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子喬：古文字“用”演化再論——兼說利簋“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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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子喬：古文字“用”演化再論——兼說利簋“用”字

古文字“用”演化再論——兼說利簋“用”字
子喬
自唐蘭、郭沫若兩位先生以來，《利簋》譯文多有將“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之“用作”譯為“用來做”、“用王賞賜的銅作”者[1]。對於古文字“用”的意義和用法，趙誠先生曾發表《甲骨文至戰國金文“用”的演化》一文，文中提到《利簋》，也是這個觀點。只不過，趙誠先生強調了《利簋》的“用”是介詞，而非動詞，相當於“拿”此金鑄器，意義是虛化的，“作”是主要動詞用作謂語[2]。
趙誠先生的文章非常重要，不論材料、方法，還是觀點，都給人以很大的收獲和啟發。但是，趙誠先生認為“用”作為連詞至周代才出現，筆者認為不妥，其實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因此，《利簋》的“用作”應以訓為“因而作”為宜，這是在強調鑄器與受賞的因果關係。“用”的意義不僅涉及到語言文字學，其所造成的這種語境，還關係到先秦史上的“王號生稱說”。下文先介紹趙誠先生文中與本文有關的觀點，然後再做討論。
趙誠先生認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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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由用作動詞向用作介詞、用作連詞、用作助詞的發展過程”。對於動詞發展為介詞，趙誠先生說：“从殷商甲骨文一直到後代，‘用’均可用作動詞，……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介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卻大量用作介詞，……這一轉化大體完成於周代。……是由‘用’用作動詞虛化、發展而來，……”
對於介詞發展為連詞，趙誠先生說：“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連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卻大量用作連詞”。在研究西周早期銘文的部分，趙誠先生對不同賞賜物後面的“用作”做了區別：
1、如果賞賜的是金（銅料），而沒有別的，則將“用”解釋為“用（銅鑄器）”，可以看作介詞。
2、如果賞賜的是貝（貨幣），而沒有別的，則將“用”解釋為“花（錢鑄器）”，也是介詞，但比前者更加虛化。
3、如果賞賜的是羊、衣、臣、妾之類，則將“用”解釋為“像是一種連詞，近似於後代的因”。因為這些都無法拿來鑄器，“當然也可以硬著頭皮按照古代以物易物的原則說成是拿……去鑄作銅器，但是實在太勉強了。很可能的情況是得到了賞賜，是一種光榮，因而鑄作銅器，留作紀念。如果確是如此，則這種句式中的‘用作’只是一種繼承性的慣用型用法，其中的‘用’已經進一步虛化而不再用作介詞，……也可以這樣認為，……即由介詞‘用’虛化為連詞‘用’的中介。”
4、有些賞賜物“即使硬著頭皮按照以物易物的原則也無法說成是拿……去鑄作銅器。……賓是典禮中的儐相（唐蘭釋），……有的只是一種嘉獎，如‘執犬休善’[3]；有的只是承認其功績，給予一種榮譽，如‘蔑歷于保’，……‘用作’只是襲用了習慣的說法，其‘用’已經毫無動詞的性質，已不再是一個介詞，完全虛化成了一個連詞，……為因而之義。”
但是趙誠先生也認為，“由於西周金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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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化的過渡時期，……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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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連用的‘用’就可能有兩解。……《卿鼎》為西周早期銅器，屬於轉化過程的時期之初，銘文中‘用作’之‘用’釋為介詞更好一些。但絕不能說這個‘用’釋為連詞就是絕對錯誤。……《史頌簋》為西周晚期銅器，所屬的時代轉化已經完成，銘文中‘用作’之‘用’釋為連詞更好一些。但絕不能說釋為介詞就是絕對錯誤。”
趙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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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西周康王時產生了“對揚王休，用作”的句式，昭王時使用得比較廣泛，“‘用作’之‘用’，應該是已經由介詞完全虛化為連詞，應當看成是連詞。……‘用作’連用之‘用’作為連詞有因而之義以表示結果，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也是比較早產生的現象。在發展中，‘用’不在‘用作’的結構中，不在上舉各例那一類句式中也可用為連詞而表示‘因而’之義。”
“……‘用’在‘用作’這樣的結構中，由介詞逐漸虛化而轉化為連詞，但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完全清楚。後來，……這一結構之前產生了一個對揚休美之類的短語，‘用作’之‘用’才在虛化轉化中固定下來成了連詞，但‘用’仍和‘作’連用。……即要依靠‘作’這一動詞，當然也是由於慣用句式使用的力量所束縛。再往後，‘用’才脫離‘用作’這一固定結構而發展成為一個能夠自由、獨立使用的連詞，……”
以上是趙誠先生文中與本文有關的主要觀點。其最大的問題，是在提到商代古文字材料時，只說商代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介詞和連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則大量用作介詞和連詞，卻不提商代金文，而商代金文中有不少“用作”，大致分為四種情況（均為商代晚期）：
1、賜金……用作……
《小臣系卣》：“王賜小臣系，賜金，在寢，用作祖乙尊。”（集成5379）
按：第二個“易”字左邊有五個點，劉傳賓先生認為是“易金”二字的合文，可備一說[4]。本文的釋文以《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為基礎[5]，擇善而从，並儘量从寬从簡。與論點無關之處，不做討論。
2、賜貝……用作……
《肄作父乙簋》：“弜師賜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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