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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锡厚:解析《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奖之争
解析《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将之争
李锡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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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奖一事,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文汇读书周报》7月8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通史》主编戴逸教授的独家专访,说“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凭这区区“七处硬伤”,就下结论说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是“学术垃圾”,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一算“细帐”,则发现“七处”云云,有点不大对劲。《北京科技报》7月6日第2版中间以《王曾瑜为中国通史“挑错”》为题,摘登了他的意见,关于岳飞,他是这样说的:“第94至97页岳飞事迹多半是传说,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于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戏中的生,自相矛盾。”如果我的计算无误,仅这四页当中关于岳飞者,王曾瑜即认定有“硬伤”八处(至于是不是“硬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硬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或许他真的数学不灵,说了八处之后,回头一看,又将“岳母刺字”后面的顿号误看成小数点了,而且以为“风波亭”之类无甚要紧,于是“四舍五入”,一舍了之。然后再对其他“硬伤”进行“化简”,这样,大约一算,就是“至少七处”。然而,这样的误算,误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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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可以,却绝对误导不了戴逸教授。须知当年戴逸教授曾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工科大学,他的数学水平,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竟然也被误导。
经过一番运算,“硬伤”总和只剩区区七处,而且还有两处被告知再看《宋史》。王曾瑜看没看,我不知道。出于好奇和对自己记忆力的不自信,我果真查找一通。《宋史》卷三八○《何铸传》确实记载岳飞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但是“这四个大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背上的,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史无明文可考。”(邓广铭《岳飞传》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韩世忠夫人梁氏名“红玉”,如果真的见于《宋史》,当年戴逸教授何不告诉邓先生,也免得他老人家在作《韩世忠年谱》时煞费周折地进行考证了。反复琢磨,我终于明白了,或许戴逸教授指示要看的并不是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元朝末年风雨飘摇的乱世期间修成的《宋史》,岂能作为根据。那么,除此之外,又应当在哪一部《宋史》或《通史》中寻得答案呢?
戴逸教授认为,七处硬伤不仅不是什么硬伤,而且其中还有一条始作俑者正是王曾瑜本人:“至于恩荫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荫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辞典有错,编委自然难辞其咎。不过,说别人有错在先,我就错得有理,这不等于说“你制造垃圾在先,我就有权随地抛撒在后”吗?这也未免太缺乏环保意识了!
这部《通史》获图书奖,实在是小事一桩。该书副主编龚书铎教授说得好:“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而且获奖之后,人家又有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务期“精益求精”而后已。不过在下读报至此,感佩之余还是不禁要为这部好书扼腕痛惜者再三:“精益求精的好书还有人反对评奖,天理何在?”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底气不足。为什么?原来是程序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程序,本应“精益求精”在先,然后水到渠成,捧回大奖。不料忘了“游戏规则”,抢先一步拿大奖,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想起要“精益求精”,这不全乱套了吗!“不要着急,慢慢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多么好!操之过急,程序错位,今后读者就会面对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版本,而且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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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权威性:一个获奖版,一个“精益版”,岂不是让读者无所适从。
至于戴逸教授说有人要“封杀”此书,确实是言重了。其实,不论是关心这场争论的广大读者,还是“挑错”的王先生,对二十多位专家参与修订的“精益版”都必然是翘首以盼。新版出来之后,两相对照,一切都会清楚明白。而且经过这场争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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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封杀。可以预测,新版发行,再印上15万册也不够卖。谓予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到时候,“海燕”财源滚滚,“干饭”(见7月6日《北京科技报》)会大大的有。只是不要忘了王先生“挑错”引发争论也是功不可没。当学生时,听向觉明先生在“史料目录学”课堂上讲过,当年“中华”编印《四部备要》曾公开征求“挑错”,发现一个错字,重奖大洋一块。“海燕”如也能学习这种高风亮节,王先生的“至少七处”哪怕能落实半条,也足够他在珠市口“丰泽园”摆上一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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