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周典富：典故“代臣”的训释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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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典富：典故“代臣”的训释及相关问题

典故“代臣”的训释及相关问题
（首发）
周典富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使用典故追求修辞的华美，是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文学家沈约撰写《宋书》难免受其影响。用典有助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也会带来阅读障碍。尤其在从事文本的翻译工作时，译者一旦对某处用典不明，即会误读作者原意。今以典故“代臣”的训释为例对此略作说明。
（一）释“代臣”
“代臣”原指这样的臣子：（1）在汉文帝（刘恒）任代王时追随左右；（2）在文帝登基过程中有重大立功表现；（3）在文帝称帝后得到特殊礼遇。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臣子，方可称做“代臣”。
读者可能会问，刘恒是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怎么会作皇帝呢？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决定的。请看：
高祖共有八子，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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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刘如意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离世，刘肥在惠帝六年（前189）十月去世，刘友高后七年（前181）正月幽死于府邸，刘恢高后七年六月自杀，刘建于高后七年九月抑郁而亡，刘长在文帝六年（前174）十一月死于流放途中。
由上可见，在吕氏掌权（前187——前180）末期，高祖的儿子只有四子刘恒、七子刘长存活于世。这也就为后来刘恒即帝位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政治局势是这样的：高祖十一年，诛杀陈豨，平定代地，封刘恒为代王。按照常理而言，刘恒不可能登基称帝，只能以王的身份了此一生。不过，造化弄人。汉朝第二任皇帝惠帝（刘盈）的皇后（张皇后，惠帝姊鲁元公主之女）没有为其诞下皇位继承人，于是吕后就将某个美人的儿子立为太子，成为惠帝的合法继任者。因此，在惠帝驾崩后，这位太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刘氏的第三任皇帝。但这位少主知道自己的身世后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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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吕后（惠帝之母吕雉）一气之下将其废黜并亲自主持朝政。在吕后掌权期间重用外戚，那些忠于刘氏政权的大臣不满这一现状，发动政变铲除了吕氏一党，重新恢复了刘姓统治。下面的工作就是从高祖的儿子中选取皇位继承人。如前所述，高祖皇子这时只剩下代王刘恒与淮南王刘长（高祖少子）二人。其中刘恒因年长、德才兼备等优势受到大臣的青睐，但刘恒考虑到此前恶劣的政治环境（即诸王被吕后诛杀），心里有所顾虑，不肯入继皇统。心腹张武、宋昌（分任郎中令、中尉之职）力谏其进京称帝，并在登基过程中费心费力，最终，刘恒顺利登上皇位，成为“文景之治”的创造者之一。这样，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藩王刘恒，由于特殊政治环境的需要，被拥立称帝。
以藩王身份称帝的文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加紧扶植自己的政治力量，称帝的当天晚上，张武、宋昌这些先前追随自己的臣子，因有大功，分别晋升郎中令、行殿中与卫将军、领南北军。数月之后，昌又获封壮武侯。张、宋二人就是上文所谓的“代臣”。
后来，凡是满足以下条件的臣子，就会被冠以“代臣”的名号。
（1）臣子跟随的某一藩王，之前并没有皇位继承权，但在特殊的时期登基称帝；
（2）臣子在这一藩王称帝过程中有重大立功表现；
（3）臣子在这一藩王登基后得到特殊的礼遇。
今刺举三例以资说明。
（1）孝武帝（刘骏）称帝前为武陵王（435年封王，453年称帝），是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没有皇位继承权，但由于太子刘劭发动宫廷政变，杀害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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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于是刘骏发起义军讨伐刘劭，在讨伐过程中逐渐掌控局势，顺势登基称帝，成为刘宋的第四位君主。此前以参军事身份追随其左右的颜师伯，以主簿身份参与义谋，助其讨伐刘劭并成功登基。由此，师伯获封平都县子，后又为侍中、领右军将军，“群臣莫二”。正是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史家沈约在《宋书》卷七七“史臣论”中称师伯为“代臣”：“师伯藉宠代臣，势震朝野，倾意厮台，情以货结，自选部至于局曹，莫不从风而靡。”（中华书局1974年王仲荦点校本，页2006）
（2）如前所述，孝武帝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在任藩王时，张淹（？—约465年）为其南中郎主簿，后与师伯辅佐其夺取皇位，藉此受封黄门郎、广晋县子。于是，刘义恭在永光元年（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年）前后所上表文称其作“代臣”：“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后效未申，以何取进。”（同上，卷五七《蔡兴宗传》，页1577）
（3）明帝（刘彧），文帝第十一子，由淮阳王改封湘东王，同样没有皇位继承权，但因前废帝荒淫无道，在景和末年与寿寂之等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废帝，成为刘宋的第六任君主。新政权建立后，先前废帝的宠臣沈攸之（？—478年）揭发宗越等人谋反，继而助明帝镇压袁顗等南贼的叛乱，为巩固明帝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得以出任镇军将军、刺史等职。但在明帝任藩王时，攸之并没有为之效力，而是担任豫章王子尚的车骑中兵参军，故沈氏有“遇若代臣”一语，见其给萧道成的书信：“及明帝龙飞，诸人皆为鬼矣。吾与足下，得蒙大造，亲过夙眷，遇若代臣，录其心迹，复忝驱使，临崩之日，吾豫在遗托，加荣授宠，恩深位高。”（中华书局1972年王仲荦点校本《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页466）
不难发现，上述三例“代臣”俨然是源自西汉的典故。而且我们还可以大致推测刘宋时期如此多的“代臣”跟当时非常规称帝的政治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刘宋八任君主中四任（文帝、孝武帝、明帝、顺帝）以藩王身份登上九五之位，这一事实为西汉典故“代臣”的使用提供了条件。
不过，我们还要警惕形同实异的“代臣”。比如，宋代蔡戡《定斋集》卷一二《论·（汉）文帝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57册，页689-690）在评论汉文帝的心胸时提到：“帝自代有天下，疑汉大臣皆不附己，故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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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代处要任……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汉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宠任亲信而预防之，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惧之心，亦非自全计也。”据文意可知，“汉臣即代臣”，是说那些为高祖、惠帝效力的臣子也是文帝的臣子（不单指宋昌一类的臣子，而指满朝文武百官）。其中“代臣”与典故“代臣”的含义迥然有别，读者应注意辨析。
（二）《宋书全译》之误释
《宋书全译》（主编许嘉璐，副主编安平秋，《二十四史全译》系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关于“代臣”及有关的“代运”、“代邸”的解释似有未当之处，笔者试举数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1）上揭“师伯藉宠代臣”中的“代臣”，《宋书全译》将其译为“刘骏任代王时的旧臣”（页1671）。译者将“代王”这个刘宋不存在的封号强加在孝武帝身上，暴露其既不核查史料、又不明此句用典的事实。关于“代臣”的理解可参前文所释。又，错译“代臣”的内容，《全译》不止一见，如前举刘义恭称张淹为“代臣”，《全译》译为“虽说是代国旧臣”（页1270），虽将“代王”易作“代国”，但也不得义恭本旨，可据前一并订正。
（2）太宗即位颁布的诏书中有“（师伯）昔逢代运，豫班荣赏”一句，（同上，卷七七《颜师伯传》，页1995），其中前半句，译者理解为“先前遭逢国运更替之机”（页1661），隐藏了本句使用典故的事实。据前所考，师伯作为“代臣”，遭逢的自然是孝武帝由藩王到帝王的好的“世运”，犹言“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将其看做普通词组显然不确，应予以纠正。
（3）刘湛被调任外出，怀疑是王弘、王华、王昙首等人排斥自己，因此有“二王（指王华、王昙首）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的不平之语（同上，卷六九《刘湛传》载湛言，页1816），其中“二王若非代邸之旧”一句，译者依旧不明用典，译作“二王假若不是代王王府的故旧”（页1494）。同“代臣”一样，译者张冠李戴，把不存在此期的爵号“代王”硬加在义隆的头上，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反映出“二王”为“代臣”的事实。据史料可知，他们的主子文帝作为武帝（刘裕）的第三子，没有皇位继承资格，但由于长子义符、次子义真先后被宰辅徐羡之等废杀，因此，义隆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位的最佳人选。华、昙首二人在义隆任宜都王时分别出任西中郎主簿、镇西长史等职。在登基过程中，义隆跟汉文帝一样，也是多有顾虑，两人力劝其入奉大统，这才有了后来的“元嘉之治”。考虑到二王的功劳，登基后，文帝即加官二人为侍中、领右卫将军、骁骑将军。以上即是刘湛使用典故“代邸”的依据，译文可参前述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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