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满洲皇帝与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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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满洲皇帝与保母

保母又称乳母、奶母、乳媼，满语称嫫嫫、嫫嫫额涅 [1]，即今人所云奶妈。在清代，举凡八旗世家，都有乳母。在内务府旗人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女仆中地位最高者就是乳母。贾政的乳母赖嫫嫫，家有花园，孙子做县官；宝玉的乳母李嫫嫫，任意打骂奴婢；贾琏的乳母赵嫫嫫，连凤姐对她都以礼相待。非一般仆人可比。在满洲旗人文康著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也用大量笔墨渲染安骥的嫫嫫爹（又称乳公、奶公）华忠、何玉凤的嫫嫫爹戴勤一家在主人面前是如何的风光。不过，在旗人社会中，身份最尊显的乳母乳父，还是出在帝王家。
满洲皇帝的奶母是些什么人？她们生前与皇帝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死后又得到哪些哀荣？而她们的丈夫（奶公）和子孙又从中得到了什么恩惠？这些问题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清朝内廷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清朝最高统治者——满洲皇帝——与身份卑微的仆妇间一种充满温情的特殊关系。
一、皇帝的保母与册封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于草莽，历尽艰辛，其子侄虽还不能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在襁褓中受到奶母的呵护。今沈阳清昭陵东上岗子村附近，原有“奶妈坟”一座，葬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奶妈和奶公。[2] 及清朝入关，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均以幼年即位，保母在宫廷中的作用由此大增。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由亲叔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母亲孝庄皇太后是蒙古科尔沁亲王寨桑的女儿，福临出生不久，就与母亲分宫居住，数月方得一见。所以他在内廷接触最多的就是保母。
就目前所知，顺治帝保母有朴氏、叶赫勒氏、李嘉氏，清一色的满洲旗人。关于朴氏的出身背景，在清朝正史中语焉不详。近阅光绪二十四年隆钊修《辉发萨克达氏家谱》（下简称《萨氏家谱》）[3]，总算弄清了笼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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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满洲妇女身世上的谜团。朴氏的夫家是辉发萨克达氏，始祖伊拉达，二世祖他母布，三世祖吾达那，四世祖巴萨哩。朴氏是巴萨哩的妻子，本姓布母布哩氏，以后简称朴氏。布母布哩氏不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按《氏族通谱·凡例》的说法，只有那些元勋世宦或至少子孙中“有名位（即有一官半职）可考”的氏族，才符合收载条件。布氏（朴氏）未被收载，只能说明朴氏的娘家身世卑微，名不见经传。
《萨氏家谱·祖母受封例》载：“由太祖龙飞之日携族内府，世受皇恩，屡承天眷”。说明早在太祖开国时代，朴氏或者还包括成为她夫家的辉发萨克达氏，已成为努尔哈赤名下的包衣。朴氏前后经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去世时至少也该六七十岁，这在当时的满洲人中已是享寿很高了。
朴氏的丈夫巴萨哩早殁，葬在吉林辉发原籍，没有赶上“从龙入关”的风光，他的族人，是在女家长朴氏带领下到达北京的。当时，福临尚在幼冲，加之体弱多病，作为其保母，朴氏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在外出行猎时猝死，十四岁的福临提前亲政，朴氏依旧追随其左右。当时活跃于清廷的耶稣会士记载说：顺治十六年（1659），当南明的郑成功围攻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福临大发雷霆，扬言要御驾亲征。面对百官劝阻，他竟用剑把御座劈成碎块，于是再没有人敢站出来谏止。其母孝庄太后转身退去，另遣福临的奶妈出面劝阻，“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4] 这位向福临进劝的奶妈究竟是否朴氏难以确定，不过这至少说明，顺治帝对奶妈非常尊崇。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福临染上天花，数日后撒手尘寰，年仅二十四岁，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承了皇位。八年后，玄烨特谕礼部，对朴氏加以追封：“世祖章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皇，克昭敬慎；朕躬幼时，殚心调护……今封为奉圣夫人，顶带服色，照公夫人品级。”[5]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诸子由保母养育有着悠久传统，《礼记·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以上“诸母”“慈母”“保母”又称“三母”。说明早在先秦时，已有帝王之子由保母养育、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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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而帝王子孙的衣食住行几乎全由保母包揽，他们在童年时期同保母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亲生母亲，他们对保母的感情也因此日久弥深。
同样，对保母锡以封号，尊以高位，赐以财富，也并非清朝的肇造。汉武帝曾号其乳母为大乳母，以公田赐之。东汉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顺帝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灵帝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晋元帝封乳母阿苏为保圣君。唐中宗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玄宗封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代宗封乳母吴氏为颍川郡太夫人；宪宗赠乳母卢氏为燕国夫人；哀帝封乳母杨氏为昭仪、王氏为郡夫人、第二王氏为昭仪，后因中书劝谏，改封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王氏为康圣君。宋朝以降，这类记载仍不绝于书。至于北魏太武帝即位后尊乳母窦氏为保太后（又尊皇太后），元朝文宗封乳母夫为营都王，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皇帝尊崇保母的先例。
明永乐三年（1403），成祖朱棣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贞顺夫人，是明朝尊封保母之始。仁宗朱高炽初登基，封保母为翊圣恭惠夫人，置守坟人丁十二户；又封保母杨氏为卫圣夫人，其夫蒋廷珪为保昌侯，赐谥庄靖。都是前所没有的旷典。宣德元年（1426），宣宗朱瞻基封乳母尹氏卫圣夫人。从此沿以为例。[6] 明英宗尊保母张氏为佑圣夫人。万历时，保定人侯二妻客氏入宫为朱由校乳母，以姿色受其宠幸。由校（熹宗）立，封客氏奉圣夫人。客氏后与大宦官魏忠贤朋比为奸，把持朝政。由此可见，清朝册封朴氏为“奉圣夫人”，完全是因袭明朝制度 [7]。
清制，公、侯、伯及一品官，封光禄大夫，其妻封一品夫人。朴氏照公夫人品级，在清初皇室各保母中，所受尊荣规格最高。这当然与她精心呵护两代幼帝有关。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朴氏溘然长逝，玄烨闻讯沉痛万分，在上谕中追忆了朴氏的音容笑貌和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为报答朴氏抚养之恩，不仅追加封号，还“特赐孝陵近地，葬如公夫人礼”，建祠墓道，春秋致祭 [8]。
福临遗体火化后葬北京东北方的昌瑞山（在今河北省遵化县），即通常所称东陵，其陵墓孝陵又是在东陵起建的第一座陵寝。玄烨谕旨朴氏葬在孝陵，意在让她永远伴随着钟爱的小主子福临，用意是很明显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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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氏家谱》却这样写着：“德胜门外大豁口东满井祖茔坟座记载：首座葬布母布哩氏……其葬制，始祖为上，已婚男姓并正妻按辈分左昭右穆顺延”。据此，朴氏不仅被萨克达氏奉为入关后的始迁祖，还在满井祖茔占据了主穴位置。问题是：朴氏一身，怎能兼有两墓？玄烨既已御赐“孝陵近地”，朴氏族人又怎敢违背？何况，朴氏生前已再婚，后夫名喀喇（说详后文）。这样一来，朴氏即便不葬在孝陵近地，按常规也不应入葬萨氏祖坟。实际情况是，朴氏和她的后夫喀喇确实一起葬在了孝陵近地，至于萨氏在自家祖茔设置的朴氏墓，只能是她的衣冠冢 [9]。
帝王陵附葬保母的做法，最晚始于唐代。唐昭陵附葬的彭夫人就是太宗李世民的奶妈。据说此坟仍存遗迹，墓呈圆锥形，高八米，直径二米。而前面提到的清昭陵奶妈坟，或者就是有清一代奶妈坟之始。
在笔者所见满人族谱中，女性被奉为始迁祖的，仅朴氏一例。清朝定鼎北京，满人各姓随之入关，迁徙之第一代家长为始迁祖，死后葬墓地首位。汉人葬俗，女性家长不可能被奉为始迁祖，因其是通过婚姻关系进入该族的异姓，与族中男性祖先并无血统上的联系。萨克达氏奉已改嫁的朴氏为始迁祖，说明清初满人葬制，还没有形成像汉人那样繁缛刻板的程式，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然，这种做法与朴氏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也不无关系，毕竟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女性长辈，而是满洲皇帝的保母。
除了朴氏，福临的保母还有李嘉氏和叶赫勒氏。李嘉氏和叶赫勒氏都是在崇德三年（1638）正月福临诞育之初被选入宫的。李嘉氏卒于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而翌年的正月初七，福临就因出天花死去。两者相距不过数日。换言之，李嘉氏入宫后几乎陪伴了福临终生。对李嘉氏的逝世，福临极为沉痛，上谕中除表彰她尽心奉侍外，特别提到：“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10] 。这段话透露，睿王多尔衮摄政期间，福临与皇太后分宫而居，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往往数月才能一见。年幼的福临，独处宫中，实际是在保母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叶赫勒氏也是福临甫一降生，即开始保母生涯。而且同李嘉氏一样，生前死后未及时得受恩封，这也就是后来玄烨谕旨里所追述的：“久更岁年，宠命未颁”。迟至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玄烨亲谒孝陵，叶赫勒氏的孙子怀诚与李嘉氏的儿子喀都礼一起叩请加恩。玄烨追念两保母“旧侍禁庭，殚心夙夜”的劳绩，准从其请，追封叶赫勒氏为佐圣夫人，李嘉氏为佑圣夫人。[11]
康熙帝玄烨也是幼年嗣位，保母在宫中仍保留着重要的影响。玄烨保母瓜尔佳氏，入侍年月无考，卒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特封保圣夫人，遣官致祭四次。初次祭文称：瓜尔佳氏是由太皇太后从众保母中亲自拣选出来看护襁褓中的玄烨 [12]。太皇太后，指玄烨祖母孝庄太后。玄烨即位不久，母后佟佳氏过早去世，父母双亡，祖母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长者。玄烨晚年追述说：“今王大臣等为朕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行礼。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年幼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13]。从玄烨出生，到父亲福临去世，这中间长达八年，他多数时间随保母避痘在外[14]，不能在父母膝下“一日承欢”，享受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这段经历既使他抱憾终生，也成为其与保母感情深笃的重要原因。瓜尔佳氏患病后，玄烨曾遣御医诊视，进方药，以时问状，及病重，屡次亲往探视。瓜尔佳氏病殁，玄烨又赐葬孝陵附近，位在奉圣夫人之次 [15]。在朴氏、瓜尔佳等氏墓园中，还安葬着他们的丈夫即人们习称的奶公。
另据前人考证，玄烨保母还有孙氏。萧奭《永宪录》载：“頫之祖囗囗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16] 寅指曹寅，内务府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父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兵部尚书；母孙氏为玄烨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寅亦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嗜学，工诗，精鉴赏。子曹颙，仍任江宁织造。颙卒，頫补其缺。到雍正帝胤禛即位，頫因党附胤禛弟胤禟而被革职抄家。自玺至頫，曹家三世为江宁织造，将近四十年。到曹寅孙曹雪芹时，家境败落。他落拓不羁，著《红楼梦》八十卷。陈康祺《郎潜纪闻》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玄烨南巡回程，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衙署，重见保母孙氏，“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于是赏赉有加。时值庭院中萱花盛开，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这件事，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旷典。据考，孙氏生于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17] 卒年不详。俗话说“爱屋及乌”，终康熙一世，孙氏的娘家、夫家同样荣宠不衰。
清帝诸子（阿哥）女（格格）出生后虽然都有保母，但是惟有即位阿哥的保母才有获封机会，而孙氏却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得到追封，可能与后来政局的变动有关。胤禛即位，一味诛除异己，祸及曹、李两家，其保母封号遂不得与。
胤禛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他即位时的年龄最大。他一旦统御万方，君临天下，尽管政务丛脞，首先想的仍是褒扬自己的保母。雍正元年(1723)，他册封保母王氏为顺善夫人、谢氏为恭勤夫人，并命谕祭四次，立碑其墓。[18]
胤禛即位是否得自篡夺，史家一直存有争论，但他通过与诸皇子的激烈角逐取得皇位，并在登基后对结怨诸皇子大加迫害的事实却是没有疑问的，也因此落得工于心计、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心毒手狠之类的贬词。不管胤禛基于何种考虑，这种甫一登基即册封保母的做法，在清朝诸帝中也是空前绝后的。
王氏身世不详，惟谢氏墓和谕祭碑在历经数百年离乱和劫难后，居然留到现在 [19]。胤禛在碑文中颂扬了谢氏的劳绩，回忆幼年时在她身边嬉戏的情景。尽管谢氏的音容笑貌仍旧历历在目，，但生灵已逝，阴阳二世，不能不令胤禛感慨人生之短暂，年月之无情。
除了王氏、谢氏，据说胤禛的保母还有刘氏，封安勤夫人[20]。 身世不详。
清初追封保母，主要行于顺、康、雍三朝，至乾隆朝已成尾声。就目前所知，乾隆帝弘历追封的保母只有董氏，封温淑夫人。有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温淑夫人碑》为证。是碑今存拓片，满汉文合璧，由弘历亲撰并书。[21]
关于清初诸帝保母的封典，并载雍正朝修《八旗通志》初集《列女传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朝重修《八旗通志》二集中，这些记载已被全部删除。合理的解释是，新一代统治者无意沿袭旧制，决定改弦易辙，并且隐去这段历史。从此，皇帝的保母再无受封的机缘。
二、保母的优待措施
奶公均曾协助妻子看护年幼皇帝，皇帝施恩奶母，不能不泽及奶公，由此形成特殊的旗人世家。优待措施主要有：
赐以世职。顺治八年（1651），赐福临奶公迈堪、满都礼、喀喇三等阿达哈哈番，准其子孙承袭。[22] 康熙六年，赐奶公图克善拜他喇步勒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为正三品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为正四品世职。清制，三等阿达哈哈番，岁支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拜他喇布勒哈番，岁支银一百一十两，米五十五石。说明奶公的待遇，一般接近八旗的二品、四品官员。[23]
喀喇即奉圣夫人朴氏之夫，生前晋二等阿达哈哈番，殁于顺治十一年七月。福临闻讯，赠谥“恭襄”，立碑墓前。[24] 前面提到，朴氏前夫巴萨哩葬在吉林辉发原籍，喀喇是其后夫。奶公因夫以妻贵，故生前受职，死后追谥，无比荣光。
迈堪即佐圣夫人叶赫勒氏之夫，满都礼即佑圣夫人李嘉氏之夫。孝陵建成后，满都礼奉命长期守陵，恪尽职守。康熙十四年十月，玄烨谒陵毕，驻跸汤泉，将御用貂裘、皂靴、马匹赏赐满都礼。满都礼大约死于康熙十八年前后，赐谥“良禧”。[25]
图克善是瓜尔佳氏之夫，任一等侍卫，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年后瓜尔佳氏病殁，玄烨再次御赐图克善碑文，共立于坟前。
世职由子孙承袭。《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载称：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初九日奉旨：奶母之子海保，著补授包衣员外郎，赏戴翎子，赐银二千两。再，奶母之诸子，准袭何等官爵，著查成例，俾海保、讷尔特依等承袭。寻奏准，按照奶母诸子袭爵成例，赐海保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26] 海保的父亲叫李登云（满文译汉），其母大概就是雍正帝的保母谢氏[27]。日本学者铃木真在《雍正帝和藩邸旧人》一文中指出：康熙年间，胤禛受封镶白旗和硕雍亲王也即镶白旗旗主，其亲信既包括傅鼐、常赉、博尔多、阿林、傅敏、遂和德这样的满洲人，年羹尧、沈竹、冯国相这样的汉军，也包括李登云、海保这样的包衣。后者因属保母一族，而与胤禛形成极密切的关系。[28] 这应该是胤禛即位后要对他们赏庸酬功、加以封赏的主要原因。
保母隶籍内务府，出身无不卑贱，一旦有宠于当朝，子孙随之发迹。前面提到的玄烨保母孙氏和她的夫家曹氏，莫不如此。再如海保，雍正初年不过一介笔帖式，不数年骤升至苏州织造。再看朴氏的夫家萨克达氏一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五载“各地方萨克达氏”：“（正黄旗）包衣伊拉达，辉发地方人，其五世孙永德，现任七品官。满泰，原任骁骑校。六世孙八十七，现任守备。”文中提到的伊拉达，即辉发萨克达氏始祖。前四世，一直没有功名，正是从朴氏的下一代即第五世起，才开始步入仕途的。
由此又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保母子弟如康熙时的孙家、曹家，雍正时的李家，都是显耀于当朝；但是也有一些保母子弟，在累积数代之功以后，才攀上仕途的峰巅：如萨氏第九世中祥，历任公中佐领、骁骑参领、热河总管、粤海关监督等要职，殁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福，历任员外郎兼公中佐领，郎中、张家口监督、江宁织造、骁骑参领、圆明园郎中，殁于咸丰十年；中祐，历任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福建泉州府知府。第十世诚明，历任员外郎、公中佐领、会计司郎中、银库郎中、骁骑参领、山海关监督、总管内务府大臣；诚基，公中佐领；诚英，历任护军参领、庆丰司员外郎、公中佐领，光绪十五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萨氏在第九、十两世颇为显达，尤其第十世，内务府总管就出了二个。下迄第十一、二两世，仍以出仕者为多。
其它优待条件。在《萨氏年谱》中，还载有两条特殊的优待条例：
其一，不选秀女。“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顾太监奉上谕：传内务府大臣噶鲁海拉孙，今选女子萨克达嫫嫫额娘一姓，族中女子等止选。”选秀女，是八旗的一项特殊制度，具体又分两种情况。其一，八旗满、蒙、汉军正身（自由民）女子，年满十三岁至十七岁者，每三年一次参见验选，选中者，入宫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验选前，不准私相聘嫁。其二，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亦选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可见，同样是选“秀女”，八旗女子和内务府女子选中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内务府女子被选入宫，多充当内廷杂役，满二十五岁才被遣派出宫。为皇室无偿服役十余年，按当时标准，出宫时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谈何容易？内务府女子不乐入选，乃人之常情。萨克达氏世代隶属内务府，说的简单点，也就是皇帝家奴，只是因为其家的媳妇朴氏充任皇帝保母，才被赐予全族女子免选秀女的优待条例，因此载入家谱，俾后世子孙代代铭记。
其二，抬旗。萨克达氏“原由盛京来时，系正黄旗内府满洲第三佐领下人，修谱时内府佐领系茂林承管[29]，因祖母前在朝有功抬入正黄旗满洲四甲第十六佐领下。”旗人隶属关系不同，由此形成身份地位的差异。“抬旗”指由内务府抬入八旗满洲，或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抬旗者或为勋旧，或为外戚。有清一代，此类抬旗不一而足，而像萨氏这样因祖母保育之功而由内务府抬入正黄旗满洲，确属旷世之典。朴氏两世保母，所哺又是二个幼年登基的皇帝，故所得封赠最隆，其他保母和亲族未必能享受如此厚遇。
挑选奶母，历朝有不同的规定。明朝选奶母之制，养于宫者曰坐季奶口，籍于官者谓点卯奶口，须有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形容端正，第三胎仅三个月者应选。产男用乳女者，产女用乳男者。乳母本终身不得出，至崇祯帝乃令皇子至七岁放出。清朝之制集中载在《总管内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三《挑选嫫嫫妈妈里》：凡挑选嫫嫫妈妈里，据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所传，即交各佐领、管领查选，将应选之人送与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挑取。雍正七年十月奉旨：阿哥公主等之嫫嫫妈妈里，著照雍和宫例，每月赏给银二两、白米二斛；看灯火妈妈里，赏给银一两、白米一斛半。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奉旨，嗣后挑选照看阿哥等妈妈，著在京居住东三省侍卫官员妻室内会清语者挑选。道光五年十二月奏准，吉林将军遵旨派员送到清语妇人三名，请交敬事房预备典礼等项差使。[30]
据此，清朝保母选自内务府下各佐领、管领；其待遇为每月银二两、白米二斛，明显高于看灯火妈妈里。福临保母清一色满洲人，对本族语言自然熟通，玄烨、胤禛的保母虽然多冠以汉姓，至少也是满洲化汉人（曹雪芹家就是例子），对满语满文并不生疏。但是到乾隆中期，为了让阿哥们从小熟通满语，只好从在京居住的东三省侍卫官员的妻室内挑选，说明具备这种语言能力的旗人妇女已大为减少。满族统治者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始终对汉文化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因此把提倡以“国语（满语）骑射”为核心的本族传统文化作为历代统治者恪守的一条原则。选用擅长满语、习于满俗的旗人妇女充任皇子、皇女的保母，与这一原则是合若符节的。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内务府只能派专人前往吉林挑选会满语的保母，又说明这方面的人物已是凤毛麟角。
不过，到了道、咸以降，清朝统治日益衰微，“祖宗家法”迅速隳坏，皇室保母的选用已不再限于内务府旗人。末代皇帝溥仪的保母王焦氏，是出身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的汉族贫民。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焦氏入醇亲王府给溥仪当保母，三年后随同入宫。溥仪曾深情地回忆说：“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31] 溥仪之所以对保母怀有深情，是因为从后者身上，得到了慈祥的抚爱、无微不至地关怀。在高墙禁锢的内廷中，充斥着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在刻板的训导背后，泯灭的往往是人的本性，唯有保母使年幼的他沐浴到世间的真情。
综上所述，帝王之家尊崇保母，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清朝诸帝尊崇保母，虽是因袭前朝，却也带有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从维护满洲传统文化的考虑出发，长期从内务府旗人中选用保母。历史上保母缘恩放恣、扰乱朝政之事，史不绝书。有清一代，却无此类现象发生，这与严禁太监干政之措施可谓相得益彰。满洲皇帝册封保母，经历顺、康、雍、乾四朝乃止，终使在中国历史上迁延千年之久的保母册封之制寿终正寝。。
附录：《雍正帝保母谢氏墓考察记》
2002年9月18日，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笔者与几位日本学者出北京城往南，前往雍正保母谢氏墓考察。墓在大兴县榆垡黄各庄村东，墓地南向，坟丘、神路、石桥、石五供已无存，仅留汉白玉华表、牌坊、墓碑。
墓碑螭首龟趺，碑石四边浮雕龙珠，是清雍正八年（1730）六月胤禛追封其保母谢氏为恭勤夫人的颂德碑。碑北立汉白玉华表（擎天柱）一对，光面六边形，顶为仰覆莲刻石，上有吼狮，下有覆莲石座，中嵌云版。
我们正在墓地徜徉间，一位面目黧黑的老汉踱过来。老汉很健谈，一问竟是谢氏的后代李广择。老人自述六十五岁，有事没事就在这片墓地上转悠。
老人的家史简单明了：“我家自雍正以后就在旗，是正黄旗，入民国又改民人（民籍）。据说那时候有很多地，都是跑马占圈圈来的，凡是拿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但是后来败落了。共产党土改时我家有五口人三十多亩地，又没雇工，够不上高成分，划了个中农。但因为是谢氏后代，‘文革’时又想给我父亲长一次成分，没有长成。”
有一种陈陈相因的说法，谓自康熙朝起，每有皇子、皇女出生，均在大兴、宛平两县选取民女为奶母。谢氏就是这样的一位民女。问题是，谢氏的封典，明确载在《八旗通志·列女传一》，而《八旗通志》是不可能收录民人事迹的。再者，李广择老人明言，祖上一直在旗；复印证前引《辉发萨克达氏家谱》，都说明谢氏的籍贯应为内务府旗籍。
八旗官兵圈占畿辅土地始于入关初的顺治年间，“跑马占圈”一说由此而生。雍正年间，畿辅旗地早已稳定，不可能再有圈地的事发生。老人所称祖上圈占大片土地云云，应是捕风捉影之谈。
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祖上打官司的故事：“大清朝后期，有个看坟的冒名谢氏之后，我太爷李朝俊为这进京打官司，跪铁索，走十二连桥（踩红烙铁）。衙门的大官问：‘你是不是主？’我太爷回答：‘我是主，他是奴。’这场官司本不难查，但如果查下去牵连太多，最后还是抹稀泥吧。反正有大清一天，让我太爷吃一天钱粮。至于冒名的那个人呢，该当官当官。后来我太爷一赌气，就葬在这块儿坟地上了，子午

中国历史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坟（南北向）。但是到国民党时，就不让我爷葬在这儿了。”
老人的这段故事，得自祖上传闻，虽然只是一些梗概，从中还是能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清代旗人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身份界限就是“主”与“奴”的划分，两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适用条文。但是到清朝末叶，政治腐败，秩序紊乱，富裕起来的旗奴或冒充家主夤缘做官，或欺蒙霸占家主财产，此类事例屡见不鲜。李广择的太爷状告坟丁未果，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如今的谢氏墓地早已衰败凋零，幸亏遇到李广择，给我们介绍了墓地当年的轮廓：“谢氏坟坐北朝南，前头摆放香案，上头是石五供。一边一个童男玉女，当然都是石头雕的。往前是两道宫门，第二道宫门两侧各有一个擎天柱；第一道宫门两侧有朝房。朝房前就是墓碑，雍正六年刻。碑前原来有一对石狮，被县文物局收走了。前头是石牌楼。牌楼往南下台阶，各有一排拴马桩。再往前是石桥，桥东有井。解放后，对谢氏坟一直没保护。‘文革’前修水利，把坟头给炸了。坟是找不到了，但周围墓墙基址还可以分辨出来。最可惜那个九龙香案，多好的物件！全给炸了。另外还有一个坟，一个棺材，说是谢氏大儿子的。里头二个罐儿，迁坟放进去的，应该是他的夫人。当时准备把牌楼也给炸掉，我叔叔跑到公社告，才算没炸。牌楼上一共是七个小牌楼，每个小楼上原来各有一条龙，我小时候就只有三条了。后来县文物局保留了一条，剩下的或者遗失或者被盗，反正是一条也没有了。你看这牌楼，花纹没有重样的。正面浮雕，有一个龙头凤尾象鼻蟒爪的怪兽。两边的浮雕上，也各有一个怪兽，谁也说不清是何物……”
石牌坊为四柱七楼，面宽九米、高五点五米，全部由汉白玉仿木构造。坊额正面是二龙戏珠的图案，背面是八宝及莲花图案，坊侧两端各雕有直毛披肩发的狮子，也就是老汉所说的“怪兽”。楼柱和正中花板上雕有祥云，充满佛教色彩。整个牌坊造型生动，精美绝伦，或出自大内匠役的手笔。
李老汉还告诉我们：坟地上的两根擎天柱（华表），跟天安门前的一模一样，早年被放倒了，前几天文物局修缮，刚用吊车立起来，但上头的莲花盘在前几年被偷了。
关于谢氏墓地的图纸，他叔叔在1947年时还到北京找过，据说在乾清宫。在那张纸上，这地方不叫“黄各庄”，而是叫“黄家庄”。二十多前，他亲自进城找到宽街的人大清史所，想问问坟图的事儿，都到了门口，又一想：你一个小小老百姓，谁接待你呀。就没进去……
昔日气势宏敞的的墓地，疏落地长着一些杨树，在秋风中絮絮低语，似乎在感慨世事的沧桑，只剩下石牌坊和两根擎天柱南北矗立，形影相吊。它们是一部物化的史书，讲述着雍正皇帝和他保母的故事……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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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奕赓《佳梦轩丛著·寄楮备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福格《听雨丛谈》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页。
[2] 引自电子版http://www.redrival.com/qingzhaoling/default.shtml《清昭陵·昭陵及其陪葬墓之三〈奶妈坟〉》。
[3] 《辉发萨克达氏家谱》，载《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3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4] 魏特《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290页。
[5] 《清圣祖实录》卷68，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第10页下11页上。
[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乳母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2页。记载有误，参见《弇山堂别集》卷72、74（四库全书本）；《明谥纪汇编》卷3、20（四库全书本）。
[7] 按《明谥纪汇编》卷3，“国朝谥例：帝用十七字，后用十三字，皇妃或六字或四字或二字，亲王一字，东宫、郡王及文武大臣，若保母与王妃之以节死者，皆两字”。可见，清朝与保母二字谥，也是遵从明制。
[8]《清圣祖实录》卷96，第16页下17页上；参见光绪二十四年隆钊修《辉发萨克达氏家谱》。
[9] 据徐广源《清东陵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朴氏墓在孝陵东马兰峪河东村东南处，遗址尚存。
[10]《清世祖实录》卷143。
[11]《清圣祖实录》卷292，第11页上下。谕祭文俱载《八旗通志》初集，卷23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75—5376页。又，佐圣夫人、佑圣夫人墓在清东陵的孝陵东侧，尚存。
[12] 《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76—5377页。
[13]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1，四库全书本。
[14] 玄烨避痘的确切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即喇嘛教福佑寺原址，该寺建于雍正元年，门外坊书“圣泽永垂，泽流九有”，正殿中奉康熙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东案陈设《圣祖御制文集》，西案设宝座，殿额题“慈容宛在”，皆雍正帝御书。即康熙帝少时保母护御之邸。内务府旗人英和《恩福堂笔记》中亦有记载。详见《北京市志稿·宗教志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册第232页。
[15] 瓜尔佳氏墓在孝陵马兰峪东河东村北，2004年3月笔者至该地考察，古墓尚存，墓前石祭台一座，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保圣夫人瓜尔佳氏碑》和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乳公图克善碑》各一通。清制，官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庶人止用圹铭（雍正《大清会典》卷101）；又规定：民公以下，庶民以上，葬，永不许造地室（同上）。瓜尔佳氏夫妇不仅墓前有龟趺螭首碑，原先还造有地室，说明给她的待遇确实很高。
[16] 萧奭《永宪录》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0页
[17]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18] 《八旗通志》初集，卷239载雍正元年《顺善夫人王氏碑文》、《恭勤夫人谢氏碑文》。
[19] 墓在今北京市大兴县榆垡黄各庄村东。2002年9月18日，笔者与细谷良夫教授、加藤直人教授、中见立夫教授一同前往考察。墓地南向，坟丘、神路、石桥、石五供已无存，仅留汉白玉华表、牌坊、墓碑。《八旗通志》称此碑立于雍正元年，但诰封碑的时间却明明写着雍正八年六月。前者或是诰封的时间，后者是墓成立碑的时间。巧的是，我们还遇到谢氏的后人李广择老人。
[20] 奕赓《佳梦轩丛著·寄楮备谈》，第129页。
[21] 《乳母董氏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碑原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八间房村，今去向不明。
[22]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第1998年版，第983页。
[23] 八旗二品官俸禄，岁给俸银155两，俸米77石5斗；四品官俸禄，岁给俸银105两，俸米52石5斗。见《八旗通志》初集，卷45，第861页。
[24] 《清世祖实录》卷85，第5页下。参见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乳公二等阿达哈哈番谥恭襄哈喇碑文》，载晏子有《清东西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再版，第452页。
[25]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乳公二等阿达哈哈番谥良禧满笃理碑文》，载晏子有《清东西陵》，第453页。
[26]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83页。
[27] 笔者考察谢氏墓时见其后人姓李名广择，可以为证。
[28] 载日本《社会文化史学》第42号，2001年9月。
[29] 检《八旗通志》二集卷5《正黄旗包衣佐领管领》，满洲佐领无茂林一名，姑且存疑。
[30]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26年印本，第46页下47页上。
[31]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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