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论澳门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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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5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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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澳门海洋文化

澳门文化与海洋密切关联。海洋是澳门文化的摇篮，它滋润着澳门文化生长和发展。开埠以后，澳门率先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同时倾心接纳来自五洲四海的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一、澳门的海洋文化属性
中华领土辽阔，民族众多。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由许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56个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文化是在种族、环境、时代的系统中发生发展的。中华文化的民族差别，其实也是地域差别。在长期的历史生活里，自然地理之地貌、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动物等，对人们的人文现象有决定性的影响。它铸造了这一地域中人的不同文化性格和心理素质。通常中国文化可以分为八大区域：东北三省文化、陕甘华夏文化、中原京派文化、江浙海派文化、江汉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南粤岭南文化、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包括西藏文化、新疆文化、宁夏回文化、内蒙古文化、广西壮文化）。以上八大文化区域，又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南北文化两大类型。南方文化同北方文化有许多不同点。
在国内诸地域文化中，岭南文化别具一格。岭南以五岭 [1] 与长江流域隔离开来，处于珠江中下游地区，它与长江流域的区别就是丘陵地形与亚热带气候，既无黄河平原的肃穆严峻，也无长江流域的温润秀雅，而是一块丰饶的的经济作物区。岭南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印纹陶文化。秦朝时开始与中原地区发生关系，然而秦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越人不肯为秦虏，散居山林泽国，被秦军击溃后随即又迅速聚结起来对抗。秦在岭南设郡只是象征性的统治，之后赵陀自立为南越王，却利用五岭横断南北的险要地势割据一方。中原文化向来难于越过五岭天然屏障深入粤人之中。所以明清以前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远较其它地方疏远，有一个比较独立发展的经历，朴素地保留粤人自己纯粹的根性，较少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教化束缚。
澳门地处岭南地区，本是香山县的一部分，而香山是古伶仃洋的一个海岛。公元前214年起，香山岛先后为南海郡、番禺、东官县的辖地。直至1152年，始建香山县，隶属广州府。澳门地理上属于香山县下恭镇辖区范围。
香山本是百粤海屿之地，岛屿星罗旗布，沟通外洋。澳门则是香山县南面一小岛，原本孤悬海中，未与大陆相连。其后，因西江堆积之泥沙，于澳门与大陆之间，冲积成一沙堤，遂将澳门与大陆相连，而成一半岛。
远在5000年之前，澳门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端，海岛遍布，岛上海岸沙堤内侧，背山面海，有古泻湖和淡水河。这种环境十分适宜于古代先民的生活。广阔滩涂带来丰富的海洋生物，而且澳门位于珠江口西岸，咸水和淡水相交，适合多种鱼虾生长。这里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岛上草木丛生，四季长青，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先民的经济类型是渔猎和采集为主。1985年路环岛黑沙发现5000年前新石器遗址，出土石器有石英、石芯，有沟砺石和打制砾石工具，此外还有36片石英或火成岩石片。陶片有5000片之多，上有刻划纹、席纹、条纹、编织纹多种。主要为红陶，亦有若干白陶。陶片上有红彩刻划及镂孔，还有绳蚊。所有陶片蚊路风格均为波浪纹、水滴纹。[2]这是海港文化的基本特色，说明5000年前澳门地区的先民主要从事渔猎生活。
澳门古代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与香山南部海岛古文化完全相同。根据澳门附近的7处遗址：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东澳湾遗址、三灶草堂湾遗址、前山南沙湾遗址、香洲菱角咀遗址、平沙堂下环遗址、水井口遗址等。它们与澳门一样，都是古沙丘遗址，地理环境、出土文物、文化特征均相同，同是渔猎文化。因此，澳门是典型的岭南海洋文化。
二、澳门文化之奋力向海外发展
澳门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和商品性的特征。古代澳门人奋力向外发展，通向海洋，通向世界，从不固步自封，在古代封建王朝闭关自守时代，自发地走向海洋，搏击风浪，以寻求发展。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的香山，很早就从事海舶贸易。澳门位于香山南面，珠江的出海口，在海舶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548年出版的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和卷八《杂志》曾多处记载香山澳门附近地区与海舶贸易的有关情况：[3]
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甚美，为番舶往来所吸，曰天塘水。
小横琴山下有双水坑，大横琴山幽竣，为寇所伏；深井山即仙女澳也，亦名井澳，在横琴下；三灶山三石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元末海寇刘进所据。明初寇平，后居民吴进深通蕃为乱。洪武二十六年平定。
九澳山上，东南面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其民皆岛夷也。
乌沙海在三灶东，成化中，番舶侵扰，岁令官军千人防之。(以上见卷一)
洪武二十四年，广东都指挥花茂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出没劫掠，殊难管辖。”
香山县南三灶山抵海洋番国，元时海寇刘进据之。洪武初寇平，属黄梁籍。居民吴进深通蕃为乱。二十六（1393）年都指挥花茂讨平之，悉迁其余党。诏虚其地，徐豁田税，永不许耕，岁令官军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势家以新会虚税影占，亡命之徒附之，招合徭僮立为十甲，聚众盗耕。嘉靖十五年，该都里排赎为己业。已而有钱备者素通番舶，倚强占夺，里排无如之何。分上下围，管业而哄扰，今犹未息。有司大量余田归官，复为势家侵据，号召海寇，大为民害焉。（卷八）
以上许多通蕃记载可以看出，至迟在元末或明初洪武年间，香山的海外贸易已经十分活跃。但这些全是违反政府禁令的走私活动，并往往与海盗行为相结合。因此常常遭到当局的严厉控制和打击。但通蕃贸易的优厚利润，仍使香山人趋之若骛，无法禁绝。通蕃的岛澳当时通称为香山澳，它们可分为两个海区，一是由九澳、大小横琴、九星洲等组成的澳门海区；另一个是三灶山、乌沙海等组成的浪白海区。但当时澳门、浪白这些名字尚未出现。到了1570年代，据黄佐嘉靖年间编撰的《广东通志》指出：香山县的浪白、濠镜、十字门等是广州地区沿海的舶口之一。[4]其中，濠镜和十字门后来合称为澳门。澳门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比较浪白更方便于联系县城和省城。
澳门在通蕃贸易时代，也是外国朝贡的一条主要贡道。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彭豫任香山县丞期间，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但后来一桩经过香山入京的外国贡品发生问题，彭豫受此案牵连，差一点被判刑。“时外物（国）贡方物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缄。朝廷遣御史按问。事连豫，其子启愿以身代，邑民皇皇，恐豫得重罚。会赦获免，民大喜迎以归。坐是不得迁。”[5]
这一事件发生于14世纪末。从港口条件来看，当时外国贡船很可能就是停泊在澳门海区。清人尤侗有一首外国竹枝词《默德那》似乎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他写道：
香山濠镜辨光芒，妙女儿干进秘方。
最是同侪多意气，郑庄千里不斋粮。
尤侗在该诗题记中说：“回回识宝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正德中进女你儿干、于永献房中秘方。”[6] 明武宗正德年间即1506-1520年，有阿拉伯国家的贡船停泊澳门，并向北京派出贡使。尤侗是清代人，但他曾经参加编撰《明史》，《佛郎机传》就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根据手头的丰富资料，写了一组《外国竹枝词》，《默德那》是其中的一首。
由此可见，澳门早就是外向性的港口，在16世纪初以前，就是一个通蕃贸易知名的舶口，有阿拉伯人在此贸易，并由此经广州进京。
16世纪30年代澳门正式开放为贸易港口，是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朝于1535年将市舶司移设澳门。从此，澳门成为通达海外的贸易港口，国际航路通畅。中国人从澳门出发，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线，东北面与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相通，西南面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到达东南亚和南洋各国，直抵非洲东岸。再沿好望角北上，通往欧洲。他们的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当他们未到中国之前，便在马六甲向华侨商人调查中国的情况，已经知道澳门这个地方了。1514年葡人皮来资著《东方记》一书，其中便提到：“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镜，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7]
三、中国人从澳门走向世界
澳门开埠以后，为出国留学或移民海外打开了方便之门。澳门人郑玛诺，号惟信，祖籍广东香山县，1633年生于澳门。他是近代前往欧洲留学第一人， 1645 年12岁时随同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他们从澳门乘船出发，经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地前往欧洲。途中遍历艰险历时5年才抵达罗马，进入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加入耶稣会，并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外语等多门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三年后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至1671年返回澳门。这时他已38岁。同年应召入北京朝廷供职。可是他已身患严重肺病，终于在1673年5月26日病逝。郑玛诺游学欧洲26年，经历丰富，知识渊博，是一个西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回国时正值康熙皇帝广纳贤才之际，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应有贡献。
郑玛诺之后，陆续有人被澳门教区派遣出国深造。这项工作一方面由圣保禄学院从学员中挑选，另方面由传教士在各省挑选，推荐至澳门教会，再启程赴欧。一般来说，中国学生留洋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到了18世纪，被选派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732年传教士马国贤回意大利后，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远东传教人才。学院不仅接纳中国留学生，凡有志来远东传教的西人或土耳其人，均可入学修读，学院至1868年停办。当时留学人员多数在中国学院就读，但也有在法国和葡萄牙等国求学。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分散多国，因此人数难以准确统计，但据方豪先生指出，仅意大利的中国学院一处，在其办学136年间，先后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便达106名。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了。
早期中国人出洋留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留学均由教会组织，学员由传教士在教徒中选拔，派送国外留学的目的是培养华人传教士；第二，被选拔出国的留学人员很多是10多岁左右的教童，即由虔诚的教徒自愿把资质聪颖的子弟交付教士送出国外培养，以便为天主教的传教效劳，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出一批西学人才。尽管如此，当时出洋留学在中国社会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由于中国史籍甚少记载，天主教会也没有大肆宣传，故鲜为人知。这与鸦片战争后所掀起的留学热潮不可同日而语。
澳门开放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前往欧洲。其中有一个名叫谢清高的人，因为留下了一本着名的游记而知名于世。谢清高（1765-1621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程乡（今梅县）金盘堡。18岁时出洋谋生。随外商海船遍历南洋群岛各地和世界各国，经历各种艰难险阻，但也增长了他的见识和人生经验。他学习外国语言，访问各岛屿﹑城寨﹑风土人情和物产。航海14年后，谢清高回到祖国。31岁时他双目失明，流居澳门，从事口译以糊口。这期间，他口述海外各地各国所见所闻，请人记录成《海录》一书。书中记载了18世纪80年代罗芳伯（嘉应州人）在昆甸（今马来西亚东部婆罗洲的昆甸）地区组建公司，设立自治行政管理机构，建立法制，号称“大唐总长”，临终禅让贤者的事迹，为研究华人海外奋斗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容闳是新时期出国的代表人物。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香山南屏乡人。少时移居澳门。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赴美国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尽管容闳被选拔出国也是为了培养传教士接班人，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极度贫穷落后，亟待从衰弱中奋起，因此他肩负着向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学习的历史使命。自从他留学美国毕业回国之后，又积极推动组织青年出国留学，70年代先后把三批学子送往美国，其中以澳门附近地区学生占很大比例。这些人后来学成回国后，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或经济建设中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由于西方新文化的传入，明季就出现了一些改革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澳门联系，企图利用西洋科技富国强兵。近代中国一些爱国的、追求改革和革命的人士，也很重视澳门，并以澳门为其活动舞台。澳门民主思潮的传人，使香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中国民主思潮之起源于南方，在澳门附近地区相继涌现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刘思复等一批革命家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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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与澳门大有关系。
1839年来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是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十分注意澳门的窗口作用，履任不久即巡视澳门。为了及时了解世界情势，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翻译外国地理编写《四洲志》，被解职后，将全部资料悉数交给密友魏源。魏源也极力主张学习西洋新文化，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林则徐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充实，编成〈海国图志〉100卷。这是中国人主编的一部详实的世界地理书，作为早期介绍西学的代表作，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近代改良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决定将澳门作为华南的活动基地，并在澳门巨商何廷光的支持下，于1897年2月创办《知新报》，该报内容丰富，言论精湛，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一起成为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人们最重视的三种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及其家属在内地已无立足之地，梁启超的父亲、妻儿都急忙躲到澳门。何廷光也把康有为的父亲接到澳门，澳门一时成了改良派及其家属的避难之地。同时，《知新报》也成为改良派在国内仅存的舆论阵地。
孙中山的家乡距离澳门不到20公里，因此澳门与孙中山早期活动有密切关系。1875年5月，年仅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随母亲出国，即由翠亨村循水路到澳门，转搭英轮赴檀香山与长兄孙眉团聚。此后，孙中山与陈少白、尤烈和杨鹤龄等志同道合，号称“四大寇”，多次在澳门密谋策划革命。1892年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的邀请，到该院担任义务医席，成了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同年12月，孙中山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单独行医。1893年7月18日参与创办《镜海丛报》。此后，澳门即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
刘思复，香山人，中国民主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他留学日本时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受孙中山指派于1909年冬成立了同盟会澳门分会。
郑观应，香山人，长期居留澳门，研习西洋文化，从事理论创作，完成了名著《盛世危言》，批判抵制西学的顽固思想，主张既要学轮船大炮、汽机工艺等西学之用，又要学议政于议院，君民之体。其居住处所“郑家大屋”已列入澳门历史文物。
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骤然出现了近代罕见的移民高潮。但与以往的移民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次是由葡萄牙殖民者操作下的强制移民行动，即苦力贸易。当时欧美列强在北美、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在澳门开设了数以百计的“招工馆”，拐骗中国人出国做劳工，中国人愤斥这种现象为“卖猪仔”。澳门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苦力出口基地之一。据1874年葡萄牙官方公布的文件统计，从1856年—1873年间，有178162人在澳门被强行拐卖出口充当苦力。显然这个统计是极不完全的。这是非人道的罪恶行径，苦力们在异国他乡遭遇极其悲惨，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虐待，造成苦力大量死亡，但中国苦力的出口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澳门开放与吸纳西方文化
澳门开埠后，积极吸纳西方文化。1553—1557年间，葡人入居澳门，此后400年，它成为外国人居留和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中外商品的中转站，完全的外向型商品经济，其文化也具有浓郁的商品性，十分注重现实利益，讲求市场效应。当时先后有欧、亚、非、美等洲大约10-20多个古代国家的商人到过澳门。其中有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国、丹麦、意大利等国；美洲的美国；非洲东部的索马里；以及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印半岛、菲律宾群岛和日本群岛的古代国家。于是澳门成为古代罕见的多元文化中心。中西文化得以在此长期共存、和平相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充分显示了澳门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当时往来澳门港口贸易的虽然有20多个国家，遍布世界四大洲。但是澳门主体文化不过分为两种：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因为葡萄牙人是澳门的长期居留者，而其他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人数极其有限。
中西文化在澳门相互包容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澳门天主教堂众多，信徒数以万计，声势浩大；而以妈祖信仰为中心的神仙崇拜也势力强大，有庙宇20多座，遍布澳门各个角落。神仙信仰允许崇拜多神，而天主教则只允许信奉上帝，反对崇拜其他任何偶像，甚至反对其信徒祭祀祖先。因此这两种宗教文化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却能够在澳门和平相处，长期共存。
在中国政府管治时期，对澳葡的宗教活动没有加以阻挠或干涉。18世纪时澳门天主教堂林立，宗教活动十分频繁。据记载，当时三巴寺（圣保禄教堂）是澳门最大的教堂，“僧寮百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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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僧充斥其中”。因此有人说：“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另外还有小三巴寺（圣若瑟教堂）、板樟庙（圣玫瑰堂）、龙松庙（圣奥斯定堂）、大庙（望人庙、大堂）、风信庙（圣老楞佐堂）、噶斯兰庙、花王庙（圣安多尼堂）、支粮庙（仁慈堂）、尼寺（天主教修女院）、发疯寺（圣母望德堂），等等。关于当时天主教的宗教活动，《澳门记略》这样写道：“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岁中天主出游，三巴则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粮三月，大庙则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游率先夕诣龙松庙，迎像至本寺，燃灯达旦，澳众毕集，黑奴舁被难像前行，蕃童诵咒随之。又以蕃童象天神，披发而翼，来往腾跃，诸僧手香烛步其后。又用老僧抱一耶稣像，上张锦棚，随众如前仪。岁三月十五日为天主难日，寺钟胥瘖，越十七日复鸣，诸蕃撤酒肉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8]其活动盛况可见一斑。对于天主教这些宗教活动，当时中国政府管治澳门的官员均带着好奇和欣赏的态度。
到了19世纪中叶，当葡人掌握澳门统治权后，在宗教上也同样采取了宽容政策，没有独专天主教，对妈祖崇拜和多神信仰也没有压制和排挤。
于是澳门无论在中国政府管治时期，还是在葡萄牙人殖民统治时期，都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中外宗教文化共存与交融的地方，这里各种基督旧教与新教的教堂同各种神仙庙宇杂处于岛上，教堂与庙宇互为邻居。例如，在著名的圣保禄教堂废墟——大三巴牌坊的旁边，便有一座由华人建造的哪吒庙。而路环圣方济各教堂的圣母与圣子图，竟然披上了中式的衣裙，成为一个气度雍容华贵的古代中国女性；新口岸边迄立的观音塑像，也被葡人注入了西洋风格，成为一座洋观音。近年还有葡人在妈祖文化村中捐钱刻石留名的现象，说明妈祖信仰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同。澳门的宗教节日众多，一会儿是基督的盛典，一会儿又是神仙的诞辰；这一边神庙香火兴旺，那一边教堂音乐悠扬。遇到重大庆典时，中外各种神教与圣教的信徒们各自进行宗教活动，互相争妍斗艳，各显神通。
开放的澳门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孔道。葡萄牙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广泛开展，资本主义正在勃兴。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建立澳门教区，欧洲传教士以利玛窦为代表，打着学术传教的旗号在澳门和内地活动，使西方文化如泉水般通过澳门涌入国内，直接推动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期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经由澳门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受到中国政府重视的首推天文学、地理学和西洋大炮。关于天文学，利玛窦曾指导徐光启、李之藻学习西洋历法。1629年，徐、李二人奉命主持西局，编修历法。他们吸收耶稣会士参加西局编书，于1634年完成《崇祯历书》136卷，亦称《新法历书》。此后清朝又于1645年修成《时宪历》。这些历书吸收了西方历学的科学计算方法，有解、术、图、考、表、论等，比较准确。从此，中国基本上推行西洋历法。在编修新历法过程中，一批论述西洋天文数学和测量仪器的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几何原本》、《测量异同》、《勾股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圜容较义》、《恽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简平仪说》、《表度说》、《天问略》等。
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又称《山海舆地全图》），于1583年送给肇庆知府王泮。1584年,王泮将该图刻印出版，这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1598年,利玛窦重新修订《舆地山海全图》，于1600年出版,影响甚大。1600年利玛窦将他编撰的《万国图志》呈献万历皇帝，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世界地图集。此外，尚有其他传教士撰写的新地理学著作，如：《职方外纪》、《八闳内史》《西方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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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图记》等。这些书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分布情况，以及用经纬线确定方位以绘制地图的方法，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清康熙年间编绘成功的《皇舆全览图》，就是采用西方勘测方法的结果。
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即佛郎机铳，也曾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采纳和推广使用。西洋火炮、长铳、短铳，最先由葡萄牙人在１6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故又称佛郎机炮，分别由顾应祥、汪鋐等人引进。明朝政府决定在南京设工场，铸造佛郎机炮，配备于西北边关重镇，御虏守城。[9] 西洋火炮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1565年考察澳门的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惟佛郎机敢桀骜”。[10] 葡人入居澳门以后，设火药局于嘉思兰炮台左侧，铸造枪炮，部署在城楼上，以强化澳门的防务，继续在中国推广使用西洋火炮。明清交替之际，国内争夺政权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曾使用过这些新型武器。
第二，当时传入澳门的还有西方许多最新的工业产品，有玻璃与玻璃制品，如玻璃屏风、玻璃杯、壶、围棋子、灯、镜子；镜又分为照射镜、千里镜（望远镜）、多宝镜、显微镜、大字镜、照字镜、眼镜；纺织品有各种布、绒、纱等，分别称为天鹅绒、大呢或小呢、缎和纱（称为雨纱、雨缎）、琐袱、哗吱缎、大毡、大花绒毡；锡器、硫磺、席、钟表。当时传入澳门各种钟表和计时器，品种甚为齐全。此外还有刀剑、香水（花露水，即蔷薇水）、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其中凡是对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都深受中国人喜爱，很快得到了推广，如镜子、眼镜、钟表等。
玻璃在明清之际经由澳门传入中国内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使用广泛，尤其是各种玻璃镜子影响巨大。屈大均的《玻璃镜诗》说：
谁将七宝月，击碎作玻璃。
绝胜菱花镜，来从洋以西。
铸石那能似，玻璃出自然。
光含秋水影，尺寸亦空天。[11]
屈大均曾在澳门看到各种不同的镜子，功能神奇，叹为观止，他写道：“有玻璃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有多宝镜，远照一人作千百人，见寺中金仙，若真千百亿化身然者。有千里镜，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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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纸渣浮出，其淡者如画中微云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纸隔华灯，纸穿而灯透漏然。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帆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
而最使明代人喷喷称奇的是眼镜。眼镜大抵于明季传入澳门。屈大均说“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朦。”[12] 李绂有《眼镜诗》一首，对眼镜的奇妙作用十分赞赏。他写道：
西域传奇制，昏眸得暂清。
自他而有耀，相隐以为明。
暇日吟诗兴，衰年学易情。
烦君继吾照，未敢负余生。[13]
钟表传入中国后，深受人民喜爱，纷纷仿造。徐光启的五世孙徐钧俊仿造西洋钟表，他有家学渊源，技术甚精。晚年著的《高原蒙求》一书（1796）中，有自呜钟表图法，评论钟表制造。当时广州和苏州已出现修钟的造钟业，称为“广钟”和“苏钟”。
第三，其他西洋动植物的移植，有獴犭贵（形状与狸相似，高足而结尾，为葡人珍爱）、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羊桃（又名洋桃）、蕃荔枝、橄榄（一名青果）、甜荔枝、酸荔枝、蕃薯、西洋莲、西洋菊、西洋牡丹和茉莉花、洋山茶、洋葱、菖蒲、荜芨、卢荟、葡萄、白豆蔻、紫檀木（紫榆木）、乌木、黄花木、影木、泡木、波罗树、烟草、鼻烟、龙涎香、龙脑香、伽南香、檀香、梅花片脑、巴尔酥香（即安息香）、降香、乳香、衣香、胡椒、贝多罗（叶大而厚，古时梵僧用以写经）、丁香树、荼靡等等。必须指出，以上产品并非全部来自西方，其中有些产品的家乡是东南亚（如各种香货和胡椒），有些则来自拉美地区（如烟草和番薯）。但多数是通过葡萄牙人或其他欧洲人而转运到中国来。这当中，有些产品对我国的国计民生或社会时尚造成一定影响。例如番薯，即山芋，以及烟草和番狗等。
蕃薯，一名甘薯，产于美洲。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明万历年间，从菲律宾传入福建，又传入澳门。据《澳门记略》说：“薯，蔓生如瓜篓，根如山药，其皮薄如米，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酿酒，闽人截其蔓以来。”广东人把它当粮食，称为“薯粮”。据《粤中见闻》称：“诸薯种俱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片晒，是曰薯粮，可以为谷米之佐。”[14]
烟草，汉译淡巴菰，来自葡文tabaco，是美洲印第安人土语对烟草的称呼，本属药物，有提神之效。葡西两国人到达美洲后，染上吸烟习惯，遂传入欧洲。而葡人又将它传到澳门，当地华人养成吸烟嗜好，又传入内地。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写道：“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崇桢朝虽有禁烟令，也无法阻止这一嗜好的流行，及至清朝初年，上至“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15]
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身形矮小，毛若狮子，每只价值十余金，此狗并无任何本事，但备受葡人宠爱，所享受待遇是其奴婢不能相比的，此狗与主人形影不离，食同餐，寝同眠，故澳门人有句俗话说：“宁为番狗，莫作鬼奴”。[16]
此外，尚有西洋建筑艺术、绘画、音乐、语言文字、医药、物理、数学等等都相继传入中国。
总之，在16—19世纪初，澳门是西学东渐的跳板和据点，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前哨和中心。西学传入许多新的科学知识，也带来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历史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这一点，现在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可了。
但我们强调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仅仅是就其历史意义来说的。必须指出，由于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迟缓等等因素，大大限制了澳门的文化窗口作用之发挥。许多传入中国的新科技和新产品均未能得到推广，中国的经济依然如故，变化不大。因此，澳门海洋文化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任何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科学，其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不仅取决于这些新东西符合本国社会需求的程度，也取决于本国政府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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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1] 岭南即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越城岭等五岭，位于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和澳门等省区，一般亦特指广东。
1 陈振忠：《珠澳史前文化及其共同性》，《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2 黄佐：《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卷八《杂志》，明嘉靖刻本。
[4]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5]黄佐：《香山县志》卷五《官师》。
[6]尤侗：《西堂诗集》，《外国竹枝词·默德那》。尤侗所写的明武宗的生活逸事是有根据的。武宗荒淫无耻，筑密室“豹房”淫乐。于永、女你儿干等确有其人。《明武宗外纪》写道：“有言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阴道秘术，遂召入豹房，与语大悦。永，色目人，进言回回女皙润而嵯粲，大胜中土；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12人以进，歌舞达昼夜。顾犹以为不足，乃讽上请召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驾言教舞，而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又：“回回进女你儿干。” 这些记载无疑都是信而有徵的。又《明史》中也有于永献房中秘方的记载：“（钱宁）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见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神州国光社，1941年，第13-14页。又《明史》卷三〇七《钱宁传》。又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西戎·默德那》。
[7]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3页。
[8]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嘉庆五年重刊本。
[9]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10] 叶权：《贤博篇》，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4页。
[11]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
[1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条”；卷十五，“货语·玻璃条”。
[13]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
[14] 范端昂：《粤中见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15] 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5页。
[1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一，“兽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