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采撷清史资料的精华--《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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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采撷清史资料的精华--《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评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开展，与之相辅相成的清代文献整理工作也全面启动，清人文集、日记等一批文献整理成果相继问世，戴逸先生主编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以下简称《汇刊》），就是其中规模较大、收录较全的一种。
该《汇刊》从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清人著述中，精选出240余种，约计10000余卷、1.5亿字，汇编成125册，影印出版。笔者翻阅该书，深感这是一部选择精审、内容丰富、利用方便的清史资料汇编本。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代到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然而，《四库全书》所录虽然“包括古今”，取舍却十分严格。所有符合收录范围的书籍，都根据一定的标准分为著录、存目两类，凡列入著录范围的书籍，均完整地抄录下来，并收藏于各个藏书阁中，此即七阁《四库全书》。至于那些列入存目范围的书籍，则不再抄录，只将其书目提要录存于《四库全书总目》。一般来说，凡“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1]，以及专门撰述、长短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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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瑕瑜不掩、各自成家者，均列入著录范围；而被视为“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乃至“俚浅讹谬”者，则仅存其目。此即所谓“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2]。
相对于前代典籍而言，《四库全书》对清人著述的别择尤为慎重。不仅当时在世的学者著述一律不予收录，即便是对明末清初以来迄于乾隆以前的学者著述，也是斟酌再三，谨慎选择。因此，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清人著述，就作者而言，多大家名家；从作品来看，也多上乘之作。而《汇刊》在此基础上，再加精选，于优中择优，可谓囊括清人著述之精华。
以经部《易》类书籍为例。《周易》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疏解也最为繁多。自五代宋初道士陈抟臆造出由黑白圆点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并据此说《易》之后，理学家大多接受其说，进而辗转附会增益，以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致使宋代以后，《图》、《书》之说盛行，《周易》的研究也因此而日趋神秘玄虚。明末清初以来，在学术风气变化的过程中，《易》学研究成为重要的突破口之一，学者或考辨《图》、《书》真伪，廓清理学家的误解和歪曲；或重新审视《易经》，提出自己的见解；或爬梳钩稽汉人《易》说，开启新的研究途径。这些考辨、辑佚和研究，为一代学术潮流的转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汇刊》亦着眼于此，将其中的重要学者和重要作品，诸如孙奇逢《读易大旨》、王夫之《周易稗疏》、钱澄之《田间易学》、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周易象辞》、毛奇龄《仲氏易》和《春秋占筮书》、李光地《周易通论》、胡渭《易图明辨》、惠栋《周易述》、《易汉学》及《易例》等，几乎网罗殆尽，集中展现了清代前期《易》学研究的成果。
再就天文数学而言。自明代末年西方传教士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从而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以来，西学在中国本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并对中国的知识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复兴，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明末清初前后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在长期的衰落之后，一度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有的对传统科学技术进行梳理和总结，有的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在天文历学、医学药学、机械制造、地理学、农学、数学、乐律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划时代的著作。其中，尤以天文历学和数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诸如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和《勿庵历算书记》、杜知耕的《数学钥》、江永的《算学》，以及官修《历象考成》、《仪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数理精蕴》等，都堪为清初以来天文历学和数学领域的代表作。对此，《汇刊》也都尽数囊括其中，基本反映了明末清初以来天文历学和数学研究的概貌。
作为一部专门汇集《四库全书》清史资料的丛书，《汇刊》不仅选择精审，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就传统的学术分类而言，《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依据目录学史上的正统分类法，把全部书籍分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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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子、集四部，并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通过由部到类，再到子目的三级分类法，《四库全书》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庞大体系，从而全面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而《汇刊》精选的240余种清人著述，同样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并且其下的各个重要门类和主要子目，也大多包罗在内。如果从现在的学科划分来看，可以说，《汇刊》汇集了有关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边疆、民族、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重要资料。以文化为例，在学术思想方面，有胡渭《易图明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王夫之《诗经稗疏》、秦蕙田《五礼通考》、孙奇逢《四书近指》、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黄宗羲《明儒学案》、沈佳《明儒言行录》等诸多研究儒家经典以及学术流派的著述；在文字音韵方面，有顾炎武《诗本音》、江永《古韵标准》等专门探讨古代音韵的作品；在目录版本方面，有官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文津阁本）、《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专门书籍；在诗词文章方面，不仅有官修《皇清文颖》、《钦定四书文》、《钦定千叟宴诗》等总集类著述，还有吴伟业《梅村集》、施闰章《学余堂文集》、王士祯《精华录》、汪琬《尧峰文钞》、朱彝尊《曝书亭集》、毛奇龄《西河文集》、方苞《望溪集》、厉鹗《樊榭山房集》、汪由敦《松泉文集》等诸多清人别集中的精品。其涉及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如入宝山，令人流连忘返。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汇刊》所收录的诸多官修书籍，以及清朝皇帝的“御制”之作。清统治者入关以后，注意吸收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和建设，不仅强调利用传统的儒家学说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加强汉族知识分子以及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更多地倡导文治，从事文化建设，参与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图书的编纂和访求方面，清统治者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康熙、雍正两朝，官修书籍已不下数十种，乾隆一朝，更高达120余种之多，堪为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修书之冠。在为数众多的官修书籍中，《汇刊》特别收录了诸多直接记载或反映清代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书籍。其中，有记述历次重大军事战争的方略、纪略诸书，如《平定三逆方略》、《亲征朔漠方略》、《钦定台湾纪略》等；有反映满族自身渊源、发展、兴盛的志书、谱录，如《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初集》等；有记载皇朝疆域版图以及某一地域状况的专著，如《大清一统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热河志》等；有反映一代制度、则例的各种政书，如《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大清律例》等；有记载相关典章、礼仪、礼器的专门书籍，如《钦定大清通礼》、《钦定皇朝礼器图式》、《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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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述皇帝出巡大事、寿辰庆典的专书，如《幸鲁盛典》、《南巡盛典》、《万寿盛典》等；还有皇帝评点史事、抒发心得的作品，如《御批通鉴辑览》、《御批通鉴纲目》、《钦定古今储贰金鉴》，等等。至于清朝皇帝本人的“御制”之作，则主要收录了清前期各朝皇帝的“圣训”、“上谕”，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训谕、格言、诗文著述等。总计《汇刊》收录官修以及“御制”各书共计60余种，占全书的1∕4强。这些珍贵原始文献资料的收录，无疑大大增加了《汇刊》的史料价值。
然而，尽管这些清人著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毕竟分散在《四库全书总目》四部分类体系之下的各个门类和各个子目之中，也分散在《四库全书》所囊括的历代数千余种文献典籍之中，因此，不仅查阅利用颇为不易，而且难以彰显其本身的价值和特色。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共同推出了这套《汇刊》。为方便读者，该《汇刊》特别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原有分类，并参照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排架顺序，精心整理编纂，同时采用先进的数字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可以肯定，该《汇刊》的问世，将为学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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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利用提供极大的方便条件，从而进一步推动清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汇刊》的出版，不仅为清史纂修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专门的“四库学”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来，海峡两岸均掀起了“四库热”，不仅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各部大型丛书，诸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继出版，而且对《四库全书》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有了相当深入的开展，乃至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 “四库学”。如今，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实施新世纪国家最大出版工程――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之时，采撷其中清史资料精华的《汇刊》的率先问世，不啻为《四库全书》存世各文本的相互比勘以及诸多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无疑将为方兴未艾的“四库学”研究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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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2]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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