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張朝陽：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札記：交趾人資料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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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張朝陽：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札記：交趾人資料初考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札记：交阯人资料初考
首发
张朝阳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新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有一则珍贵的资料（简 155)[1]：
江陵世，会稽纲，下邳徐、建、申，交阯孟、信、都，不处年中，各来客。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伯卖篷，孟债为桂阳送谷。船师张、建、福辟车卒，月直
简155关系到这样一个案件：交阯人“孟”在长沙地区长途贩运谷物，欠债，从而引发了一场牵涉多郡籍人士的债务纠纷。在这场纠纷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距长沙数千里之外的交阯人在内郡的活动。这是文献中罕见的，对普通交阯人的第一手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代交阯人与内郡人的互动情况。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枚简牍牵涉到多少人物，而这又取决于如何断句。笔者基本认同整理者的标点，但对“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这一句有不同意见。整理者认为“福”是人名，“吏次”则是指“以吏职次”。按这种理解，这句话就是说：“福”以吏职次，于本年4月6日，兼任“庾亭”亭长。但五一简146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之湘西推求伯，时伯在辅所。与纲、建俱还，伯便诣县，孟、次避侧不问。福鞭元、殴世、诡伯，无所隐切，即纲、建、申等证。案：福，吏；孟，负伯钱；次，侫辞。告
根据简文内容和出现的人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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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简146与简155涉及的是同一案件，应该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2]据简146行文中“孟、次避侧不问”，“次，侫辞”等语可知：“次”是人名，所以简155“吏次”（以吏职次）之说不妥。“次”字当结合下文“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作为该句之主语。因此更恰当的断句应该是：“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换言之，这句话应该介绍了“福”和“次”两人的身份：“福”是吏员，而“次”则在该年4月6日，担任“兼庾亭”的亭长。这样解读，不但在文意上更加清晰，也吻合简146的另一段信息——“福，吏；孟，负伯钱”。我们注意到：整理者将此处的“福吏”正断作“福，吏”。
这样我们就知道，简155中共出现了14人，列表如下

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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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籍

身份/职务

世

江陵

客（客商？）

纲

会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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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客商？）

徐

下邳

客（客商？）

建

下邳

客（客商？）

申

下邳

客（客商？）

孟

交阯

客（客商？）

信

交阯

客（客商？）

都

交阯

客（客商？）

福

长沙

吏员

次

长沙

亭长

伯

长沙

商人

张

长沙

船师

建

长沙

船师

某人

长沙

车卒

由这张表可知，东汉的长沙郡临湘县，四方人员辐辏。下邳（约今苏北、皖北）、江陵（约为今湖北）、会稽（约为今浙南）乃至交阯（越南北部）的人员皆来此活动，而这些不同郡籍的人员之间、与长沙当地人之间，有很多互动。由于资料严重缺失（或尚未公布），这些人的活动情况不知其详，但难能可贵的是，交阯人“孟”的活动，可略知一二。由此可以窥测到普通交阯人与内郡人的交往情况。
东汉的某年4月6日，在临湘县的“兼庾亭”，长沙当地人“伯”出售篷船（有篷盖的船）。这应该是当时所谓的“小市”现象，在临湘颇为常见。例如，五一简31：“愿来，于小市卖枯鱼自给”。
来自交阯的客商“孟”，需要运输谷物到临湘南面数百里之外的桂阳[3]，因此租借了“伯”的篷船。但事后，“孟”并未如约支付租金，引起了一场官司。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信息：（1）“孟”虽然来自越人聚集的交阯，并且很可能是越人[4]，但却可以用汉语与长沙人交流，并达成租赁协议。（或许当时还写有券书，如同我们在居延汉简所见）；（2）临湘的当地居民似乎没有对交阯人的排斥心理，所以可以信任“孟”欠债；（3）“孟”从事的是长途贩运活动，并且走的是湘江水路：桂阳和临湘大体上可视作湘江航道的南北两端。
“孟”的这些活动，符合当时临湘的商业活动风气，基本上可称为入乡随俗。五一简表明，当地人买卖，常采用赊欠的方式，并且当地水运发达，常走水路贸易。例如，五一简65：“又次妻孝自言，皮买船，直未毕。”这个案例中，一位叫做“皮”的买家，以赊欠的方式购船，但却迟迟没有付清欠款。又如五一简9：
郭亭部市不处姓名男子鲜鱼以作浆。今年正月不处日，持随漻溪水上解丘徐舍，卖，得米卌四斛。三月不处日持米下于横溪，糶尽。
这个案例中，某位男子自漻溪逆流而上，到解丘徐姓人家中卖鱼浆，交易到四十四斛米，然后又顺流而下到横溪将米全部出售。这位男子的交易活动全部依靠水路。
但“孟”与当地一般人的商业活动有一点不同——他的贩卖活动距离遥远。由交阯北上数千里外的长沙临湘，又将当地的谷物向南贩运到数百里外的桂阳，这或许暗示了一条自交阯到长沙的水上贸易网路；这种贩运，以长沙和交阯为两端，而桂阳是一个中转站。
事实上，早在西汉时代，包括交阯在内的“粤地”（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与内郡的贸易就颇具规模。《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 多犀、象、毒冒 、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由此可知，赵氏南越变为汉郡县之后，不少内郡商人前往收购犀皮、象牙等珍贵特产，然后运回内郡出售，赚取大量的利润。交阯是这一地区人口最稠密处。《汉书·地理志》载:“（交阯）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作为对比，南海仅有“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而户口数居区域第二的苍梧郡，也仅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在农业经济时代，人户数量是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所以可以推想，交阯是当时内郡商人逐利的重要目标。
这些商人无论来自处，走水路到达交阯显然是一个非常经济的选择。据王子今先生的研究，秦汉时代，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水路非常发达，近海运输也很便利。[5]内郡商人可以由长江水系转入珠江水系到达岭南，然后再由珠江水系转入红河流域的交阯；或到岭南后，由珠江水系出海，走海路到交阯。南北流向的湘江，是长江水系转到珠江水系的水路要道，而桂阳正是这个转折的中枢。例如，武帝平定南越时，就曾派水军出桂阳，由此进入岭南的珠江流域。《史记·南越列传》载：元鼎五年（前112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可以推测，到交阯逐利的内郡商人长期经营长江流域至红河流域的水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长沙-桂阳-交阯商道。
这条商道在东汉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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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五一简108记载：
中，元物故仓梧，归临湘葬。葬后有大婢侍、民，奴秩、主及邸，大宅、市肆各二，及家□物……
整理者指出“元”是人名，则这位叫做“元”的临湘人士，客死在了岭南的苍梧，死时留下了大量的财产，包括奴婢，宅院、市肆等。由“市肆”可知，他生前是一位商人，在苍梧经商。他是否在交阯有商业利益，不得而知，但他的活动无疑处在长沙-桂阳-交阯的商道上——苍梧正在桂阳以南，交阯以北。
可以推想，内郡商人的长途贩运行为，熏陶和刺激了交阯人，以至于最晚到东汉时期，交阯商人也从事类似的贸易，经营习惯也效仿内郡商人。只不过他们在利用同样的水路时，逆向操作而已，这就形成了交阯-桂阳-长沙商道。似乎可以说，交阯商人在与内郡人的互动中，学习了内郡的商业文化，行为特点上趋向于内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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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本文简号根据选释的公布顺序，以下简称“五一简”。
[2] 整理者很谨慎地指出，两简或许有关联。根据各种信息，我们大可以确信，这两简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
[3] 桂阳郡的情况较复杂，见周振鹤对此问题的梳理；氏作《西汉行政地理》，第127-128页。东汉时代，桂阳郡下辖有桂阳县，因此简文所说“为桂阳送谷”，可以指桂阳郡（郡治在郴），也可以指桂阳县。
[4] 交阯存在南迁的汉人，但人口主体还是越人。所以文书中的“交阯人”，其族裔是越人的概率远大于汉人。
[5]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版。另，参见张金莲《试析唐之前交趾与内地的水陆交通及其特点》，《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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