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提督沿革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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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广东提督沿革考略

提督，全衔为“提督某省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为武职从一品官，比文职巡抚高一级，与加尚书衔的总督同级，为各省绿营的最高长官，管理一省军政，与督抚并称‘封疆大吏’。各省提督节制全省各镇总兵，分布在内地各省。”[1]有清一代各省提督，在因循明制的基础上有所推陈创新；其设置，因时因地又有诸多变易。本文拟以广东提督为例，对其设置沿革及变动略作考证。
一、广东提督的初设与裁汰清承明制，广东为中央下辖行省之一，行政区域与明代相同。在地方机构的配置和运作上，设立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管理当地之军事民政。明清鼎革之际，为安抚地方秩序，政府实施“以汉治汉”政策，将明朝镇戍制度变而为清朝绿营制度，作为戍守地方的统治工具，广东提督的设立便在此背景之下。
广东提督初次设立的时间，相关文献的记载很有出入。
以时间之顺序排比如下，《清史列传》载：“（顺治三年）十月，博洛承制以总兵佟养甲署两广总督，成栋署两广提督。……是年（四年）六月授广东提督，加左都督衔。”[2]《 清代职官年表》载：“顺治四年，1647，设置广东、福建（提督）”；[3]《 清史稿》
亦载：“顺治八年，定两广官兵经制。……设广东提督，标兵五营，将领八，兵凡五千。”[4]可知广东提督的设立有顺治三年、四年和八年三种不同说法。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四年二月乙未，“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署提督李成栋帅师进剿。……广郡悉平。”社会安定之后，地方机构之设置便被提上日程。在顺治四年五月癸丑，“实授广东委署各官”，但对提督一职尚未提及。及至顺治四年六月甲戌：“以李成栋为左都督充提督广东总兵官”[5] 始有明显的记载。顺治四年二月李成栋即为署理广东提督的身份，不难见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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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一职的设立应在此之前。但囿于史料的缺乏，仅见《清史列传》相关记载，故推测广东提督初次设立之时间为顺治三年十月前后，首任为李成栋。此外，对《清史稿》提及顺治八年广东官兵经制之说，《清实录》亦有记载，并且具体至广州各府员弁的设置与数目，但无提督之相关字样。
李成栋原为明朝总兵，位至广东提督之后，不安现状，起兵反清。“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报，广贼李成栋，妄称惠国公，始据南雄，继而勾连峒蛮土寇，号称百万，直犯赣城。”[6]关于叛乱原因，《钦定八旗通志》解释曰：“成栋为广东提督，成栋自负功绩，以养甲奏授官职不兼两广，意殊不平，又素与养甲部将郝尚从争功有隙，迁怒养甲。五年闰四月，成栋据南雄，叛受由樃封爵。”[7]李成栋反叛，接受明桂王所授的惠国公的称号，广东提督一职也就名存实亡了。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清朝立国之初，国家官制的不稳定性与不成熟性。
二、广东提督的复设与驻地的迁移李成栋叛乱为清初广东社会动荡之缩影，后继“逆贼”李定国、“海寇”郑成功的影响更甚，广东军务日益紧张。为缓解军情，两广总督分设，提督之职在裁撤十几年后，亦重新设立。据《清代职官年表》记载：“顺治十八年，广东，四、乙酉；增设。”[8]《 直省提督大臣年表》记载“：顺治十八年，广东提督，杨遇明，四月命，至李成栋叛至是使命官。”[9]《 清实录》于顺治十八年四月乙酉记载；“令广西提督杨遇明领广西提标兵六千赴广东，再于广东稍缓地方兵丁，酌调一千，改为广东提督标兵，杨遇明以原衔充广东提督。”[10]《 广东通志》亦记载：“顺治朝，杨遇明，辽东锦州卫人，十八年任提督。”[11]另据《广东惠州府志》记载，杨遇明在顺治十八年任清朝首任提督。猜测李成栋因叛乱，被正统史家忽视之故。由此看来，顺治十八年乙酉广东提督一职重新设立，复设后首任提督为杨遇明。
广东提督的重新设置，其作用不可轻视。广东远离清朝统治中心，作为南隅一角，为地方势力割据提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清朝立国之初，反清复明势力便与广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提督一职的设置，为肃清叛乱、安定地方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持。同时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地方总督巡抚的军事压力，分立两者的地方大权，这也说明清朝地方统治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关于广东提督驻地的迁移，《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广东提督顺治）十八年，徙惠州。”[12]《 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命广东提督驻扎惠州府。”[1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亦记载：“（顺治十八年）又移提督驻惠州。”[14]惠州府位于广州府东南方向，其地形复杂，地貌多样，丘陵地带众多，加之又临海倚江，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代军队为抗击倭寇便曾在惠州沿海地区建立诸多防御设施。三藩之乱爆发，广东地区叛乱不断，海贼骚扰，《清实录》记载，“潮逆刘进忠，引海寇入犯，提督及平南大将军等，皆退至惠州。”[15]可见惠州为重要军事屏障。时广州府有平南王尚可喜大军驻扎，尚可镇守，为协调对海贼作战，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亥提督驻地由广州府迁移至惠州府。
三、水陆提督的三次分设与归并广东地处中国南疆，濒南海，水脉交错，地形险要。自清入主中原，此地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除陆地之割据政权，海盗亦有益发张狂之趋势。“广东香山等县，如黄梁都、三灶诸处，皆在海岛，为盗贼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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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艇剽掠。”[16]广东陆路提督军务繁忙，分身无暇，故水师提督之设立并非师出无名。《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三年，广东，水，六、癸丑、廿二， 7.15；增设”。[17]
《清实录》载：康熙三年六月癸丑，“_"W _!!>_簕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员，左右两路总兵官二员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更发动起了文化界一切中立的和落后的分子对新启蒙运动热烈的拥护”，[9]迅速地传送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汇集成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总爆发。
四、新启蒙运动的低潮期（1937 年7 月-1939 年12 月）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新启蒙运动走向了低潮。
“随着战争的爆发，思想改造的机会似乎是很快消失了。
对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的担忧和关注，似乎要压倒几个月前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存在的民族团结意识。”[10]熊熊的战火焚毁了思想文化界的温梦，他们已不可能以相对心平气和的心境从事系统、深入、细致、精微的思想文化运动[11]。新启蒙运动的推动者，有的调往延安，有的流亡外地，大多无暇亦无意再为新启蒙运动呐喊，唯有何干之和张申府两人在新形势下对新启蒙运动做了一些总结和发挥。
何干之曾数次撰文建议思想界要“下最大的决心，分工合作，来整理批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启蒙运动史。”[12]他身体力行，经过半年的辛勤笔耕，终于使一部10 万余言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付梓于世。这是关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
北平沦陷后，张申府流亡汉口、重庆等地，但，他仍连篇累牍地撰文要求新启蒙运动来一个“急切的应用”。他感到，“要超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传播他们的理想阻力重重。于是，他们想学习早期儒学改革者借用‘圣人’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向愚昧无知的民众传播他们的思想的作法。对日作战时期，普及思想的要求增强了依赖和讨好权威的趋势。”[13]
为了重振旗鼓，他不惜将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官方的新生活运动捏合在一起。1939 年4 月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使自己的思想符合民族主义动员的需要达到了高峰，他在文中几乎抹杀了救国和启蒙的区别。这种使启蒙适应“时代的需要”的态度，同张申府及其他知识分子宣称启蒙本身能够而且必须引导“时代精神”的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7 年至1939 年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部队接连失利，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逐渐消失了。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更不能证明他们同胞继续批判民族传统的要求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们无暇或无意为新启蒙运动呐喊是不足为怪的。
新启蒙运动在经过了倡导、发展、高潮、低落等阶段，历时三年之久，最终归于沉寂，落下帷幕。从最初新启蒙运动内容、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到新启蒙运动的实践，从北平、上海新启蒙运动的策源地到工厂乡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新启蒙运动广泛展开，并逐步扩大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和近现代史极为精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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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承仕.吴承仕文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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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崇义.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9.
（资料来源：《黑龙江史志》2009年 06期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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