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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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清代经过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经营、治理，缓和了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政权;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乾隆统治时期，已初步建成了一个国土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世界大国。
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兴旺与繁荣，使农业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地发展起来;物质财富相对增加，人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在乾隆朝整个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人们所说:习尚浮华奢侈之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特别是以乾隆皇帝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官僚、士绅、商人等)，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一扫清初提倡的尚俭的淳朴风气，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弥漫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在社会人群中形成了“朴俭为耻”，“浮华为荣”的观念;其次，在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毫不隐讳，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甚至有的人还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的标志，而往往不能自拔;再有，仕宦阶层中不少人已丢掉了往日的清高，拼命追求孔方兄，向商人靠拢，羡慕商人的金钱与奢侈生活，与其交往密切，甚至不少人自己也经营起工商业来。他们在注重不断扩大自己的不动产(土地、房屋)的同时，更喜欢要现金，以便在流通中赚更多的钱，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开化、进步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人中和坤就是一个典型，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种种特点，本文试以其为中心，略加分析、论述。
一
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战火连年，人民涂炭;再加上天灾不断，造成了人口锐减，百业凋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至清初时“俄辅多失业之民;吴越有水涝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闽楚馈晌未给;两河重困于备镭;三楚奔疲于转运;川蜀虽下，善后之计未周;滇黔不宁，进取之方宜裕”。因此，清前期顺康雍三位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例如，崇尚节俭，杜绝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裁减冗员(包括太监)、招抚流亡，垦辟荒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以及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实施“兹生人口永不加赋”，“地丁合一”与“耗羡归公”制度等。这几位皇帝一般都保持着满族在关外的淳朴之风，他们的性格也比较尚俭，顺治帝就曾不只一次地说:“联素慕检朴。”他深知物力维艰，提倡节用民财。亲政不久就颁布上谕停止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赋役和进贡方物。如，停止陕西汉中地区进贡柑子，停止江南进贡橘子，停止河南进贡石榴，停止江西进贡龙碗，停止山东临清地区烧造城砖，运至京师(即北京)……。此外，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象其他帝王那样为自己修造陵墓，并且还留下遗嘱给自己的继承人:“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当然这与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匿乏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否认顺治帝尚俭的品格。康熙帝即位后就经常以奢靡无度的晚明诸帝为鉴，而以历史上的大禹、周文王、隋文帝等帝王的勤邦俭家为楷模，“检身省心”。他经常说:“帝王致治，首在维护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此外，在他的《圣谕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他的继承人雍正帝更是身体力行，把《圣谕十六条》加以说明，并作了“像解”，命名为《圣谕广训》刊刻印发。雍正帝即位伊始，就宣布停止进贡鹰犬，并把宫中豢养的珍禽异兽全部放掉;他还表示不搞游猎，以及暂不搞秋称。他一生不狩猎、不巡幸，很少走出京城;在位期间除了扩建圆明园和兴建了一些庙观外，很少再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他平日生活“肃俭勤学”，反对浪费，并经常用此教育臣民;就连平时使用的文房四宝和扇子等物，他也从不浪费，一再声称要尽量节约，少进贡为佳。据说他连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也都拣起来吃掉。
由于顺康雍三帝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到了乾隆帝即位之时，国库充盈，百业兴旺，国强民富，可以说他的父祖先人为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期，励精图治，惩贪治乱，东征西讨，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从而使得“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可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乾隆帝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十全武功”……便飘飘然了。他刚傻自用，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大吹大擂，不可一世。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追逐享乐、奢侈腐化、好大喜功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一生频繁地狩猎、出行，南巡、东巡、西巡，渴祖拜陵、朝圣不绝，游弋各地，挥霍无度。他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兴土木，修建无数的离宫别苑、寺庙道观，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例如，驰名中外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北京的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园林宫圈、承德避署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在乾隆年间兴建或扩建竣工的。他六度“南巡”，每到一地，绅商富户供奉斗奇争巧，劳民伤财几无虚日。再如，每当他与其母孝圣皇太后过生日时，都要命令各级官员、富商从皇宫的西华门起一直到西郊的圆明园宫门前的数十里道路上，沿途用彩绸和各种花束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要建起一座经堂、戏楼，并且还强迫沿街的铺面、建筑物都要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耗费一百万两以上白银。为了给皇帝、皇太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以取得乾隆帝的偷悦和宠信。为此他们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寻觅奇珍异宝和西洋奇器(如，自鸣钟表、机器人与各种自动玩具等)，以讨得皇帝欢心。仅金佛一项就从全国进贡了大小上万个。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帝为其母孝圣皇太后铸了一座“藏发塔”，就用去了黄金3000多两。
乾隆帝奢靡浮华如此，当然要影响到他的臣民，常言道:“上行下效”。特别是仕宦、乡绅、地主和富商阶层奢侈腐化已普遍成风;在追求华美生活方面，他们之间相互攀比，生怕自己落后于人。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日趋于浮华也，法禁之不止，令申之不从”的局面。“见人朴俭则笑以为不才;视家清素.则歉以为深耻”。特别是访官贵人终日追逐享乐，已到了暴珍天物的地步。例如，乾隆帝须臾离不开的爱臣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为政的二十多年间，通过招权纳贿，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财富。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侈糜生活。他大兴土木营建的座座安乐窝，可与王府媲美。他家在京师城内除原在西直门内驴肉胡同(今礼路胡同)的“和宅”外，又在德胜门内什刹海畔，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新宅(即今北京恭王府)。该宅第分左、中、右三路，后面是一座大花园。宅中各组建筑物均富丽堂皇，楼台亭阁、水榭、戏楼、假山、叠石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并从什刹海引来了流水，那真是有山有水瑰丽无比。更有甚者，宅内西路中院的楠木建筑物“安德堂”(今名“锡晋斋”)，竟然是僭侈逾制仿照大内宁寿宫建造的，以致引起了某些皇子们(如庆王永磷)的羡慕。此外，他还在此宅西路南院修了一座带夹壁墙的建筑物(即今葆光室)，内藏大量黄金和珍宝。此外，为了上朝方便，和家在西华门附近的会计司胡同还有一座大宅。和坤在北京西郊海淀还有一座大的别墅——十芴园(亦叫淑春园，即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此园与圆明园比邻，是当时京西海淀一带最大的私人园林。据清代档案记载，园内仅房屋就有1003间，游廊亭榭357
间，并有一个大湖泊(即今未名湖)，湖内有小岛一座，上建亭阁，水中有一轩楹雕梁画栋的石舫(至今尚存的遗迹，就是今未名湖中的岛亭和石舫底座)，据说它们分别仿照圆明园蓬岛瑶台和颐和园的石舫建造的。后来嘉庆帝把它们定为和坤的20大罪状之一。再有，凡是乾隆帝每年经常去的地方(包括“行宫”附近)，也大都有和坤的私宅。如，他在热河避暑山庄与京东盘山等地均有自己单独的寓所。其中，避暑山庄的私宅就坐落在山庄的正门“丽正门”外，偏东南方向的一条胡同里，是一座有几层进深的大院落，并附有小型花园。此宅分为东、西两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等人曾来此拜访和坤。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详细描写，认为这是一座宽敞的庭院，屋宇高大，颇有气派。和坤倒台后此宅西路留给了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继续居住，而东路被嘉庆帝赏赐给了成亲王永磷。
和坤除了有许多宅第、别墅外，还在京东蓟县营建了一座巨大的坟垄，人称:“和陵”。此陵“外围墙长二百丈，内围墙一百三十丈，内有石门楼一座、石门两扇，前开隧道，正屋五间，偕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偕称配殿;大门一座，膺称宫门，其门扇、梁攘均系红油非金彩画，门用金包钉，梁棺五彩，描画有金游龙”。此外，围墙外还建有多座“堆拨”，用以护卫坟莹;还在“和陵”周围修建了大批“阳宅”(共有219间房屋)，派有几十户家奴在

中国历史故事集里面的成语

此守陵，一边耕种土地，一边负责扫墓祭祀。
和坤平日生活也是十分奢靡，除了锦衣玉食外，想方设法追求新异的生活方式和收藏稀世、奇异的物品。例如，他吃够了山珍海味后，为了增强记忆力，每夭早晨他要吃用珍珠粉做的粥;他穿的衣物也追求时堪、新颖，据说他有一件衣服的纽扣，全部是用西洋小钟表作成的，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事了。此外，和坤平日作画也常常是绘于西洋进口的洋布上。例如，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家中收藏的一幅和坤所作山水小横披一帧，就是和坤画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所进贡的细洋布上。他家仅“洋货库”就有三间。据说乾隆时期一般达官贵人也都以追求洋货为时髦，特别是身为沿海地区的封疆大吏们更是如此。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孙士毅家中都藏有大量西洋器物，除一部分为向乾隆皇帝进贡外，大部分是为了供自己享用。著名贪官王宜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吃驴肉丝，“橱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承(即“巡抚”，王曾经官至“中承”——笔者)食时，若传言燎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腆处，刻一错，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人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伸于坛外，用脂和饭饲，留孔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熬汤，煮腐以献之。”
乾隆时期除了皇室贵宵、官僚奢侈腐化惊人外，地主、富商的奢靡程度也不示弱。例如，“京师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青腆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高宗驻哗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撰，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又有尉迟氏者，居陕西，为唐尉迟敬德之后，积资无算。铸银如砖式，以四健儿异之，不能动也，散置墙阴下不加检点。所居俨然城郭，有四门，不时启闭，藉防盗寇。仰给于其家者数万，皆自称奴隶”。乾隆时期，居住在扬州的大盐商们“竟尚奢靡，无论婚嫁丧葬之事，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十数席，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置席于前，茶面荤素等，凡不食者辄对之摇首，侍者审色，则更易他类。有好马者，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有好兰者，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座客往往为之惊避。……其先以安麓村为最盛，后起之家则更奇矣。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使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镇江金山寺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缘草树间，不可复收。又有以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倾于水中，水道为之塞者。……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计”。并且这种浮华风气已经影响到民间，凡有“大小生日，动辄延宾，三朝弥月，竟相趋贺，难以枚举。至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在绪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膺肆豪华，胃吏工商，妄夸绣锦。园馆茶楼，一日动耗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脾续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此其种种奢侈，出常经”。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的事例，不难看出乾隆朝仕宦、绪绅已奢靡成风，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大量消耗着社会财富。而且这种风气已刮到了富商、地主老财阶层，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市井百姓。这种风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丰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因此为仕宦们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人们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奢靡成风”的社会现象，是腐朽性与进步性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
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沉酒于“幸喜南风”，“押优蓄童”的习气。尤其是许多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见著于诗文之中;甚至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地位的标志，且往往不能自拔。
首先应该指出，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就可能有这种癖好。因为他平日用人，特别是对身边的近臣，要求特严，十分挑剔;他不但要求官员才华横溢，机警敏捷，聪慧灵活，办事干练，而且还要年轻有为，相貌俊秀，惹人喜欢。例如，当朝的和坤、王杰、董浩、梁国治、于敏中以及福长安等人，个个都是“美男子”，故都得到了他的青睐和重用。相反，乾隆朝有一些名臣虽很有才华和学问，但因其长相不合他的心意，则往往得不到他的重用。例如，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曾在翰林院任职，并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但因其人身广体肥，长相不美，虽其人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诗文俱佳，满腹经纶，本应加倍重用。可乾隆帝却将其“目为腐儒，不予重用”。正如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所说:“于时大臣督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帝)所喜。一时若翁草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瞧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摧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
和坤年轻貌美，乾隆帝一见便十分喜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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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他聪明、能干，兼会多种语言(满、汉、蒙、藏等);正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所言:“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因此倍受青睐，很快就被委以高官，倍加重用。乾隆帝与和坤颇有“断袖”、“分桃”之谊。因此乾隆帝经常把和坤安排在自己身边，几乎须臾不可离开，允许他可以随便进出大内，以备随时召见。和坤服侍乾隆帝体贴人微，十分周到，以至乾隆“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坤以溺器进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皇帝尚且如此，群臣则更无顾忌，一时崇尚“南风”遂成风气。官宦、士人阶层往往以此为风流.沉酒于此而不能自拔。当时，“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惰酒无歌童，便为不欢”。以致形成了在京师文化娱乐界中，只“有歌童而无名妓”的局面。这正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所言:“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押。”并且，仕宦、绅士们在欢聚行乐时，常常离不开男优、妾童陪伴，甚至有人把此作为一种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标志，充满了自豪感。据说和坤与当时著名的秦腔花旦魏长生(又名魏三，四川人)，就有“断袖之宠”，“分桃之谊”;魏长生经常“车骑若列卿出人和坤府第”。其次，乾隆时期著名的封疆大吏毕玩与著名优伶李秀章(又名李桂官)相押，而且两人是“患难相交”，始终不虞，故当毕玩发迹后，人称李秀章为“碧岑夫人”或“状元夫人”。不但毕沉一人有此之好，就是他的部下幕僚们也“大半有断袖之癖。人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其次，风流才子、著名学者袁枚也对伶童情有独钟，并以此自命风流(以致有“风流令尹”之称)。他一向认为“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因此，在其著述、诗词中从不隐讳他的性爱观，并进行了坦言、公开的记载。他一生中曾有许多优伶、歌郎、妾童陪伴身边。其中有名的如，许云亭、张彬、李郎、颜郎、吴文安、陆才官、袁郎、桂官、华官、曹玉田、金凤等十几人。而且有的人与他感情特深，像吴文安、陆才官二人是当时著名的歌郎，“时人目为双璧”。他们在京城与袁来往密切，二人甚至表示宁愿一辈子陪伴袁枚、侍侯袁枚。例如，“每遇考试吴为吮笔磨墨，摒当周至。及先生成进士，人词林，吴为欣喜者累日。嗣后先生以知县出都，吴送之紫竹林而别。河梁携手，不足依依，所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袁枚晚年仍与歌郎、妾童往来密切，自称“不肯离花过一霄”。例如，他与桂官的关系就可反映一斑，袁枚在一首几乎全部是用同性恋故事中的典故、词语写的名为《同佳郎寻春仪征，泊舟燕子矶有怀四首》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小字桂枝仙，钱王剧可怜。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胜扶杖，吹萧屡拍肩，妙莲花不染，恰是并头眠”。再有，做过县令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郑板桥，亦性喜南风，“素有余桃癖.,。例如，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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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日，郑板桥在县衙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板遥立，戴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妥篓。有友戏问曰:‘侮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用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柞也’。”他还说过:“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在“喜南风”、“同性恋”这一点上，他与袁枚的嗜好是共同的。蒋敦复在《椭园轶事》说:他们在“余桃断袖中，自无不可引为知己”;“板桥尝欲改律文答臀为答背，闻者皆笑之。先生(袁枚—笔者注)语人曰:‘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全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这些事例反映出乾隆时期官宦、士人阶层押优蓄童已非常普遍，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而且一般人们也都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认为“押优蓄童”如同自己的妻妾一样，无须大惊小怪。例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就认为歌郎、优伶的作用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他曾作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纪晓岚也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认为此乃“发乎情欲之自然”。因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人(甚至还有鬼狐加人)同性恋的故事。此外，与《阅微草堂笔记》一样，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笔记(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也都不同程度有同性恋情节的记载。
三
在乾隆朝仕宦阶层中除了流行热中奢靡、押优蓄童、纵欲享乐的风气外，仕宦风气的再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开始放下了“清高”的架子，扯下了“儒雅”的面纱，赤裸裸贪婪地追求起钱财来了，这真可谓:“好利而不好名”也;并且，他们往往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广置土地、房屋，而是纷纷开起当铺、钱庄、粮店、煤窑等，经营起工商业了;在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和坤。
和坤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能手，他理财方针和治家的法宝就是“开源节流”。首先是广开财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营生都干;同时他也十分注意节省每一个铜板，珍惜每一分一文钱的开支。他敛财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窃取，他利用独揽政府和皇家财政的主管大权，想方设法，拼命地向地方官吏和富商大贾们索取钱财，据为己有;(2)纳贿，他经常利用职权，把一些掌握实权的职务，或容易捞钱的肥缺交给他的党羽和亲信，或者为别人作些事情，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报效自己。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例如，肃亲王永锡为了能承袭其叔父组住之王位，竟把自己坐落在前门外的两处铺面房拱手送给了和坤;(3)营私，他在给乾隆皇帝增加财政收人的同时，对自己的财富积累也是纹尽脑汁，千方百计到处捞钱，想方设法搜取社会财富和搜刮民脂民膏。
和坤敛财的办法很多，路子也很广。他家不但大量占有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屋，用以收取房租。世传他家占有土地“八千倾”。因为在官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准确数字，因此很难说这个数目是否正确。但据有关清史档案记载，他家拥有“取租地共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和坤家在北京有案可查的出租房就有35项，坐落在京师五城，“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共价银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价钱二千三百二十五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此外，和坤在承德、通州、琢州、新城、三河、天津、宛平、昌平、大兴、蓟县、密云、顺义、文安、容城、静海、交河、青县、安肃、女城、锦州等ith的市植、走村都拥有大量房屋。这些房屋有的是铺面房，或自家开店铺、当铺，或直接出租给别人收取房租;坐落在农村的房屋，大多和土地在一起租给佃户使用。例如，他在承德，除“避暑山庄”丽正门外东南方的胡同里有一座豪宅外，在
其他地方还有房产三处，马圈二处，共计房间165间半，内有灰棚7间。坐落在宫门口红栅栏内房一所，计53间半。坐落在皮袄街北差距胡同有铺面房一所，房33间。坐落在新街铺面房，当时正在营业的店铺，名叫德兴号，共有房22间。坐落在皮袄街下坡马圈房7间、马棚5间。坐落在二道街马圈房27间、马棚18间。此外，尚有零星大小房63间半，内有灰棚17间，坐落在小南门。自两间房至阿穆呼朗图寓所八处，计房176间，内草房17间内坐落在两间房下处草瓦房22间、坐落在喀拉河屯下处瓦房31间。坐落在吉尔哈朗图下处房22间。这些房屋大半都是供出租用的。
和坤敛财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放高利贷，经营典当、银号(钱铺)业，从中获取暴利。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社会交换和金融流通的中介手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以金钱作为主要计算单位的信贷关系和典贷关系便日趋发展起来。高利贷也因之伴随而生，随之便成了富人盘剥穷人或一时措手不及人们的重要手段之一。乾隆朝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和发展，高利贷和典当业也十分发达。和坤不但向一般人放高利贷进行盘剥，就是他身边的佣人、亲属也不放过。例如，他家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可是不久傅明身亡，于是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
和坤家的当铺不但遍布京城，而且在京徽直隶(今河北省)的保定、通州、蓟县(天津蓟县)、新城、三河、昌平等地都有他家的当铺。传说他家有当铺75座，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不会少于2o--30座。因为他家在北京城内就有当铺12座，如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合兴当、恒升当、恒庆当等。在“康乾盛世”时期，皇家、仕宦官僚开当铺已是常事，并不稀奇。例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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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徐乾学、高士奇、曹寅、福长安等人家中都开过当铺。和坤是仕宦当中头脑更加灵活的一个，他不但经营高利贷和典当业，而且还从事其他工商业。据档案、正史记载，他家除当铺、钱铺外，还经营印铺、帐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栓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
和坤理财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不断扩大不动产(包括土地、房屋等)的同时，更追求动产(包括金银、店铺、作坊、矿坑等)，特别是对现金最感兴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仕宦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已开始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转向重视工商业;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现金在周转、流动中会产生更大的利润，会更迅速地扩大家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确实比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贝子永泽在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庄园的庄头许五德与永泽的管家霍三德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霍三德每到庄园收取钱粮时，总要用讹诈的方法向许五德索要钱财，许很难忍受，于是便向步军统领衙门控告。为了确保打赢这场官司，第二年正月，他与儿子许宗姜特意进京，找到好友礼亲王的门上护卫恒德(和坤的亲戚)，请求他拜托和坤关照，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以为酬谢。恒德应允，即向和坤告知。嗣经步军统领衙门审拟，将霍三德连其眷属发黑龙江为奴。……和坤随同恒德告知许五德之事业已完结，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许五德前后共送给和坤白银6000两，后来实在再也拿不出来现金了，表示愿意把自己承种的35顷不与官地相连的土地送给和坤20顷，恒德巧顷，用来顶替。但和坤还是不同意，最后他看许五德确实拿不出现金了，才勉强答应以卖给其“侄丰绅殷德名下为业，方肯要地”。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和坤平日与人经济往来最愿意要的是现金，实在没法才要土地和房屋。这反映了在他的头脑里，现金是活钱，可以及时周转，可以经营工商业，生值快，可获取更大利润;而土地、房屋是死钱，收取租金费时费力，又不保险。这说明他的经营理念已开始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化，向近代人那样管理多济了。
此外，乾隆时期许多仕宦也与和坤一样，对金钱十分着迷，变着法敛钱，同时他们也开始经营工商业，开当铺、钱铺，办作坊……。例如，福长安在北京城内就有多家当铺和商号。在这种“物欲横流”，拚命向“钱”看的氛围下，不说官僚，就是一般绅士、士人也经受不住这种诱惑，于是“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他们甚至不顾其“高贵”的身份、等级，纷纷与商人、胃吏等有钱人结交、攀缘，
拉关系、认亲戚……，最终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能尽快、更多地捞到钱财，早日过上豪华、奢靡的生活，融人到骚动不安的社会变革洪流中去。如，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士人王鸣盛、汪中、杭世骏等人都是有名的“钱迷”，关于他们爱钱的故事，在清人文集、笔记中时有记载。这一切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而且也说明了官宦、士人阶层观念的转变。
从以上对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擅变论述，可以反映出两个现象;其一是反映了乾隆时期清王朝虽已达到了“鼎盛”，但也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表现为各种社会腐败日益严重，统治阶级生活奢靡、腐化，追求金钱、享乐、纵欲，他们沉溺于吃喝媒睹等不良、颓废的习气，为了攫取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其二是反映了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更加繁荣，才使官宦、士人阶层的人们有了奢靡、腐化、享乐、纵欲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说明他们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追求金钱除用于享乐外，也开始经营工商业，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逐渐向官僚资本家方向转化，说明当时社会正在孕育着变革、转型……;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就是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人侵和资本卞义牛产方式的介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会自己完成从古代向近代转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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