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清末中国报刊对“黄祸”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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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中国报刊对“黄祸”论的反应

“黄祸”论源出于欧洲人对古代亚洲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19世纪中叶，俄国殖民主义者在征服和侵略亚洲各国时，大肆宣传“东方的威胁”，紧接着美国出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排斥华工的浪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掩饰他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瓜分争夺的企图，证明其侵略扩张的“必要”，再次把“黄祸”论推向高潮。对此，除孙中山先生作出了系统的回击之外，部分中国报刊也有所反应。
一
对于喧嚷一时的“黄祸”论，中国人并非麻木不仁，毫无觉察和反应。检索清末十余年的报刊，可知从1898年的《昌言报》开始，此后陆续有《清议报》、《新民丛报》、《外交报》、《中外日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曾经刊出有关“黄祸”的文章约有50篇，其中译载英美报纸文章约17篇，译载日本报纸文章约15篇（中国人所译日文文章的又是日本译出的英文文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约有15篇（不包括孙中山的有关文章和谈话），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视的。
由张元济编，严复、蔡元培、马裕藻等人担任“译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交报》，共刊载英报文章14篇，美报文章1篇，此外，《清议报》、《警钟日报》各译载英报文章1篇。其中值得一读的是译载英国报纸的文章《白祸论》。文章指出：“黄祸之说，创自白人”，但真实情况完全相反，“自欧人东渐，势力日盛以来，世之所谓白祸者，年甚一年，直至今日”。作者列举从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亚洲各地的种种殖民侵略行动，论证“若言白祸，则诚有之”，而所谓“黄祸”，“实谰言也”。文章指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反抗列强，但目标只是要求收回被白人侵夺的土地和主权，“复其固有”而已，并称“华人性质，以太平无事为福，高掌远跖，可决其无此思想”，故“白祸去，黄祸亦消归于无有”。[1]译文未载原作者姓名，无从知道作者的详细情况，但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中，不附和舆论主流，敢于说“公道话”者也不乏其人。而中国舆论界借英国人的“另类”文章来反守为攻，亦不失为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俄、法、德三国尖锐对立，因此当时的英报文章多次揭露俄、法、德宣传“黄祸”论的用心，称“俄国及依附于俄国之诸国，见日本势力坚强，出其意外，遂愈以急激之调，唱黄祸之声，此声恶声也”。[2]他们指出：“欧洲大陆各国倡言黄祸，无非徇一己之私”，尤其是俄国，一面“蚕食中国北境”，“兼并中土”，一面以“黄祸”论“欺欧洲诸人，以遂其抚有中土之政策”，“其祸之尤甚于黄祸”。[3]有的文章甚至说：“俄国跨有东亚，故亦谓为黄种”，“俄人实为亚人，非黄种而何耶”？俄国不仅“为暴欧洲”，还“将钳束中国，而制其死命，岂非黄祸也哉？是则最烈之黄祸，实惟此为甚也”。[4]干脆把俄国称为“黄祸”。
英国报纸在日俄战争期间一反其同类皮尔逊、里亚尔、克劳赛和陆军元帅伏尔赛利的“黄祸”之法，宣称来自日本和中国的“黄祸”，是“假设”的“悬揣之词”，至少“非今日之事，乃数百年以后之事也”。虽然作者预见“白人贸易远东所得利益，必有为黄人全夺之一日”，或者担忧在20世纪“欧人断不能如昔日之操纵自如，得以远驭于亚洲各国”，但相信“黄祸云者，非进攻欧洲之谓，乃使欧人不能管辖亚洲之谓也”，“黄人往攻白种之事，未必果有”。[5]英报文章之如是说，乃是为了阻止俄、法、德等国利用“黄祸”论离间英日同盟，并且把迫在眉睫的英国与俄国在中国争夺利益的矛盾放在首位。他们的所谓目前不存在“黄祸”，也仅指军事方面而言，在政治上、经济贸易上仍然忧心忡忡。
英报文章在把矛头对准俄国时，大力美化日本和他们自己。有的文章说：日本在中国东北对俄作战，“实非志在拓土，惟望中国之日臻富强而已”，“日本所求，惟辅助中国维新及开辟其矿产、增厚其防兵而已”，亦不忘表白“我英非有意侵占中土，所期者惟中国能自强自保，及英人在华贸易，得享自由权利耳”。[5]极力否认日本和英国的侵华野心。有的文章强调日本之所以强盛，原因就在日本已“脱亚入欧”，“彼日本者，非藉其黄种之能力以胜敌也，乃由取法白种，经营实业，而后有以致此耳”。[6]如此抬举日本，不仅意在说明日本不会为祸，而且要让日本与亚洲各国彻底分道扬镳，甘当英国在亚洲的鹰犬。
与此同时，英报文章极力蔑视和丑化中国。其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现实政治状况，中国“无完全无缺乏中央政府，各省规制互异，不相联属”，而且“时至今日，失权甚矣”，统治阶级“守旧性成……坚不可破”，“又安望其再有维新之举耶”。此类判断基于文章作者们对清王朝的认识，指出中国在这样一个腐败无能、受制于人而不思振奋改革的王朝统治之下，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这种观点虽含有轻视但还不能说是污蔑。但此类文章还有第二个层次，即涉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胡说“华人无学而性质又劣”，“无爱国之忱”，“性耽逸乐，能愿长处升平”，“天性懦弱，不可救药”等等，所以“不能为祸于列强”。他们还认为“华人信服日人，举国若一”，也希望中国“事事效法”日本[7]，即要中国臣服于追随英国的日本，如果中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若竞为（日本）所侵凌，则中国之事为有道德之人（仍指日本）所主持，犹胜于为行专制之人所主持也”，即宁愿中国受制于日本，不愿中国受制于俄国。
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英报文章深以赫德的观点为然，即认为潜在的“黄祸”来自中国而非日本，因为中国“有仇视西方之心，固各国所共知”，而日本从制度到精神全然效法西方，故“两国必无联盟之理”。[4]即预计中国不会走上日本式的西化之路。加上“中国矿产，且较美国为多，丰饶之处，世罕其匹。其人民长于制造，性质勤敏，亦非他国所及”，“至其勇于战斗之心，则与他人无异”。还说中国人“好拓疆域之思想，亦与俄人相类”。作者因此赞同赫德“他日中国能为天下患”的“预言”[5]。至于美报文章，此时仍然主要根据人口和移民的问题，称“黄祸属于华人”，因为“日本国小，不足置虚”，而“中国民数之多，财源之富，苟行殖民政策，较之日本不更为可虑耶”？[8]可知在20世纪初年，不仅俄、法、德三国报纸，还有英、美两国的报纸，都在宣传旨在排斥和压制中国人的“黄祸”论。
二
《清议报》、《外交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江苏》杂志等，共译载日本报纸文章约15篇，日本文章对称自己为“黄祸”或视“黄祸”包括日本的观点，千方百计地“辩其诬妄”，并进而把俄国和中国说成祸源。
大隈重信的文章以古喻今，说明“黄祸”不是出自日本人和中国人，而是起源于“亚细亚北方至其东方蛮族”，如匈奴、突厥、女真、鞑靼等类，“亘古以来，被其祸者不独欧洲诸国，即如中国如日本，亦俱被其祸”，文章指出俄国不过借言“黄祸”“以图夺欧洲人与日本之同情”。接着笔锋一转，称“俄国亦曾为蒙古所征服，受约束者二百余年”，“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安知非方今俄人所以侵略四邻、贪婪无餍哉？由此观之，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本源，有何不可”？[9]大隈重信位高权重，他的观点为众多日文文章遵循和发挥。
日本文章出于分化欧美，争取同情的目的，对其他西方国家也在喧嚷“黄祸”的实情，以及美日矛盾逐渐凸显的形势，佯装不见，先把矛头集中于俄国。他们称俄国编造“黄祸”论，目的是“欲使各国之愤我嫉我，使我国困于孤立”，指出“黄祸”其实是“俄祸”，因为“俄国遂行其侵略主义”，“彼之所为，实专为反对文明道德之主义，于公法固不相容，即列国之利益亦有妨害”。同时美化自己，文章说：“日本之所以战者，为保己国之安全，东亚永久之平和，世界将来之利益”，并宣称“日本之胜，亦文明、平和、进步国民、公同主义之胜利，世界列国之利益也”，而且“即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之胜利”。[10]把自己说成正义的卫护者，并极力取得英美的好感。
日文文章不仅附和英报文章和大隈重信的说法，称俄国人为“亚种”，或视其同于古代亚洲北部和东北部的“蛮族”。有的进而重新划分人种。如有文章称世界人种“大别”为白色、黄色和黑色，而“白色人种有二：一曰红白种，英俄德法美诸国人属之；二曰黄白种，中国、日本、朝鲜、匈牙利、土耳其诸国属之”。并说“世界中体力最强、能耐寒热与艰苦，无出于黄白种之右者”，“黄白种不止其数与体力凌驾红白种，其脑力亦可与彼相抗”。[11]这显然是为了乞灵于种族优越论而不惧标新立异，重新界定人种之别。
有的文章则表示“人种之争可不深究”，而关键在“文明与非文明”。作者力斥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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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专制”，而标榜日本“文明”、“立宪”和“进步”，故称日本战胜俄国就是文明战胜野蛮。文章进而强调：“文明者，决非欧西诸国之私物，以黄人中文明思想之国，与白人中文明思想最低之国，而比较高下，其结果亦可知矣。”[12]他们又用“优胜劣败”的观点来证明“黄祸”说的不合学理，称中世纪蒙古人能够征服东欧，是斯拉夫人智力、学问及军事武力均不及蒙古人之故；20世纪初年，日本将战胜俄国，亦由于日本的“组织、知识进步，德义也同时进步”，“日本人之智力更远胜俄国”。[13]总之，日本为了论证俄国是祸源，并且美化自己，不仅对日俄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完全作了只利于自己的辩解，而且用历史与现实，人种与文明，以及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等多种理据，证明“黄祸”与自己无关。
在此同时，有的日本文章却指中国人为祸，作者借英国人之口说：“若乃中国人之所为，则非吾人之所敢保证，彼殆无劳誉功名之见，惟求免其责任、充其情欲已耳”，称中国能否“持正当之见解，慎（日本）战胜之效果而不滥用之，殆无人敢为之保证”。[15]这是警告中国人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要接受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安排处置，否则中国就会被视为“祸源”。
有的日本文章公然污蔑中国人“侵略世界”，丑化中国人“如鼠族一般”，“为世界最易繁殖之人种”，而且胡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为“一杀人如草流血如河之历史”，中国领土为充斥“苛政、恶习、洪水、疫疾、参差不齐之国土”，所以中国人一直往国外跑，他们在“无国家之依赖，无军舰之保护”的条件下，“出海外者常五百万人，每年能获一亿万元回本国”，“吸收世界之富”。又说：“国愈富而人口愈益”，所以“中国人之侵略，决无已时”。文章认为日本对此不能“安坐沉默，以保东洋平和之虚文……以养百千年之深忧大患”，而应该与中国相“争”，并强调“今日之必争者，理也，势也，人种的也，国民的也，国家的也。至争根深诘，则生死的也”。[16]以人口为由，鼓吹日本对中国进行压制、干涉及至侵略的必然合理性。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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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本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不应使中国“开放”，因为“开放”“不惟不能速其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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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彼有生机”。理由之一是：“开放其国，是牖其智而觉其梦也，以敏明勤练之支那人，使之从事于工业，则其横行于天下，谁能抗之？”理由之二是：“以言劳力之多寡，则支那人为其最；以言工价之高低，则支那人居其廉。”故“支那开放劳力输出之时，即世界白人劳力者危急存亡之秋也”。作者提出对于中国人最好是“无惊其恶梦，徐起而制其毙，庶几无死灰复燃之虑也”[17]。文章显然是模仿拿破仑勿惊醒中国睡狮之说，但用心更险恶，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在睡梦中由日本和列强来制其死命，以永绝“黄祸”。
日本人为避免被视为“黄祸”，还寻出各种理由，表示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划清界线。有的文章援引法国人盎列哥尔齐的观点，说：“中日两国，实为亚细亚国民之二大宗，然不独人种之异，即历史所传之立国基础亦全相反”，从而得出“两国决非亲近之同种”的结论。作者强调日本通过维新改革，“得伍于列邦，与最强大国联盟者，皆此世运之所赐”，故不能违背“世运”，对中国这个“老大之国，而漫然引同种同文为口实，使列国疑中日间有特别之关系，不免包藏祸心，将渐新旧习之欧美人再生黄祸之惧，而英人中持异种异教之说以反对英日同盟者，且将以此借口也”。[18]可见日本舆论时而笼络中国人而大谈“同文同种”，“共同提携”，但转眼间为了结欢欧美并欺凌中国，又可称两国“非同文同种”，而且怎么说都振振有词，实则一切都是为了损中国而利自己。
上述30余篇翻译文章，并不能反应西方和日本对“黄祸”论的全部观点和态度。当时俄、法、德三国与英日同盟对立，前者叫嚷“黄祸”最多最凶，英美两国也有类似说法，不过英国此时为了拉拢日本对付俄、德两国，报刊上颇多为日本开脱的文章。而中国报刊只从英、美、日本国的文章中选择译载，而且所选者多为揭露俄国的侵略野心，美化英国和日本的言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斗争策略，即借外国人之口表达只有“俄祸”（附带表示也有“白祸”），而不存在“黄祸”，尤其中国不会为祸的观点，但这种处理方法也使后人感到，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喧嚣一时的“黄祸”论未必全然了解，尤其是对俄、法、德三国的舆论，可能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完全没有涉及。
而且对上述30余篇译文，只有2篇加上了“附识”和“按语”。其一是《清议报》在《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文末“附识”曰：“吾人有此绝大招忌之物，惹外人之凶暴压力。今地球各国，孰不欲芟灭吾人而甘心哉？吾人今日苟不思振奋自保，必无噍类矣，可不寒心。”“附识”对中国深受列强欺压的境遇及险恶前景，表示了极大忧虑，但面对文章中诬蔑丑化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谬论，毫无驳斥，尤其是附和了中国人口众多才“招忌”、“惹外人之凶暴压力”的观点，显然更是错误。其二是《外交报》在《非同文同种》之后加了“按语”，说日本在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倡同文同种之说，以潜布势力于我国”，而在与英国订立同盟之后，“又有恐以此招欧人之忌，而著论非之者。前后两说皆非实意，不过外交家之作用耳”。“按语”仅仅揭露了日本舆论反复无常的特征及其利己动机，却未能揭穿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深藏祸心。所有译文应说是客观而有选择的产物，但由于对英国和日本的种种自我美化没有批驳，难免使读者误以为英国与喧嚷“黄祸”论无关，被日本把自己在东亚的侵略扩张与争霸说成维护和平与正义的诡辩所迷惑。而且上述文章有的为说明中国不足为祸而对中国极尽轻蔑和鄙视，有的为说明中国可能为祸而对中国加以丑化、歪曲，译者和报刊对此缺乏适当的反应，近乎成了对种种谬说的默认。
三
中国人自撰的约15篇文章，以刊于《中外日报》的6篇为最多，《外交报》4篇次之，《清议报》、《东方杂志》各2篇，《河南》杂志1篇。这些文章分别表达了如下几点思想内容。
一是从正面回答中国不是“黄祸”，这主要体现在2篇短文中。其一为旅居美国的张又棠发表在北美报纸上的文章。该文指出：“黄祸”由华人而起之说始于义和团事件，当时中国人认为“瓜分之时已至”，因而奋起“自保疆宇”，其所作为“乃力拒人之害己，而非欲侵占他人者也”，故能使一切“安分华人亦与之表同情焉”。敢于肯定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接着作者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素主平和，其或出于战争，则迫于不得己耳。盖夙尚商业农业之人，焉能舍其筹算，弃其耒锄，从事疆场，以占人土，而为人之患哉？”故“华人侵犯欧美之事，有所必无”。“黄祸之事，自必乌有”。[19]文章不长，但能冷静说理，尤其是联系考虑了华人主要的生活特征和民族性格。其二为驻英公使汪大燮同英国记者的谈话。汪大燮认为：“华人心气和易，殊无所贪，且中国富于矿产，宜于农牧，谋生之道，无待外求。”而且表示清政府与各国交往，“自当遵约而行”，“与英美日之邦交，自必益厚”，如此“焉得而成黄祸耶”？[20]答词虽然显得底气不足，但也符合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特殊身份。
二是反守为攻，阐述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进而揭露白人种族主义的危害。如《论中国人种有功于地球》一文，从中国人“开辟地球之草昧”、“转输地球之商务”等等活动，证明“地球之文明生产，支那人亦颇有功焉”。但是“列国以限制支那人为第一大问题，以分割支那为第一大政策”，尤其是西方列强“曰地球上之土皆宜为白人之私产，地球上之人皆宜为白人之服役”[21]，以世界主人自居，不容其他人种尤其是中国人自存自主。有的文章强调，“考诸往事，白人之为祸世界，亦甚亟矣”，逐一列举俄国、法国、德国在全球各地“鲸吞蚕食而欲得人地”的事实，并指出他们借“黄祸”之说“煽惑列邦”，“于中取利”，以图实现其“钳制亚洲人民”并“辖治其土地”的目的。[19]他们已经清醒地看到，欧美列强“非将亚洲之地尽取而为己有，不足以快其吞并之心；非令亚洲之人尽服从于欧美，不复有反侧之思，不足以遂其兼罗并包之念”，于是一面制造“黄祸”之说，一面离间破坏亚洲各国人民的关系和感情，足见“竞争之念，既以愈逼而愈狠；排挤之术，即因愈用而精”，“必使亚洲黄人不得复见天日而后快”。[22]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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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形势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三是指出“黄祸”论对中国有巨大损害，但中国人对此认识不足，更未振作行动，以反弱为强。《论黄祸专指中国》一文的作者指出：“黄祸之说，则已于吾人有切肤之灾矣”，因为日本无论“以幅员论”还是“以人口论”，均不会使欧美各国感到它“能使地球遍受其害”，而“中国之版图与民数，皆十倍于日本”，列强视中国“有大可为之资”，因而对付中国“乘机惟恐不先，举事惟恐不密，压迫惟恐不周，殄灭惟恐不尽”。然而中国却“至愚极庸”，“方以酣嬉淋漓，因循却顾者应之”，结果将“万无一幸矣”。[23]《辩黄祸之说》一文也认为“黄祸”论“盖特为中国发耳”。因为欧美各国以为中国受日俄战争之刺激，从而“规画于国门之内，举所以腐烂之原而痛除之，举麻木不仁之疾而大灸之”，“为正本清源之治”，“耽耽然崛起于东方”。然而事实上中国“仍寂然不动。政府之安闲也如此，官吏之营私也如故，人民之酣睡也如故，不肖之卖国也如故……终无梦醒之一日矣”。[24]还有《读西人黄祸说感言》一文，也是感叹“吾族则酣歌于漏舟之中，鼾息于岩墙之下，一听人之仇＠①我、鱼肉我，茫然曾不思所以御之”。作者着重指出，被英国某些文章视为“非黄祸”的日本，“虑他人之竞着先鞭，乃奋起疾驱，莫肯让人”，“去自岁（1907年）以来，乃尽弃其同种同文、唇齿辅车之旧说，专力与我为难，谋殖其势力于大陆”。中国被诬为“黄祸”，实则“大势之危，其尚能有豸乎”？[25]这类文章对“黄祸”论并未多加批驳，重点放在批评当时政府和国人缺乏应对之策，没有采取有效的改革行动。
四是从历史和未来论证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优势”。《历史上黄白二种之竞争》一文，从被中原王朝打败的大月氏能打败大夏，匈奴能“破峨特，入罗马”，突厥“屡破东罗马”，“雄视欧亚”，还有蒙古“并俄罗斯，扰波兰、匈牙利，败德意志”等等，证明“黄人之天然武力，实胜于白人”。[26]《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则以为中国人具有“富于自治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四个有利条件，预言中国人“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国人之手”，进而说“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27]这类文章对于处在困境中，并且多少有些丧失自尊自信的人，未尝不是一种精神鼓舞，但丝毫没有涉及如何改变中国落后危急的现状，如何回应“黄祸”论的问题，而且难免有片面选取某些历史事件以自豪，故作大言以自壮之嫌。
通观当时中国人自撰的有关文章，不难发现其中的不足与失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上述作者未能像同时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那样，认识到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时代，而“黄祸”论幽灵的再现，乃是帝国主义为转移各自国内人民的斗争目标，协调列强之间的矛盾，加紧征服和瓜分中国而捏造出来的“恶魔”。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们对某些国家持有幻想。他们在揭露叫嚷“黄祸”论者，分析其用心，批驳其“伪言”时，也只把矛头集中于俄国，对德国、法国已很少提及，于英、美两国更完全予以回避，甚至说“英美二国之不以黄祸之说为然”，这显然不合事实。同样，在反守为攻，批判“白祸”的时候，多是统言“白人”、“白种”，具体谈到国家名字时，也只限于俄、法，对德国也是轻描淡写，而对英美的自我美化不仅未加揭穿，反而吹捧说“英美之于亚洲，如此措施，华人亦断无仇视之心，尚何有侵犯之念耶？且英美之于其属境（指其殖民地），所在许人自由，故土人莫不感服”。[19]对此恐怕不能过高估计当时作者们的智慧，以为这是在使用策略，分化列强而尽量少树敌。而是他们对英美的“文明发达”怀有敬畏，抱有幻想，所以上述十几篇文章都没有使用当时已为中国革命人士所熟悉的“帝国主义”一语。
其次，同样是由于没有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再加上夹杂着以人种划线的消极影响，使得他们对日俄战争的理解，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前途的认识，均体现出种种偏差失误。比如他们说“日本之胜”，“此中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因为“自亚欧人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牢不可破”，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打破了这种“天实为之”的宿命论，[28]故以为“日胜俄败，正天下太平之福”。[29]这些言论表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确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得力于日本甚大”。[20]他们虽然未像英报文章那样吹嘘日本“人种进化之速率”，战争中“用兵之神妙，应敌之有方”，但对日本确实敬佩有加，故极力恭维大隈重信论“黄祸”的文章“用意之深远，措辞之巧妙，可以推广于无穷”，“真大政治家之绪论也”。甚至说“今日本之攻俄，固已无负保全中国土地之义务矣”。[30]由于他们对日本不乏“感激”之情，所以对日本报刊上侮辱中国人，甚至诬指中国为祸的种种谬论，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对日本侵略干涉中国的行动也未加谴责。
再次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正围绕着救国是需要“革命”还是需要“立宪”展开争论，恰恰《清议报》、《外交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在内政问题上都持温和的改良立场，故论及中国的前途或世界和平的希望时，都不忘大谈“立宪”的优越。如认为日本战胜俄国，说明“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28]。故中国只要“开国会以通舆论”，“改专制为立宪”，就能“纠内力以当外侮”。[31]甚至以为在立宪之国，国家有危难时“国民必思自救之法”，而政府“欲博开疆拓土之荣”时，“则必有人阻之”。如此一来，“中国既兴，则瓜分之说息，而天下之兵可以不用矣”；“俄国宪政若成”，其国民必能阻止政府对外扩张。总之，“天下之祸，莫祸于战”，而“立宪”可以强国，可以“弭战”，[29]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和道路？这显然只是悬想甚至欺人之谈。因为中国通过立宪能否强大，俄国通过立宪能否变得不好侵略，皆属未知数，再说美、法早是“民主立宪”国，英、日是“君言立宪”国，不是正在世界各处为祸？
此外，上述文章对“黄祸”论的其他“理据”，诸如中国人口众多，会向各处移民扩张；中国工人会夺去白种工人的饭碗，中国工业化会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中国人习惯于“排外”，“不开放”，“难以和他人共处”；尤其是对于丑化中国历史，贬低中华民族文化的种种谰言，或因了解不多，或因自己“底气”不足，都没有予以批驳。
然而上述作者却自以为高明，认为他们对“黄祸”论的回应已经足够，分寸更拿捏得当，因此劝告别人“毋徒辩黄祸之无征，为他人窃笑，以自速其亡可也”。[24]有的甚至讥笑“自鸣为先识忧国之俦者”（似指当时的革命派人士），说他们“怒气交愤，外强中干，叫号跳踉，如飘风疾雨之不可终日，于是曾靡所裨益，徒使彼主张黄祸者，愈得执为口实”。[25]好象受害者根据事理详加批驳会使“黄祸”论火上加油，反之只有多多含垢忍辱才能使“黄祸”论平息，但这恐怕又是一厢情愿。
鲁迅先生当时曾批评在“黄祸”论面前中国人的三种表现，前两者分别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人云亦云，不恃自见”。后者则是极少数的梦中狂人，“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32]上述文章的作者们当然不是第三种人，但不难发现他们也受到了前两种人的一些影响。
清末民初对“黄祸”论作坚定、科学、全面回应的人，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笔者已撰有《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一文，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此处不再赘述。
（文章来源：《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04期）
[1]　论白祸[N]．外交报，1905,(122)．
[2]　论黄祸[N]．外交报，1904,(83)．
[3]　论黄祸[N]．外交报，1904,(72)．
[4]　论黄祸[N]．外交报，1905,(103)．
[5]　论黄祸[N]．外交报，1904,(83)．
[6]　论黄祸[N]．外交报，1904,(80)．
[7]　论东方之害[N]．外交报，1905,(117)．
[8]　论黄祸之属于华人[N]．外交报，1908,(200)．
[9]　大隈重信．日俄战纪·黄祸[N]．中外日报，1904-05-13．
[10]　论日俄战争之真相[N]．外交报，1904,(87)．
[11]　石川半山．论种界之竞争[N]．清议报1900-05-21．
[12]　论黄祸[N]．外交报，1904,(90)．
[13]　论黄祸之说不合于学理[N]．警钟日报，1904-07-23至24．
[14]　论日英同盟与黄祸之说[N]．外交报，1905,(126)．
[15]　黄祸辩[N]．警钟日报，1904-03-14．
[16]　竹越与三郎．支那论·中国人种侵略世界[N]．清议报，1900-03-01．
[17]　黄祸预测[J]．江苏，1903,(3)．
[18]　非同文同种[N]．外交报，1902,(12)．
[19]　张又棠．中国张君又棠论黄祸[N]．外交报，1904,(97)．
[20]　汪大燮答路透社访员问[N]．外交报，1906,(139)．
[21]　无涯生．论中国人种有功于地球[N]．清议报，1900-08-21至1900-09-01．
[22]　论西报谓白人宜查究黄种联盟事[N]．中外日报，1903-11-19．
[23]　论黄祸专指中国[N]．中外日报，1904-10-27．
[24]　谷音．辩黄祸之说[J]．东方杂志，1905,(2)．
[25]　读西人黄祸说感言[N]．外交报，1908,(204)．
[26]　佚名．历史上黄白二种之竞争[J]．东方杂志，1960,(13)．
[27]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N]．清议报，1900-05-21．
[28]　论日俄战争之益[N]．中外日报，1904-12-13．
[29]　论黄祸[N]．中外日报，1904-03-21．
[30]　论大隈伯黄祸说书后[N]．中外日报，1904-05-14．
[31]　读西人黄祸说感言[N]．外交报，1908,(204)．
[32]　鲁迅．破恶声论[J]．河南杂志，1908,(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佳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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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日本中国-清末中国报刊对“黄祸”论的反应；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3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