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研究及其国际化的新进展--简评魏白蒂（Betty Peh-T’i Wei）:Ruan Yuan, 1764-1849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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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乾嘉道转折时期的清代学术史，不能不提到被誉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卷364，《阮元本传》）的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祖籍江苏仪征，生于扬州，为扬州学派中坚人物。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初选翰林院编修，旋督山东、浙江学政。嘉庆初，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督浙学时，编修《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及抚浙，立诂经精舍，培育学子，一时“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及抚江西，破获多起民间秘密结社，被朝廷特授太子太保衔。旋任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岁为体仁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卒谥文达。阮元博学淹通，“至其论学之宗旨，在于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钜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通义堂文集》卷6，《阮文达公传》），李元度曾谓之：“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其真人也”（《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与同时期对清代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颜元等的研究相比，学界对阮元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显得较为冷寂，著述寥寥，到了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对于阮元的研究逐渐走向兴盛，所涉范围日益广阔，视角亦日渐多样，据宋巧燕在其《20世纪的阮元研究》（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一文中的统计，80年代以后至2000年阮元研究专题论文及其他研究著作中关于阮元的专章、专节的论述，约有65篇，其中80年代约有15篇，90年代约有50篇。此外还出现了研究阮元的专门著作，代表性著作如李成良的《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东辉的《阮元与小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对阮元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外，香港近期亦出版了孙广海的《阮元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Suen, Kwong-hoi, A Study of Ruan Yuan’s 1764-1849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就专门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对于阮元思想的研究，显得较为全面而系统，而对其文化活动和生平传记的研究则尚属起步阶段，目前，大陆学界对于阮元生平的专门著作主要有王章涛所著《阮元传》（黄山书社1994年版）；黄爱平点校的《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此书即阮元弟子张鉴、门生柳兴恩以及阮元子阮常生、阮福。阮孔厚、阮祜合撰的《雷塘庵主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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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记》）；王章涛所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以及《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年版）。境外则有房兆楹（Fang Chao-ying）的《阮元传》（Biography of Juan Yuan Ruan Yuan）（收录于《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399-402。）；Paul Vissière的 Le Biograpge de Jouàn Yuan一文（《通报》（T’oung Pao） II:5 1904, pp.561-96。）；仰彌：“阮文達事述”（《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藤塚鄰：“阮雲臺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書菀》1940年第6期，pp.1-14。）；傅吾康（Wolfgang Franke）：?Juan Yuan 1764-1849“（Monumenta Serica 9 1944, pp.53-80。）等文章。此处将要评述的魏白蒂：《阮元，1764-1849：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前一位主要学者官僚的生活与工作》（Betty Peh-T’i We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书，作为对阮元文化活动和生平事迹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英文专著。
作者魏白蒂（Betty Peh-T’i Wei），1994年起任香港演艺学院文科与跨学科研究（Liberal Ar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主任直至2003年退休。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名誉教授以及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RAS）香港支会成员。其研究方向主要为19世纪初期亚洲、欧洲和美国史。主要代表作有：《上海：近代中国的严峻考验》（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老上海》（Old Shangha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刘纪文：一位革命领袖的传记》（Liu Chi-Wen: 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leader. Hong Kong: The Liu Chi-Wen Family, 2005）等。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后，魏白蒂对学术研究及著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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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为研究阮元，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并走访了亚洲、英国和美国等地诸多图书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学部、大英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最终写成此书。
本书目录、前言并正文共409页，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导言（Introduction）、第一部分“学者官僚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cholar-Official）、第二部分“工作中的省级官员”（The Provincial Official at Work）、第三部分“闲暇时的阮元”（Ruan Yuan at Leisure）、第四部分“作为个人的阮元”（The Private Ruan Yuan）、第五部分“高级政治家”（The Senior Statesman）、总结（Conclusions）、附录（Appendices）、书目（Bibliographies）、术语与索引（Glossary and Index）诸部分，作者并在导言之前罗列了阮元历任官职年表并介绍了档案材料的简写情况以及历朝清帝年号。作者之前曾做过对阮元的专门研究并有论文发表，如Internal Security and coastal control: Juan Yuan and pirate suppression in Chekiang 1799-1809（载Ch’ing shih wen-t’i, 4:2 1979: Dec. pp 83-112）以及《<四库全书>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1849）如何提携与促进嘉道时代的学术研究》（载《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等，此次将阮元的生平做了整体性的检视，并对阮元的人际社会网络作了细致的考究，力图勾勒出作为乾嘉道时期学者官僚的阮元的真正的生活状态：他如何一步步地通过科举考试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如何通过在外任期间的行动建立起与学界的广泛联系并在事实上成为学界的政治代言人？他的家庭是怎样的？其中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又是如何维系和发展的？在他的最后岁月中，面对着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对整个清王朝的军事与思想撞击，他是如何在扬州度过他最后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1838-1849年）的？
在前言中，作者说出了她从事传记研究的内在动力，首先是因为她喜欢这些人，而且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在经历了“年轻时的激情”（first flush of youth）之后使作者自身更具指向性与深度。此外，在对鸦片战争前的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学者官僚的研究方面，目前尚无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写成的专书。作者即以此为目标。
在导言中，作者对为何选取阮元作为写作对象作了说明，并概要叙述了本书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作者将阮元放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认为阮元作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的学者官僚的典型，被当时和现代学者们视为学者同时又是学界的庇护者。他同时也被看成是一位忠诚官僚及仁厚长者，但是其个人生活以及作为官僚的所作所为则少有人知。在西方学界，对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国帝王及其他人物传记的研究较为彰显，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吴秀良（Silas Wu）关于康熙皇帝的传记、哈罗德?汗（Harold Hahn）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记、阿瑟·魏理（Arthur Waley）关于袁枚的传记、尼维森（David S. Nivison）关于章学诚的传记、罗威廉（William T. Rowe）关于陈宏谋的传记等，相比之下，阮元作为嘉道中衰（The Decline of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历史背景中的人物显得更为与众不同。作者认为，对阮元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十九世纪中国的状态。
本书第一部分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节。第一节“1764-1786年在扬州的成长岁月”（The Formative Years: Yangzhou, 1764-86）介绍了扬州的历史风貌，尤其是阮元所处的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环境。阮元的童年正如当时大多数读书孩子一样，由私塾童蒙一步步走过层层科举考试。在这一时期，外部力量亦开始介入阮元的生活，谢镛（1719-1795）和朱珪（1731-1807）在阮元经历科考时候成为科举监察官，而这两人同时又是之后登位的嘉庆皇帝的老师，阮元在科举中得到了他们的赏识，而这层关系也成为阮元最后一步步从底层走向权力中枢的重要助力。在阮元的一生中，朱珪也成为其学术观点及官员生涯最重要的影响者。第二节“1786-1793年在京的学术积累与仕途起步”（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Beginnings: Beijing, 1786-93）叙述了阮元在北京所经历的参考举人以及翰林院学士的人生经历扩展了其学术视野与政治影响。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阮元开始建立起在学界与政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1786至1787年的冬季，朱珪从谢镛手中接受了对阮元的庇佑及提携任务，亲自督导他的学习；而当时阮元所投宿的旅舍又正好在前门内，这种地处内外城要道的有利位置使阮元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皇城内的官员们，这些都为他的职业人生助益颇多。在当时朝廷编修四库全书的大背景下，阮元与朱家（朱珪、朱筠）的密切联系及良好关系使他进入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学人圈子，其中包括纪昀（1724-1805）、钱大昕（1728-1804）、王昶（1725-1806）、毕沅（1730-1797）等，正如盖博坚（R. Kent Guy）所说的，“在这些圈子中的生活表明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及经济现实的某些方式”（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9），这种人际网络关系也成为阮元日后整个文化庇护事业的重要根基。在文中，作者强调了阮元与戴震的汉学流派的关系。虽然阮元本人未曾与戴震谋面，但阮元通过其学人圈子尤其是邵晋涵与王念孙而对戴震的观念甚为熟悉和关注，这种观念倾向也影响了他日后作为学术庇护人对不同学术流派所持的内在心态。在这一时期，阮元的知识背景使其能通过分析的方式找到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开始了他兼具官学的辉煌之旅。第三节“1793-1795年山东学政、1795-1797年浙江学政及1797-1799年北京期间的一位满怀期待的官员”（Drector of Studies: Shangdong, 1793-5; Zhejiang, 1795-7; and Expectant Official in Beijing, 1797-9）叙述了阮元外放山东、浙江任学政的情况。在这些崇文盛教之地，阮元开始将其一生投入于学术创作与学术庇佑之中。学政之职在清代政府体制中虽则地位不彰，但往往是官员跃升的一个台阶。学政的工作有着相当的独立性与威望，但还是要与当地总督或巡抚协同办事，当总督或巡抚亦热心文教时，两人常能通力合作，当出现问题时，学政则常能免其责。在山东学政任中，阮元崇文兴学，不遗余力，在同时又通过联姻强化了与毕沅的紧密联系。浙江学政任中成为阮元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开始依照朱氏兄弟的传统庇佑学人，其中尤以编纂《皇清经解》的严杰及纂修《广东通志》的江藩为代表。在这些年中阮元作为学政扩展了其知识兴趣，与学者建立起广泛联系并开始构思诸部大型著作。作者在文中认为尽管嘉庆皇帝使用学政作为其在各省的耳目，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阮元也是在知识界的耳目。（此观点取自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载《清史研究集》1982年第7期，第245-255页）在这一部分最后，作者对阮元接受地方任职的原因加以了分析，并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京任职时其俸禄无法维持生活，而外任之后，则可以得到大量养廉银及额外收入（extra income）。此外，像浙江等地的学术活动也吸引着当时年轻的阮元，并试图在此有所著述。
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同样依据时间顺序编排，历述了阮元在浙江、江西、广西、广东、云南担任地方主官时的情况，其中特别突出了阮元在社会控制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行动，如其对海盗、秘密结社、涉外审判、云贵一带涉及朝贡国与少数族群的边境纠纷等情况的处理，体现出作为官员的阮元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后还专门就阮元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阮元为官时在安全与控制领域的活动只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面向，而他在浙江的社会福利计划则展示了他作为官员与个人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关怀。作者在书中对阮元抚浙时期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一个详细的历史学考索。
第三部分则展示了阮元的“闲趣生活”，这不同于他的为官生涯，但是这种“闲趣”（leisure）又不同于西方意境中的完全放松享乐，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琴棋书画，这种为官之外的行为成为阮元学术活动及惠泽学林的重要方式。在这种闲趣生活中，阮元逐步完成了他著述、纂修或编辑的八十多种书籍，在清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还强调指出，当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更为客观地看待清朝这一历史阶段时，他们就会发现在满洲统治下的士人们能够而且已经为中国古典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阮元则是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间学术发展的一个纽带，当如今的国内外学者们关注清代学术史之时，阮元的地位也就显得越加重要。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对“扬州学派”专门作了简要叙述。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指出，阮元对于清代中期学术与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推崇“实学”而反对“虚智”，在这种观念角色下，阮元基本上就成为具有四库全书实学传统的汉学学派一员，而这一点在我们研究阮元的学术庇护事业时需尤加注意。
阮元作为其家庭网络中的角色体现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对阮元父母及家祠、敬父、丁忧等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阮元的祖先及家族如何形塑了其儒家性格，他的后代的情况，其子女们又是如何受惠于这位成功的父亲。此外，在阮元的家庭网络中又存在着各种女性，诸如阮元的母亲、妻、妾、女儿、孙女等，她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同时她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作者在此皆作了详细论述。阮元对待女子的观念继承自他的母亲。阮家妇女能够适应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角色，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她们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而这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不具备的。
第五部分则继续依据时间为序叙述阮元在京师任高官的经历。作者对阮元从昆明返归北京的旅途状况作了探究，对期间阮元与林则徐在南京的会面情况作了说明，认为林则徐后来在广东销烟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阮元之前的做法，而不同之处在于阮元是从中国贩子手中收缴鸦片，而林则徐则直接收缴自英国鸦片贩子。作者对阮元返京后首日任大学士的的情况作了细节式的刻画，给读者以不少的新信息。作者发现之前的研究很少关注作为群体的北京高层官僚，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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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级官僚们（以阮元为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皇帝的私人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就阮元是否是183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推动者的问题加以了探讨。最后，作者通过对新发现的阮元信件的解读，更清晰地勾画了阮元在扬州的最后十一年生命岁月。阮元最后的居家生活、财政担忧、故旧老友以及继续享受的朝廷优遇、八十大寿的丰盛礼物等为读者展示出这位耆老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还对阮元的收入及清誉问题加以专门论述。
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说：“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此书，我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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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有的价值。……对于我而言，研究过程广阔而又满怀激情，亦是对写作的挑战。我很高兴能下决心着手这一传记研究。我也很高兴这项工作并未因为迁延日久而显得过时。”（本书第305页）作者并对阮元的图像、个性加以了简要说明，并重新概述了阮元作为私人、学者及学术庇护人以及官员的经历，并认为，对阮元来说在官僚工作与学术工作之间是没有选择的，他在两个领域内都成就卓著，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归因于他的过人天赋，而他的官职有给他提供了发挥其天赋的机会。最后，作者还就阮元与皇帝的关系作了初步划分，认为在乾隆朝他人微官小，只是乾隆帝的一个宠臣并惟博皇帝一时之乐而已；而由于与嘉庆帝师朱珪的特殊情谊，他遂与嘉庆帝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阮元得以不受同僚掣肘而建树颇多；进入道光朝，阮元已是风烛残年，道光帝以长者尊之，大授赏赐。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研究阮元的生活与思想变化时亦应考虑到。
在附录中，作者通过对材料的考索罗列了阮元的世系、浙江帮会关系图、与阮元相交的学人表以及阮元的相关著述，条分缕析，搜罗详尽，这些都可供国内学者参照。
有必要指出的是，可能是由于排版的问题，在中文书目部分出现了很多字词错误。如第348页“田嘵鈾”应为“田曉鈾”；第350页“杜連桔”应为“杜聯喆”；第351页“楊州”应为“揚州”、“王田有”应为“王天有”；第352页“Ninghai Publishing”应为“Liaohai Publishing”（辽海出版社）；第355页“繆全蓀”应为“繆荃蓀”；第358页“盛郎西”应为“盛朗西”；第362页“楊州學派研究”应为“揚州學派研究”；第363页“喻松清”应为“喻松青”；第364页“張得澤”应为“張德澤”、“張其均”应为“張其昀”、“詁經精社志初稿”应为“詁經精舍志初稿”、“楊州學派新論”应为“揚州學派新論”；第366页“左布青”应为“左步青”。读者在引用此一书目时务请核对中文原文。
总体说来，本书资料考索较为翔实，论述亦显露不俗功力，作者着力通过对阮元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探究，使我们对于阮元的生活状态及其背后的清代学术纷争及政治流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阮元研究乃至清代人物研究的深入与国际化有所助益，在2008年7月7日本文作者与德国指导教授Sabine Dabringhaus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讨论中，两位教授亦提及了此书，可见此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受到关注。本文作者也试图通过这一简述性文章将本书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们，并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以进一步促进国内的阮元研究乃至整个清代文学研究。
｛资料源来源：《清代文学研究集刊》（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2辑（2009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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