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学习《江泽民文选》，深刻汲取八旗兵衰败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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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习《江泽民文选》，深刻汲取八旗兵衰败的历史教训

江泽民同志在《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一文中，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牢牢记取“一些战功累累的军队最后被奢靡腐败搞垮的”历史教训。他举清代八旗兵衰败的历史说：
“八旗兵”，开始是很能打仗的，但清王朝建立以后，由于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奢侈之风盛行，不到一百年时间就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成为不能打仗的“老爷兵”。这一点在平定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中，就充分显露了出来，这种历史教训我们不应忘记。[1]
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话不仅对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铲除腐败、倡导廉洁奉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就目前的清史纂修工程而言，其理论指导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满族几十万人口，没有什么先进的枪炮，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二百年，其中道理何在？[2]
前二三年，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3]，其中一点是，满族当时处于社会发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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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变化的阶段，整个民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产生出一种蓬勃的朝气，他们团结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领袖的周围，骠悍勇敢，坚强善战，成为满族几十万人口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戴先生的这一论断是中肯的、透彻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八旗兵是满洲赖以兴起和发展的根基，它与八旗户籍是密不可分的。而八旗户籍又是由氏族制度组织发展而来的。早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建州部“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到了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随着建州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势力的不断强大，努尔哈赤“以徕服者众”，于是，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把本部和各部的壮丁组织起来，正式创建旗制，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其长称为牛录额真。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以“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并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参用其色厢之”[4]，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旗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称为八旗，亦称“八旗满洲”。[5]每旗为七千五百人，八旗共六万人。当时，努尔哈赤以及其二子代善、其八子皇太极、其五子莽古尔泰、其长孙杜度、其侄阿敏分领八旗。八旗内壮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6]“无事耕猎，有事征调”[7]。每遇战事，“均分所得人畜”。[8]八旗兵实行薪给制，每人每月都有一定的“饷银”，每年有一定的岁米，数额多寡不等。清代的“饷银”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一般而言，占全年岁出的一半左右，对清廷是个不小的包袱。
清廷入关前后，八旗兵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领导下，不仅执行一条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而且有着严格的纪律：“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一切按领袖们的“预画胜负谋略”行事，“克城放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故“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一鼓而胜”。[9]由此八旗兵成为建州女真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和统一全国的主要武装力量，战功赫赫。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与明的萨尔浒之战即为明证。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四月，明廷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十余万明军（对外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四路征讨后金。而当时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军队只有六万人，在敌强我弱的严重不利形势下，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即人们所熟知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遣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八旗兵主力截击明军主力杜松一军，两军在萨尔浒山进行了殊死战斗，“明兵出阵发枪炮，我兵仰射之，奋力冲击，不移时，破其营，……阵斩明总兵杜松”等，杜松全军覆没。[10]随后，明其他三路军也为后金军击败。努尔哈赤由此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萨尔浒战役的胜利。萨尔浒战役的胜利为后金--清占领全辽、进军中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清统治者定都北京以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授予八旗旗人各种特权的制度和措施，其中主要有：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八旗武装力量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主要工具。八旗按方位分汛驻守北京内城，以环拱紫禁城池，并抽调一部分官兵专任缉捕之事。与此同时，历朝统治者都把“国语”（即满语，又称“清语”）和满族长期狩猎生活中的民族特技——骑射，作为“满洲根本”、“家法相传”，一再告诫八旗旗人“专心学习”，不许沾染汉人习气，“转致弓马生疏”[11]。
第二，对八旗旗人在生活上给予多种优待。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12]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同时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俸，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因是不劳而食，坐享厚利，如待哺之鸟。”[13]此后，又将京畿五百里内圈占的土地拨为旗产，强迫汉民交纳繁重的租税。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了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从顺治开始，清代历朝皇帝都以发放帑金和赏给八旗兵丁钱粮的方式对旗人予以优待。仅康熙一朝，清廷就以“赈济”旗人为由先后发放帑金1200万两白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宣布，自康熙五十六年八旗官库不再扣兵丁欠款，以使他们每月都能得到全额粮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除发放帑银外，还不断地赏赐八旗兵丁钱粮。据统计，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用于“赈济”的银两就超过了2000万。
第三，赋予八旗旗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旗人犯法，普通的地方官吏不敢管，也没有权力管，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时，他们还享有“减等”、“换刑”等等特权。清律明确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清统治者对此立法之用意毫不掩饰地说：“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干之义则然。”[14]再有，清统治者虽然也公开谴责旗人不该因其奴仆小有过失即“殴责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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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但还是规定：“凡旗下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例不论”[15]。等于公开允许旗人随意处死自己的奴仆。
第四，扩大旗人升官途径。清廷定都北京后，王公贵族身居各种要职，享尽荣华富贵。一般旗人既可个别考试入仕，也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奏准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16]。雍正元年正月，世宗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制定了“推升”的法令。乾隆二年，“敕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17]。历届皇帝还经常下令，要八旗都统将旗内“孝友端方，有才能文者”奏闻，然后授以官职。
然而，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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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在衣着上“竞尚鲜华，多用缎，以穿著不及他人为耻”，又“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18]，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遂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19]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时期，“从龙入关”的老一辈皇族贵胄渐渐相继故去，此时他们的后代，由于多年养尊处优，大多数人已成为纨袴子弟，其勇敢善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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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高超的骑射技艺不断消磨。康熙平定三藩之初，尽管康熙帝全心全意依靠皇族出身的王、贝勒，令他们挂帅，统兵出征，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满族将帅的作为令他大失所望。他们不仅没有“励忠贞之谊，早奏戡定之勋，以副朕爱民至意。乃自用兵以来，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固有尽心王事，已著劳绩者，亦有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已，希图便安，或诿甲兵之不全，或讬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踞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辑，乃於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乘法纪”。[20]，而尤其令康熙不能容忍的是，一向为其所信任的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多罗贝勒察尼在率兵出征湖南时，竟然“不速扼要害，乃退缩不前，老师縻饷，坐失事机”，“但敛取督抚司道等官财物，希图肥家，贻误国事，疲敝兵马，困苦民生”[21]。将帅如此，广大八旗兵的战斗力即可想而知。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征南将军穆占统领十九路“皆经简择”的“精兵”[22]，在浏阳将吴三桂部将王绪“围之数重”，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全没矣”，然而风云突变，“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在这场战斗中，三桂侄吴应贵为流矢所中，翻身落马，被吴军救回城中。穆占追至城下，三桂伏兵“起而冲之，清兵披靡而走。”[23]。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的腐败衰弱。清统治者对此虽有觉察，但已回天无术了。此后，各地的八旗驻防军都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嘉庆随乾隆至杭州阅兵，“（八旗）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24]嘉庆十四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和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果27200余名兵丁中，“列头等者仅六十名”[25]。如此腐败的八旗军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等方面却变本加厉，如驻防太原的八旗兵丁，“慓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26]。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使清朝海防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旗军队的腐朽，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军事原因。
清朝八旗兵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崇尚满洲”的国策。我们知道，清朝是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此后长达30余年的民族征服战争，使清统治者认识到，只有进一步依靠满洲八旗军，才能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所采取的前述一系列保持和维护八旗满洲优越地位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满族贵族利益与统治地位，但终于腐蚀了八旗兵，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康熙平定三藩时期，康熙帝坚决任用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等绿营军，进军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的事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27]
八旗兵的衰败与清朝吏治腐败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官吏的贪污受贿，是封建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清朝统一全国后，满族贵族和封建官僚、地主阶级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导致他们疯狂敛取钱财，贪污受贿盛行。顺治、康熙及其后诸帝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图澄清吏治，抑制腐败，但收效甚微。官吏的贪污受贿必然影响着八旗将帅。八旗将帅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就不断发生隐匿、向地方督抚收取贿赂、聚敛财产和隐匿掠卖三藩妇女、儿童的事例。[28]
八旗兵的衰败还与满洲惯习有关。满洲初起时，八旗兵的勇敢善战固然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正确战略战术及满族民族精神有关，但也与满洲惯习“均分所得人畜”有关。这种惯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八旗兵对外作战的积极性。清廷平定察哈尔布尔尼叛乱事件即为明证。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趁三藩之乱起兵反清，“时诸禁族皆南征（按即征讨吴三桂军），宿卫尽空”，大学士图海选调数万“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出征。临战之前，图海“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货宝，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富贵终身也。众踊跃从事。”[29]终于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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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2] 见蔡美彪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1年第3 期。

[3] 详见《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史苑》2005年第5期。

[4] 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乙卯年。

[5] 在明天启、崇祯年间，皇太极又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总人数超过18万人。

[6] 《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五月。

[7] 魏源：《圣武记》卷一。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10] 《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

[11] 《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嘉庆四年二月乙巳。

[12] 《清朝通志》卷八十六，《食货略六》。

[13] 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

[14]《清史稿》卷一四三，《刑法二》。

[15]《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七，《刑法三》。

[16]《清朝通志》卷七十二，《选举略一》。

[17]《清朝通志》卷七十三，《选举略二》。

[18]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嘉庆七年秋七月癸未。

[19]《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040页。

[20]《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康熙十七年正月戊戌。

[21]《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三，康熙十九年十一月辛酉；卷九十二，康熙十九年九月丁末。

[22]《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三，康熙十七年正月正月庚辰。

[23]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24] 《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三月。

[25] 《清仁宗实录》卷二八O，嘉庆十四年三月己丑。

[2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8页。

[27]参见商鸿逵：《论康熙平定三藩》、《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三，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清史稿》卷二五四《赉塔传》。

[29] 昭槤：《啸亭杂录》卷二，《图文襄公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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