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淮军近代化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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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淮军近代化浅论

李鸿章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的一支勇营军队——淮军，在中国近代社会存在近40年，并深为清王朝所倚重，究其原因，除诸种社会历史因素之外，它本身的近代化（或称“西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淮军近代化问题略抒浅见。
淮军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训练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先。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鸿章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日昌、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在丁日昌、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九磅子前膛炮、阿姆斯脱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种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等。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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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督办的天津机器局，并加以扩大。以上几个兵工厂全部采用大机器生产，所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弹药，全部或部分供应淮军，使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证。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同治元年八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于十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同治三年五月，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第三，淮军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清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同治二年开始，李鸿章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给上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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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鸿章“练中国兵，用外国法”[3]。于是，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10]。他们的思想，确与李鸿章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咸丰十一年，沿海各地清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
“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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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11]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12]。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的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著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13]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的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中给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的近代化对当时各地清军均有较大影响。
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新军中最早采用新式操法训练的，有直隶武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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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抚标护军。武毅军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就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30营，仿德国军制编成的；新建陆军是淮军将领袁世凯，在另一淮军将领胡燏棻所编定武军的基础上编成的；湖北抚标护军由张之洞仿直隶武毅军编成的。上述新军均雇德国军官和津、粤武备学堂的学生充当教习，用德国最新操法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练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14]。至此，清末军队完全成为用新式武器装备和用新式方法训练的近代化军队，结束了数千年来使用弓箭刀矛的历史。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统的近代化方向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文章来源：《军事历史》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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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41页。
[2]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卷第1页。
[3]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第39页。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第20页。
[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卷第3页。
[6]《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2卷第46页。
[7]《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5卷第34页。
[8]《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27页。
[9]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26卷第9页。
[10]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605页。
[11]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67页。
[12]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70页。
[13]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2卷第9597页。
[14]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03卷第9512页。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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