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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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一
长江中下游城市走向近代化是吸取外来文化的结果，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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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夷”的思想，但在当时，这样清醒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昏睡未醒。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较多的人认识到“师夷长技”的必要。曾国藩、李鸿章等体验到洋枪洋炮西方技艺的优势，走上了学习西方制器的道路，创办了近代军火工业。这时上距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民营企业仍然很少建立。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9年，宁波商人在慈溪创办了火柴厂。1892年，在杭州市中心出现了一家蒸气石印厂，由一台小型发动机发动，雇工约30人。除了以上3家民营近代企业外，在甲午战争以前，长江下游城市（上海除外）没有出现其他民营近代企业。
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在制器层次上，而且要深入到制度层次上向西方学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设厂自救”的第一个热潮，出现了康梁的维新变法。从1895年到19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就镇江、苏州、无锡、南通、杭州、芜湖等城市统计，出现了15家民营近代企业，其中丝厂8家、纱厂5家、面粉厂2家，资本总额有4，746，000元。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镇压了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历史出现了短暂倒退。但是，世界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进一步内外交困，被迫实行“新政”。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建议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第二、三两折则建议“整顿中法，采用西法”。
晚清十年“新政”使长江下游城市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近代工业而论，从1901年到1910年，在长江下游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湘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此后，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问题上，虽然仍有反复，但是，保守势力已不占主导地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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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先进人物睁开眼睛看世界，到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年头。
吸取西方文化，推动城市近代化之所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于人们吸取外来文化往往要经过“接触——思考——吸取——融合”的过程。西方文化到了中国，中国人接触之后可能不理不睬，也可能蔑视排斥。西方文化是随着暴力侵略传入中国的，但暴力并不能使中国人民思考西方文化。思考是人们自己主动的思维活动，需要时间。通过思考，才能认识哪些外来文化对自己有益，哪些对自己无益，从而吸取对自己有益的，抛弃对自己无益的。促使人们主动思考的是启蒙教育，暴力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相反，暴力强制往往使人们产生厌恶情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长期和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吸取西方军火工业也是“接触、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只有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内乱”和“外侮”。稍后，在民间资本创办工厂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般商人在没有感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虽然接触到工厂，也是不愿意投资到工业上去的。南通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张謇说：“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略零小数。……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探听他厂情况，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7页。)
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较早、较多、较深，体会到投资工业的“好处”，因此，首批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有产者中主要是洋务官员、买办以及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无锡祝大椿在上海经商，当买办赚了钱。1898年，他投资5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华商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后除在上海投资近代工业以外，他还在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入股4千两，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投资创办福昌缫丝厂，投资惠元面粉厂；在苏州、扬州、常州、溧阳等城市投资创建发电厂。粗略统计，从1898年到1913年止，祝大椿投资近代工业的资金总额近300万两。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都是李鸿章的幕僚、洋务官员。周舜卿是英商帅初所办洋行的买办，蔡瑞馨系泰和、怡和洋行买办，都创办了近代工业(以上参见钱大江，《无锡七大棉纺织厂的形成和发展》，载《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工厂登记规则》，截止1936年6月底，南通、海门、崇明、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吴江、镇江、句容等11个城市呈请登记的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即采用机器动力的工厂，计130家，登记资本总数43，041，600元，工人总数71，158(见《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二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由于多种原因，厂家隐瞒，拒不登记，或减报资本或工人数字。但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大体水平。
下面再补充说明几个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的程度。根据1934年版的《无锡概要》所载史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织染、缫丝、针织、机器■纱、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19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工业资本计有18，100，00银元左右。在棉纺织、缫丝、面粉3大行业中形成了六大民族工业系统，即以业勤、广勤两棉纺织厂为主的杨氏系统；以蔑新面粉厂，申新、振新两棉纺织厂为主的荣氏系统；以裕昌等缫丝厂为主的周氏系统；以水泰等缫丝厂为主的薛氏系统；以九丰面粉厂、广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宝谦）、蔡系统；以丽新棉纺织厂染厂为主的唐（骧庭）、程系统。这六大系统在棉纺织染、缫丝、面粉3个行业中拥有21个企业，全部资本额即达13，080，000元，占无锡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左右。到1936年，六大系统资本总额增至18，805，300元(转引自钱钟汉：《抗战前无锡六个民族工业系统的原始资本及其发展变化》，见《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4、95、103页。)。又据1930年《无锡年鉴》统计，早在1929年，无锡12个行业，208家工厂年产值达98，829，000元，是年农、副业产值约60，000，000余元，工业产值占工农副业总产值的60％以上。
再看南通，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连年获利，成为当时民营企业中最大的棉纺织工厂。1911年大生一厂纯利达201．520两，利润率为17．83％；1912年纯利增至326．985两，利润率为28．94％；1913年纯利增至367．691两，利润率为32．54％。大生二厂在1911年获纯利112．962两，利润率为13．05％；1912年纯利257．410两，利润率为29．13％；1913年纯利增至286．821两，利润率高达33．13％(严学熙：《中国第一个企业系统——大生企业系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84、88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8—1921年，四年之中大生资本系统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营范围包括轻纺、重工、电力、航运、公路、邮电、金融、食品、盐业、农垦、水利、房地产、市政、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近20个部门，总投资额达34，480，000两(驹开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见《江苏文史资料》第10辑。)。
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据1914年统计，江苏南通、海安、扬州、六合一线以南及整个江南地区，民营发电厂（电灯厂）总数达到104家(见《江苏市政府公报》第1816期，转引自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第34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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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普遍出现了新式工具。1933年9月，南京长江轮渡建成1934年钱塘江大桥开工；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36年苏嘉（兴）铁路通车，1936年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线通车，并与沪宁线接轨。到1936年完成公路路面并通汽车的路线有：南京至杭州，苏州至嘉兴，上海至杭州，南京至芜湖，镇江至句容，镇江至金坛，无锡至江阴，无锡至宜兴等等。长途电话亦有发展，以南京为起点，南京、句容、丹阳、武进、宜兴、金坛、溧阳、丹徒、常熟、苏州、江阴等城市建成联络线。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近代市场体系及信息网络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步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内地辐射的。在长江下游以若干中等城市为中心又逐步形成第二级城市体系。这些中等城市包括无锡、常州、南京、芜湖、南通、宁波等。第二级市场体系下还形成第三级市场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商品贸易有不同的市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体系也会发生变迁。以无锡的蚕茧生丝市场为例：无锡各茧行在蚕茧成熟时，向宜兴、溧阳、金坛、丹阳、常州等地的农村采购烘鲜茧。从这些地方采购到烘鲜茧供无锡各缫丝厂全年用茧量的三分之二(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第176页。)。上海的缫丝厂也向无锡采购，采购量约占无锡产茧的20—30％(《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二章。)，无锡各缫丝厂所产生丝大都由上海各行购买，转运欧美各国。据统计，直到1949年以前，苏南出产的生丝（主要是无锡生产的）有90％经上海出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879页。)。又据统计，从上海出口的商品中，占全国出口额50—90％以上的茶、丝、猪鬃、面粉、土布、丝织品、陶瓷器等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而无锡则是这些商品的初级集中地。上海居民消费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如棉花、烟叶等，也有相当一部分经由无锡运入。上海出产的日用品以及部分机器产品，则通过对流的渠道经无锡转销到苏南各地。
在城市信息体系方面，二级市场体系中心与上海保持密切联系，随上海市场变化而变化，无锡各大工厂在上海都设有申庄，申庄定期从上海向无锡递送市场商情，无锡各工厂派驻周围各县的原料采购机构或人员也常以电报、电话或信件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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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无锡各行业每天交易的行情，都及时传达到苏南各地，并影响到苏南各地行情的涨落，许多县城及集镇的工厂和商店都依无锡的行情而确定自己的价格和行为。
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也逐步得到改革，资产阶级政治参与权逐步扩大，促进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近代议事机构—一咨议局。1907年10月19日，清政府下令各省筹设咨议局。按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采取复式选举制，即分初选和复选，初选在厅、州、县进行，由选举人选出十倍于定额议员之候选人。然后在府、直隶州由候选人互选出定额议员。以苏州、常州、镇江、江宁、扬州、南通等六城市为例，共选出省议员73人，选举人达95，804人。选举人及候选人受到选举章程的限制，只能是少数绅、商。但是，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绅商的发言权增大了。1911年9月，清政府将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革职，该公司要求浙江巡抚允许召开股东临时会议讨论此事。浙江巡抚拒绝。浙江省咨议局据理力争。要求浙抚收回成命。浙抚又拒绝。省咨议局遂罢会抗议，迫使浙抚让步，．允予代奏。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为维护本身利益，争取立宪，且与革命党人有较多联系。武昌起义后，江苏省咨议局开会作出决议，致电各报馆，反对清政府借外兵发动内战，10月17日，又决议宣布独立。浙江省咨议局亦在积极活动，和革命党人物协商共推汤寿潜为都督，宣布独立。可见，咨议局的建立是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变犯，有利于社会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工商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若干城市操纵地方政治，在城市各项活动中的影响愈来愈大。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限制烘灶，禁没茧行，说是为了防止利润外溢，结果造成茧丝业凋敝。无锡资本家起而争诉江苏省政府被迫决定弛禁开放，“无锡，行之设立，乃如雨后春笋”(《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2章。)。杭州商务总会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电反对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行为。1925年五州惨案后，杭州成立“浙江省各公团联合会”，劝告商界停售日货，不再购进英、日纱布。该会还发动商家不买卖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劝告市民不吸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不穿、不用英、日洋货。国产卷烟乘机崛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杭州商务总会又发动抵制日货。
文化教育及社会风俗，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新式学校为例，到1935年，安庆有中等学校9所，高等学校1所，小学35所(李挈非：《怀宁风土志》，第88页。)。安徽大学有文、法、理三个学院九个系。在教学方面已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在若干城市，封建陋习受到冲击，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接受了近代思潮。
纵观历史，社会发展和进步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所谓近代化就是社会历史在上述三个方面逐步摆脱封建主义，走上新的道路，在经济上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近代机器大工业，并实现科学管理；在政治上改变封建专制主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并发展科学，提高人的知识技术、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从这个标准来看，从1840年到1937年，特别是20世纪的三十多年，长江下游城市，在向近代化方面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二
中国城市的近代化是在列强侵略、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逐步实现的。从长江下游城市看，它们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
长江下游较早出现近代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城市往往是传统商业发展比较充分的地区。例如无锡，在清初以棉布、粮食为主的商业活动就相当繁荣，素有“布码头”、“米码头”之称，皖豫米商纷纷麇集。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又和这些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联，有一个良好的地理条件是较早走上近代化的因素之一。无锡商业繁荣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条件。它地处太湖之滨，江南运河横贯其境，四乡河港密布，水陆交通均极方便。无锡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粮食、蚕桑、棉花产量均丰，这样的自然条件为缫丝、棉纺和面粉三大部分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锡又靠近上海，有自己的腹地，但它又是上海的腹地。无锡成为上海生产或进口商品内销的中转城市，它从上海输入商品，又把这些商品销往周围各县。周围城镇的原料和初级产品也通过无锡出口到上海。这对无锡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地理条件的恶化，使城市发展停滞或衰落．镇江是一个例子。镇江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会口，长期以来是江南贸易的中心。1858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据1906年海关统计，镇江贸易总额高达35，949万海关两。沪宁、津浦两铁路通车后，山东境内和苏北北段大运河也淤塞，镇江的地理条件改变了，此路货物大宗由铁路经徐州、南京转向上海，到193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减少到20，926万海关两，仅及1906年的58％。常州又是一个例子。常州位于苏南东部水陆交通的交接点上，自古以来毗陵驿是水陆兼备的驿站，规模很大，常州又位于运河双面滑梯型河床的东面底部，河到常州趋于平缓，因而常州又成为舟船停泊聚会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长江的船只和物资。加上陆路交通方便，常州遂成为江南商业中心城市，“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但是，近百年来一因北运河淤塞漕运改道，二因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常州虽在铁路线上，但失去了转运功能，经济地位逐步下降。
还要考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首先是资产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镇江、常州都因地理条件的改变而衰落，可是，后来常州的近代工业却迅速发展，镇江却一蹶不振。原因何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棉纺织业面临危机，而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本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增加到3，000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沿革”，见《常州纺织史料》第11辑。)。在纺织工业整体萧条及常州地理环境不佳的不利条件下，大成公司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营人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这5，000元相当于大成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在推动近代化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又与地区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常州城绅坚持“诗礼传家”，蔑视工商业，而无锡则反是？这和地区文化传统有关。无锡地区存在着比较鲜明的经商致富的文化传统。历史上三致千金的货殖专家陶朱公—一范蠡在无锡留下脚印，他的事迹深深地烙在无锡人的思想上。在无锡几位著名企业家的著作、行状、哀启中，述及他们的经济活动时，都要提到范蠡。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尝试陶朱公，意则屡中，非偶然也。”明末无锡东林党人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矿监、税监对工商业的暴敛，维护工商业的利益，也对元锡人从事经济活动起了某种导向作用。经世致用思想和西方文明，造成了薛福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时薛福成就抛弃空洞的时文，致力于经世实学。在从政生涯中，感到必须先富，然后才能富强。他还看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了商务，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商业。薛福成宣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的理论加强了无锡社会人士发展工商业的志向。他的儿子薛南溟弃官回家，在无锡“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形成了以水泰丝厂为主干的薛氏资本集团。范蠡货殖致富，东林党人反对摧残新兴工商业，薛福成主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这些事件和人物在无锡形成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长袖善舞、自由竞争的地方文化传统，有利于推动无锡城市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地区，这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牵制、抵消、结合，形成不同的合力。正是这种不同的合力推动各种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并取得不同的成就。这样也就形成了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
就长江下游城市而论，南通城市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有步骤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把这种道路称之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并改革吸取西方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则——居民自决。他在这个区域内强调儒家社会伦理，并把它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无锡城市则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形成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至势会”，使无锡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工厂企业及各资本集团内部都有周密的发展计划，但是，从整个城市来看，却缺乏统一的城市近代化的规划，这和南通是大不一样的。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是另一个轨迹。“变商为工”是常州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纺织染“一枝独秀”，成为常州近代经济的轴心。芜湖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商业却一直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宁波人善于经营，冒险进取，外出经商，积累巨额财富，形成实力强大的“宁波帮”，然后在家乡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及社会文教事业，使宁波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
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往往是“异质同存”。封建农业和资本主义商业同存，列强侵略与城市近代化同存，乡村的封建统治和城市资本统治同存，洋学堂与传统私塾同存，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同存，自由恋爱与买卖婚姻同存，复古读经与科学技术教育同存，如此等等，成为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各个城市各种因素发挥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大小强弱不一，因此社会异质性在各个城市的表现也就不一样。
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社会的异质同存也是近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各种不同的质，在近代化的长期进程中逐步融合，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特色。
（资料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晚清史论》等专著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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