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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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实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处在弱势和依附地位。太平天国率先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并实施了一系列革命创举，其思想的进步不言而喻。但是，这些革命创举的实施，是和其主要领导人洪秀全的思想变化，以及太平天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需求分不开的，因此，在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和社会实践并不相同。
洪秀全最初提出男女平等思想，是受基督教读物《劝世良言》的启发。19世纪中期，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社会受到激烈的震荡，封建秩序出现了裂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逐渐产生叛逆心理。落第秀才洪秀全的反抗情绪尤为激烈。此时，一本基督教传教士以拙劣文体编写出来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成为他喜欢的阅读对象。它宣扬只有上帝是唯一真神，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从而为洪秀全提供了灵感。洪秀全把它和中国农民渴望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朴素的反封建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创造出了一个革命上帝。可以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虽然包含有浓重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它更为要的是表达了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强烈要求，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朴素思想。因此，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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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是姊妹之群。”[1]这就肯定了男女之间平等的地位，第一次从政治上给了中国妇女与男子同样的人格和权益。同时，它给了人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来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起反抗。因为，如果说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为人所崇拜的偶像都是妖魔，那么，压迫农民的封建皇帝、官吏豪绅以及神佛偶像等一切权威无疑就是妖魔，所以农民兄弟姊妹理所当然要站在上帝一边和那些妖魔宣战。既然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那么，农民，当然也包括妇女，当然也可以为自己被剥夺了的权利而斗争。显然，洪秀全早年提出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建立在上帝的子女生来平等的教义基础上的。其目的，是为了迎合下层农民的需求，为太平天国起义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建立，也化为太平天国将士起义的巨大动力。
首先，太平天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女子军队。这是中国历史上妇女首次在军事上与男女平权，同时也是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重要表现。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参加团营的除青壮年男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许多拜上帝教徒是母子、兄弟姊妹、夫妻一起参加起义。太平天国将青壮年妇女编成女营，即太平天国女军。女军的各级将领均由妇女担任，每军二千五百人。女营的妇女直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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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众多的女兵中涌现出如洪宣娇、苏三娘等一些著名女将领。太平女军随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壮大，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女军已发展到前、后、左、右、中四十余军，约十四万人。女军为太平天国军事的顺利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成为太平天国妇女在其它领域取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现实依据。
太平天国女军的成立，一方面是加强军队战斗纪律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现实需要，另外，也有现实的可行性。参加金田起义的妇女及后来加入起义军的湖南、湖北妇女几乎都是客家人，还有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由于这些妇女不象汉族妇女，受封建传统道德束缚较少，她们不缠足。这些贫苦妇女平时就是家中的主要劳动成员，同男子一样在田间劳作，身体健壮结实。时人记载，天国妇女“间尝出战，红峭抹额，著芒鞋，颇娇健”，“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2]。这是女军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战时的军事体制模式，也延伸到太平天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上，例如曾经一度实行的军事与行政一体制度。军帅到两司马等官员战时领军打仗，无战事则作为地方的行政官员督农，负责分配，负责对管辖的百姓进行教育。由此，女军将领就可以用军官兼行政官员的身份，参加太平天国的政治、文教和社会管理。妇女享有的这些权利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别是天京奠定后，各王府内皆用女官，让她们参与太平天国的建设和管理。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太平天国在癸酉三年(1853年)曾在东王杨秀清主持下，在男科之前，举行过一次女试，取傅善祥三人为鼎甲，选入各王府任女掌簿之职。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女科未能续开，但太平天国鼓励女子读书，并规定《幼童诗》为男女学童的课本，也能间接说明太平天国不歧视女子教育。
其次，太平天国赋予了妇女经济上同男子一样的义务和权利。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军中设有圣库，即圣库制。圣库制规定，金银财物一概不许私藏，一律缴归圣库，全军衣食均由圣库开支，男营和女营一样对待。这种军中的共产主义制度太平军一直奉行不曾改变。显而易见，太平军初期的分配制度中，妇女所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同男子是一样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革命的基本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这一革命纲领中，太平天国将妇女的经济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赋予了妇女在经济上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这使妇女有了保障其社会地位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进而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从而可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目的，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愿望，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另外一个体现了从身体上、人格上解放妇女的伟大创举是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天朝天亩制度》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压迫妇女的封建买卖婚姻制度。除此之外,在其他法令告示中，禁娼妓，禁纳妾，提倡一夫一妻制。太平天国认为娼妓、纳妾是“污俗”,它的告示上说“娼妓最宜禁绝也……一夫一妇理所宜。”[3]买卖婚姻，本身就以物质弱化了妇女的独立地位和人格。这种婚姻一旦成立，妇女的一生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丈夫手里永远不能改变。因为在男子眼中，她是用金钱买来的随身物品，可以自由处置。妇女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买卖婚姻必然借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这就使婚姻丧失了情感基础,造成了许多人的婚姻悲剧，而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太平天国废除买卖婚姻，禁止娼妓，否定纳妾、一夫多妻恶俗，主张一夫一妻制，同样是“男女并重”尊重妇女的反映。
对于生活在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曾经参与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呤唎在他的回忆中是是这样说的:“太平天国的妇女可以自由交际，她们的地位被大大提高，这是标志太平天国超越清政府的无数革新措施之一。”“太平天国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已经由亚洲国家所处的卑贱的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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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国革除了两千年来妇女所受到的被愚昧和被玩弄的待遇，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进步性。”[4]显然，在呤唎看来，太平天国妇女的状况，已经达到了文明国家的先进水准。但是，这个乐观的判断多少夸大了太平天国妇女的历史境遇。或者说，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例如，太平天国将青壮年妇女编成女营，让妇女直接参加战斗，勇猛冲杀，虽然名义上是在军事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它并不符合妇女解放的原有意义。现代女性主义早已经指出，妇女解放，应该是让女性成为自然和具有完整女性特征的人，而不是以男女平等的名义将其“雄化”。而太平天国的女营，实际上让妇女都变成了“雄化”的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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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从而丧失了其女性特征。至于《天朝田亩制度》赋予的妇女在政治、经济、婚姻和教育上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虽然在文件上非常完美，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贯彻。特别是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而此时太平天国政权的领导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却存在着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继续大唱男女平等的颂歌，另一方面并未彻底摒弃封建的三纲五常。洪秀全在其公开发表的《幼学诗》中公然宣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并颁布《天命昭旨书》，大树男子威权，限制妇女言行自由，并告诫文武大臣:“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用这种方式将男女分离，并将王宫妇女禁锢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改变了革命初期妇女所享有的较高地位。洪秀全对待妇女态度的变化，导致了妇女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太平天国的妇女被分化为三个阶层，即江南妇女阶层、广西客家妇女阶层、王公贵妇阶层，其中江南妇女阶层处境最艰。太平天国的当权者要求江南妇女都放开常年缠裹的小脚,不许着裙,这本是无可指责甚至值得称赞的事情,只是手段欠妥。因为在当时，大多数妇女要在顷刻间丢掉“三寸金莲”，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会极不适应。而太平天国则采取了强制的手段，即“令女馆妇女悉去脚缠，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则打，重则斩脚”[5]。这一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妇女，改变这种畸形的审美观，主要是为了让江南广大妇女像广西“大脚婆”一样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劳动。据《金陵杂记》介绍：“江浙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签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夏秋间又令妇女出城挑挖壕沟，随后又准令出城拾柴，冬初又准其抬同馆死尸出城埋葬”[6]。以上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太平天国中江南妇女的生产、生活情况，虽然妇女的解放必须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经济独立来实现，但太平天国不顾当时妇女自身条件，强迫她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对广大江南妇女的摧残，以致于这些妇女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不得不逃跑或自杀，很多脆弱的女子走上绝路。据《金陵杂记》的作者估计，到1856年仲夏，生活在天京女馆中的妇女约死亡1万余人，大约占妇女人数的1/10左右。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由于领导者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日益封建化，导致了太平天国妇女地位的下降，她们逐渐退出了政治、军事舞台，社会作用日益减弱，甚至一小部分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有一些质丽娇美的女子被选入王府，侍奉各王，成为男人的附庸。如天王府中的宫女、王娘、嫔妃，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面部表情都规定得很严格，丝毫不得违反，否则将受到残酷的惩罚。而各王府尽以天王府为榜样，使入宫的妇女过着禁闭的生活，成为新王朝的祭品。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历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它反对传统的妇女观和传统的妇女政策，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是其反封建的重要内容及时代创新。可以说，太平天国开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但是，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太平天国在妇女观念和政策方面往往既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又保留了相当多的男性特权。表现在具体的实践上，则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彻底性。研究者只有就太平天国妇女活动的历史背景、妇女政策以及社会实践进行考察，探寻其运行的内在脉络与现实逻辑，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价太平天国对妇女解放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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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23页。
[2]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4页。
[3]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5页。
[4]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5、186页。
[5]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第233页。
[6]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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