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逸飛：丁、庚、子、卯日不辦公──從包山楚簡論戰國楚國左尹行政的擇日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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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游逸飛：丁、庚、子、卯日不辦公──從包山楚簡論戰國楚國左尹行政的擇日宜忌

丁、庚、子、卯日不辦公──從包山楚簡論戰國楚國左尹行政的擇日宜忌*
游逸飛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
包山楚簡司法文書記載的大量干支日，是中央司法長官左尹下達命令、審理案件的日期。左尹官署的行政日期是否反映了楚國官署的擇日宜忌，參考了某種已亡佚的楚國《日書》？劉信芳與張伯元對包山楚簡曆譜的復原，說明《受期》與《所》兩篇的干支日絕大多數可排入“東周之客許歸胙於郢之歲”，也就是楚懷王十二年（西元前317年）的曆譜。[1]而《疋獄》的干支日期亦可排入楚懷王十二年的曆譜。根據《受期》、《所》與《疋獄》，我們可在一定程度上復原楚懷王十二年的左尹官署行政日期，從中窺測楚國官署的擇日宜忌傳統的存在。
一 干支規律的發現
（一）《受期》
《受期》61枚簡共有118個干支日，[2]可分接受命令的日期與預定執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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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若據天干十日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受命

4

7

2

0

12

13

0

11

4

7

執行

2

10

2

0

6

8

0

17

3

10

若據十二地支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受命

0

11

6

0

4

8

3

8

5

4

4

7

執行

0

11

1

0

5

13

2

10

3

5

2

6

由上可知，118個日期沒有任何一個落在天干的丁日與庚日、地支的子日與卯日，其或然率過低，不宜從偶然的角度加以解釋。丁、庚、子、卯日，應是《受期》所見楚國左尹官署不辦公之日。
（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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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35枚簡共有170個干支日，[3]陳偉認爲是左尹將案件交付屬下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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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若據天干十日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次數

14

22

18

0

27

28

0

26

22

13

若據十二地支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次數

0

21

23

0

19

17

13

16

18

11

8

24

由上可知，《所》170個日期同樣沒有任何一個落在天干的丁日與庚日、地支的子日與卯日。加上《受期》118個日期，我們已有288個案例證實丁、庚、子、卯日，無疑是楚國左尹官署不辦公之日。
（三）《疋獄》
《疋獄》23枚簡共有24個干支日，[5]大抵爲案件告訴的日期。若據天干十日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次數

4

2

0

0

6

2

0

6

2

2

若據十二地支將之分類，可得統計數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次數

0

4

1

0

2

3

2

0

3

4

4

1

由上可知，24個日期沒有任何一個落在天干的丙日、丁日與庚日，地支的子日、卯日與未日。考量到《受期》與《所》呈現的情況，《疋獄》的丙日、卯日不見記載，應當只是統計樣本數不足之故。丁、庚、子、卯，才是楚國左尹官署不辦公之日。
（四）小結
上述楚懷王十二年的312個干支日，反映左尹官署的不辦公之日只落在丁、庚、子、卯之日。此現象顯非偶然，而有其制度性原因。十二地支有子、卯兩日，平均每六日有一天不辦公。天干十日有丁、庚兩日，平均每五日有一天不辦公。後者不禁令人聯想到《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所言“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6]大庭脩、廖伯源皆曾撰文探討的漢朝官吏“五日一休沐”之制。[7]然而漢代休沐制度並非所有官員於同日休沐，而是輪流休沐，只是頻率爲五日一休。故包山楚簡反映的不辦公之日不同於漢代官吏“五日一休沐”之制，而是左尹官署整體的不辦公之日。
綜合天干與地支的規律，六十甲子內符合規律者有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庚午、庚辰、庚寅、庚子、庚戌、庚申、甲子、丙子、戊子、壬子、己卯、辛卯、癸卯、乙卯，共二十日，平均每三日有一天不辦公。當代政府普遍採行周休二日（每七日有兩日不辦公）之制，戰國楚國左尹官署則行每六日有兩日不辦公之制，兩者頻率相近，似反映戰國楚國官僚制的運作已比較成熟完備。
二 反例及解釋
（一）《集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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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金》、《案卷》所見的反例
《受期》、《所》、《疋獄》未見反例，但其他包山楚簡司法文書可見24個干支日，裏頭有六個丁、庚、子、卯之日的辦公之例，似與上文提出的不辦公規律矛盾，值得深究。
首先指出楚懷王九年《集箸》簡4的“丁巳”，事涉地方官吏登記戶口；楚懷王七年《貸金》簡115的“庚午”，事涉中央令尹、越異之大師下令地方借貸黃金；楚懷王十年《案卷》簡120-121的“乙卯”、“丁巳”，事涉下蔡人民向地方官吏提出告訴。[8]以上四例均非楚懷王十二年之事，當天所處理的行政事務又不直接涉及左尹，並非有效反例。
真正的反例是楚懷王十二年《案卷》簡126與128背的兩個五月“癸卯”。[9]簡126-128所敘爲同一案件，兩個“癸卯”指同一天，實爲一例，事涉左尹命令地方官吏調查編戶的同居情況。該例確切說明楚懷王十二年五月癸卯左尹官署曾經辦公，不符上述丁、庚、子、卯日不辦公的規律。
然而包山楚簡司法文書三百多個干支日裡，有效的反例僅此一例，其篇章分類又與正面之例有別，將之視爲特例，並不爲過。目前不宜據此否定楚懷王十二年左尹官署於丁、庚、子、卯日不辦公的規律。
（二）《後漢書》與九店《日書》提供的解釋
目前雖無直接證據可以解釋上述規律，卻有後世史料如《後漢書》《王充列傳》可資參考：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10]
東漢朝廷曾因反支日的禁忌，於當日不接受臣民上奏。該記載反映中國古代擇日宜忌傳統對官僚制的影響，已體現於法制規定之上，並非只限於文化、社會層面。[11]雖然戰國與東漢時代懸隔，包山楚簡所反映的行政現象仍可能與《後漢書》相似，都是受擇日傳統影響而產生。[12]
但包山楚簡反映的擇日宜忌傳統應與反支無關。睡虎地秦簡《日書》清楚說明反支日是依據朔日干支計算出的兇日，每月不同。[13]上述丁、庚、子、卯日不辦公的現象，幾乎見於楚懷王十二年整年，故丁、庚、子、卯日並非據秦漢反支推算而得。
九店楚簡《日書》《五子、五卯和五亥日禁忌》篇記載：
凡五子，不可以作大事，不城（成），必毀，其身又（有）大咎；非貳其身，倀（長）子受其咎。……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14]
該《日書》隨葬於九店56號墓，考古斷代爲戰國晚期，[15]是現有的時代與地域最近似包山楚簡的擇日資料。九店《日書》記載子、卯日不得作大事，或與楚懷王十二年左尹官署於子、卯之日不辦公有一定關聯。[16]
三 餘論
上文揭示了楚懷王十二年左尹官署於丁、庚、子、卯日不辦公的規律，並推測此規律是一種時日禁忌，反映了戰國中期楚國的行政擇日現象。然而上述楚懷王七年至十年其他官署的反例，卻暗示了丁、庚、子、卯日的擇日宜忌可能只適用於楚懷王十二年。倘若真的如此，丁、庚、子、卯日的挑選，來源可能有二：第一是長期沿用的擇日文本，但日期宜忌雖固定，但隨年份而變。第二是每年年初進行的巫祝占卜，日期宜忌的不固定性較強。期待未來有更豐富的新資料出土，使楚國官署的擇日宜忌傳統問題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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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報告於“包山楚簡研讀會”、“中國古代史討論會”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11.25-26），後刊於王沛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2013），頁202-208。今稿又略有修訂，寫作過程得到周鳳五、張伯元、劉增貴、來國龍、許學仁、邢義田老師，郭永秉、林宏佳、高震寰等學友的指教，在此致謝。唯一切文責仍由我自行負責。
[1] 參劉信芳，《戰國楚曆譜復原研究》，收於氏著，《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頁325-339；張伯元，《包山〈受期〉簡中的錯簡》，將刊於《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二輯）》。
[2],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2009），頁15-19。唯陳偉認為簡58、77的格式與其他《受期》簡不同，應該剔出。劉信芳則據復原的曆譜，將簡77繫於“大司馬卲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西元前322年）。張伯元則指出簡77的“（爨）月辛未之日”亦見於簡67，唯其復原的曆譜與劉信芳不同，故將兩簡歸入“宋客盛公邊聘于楚之歲”（西元前318年）。此外尚可指出簡63的格式也較不完整。但因以上說法尚非定論，且以上四簡的干支規律與他簡並無不同，故仍將之列入統計。參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1996），頁49；劉信芳，《戰國楚曆譜復原研究》，收於氏著，《包山楚簡解詁》，頁333；張伯元，《包山〈受期〉簡中的錯簡》。
[3]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78-81。
[4] 參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65。
[5]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36-38。
[6] 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765。
[7] 參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漢代官吏的勤務與休假》，收於氏著，《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1991），第四篇第七章，頁458-474；廖伯源，《漢官休假雜考》、《漢代官吏之休假及宿舍若干問題之辨析》、《評大庭脩著<漢代官吏的勤務與休假>及其中文譯本》，收於氏著，《秦漢史論叢》（臺北：五南，2003），頁307-391。
[8]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3、48、53。
[9]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54。
[10] 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640。
[11] 《二年律令．田律》簡250規定“毋以戊己日興土功。”暗示這一現象可能已見於漢初，甚至更早。見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2007），頁191。
[12] 我曾主張只要條件一致，時代懸隔的史料亦可互證。參游逸飛，《漢代法制史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史原》復刊第2期（總第23期，2011，臺北），頁179-203。
[13] 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1994），頁300-307。
[14] 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315。引用此資料承張伯元老師提示。
[15] 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江陵九店東周墓》（北京：科學，1995）。
[16] 九店《日書》沒有丁、庚日不辦公的相關記載，似說明左尹行政不完全依據九店《日書》。左尹行政的依據或許是當時更高級的擇日方式，但其擇日原理與九店《日書》有一定的同質性，故其結果亦有一定的雷同。發掘者推測九店56號墓為庶人墓。上述現象或許反映戰國中晚期楚國貴族與庶人文化傳統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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