十九年重九日新编。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乾隆四十九年重九日新编。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乾隆四十九年重九日新编。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保举五品以下人员档》。
[7] 沈云龙：《近代外交人物论评》，台湾传记文学社，1981年，第102-103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保举五品以下人员档》。
[9] 《清史稿》第4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81-12482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保举四品以上人员档》。
[11] 金承艺：《慈禧太后的家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武职记名档》，光绪四年立。
[13]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09页。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新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立。
[15] 《清史稿》第41册，第12435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外臣工遵旨保举文职人员档》。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随手登记。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档》，随手登记。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新档备查》，同治元年正月重立。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吏部记名新档》，同治元年正月重立。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新档备查》，同治元年正月重立。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记名新档备查》，同治元年正月重立。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各旗呈报年龄三代册》。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吏治类》，光绪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御史屠仁守奏。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吏治类》，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兼吏部尚书宗室昆冈等奏。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新保举档》。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吏治类》，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御史黄曾源奏。
[28] 《清史稿》第41册，第12399页。
[29]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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