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洪承畴降清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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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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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洪承畴降清考辨

洪承畴是明清之际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自其降清，迄至去世，及于今，三百五十余年间，褒贬不一，难有定论。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他降清应如何评价。如按“降清即汉奸”的公式推论，不只洪承畴一人，连同时代的许许多多降清的人都在否定之列。由此必然涉及清军入关、建立统一政权、满洲（族）的历史地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将成为疑问。显然，给予降清问题以科学的解释，是我们正确认识明清兴亡的一大关键。王宏志大作《洪承畴传》已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评述，本文仅就洪承畴降清问题，尝试作一考辨。
一、统一是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已经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主张。所说“王天下”，就是这一理论的高度概括。至秦始皇，始将“大一统”的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自秦以降，历代相沿，坚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把广大汉人及周边的诸民族牢固地置于中央统一政权的管辖之下。其间，尽管多次分裂，各政治集团纷立，群雄割据，包括北方诸民族“内侵”，自立政权，最终结果，仍然归于一统。诸如汉、晋、隋、唐、宋、元至明，都是在前一朝分裂后建立起来的一代统一多民族政权。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长达近三百年，大抵是秦以后分裂最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其结局，为隋文帝杨坚所统一。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发展史已证明，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分裂又是不可避免的，却总是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统一。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为世界史上所仅见。
明清之际，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次“天崩地裂”的社会大变动，重现了以往的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奇观，论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变动之激烈，都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自有其与以往不同的特殊性。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追论其本源，首起自东北，具体说，应以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复仇为标志，即揭开了明朝一统天下开始变动的历史序幕。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建元天命，实际是对明朝的正式分裂。而以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为始，首战抚顺、清河，后金走上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艰难而充满希望的道路。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奋力开拓，已从明朝的版图中取去东北（个别地区尚由明控制）马漠南蒙古的广大领土，到这时，可以说，完全打破了明朝已领有二百多年的天下一统之局。皇太极于去世前即崇德七年(1642)以自豪的口吻描绘他所取得的业绩，说：“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演（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之臣服。”[1]这番话，也是明朝已趋分裂的真实写照。
在皇太极即汗位的第三年，明崇祯元年(1628)，农民起义的烈火已在西北地区熊熊燃烧，李自成、张献忠各发展成独立的一支农民军事集团，屡次进兵中原，打乱了明朝在腹地的统治秩序。李、张的崛起，扩大并加深了明朝的分裂。至崇祯十三年(1640)与十四年之交，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锐不可当，猛烈地冲击着明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2]；与此同时，张献忠进兵四川，谋求发展，不久，亦独自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3]。在李自成率大军攻取北京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形成四个军事集团，这就是明朝、清政权、大顺与大西政权。后三股势力，虽不相属，却是不约而同地以整合的力量分解了明王朝而一分为四。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四分五裂”的局面已经形成[4]。
明朝由统一变为分裂，诚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仍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总爆发的必然结果。自朱元璋建国，到万历初年，明朝已走过了二百余年的漫长道路，早期的辉煌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昏庸的神宗尽废其改革，很快，形势急转直下。他竟二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挥霍无度，派出大批矿监税使，搜括天下资财，民怨沸腾，民变迭起，社会动荡不安。《明史》评论说：“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所以，“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5]神宗在位48年，把明朝引向衰亡之路，继其后的光宗仅一个月短命而亡，继之熹宗荒淫无度，太监魏忠贤柄政，国事日非，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再把明朝推向危亡的边缘。崇祯即位于国家危亡之秋，虽有振兴之志，却无回天之力，而举措失当，尤以“三饷”之强征，苛敛猛如虎，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生产频于崩溃，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向明朝发起了总攻击。这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由来。
自万历以来，明朝对东北女真人的压迫和欺凌，终于激起他们的反抗，一改多少年来的恭顺，率先叛明，与之决裂，形同敌国，争战不已，建立了自主自立的国家政权。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实际是控诉了明朝对女真人的民族压迫[6]。
农民起义反抗明朝的腐朽统治，无疑是合理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样，作为明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女真，奋起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实质是阶级压迫，也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利益，但反抗甚至推翻明朝这个总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都应给予肯定。
明朝已被分裂为四，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方面，明朝拼力维护她的旧有的统一，力图消灭其他三方势力，重新恢复天下一统。一方面，清与大顺、大西却力图建立各自的统一政权，其趋势必然是在明朝分裂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统一。因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分裂，迟早总会实现统一。明末分裂持续多久，究竟由哪一方重新统一，这要取决于四方势力的自身条件，如四方形成均势，即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吞并其他三方，那么，分裂就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某一方占有绝对优势，就有可能逐个击败其他三方而尽快结束分裂。事实是，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朝宣告灭亡，已造成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明显优势。四方势力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消灭一方，为他兼并关外的清政权和进入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提供了可能性。很可惜，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后，迅速腐化，以贪得财物而丧失了以往的进取锐气。李自成并没有制定规取全国、统一全国的明确计划，只忙于追赃，军队纪律松弛，大失人心[7]。山海关前，李自成率领近10万精锐败于清军与吴三桂的联军之手，就是进北京后所行政策的必然结果。自此一落千丈，其势不可复振。而清政权的实力迅速上升，成为左右局势的主导力量。此时，明宗室纷纷南下，先在南京建福王弘光小朝廷，延续明朝统治。稍后，又有唐王、鲁王、桂王等分别在江浙、福建、两广与云贵各建政权，总称为南明政权。在清军下江南前，南明尚有军队50余万，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为其所有。以实力而论，与占据北京的清政权不相上下，足以同清抗衡，加上已丧失优势的大顺与势力相对弱小的大西，仍是四方势力。然而，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小朝廷，不改明末朝廷恶习，党争继续，相互倾轧，排陷忠良，朝政混乱。以福王为首，庸劣无能，醉生梦死，把一个大好的形势瞬息之间丧失殆尽。至于鲁王、唐王、桂王都重踏覆辙，即使在清军压境之际，仍不肯放弃党争，还在继续内部倾轧。由此可见，从李自成到南明都丧失了历史的机遇，而让给了清政权。
清政权占领北京后，如不出兵追击逃往西安的李自成，停止下江南，也不进川，四分天下的局面肯定会延续下去。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与南明希图划黄河为界的愿望相反，雄才大略的摄政王多尔衮，紧紧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不失时机地迅速出兵，西追李自成，南进江南，一鼓作气，各个击破，再挥师进川，消灭大西政权，仅三五年间，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所剩永历政权，流亡于云、贵之间，后被逐出国境，避难于缅甸。迟至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大军进缅，俘获永历而归。除了台湾，整个大陆都置于清政权的统一之下。
清军入关，迅速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自万历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战乱与分裂，从大乱走向大治，重新建立起一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不论从哪个方面估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军入关是“民族征服战争”，有的甚至说，当时如继续分裂，总比统一好，而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100年，等等。这些说法，实际都否定了清统一中国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看不到统一是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质言之，中国不该由清来统一，要么明继续维持原有统治，要么该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把握住机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成功。我们应当承认，任何一方能结束明末以来的战乱而统一全国，符合人民的愿望，都应给予肯定。但是，明朝及其后的南明都是腐败的政权，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为人民所抛弃，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张献忠所建的两个政权，由于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和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失败。如果希望农民军统一全国，试问农民军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先进的，清统一全国就一定是反动的吗？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候，无论明、清、农民政权三个方面，都不是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只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是新社会力量的代表。在中国，不论哪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就是先进的，应该给予肯定。明末统治已腐朽，分裂它，推翻它，天经地义；同样，在长期分裂之后，需要统一，亦是历史发展所使然。所以清统一中国，不应受到非议。
清统一中国，之所以受到某些人们的责难，据说是因为清为满洲人所建，不能入关“征服”汉人。此说甚不合理。前已阐明，满洲（女真）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国版图之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明统治下的臣民，当他们遭受压迫，理所当然要奋起反抗。关内汉人主要是农民反抗明朝的腐败统治，进而建立农民政权，都备受赞扬，为什么满洲人建立政权就不可以呢？农民可以当皇帝，满洲人同样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汉人统治满洲等各个少数民族视为合理，反过来，满洲人统治汉人亦不为过。关键就在于，不论谁统一谁，一切皆以客观条件为转移；不在于谁统治谁，就看其所行政策、治国之道，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如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的陋习，就难以科学地阐明中国历史的本相，其结论只能把人们引向误区。
二、“降清”是顺应统一大势的一种选择
前面阐述明清之际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毋庸讳言，充分肯定了清对全国的统一。这些，似乎离题太远，与洪承畴降清无关。其实不然。洪承畴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上自文官武将，下至士兵百姓，何止千万，先后背明降清，这是明清鼎革时期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把他们置于明清之际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如果不能正确分析明清之际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趋向，对洪承畴与许多重要人物降清的问题，也难以做出科学的解释。
洪承畴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踏入仕官之途。该年，山海关外，辽东东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永陵）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在此正式建后金国。接着，抗清之战、萨尔浒首次决战相继爆发。在熹宗在位的七年中，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势如破竹，仅数年，夺占辽沈，兵锋直逼山海关下。而洪承畴“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8]。洪承畴是在明朝动乱，并被分裂的形势下，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从此，他的命运与明清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一个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不管洪承畴是否意识到，他本人及同时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其历史使命都在为中国的重新统一而战斗，这一使命贯穿了他们的全部人生历程。他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不惜生命，都不过是为了争得本集团对中国的统一。洪承畴在明，以一介书生投身于西北战场，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反复较量，目的是维护明朝的大一统。他忠于明朝而镇压农民军，自不足取，无须多说。他由西北转战到东北，挥师出关，抗击清军，目的还是保住明朝的一统江山。如所周知，洪承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此时，对明朝威胁最大的危险，主要来自关外的清政权。她以咄咄逼人之势，已逼向明在关外河西走廊的重镇锦州。如锦州不保，所余七城（松山、杏山、塔山、宁远、中前、中后、右屯卫）随之而破，山海关失此屏障，必难保住，京师则危在旦夕。于是，洪承畴率八总兵，统13万精锐“援锦”，走上辽西主战场[9]。关乎他一生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
清主皇太极“悉索沈中人丁”[10]，“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沈阳）”，亲率大军，到前线指挥[11]。双方主帅亲临前线，是走向决战的重要一步。崇祯十四年（清崇德七年，1641年）七月，洪承畴抵达锦州城南，乳峰山下的松山城。八月下旬，皇太极也随后赶到。二十一日夜，明清兴亡史上关键的一战，就在锦州与松山之间展开，史称“松锦决战”。战事经过，已有许多论著做了详尽的阐述，本文不需赘述。决战结局，以明军惨败，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洪承畴是在决战后，被困在松山城半年余，陷入粮尽援绝的绝境之中，于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城破被俘。松山一破，锦州明军迅速瓦解，“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至三月初，守城主将祖大寿率明军七千余人献城出降[12]。四月，塔山、杏山两城相继攻破。这场决战，历时二年，明连失四城，其“重臣宿将，选卒骁骑覆没殆尽。”[13]明遭此重创，元气大伤，时隔二年，李自成率农民军一举灭亡了明朝。李自成获此大功，实受益于松锦决战。事实证明，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战，直接影响明清兴亡。洪承畴身为一方主帅，与明清兴亡关系至深，是不言而喻的。
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他初无降意，“方科跣谩骂”，要为明朝尽节，只求一死。皇太极根本没有杀他的意思，特派汉官范文程做说服工作。范纵论古今兴亡，耐心劝解。恰有梁上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他轻轻拂去。范看在眼里，回去便向皇太极保证：“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继之，皇太极亲自出面，赐给他貂裘之衣，给他穿上，说：“先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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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寒乎？”洪承畴“膛视久，叹日：真命世之主也！’，于是，“叩头请降”。
以上就是《清史稿·洪承畴传》所记载的降清经过。根据这段记载，给人的明确答案是，洪承畴之降清，根本原因是他惜其生命，不想死。换言之，他贪生怕死，加之皇太极对他的感召，故“叩头请降”。还有的传言，说皇太极派他的爱妃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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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劝降，给他送人参汤。其意是说洪承畴好色，为色情所动，才降了清朝。这些说法，无非是告诉人们：洪是贪生怕死、追求女色之徒。按照世俗观念，举凡“投降”者，都不出求生、贪恋金钱美女、荣华富贵之类，概莫例外。实际上，人的思想活动远非如此简单，必须同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等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揭示出本质性的原因。
洪承畴和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纷纷降清，对于明朝及个人来说，的确是不幸的。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明朝政治黑暗、腐败，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和党争的牺牲品。洪承畴于松山兵败被俘，就是因为政治混乱而造成军事惨败的一个典型事例。洪承畴在西北战场，同顽强的农民军交战十余年，屡屡获胜，连李自成都有所顾忌，每每听到洪兵将至的消息，则引兵退，以避其锋。可以说，洪承畴已积有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来到关外作战，原集兵力13万，征调八总兵，皆系边镇的强将悍卒，称得上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劲旅。他给崇祯上进兵方略，说：“久持松（山）、杏（山）以资转运，且锦（州）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朝鲜已归服清），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他不想急于进兵，准备且守且战，采取“持久之策”[14]，待清军不耐久持，粮饷不继，可一战而胜之。被围在锦州城内的祖大寿，得知援兵将至，设法遣人潜出城，给兵部尚书陈新甲上方略，强调对付清军“宜以车营逼之，毋轻战。”[15]此意恰与洪承畴不谋而合。如按此方略，赖此雄兵猛将，是很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但陈新甲根本不予理睬，乃集朝廷大臣讨论，称：“兵多饷艰”，不能持久，宜速战速决。他派兵部的一个不懂军事的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赴军中，监督洪承畴并力促进战[16]。他还密奏崇祯，由皇帝下令促战。崇祯不明真相，听信陈、张的意见，命洪率军“刻期进兵”[17]。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时，宁远总兵金国凤于宁远城北，携其二子，同清兵交战，均死于阵中。洪承畴以此次失败为鉴，上疏陈述其意见：金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却击败了清军，保住了孤城，这是因为“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及至提升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18]他的本意，借鉴此次教训，提醒崇祯，他赴关外作战，关系重大，不能重蹈金国凤的覆辙。岂料他不幸言中！他统率13万大军，亲临前线，却不能自主地制定适宜的作战方略，一切都听命于千里之外的朝臣纸上谈兵，又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职方郎中的瞎指挥，事权不专，号令不一，尤其是改变他力主的“持久之策”，速战速决，正合皇太极之意。洪被逼进兵，不得不把军队集结于松山这一孤危之地。而当决战的时刻，以粮饷不足，暂回宁远“就食”，引发内部纷争，人心不一，张若麒对此议竟予支持，进而加剧了军心焕散，失去打大仗的思想准备，却忙于回宁远取饷。
皇太极利用明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即采取挖长堑，筑长围，断饷道的方略，仅一昼夜，便大破明军13万！明军松山之败，表面看，败在洪承畴之手，实质是败于朝臣陈新甲等人，说到底，是政治混乱、腐败所种下的恶果。洪承畴困守松山，亟待救援，崇祯从维护大明江山考虑，试图遣将前去，把洪解救出来。但所遣援兵“竟驻宁远，终不进！”，[19]，命范志完督师，“皆畏我师（指清）强，宿留不进。”[20]实际已经停止对洪承畴的救援，造成“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这就是战、守、逃皆不能，便与城中明将士坐以待毙[21]！承畴被围半年，其副将夏成德暗通清军，里应外合，破城而擒承畴。从进军松山，到决战，至被俘前，承畴已尽了他的全力，一再拒降，即使在绝境中也断然拒绝皇太极对他的招抚，也尽了做臣子的职份和忠心，坚守了臣节。然而，明朝却最终抛弃了他，从崇祯到兵部，以及朝廷大臣，坐视不救，听凭清军的宰割！可见，承畴不负于朝廷，却是朝廷负于承畴，造成了他被俘而变为阶下囚的悲剧。如果皇太极下令处死他，也就成全了他尽忠不事二君的美名，但皇太极却有战略眼光，一意要收为己用，反复劝解。前引《清史稿·洪承畴》拒降之史实，已为各书所共载，略无差异，有的书更为详叙其拒降事：承畴押至沈阳，“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以激怒皇太极，将他尽快处死。皇太极以极大的耐心，坚持说服，命文臣范文程等轮番劝降，“洪不答一语”，不予理睬[22]。及至皇太极亲自出面，赐貂裘衣之，洪承畴终于发出“真命世之主”的感叹，语出即降。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洪承畴已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思前想后，拿自己在明朝的境遇，受言官之抨击，廷臣之挟制，皇帝之疑而不专等，同清君臣的和协，反复对比；尤当他处生死关键时刻，明君臣把他抛弃，而清君臣一意收抚，两相对照，何其鲜明！皇太极亲自劝降，礼贤一阶下囚，能不使承畴的心灵感到震撼！皇太极魁伟的身材，祥和的面容，雍容大度的胸怀，温意浓浓的言语，顿时使他失去了抗御的力量，忠明到底的思想彻底崩溃。他说出皇太极为“真命世之主”，实际就是对庸庸无能的崇祯帝的否定！他受到范文臣的劝说，相信他已在审时度势，而见了皇太极，才最后做出了判断：这就是明朝的衰败已不可避免，而清朝之兴势所必然！在明清对峙，兴亡趋于分明之际，他最终选择了清政权，这意味着他将为清的重新统一而效力。
归纳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洪承畴非不欲尽忠于明朝，相反，却是明朝把他推向了清朝一边。自努尔哈赤建国后，主要是皇太极时期，改变其父掳汉人为奴的政策，尤其优礼汉官汉将，给予种种优待，委以重任，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招引了越来越多的明朝文臣武将纷纷归服。洪承畴被招降，是皇太极优礼汉官政策的又一成功的事例。当洪“叩头请降”，皇太极“大悦”，即日颁给“赏赍无算”，还下令“陈百戏以作贺”。他把这件事当成一重大喜事而庆贺。诸将对此不理解，认为洪是一囚犯，何以待之如此之重？皇太极解释说：“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将回答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了，便说：“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诸将这才心悦诚服[23]。皇太极志在统一全国，必得如洪承畴这样的“引路”人，因而招降他，是他的既定政策，必坚定不移，直至获得成功！洪受此政策感召，不能不表示摄服。他在兴与亡、黑暗与光明、腐败与清廉面前，最终理智战胜了愚忠或感情的纠葛，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投向清朝这个新兴的政治势力。显然，用“求生”或贪求荣华富贵来解释他降清的动机，是不妥的。《清史稿》以洪承畴“惜其衣”，推断必惜其生命，隐含贬意，抹煞了问题的实质。其他重要典籍如《清太宗实录》、《贰臣传》等均不载洪“惜衣”求生的事。它如《啸亭杂录》亦不载此事，惟载皇太极亲自出面招降等情节，则与《清史稿》所记相近，而惜衣“求生”事为《清史稿》所独载，或有所本，亦难确认。长久以来，人们既以此为据，贬斥洪卖主求荣，甚至冠以“汉奸”的名号，实有悖于史实，又缺乏必要的分析，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难以得见历史的真相。
在洪降清前后，诸多汉官汉将投向清朝，各有原因，但基本原因还是基于对明朝腐败的不满，或是受迫害而叛明。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都受权臣之迫害，不得不弃明而降清，皇太极即皇帝位时，都被封王爵；祖大寿、张存仁等数十名汉官率万余兵士包括百姓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献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投降。久被围困，明无力解救，在援绝食尽的绝境中，选择了一条生路。祖大寿于此役中假投降而脱逃，十年后，既于松山决战后，锦州久被围攻，也是食尽援绝而再度出降，皇太极予以赦免，既往不咎，全活祖氏大家族[24]。前面提到的夏成德，也是在对朝廷绝望的困境中，主动降清，致使松山城破，洪被俘。直到清入关前，一直拒降的吴三桂，为李自成所逼，遂邀清军进关，联合击败李自成所率近10万农民军，自此，剃发易服降了清朝，以其功劳卓著而被封为平西王。最早降清的李永芳是在后金天命三年(1618)慑于后金兵临城下，自知不敌，不战而降；范文程亦于此役中降清，努尔哈赤惜其为读书人，仰慕他为宋代名儒范仲淹之后裔，待以优礼。凡此种种，皆为明朝的黑暗政治所驱使。就一个人而言，当关系到身家性命、前途命运时，有权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尤其是每当王朝更迭、新旧交替之时，更是如此，而弃暗投明，乃是人心所向。我们应当鼓励和赞扬那些敢于冲破黑暗、勇于走向光明的人们，这才符合历史科学褒善抑恶的应有之义。
这里，还要提出，以往惯以儒家的气节观来评价人物的是是非非。“忠”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内容之一，这已成为千百年来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历代统治者都要求他们的臣属绝对忠于他们的一姓朝廷，如若背叛，就定为“乱臣”、“逆臣”、“国贼”。但是儒家也反对“助纣为虐”，除暴安民、替天行诛，亦是忠君的表现。这与绝对的忠应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两个对立方面的辩证统一。而我们理解的“忠”，只强调了前者，把它看成是绝对的，不变的，如背叛一方而投向另一方，就视为不忠、品质恶劣。这是要求人们永远忠于一姓王朝，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秦迄至清，二千年间，岂是一姓王朝的统治？我们要求秦统治下的臣民永远忠于秦朝，就不会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也就没有历史的发展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秦始皇异想天开，欲以他为始，他的王朝要万万世延续下去。结果，仅及二世而亡，成了千古一大讽刺。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成为摧毁旧统治的主力，是“天然”合理的；同样，从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来一批有识之士，投向另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或政权，也不应受到责难，他们也在为摧毁旧统治而努力。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以及关外的少数民族女真—满族崛起，都在为推翻明朝的腐败统治而进行斗争，从这点上说，其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洪承畴等一批批汉官脱离明朝的腐朽集团，相继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权，施展其治国的抱负，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该受到责难的！问题不在于他所持何种动机，无非是为个人计，或为国家计，关键问题，就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一味空谈道德、气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我们评价洪承畴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败，不指责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丧失气节，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为黑暗的明朝尽忠，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因而是不足取的。
三、实践重新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
洪承畴降清后，至清军入关前，他亲身经历，确切些说，亲眼目睹了两件重大事变，一是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九月突然逝世，接着就是议立新君，以其长子豪格为一派，以其九弟多尔衮为一派，各有所主，几致剑拔弩张，眼看流血斗争决于一瞬之间，幸好两派在诸贝勒大臣的推动下，各自退出竞争，达成妥协，拥立皇太极第九子、时年六岁的福临即帝位，是为世祖章皇帝，改元顺治，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出任摄政王[25]。清朝进入一个新时期。是年冬，清军进军辽西，连续夺取了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明在辽西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座孤城了。这给新君带来了胜利的欢欣。
这时，洪承畴尚未任职，未参与其中任何一次事变，对他的前程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与诸王贝勒在忧喜交集中，迎来了顺治元年—1644年。
1644年，在中国编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号称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摧毁了明朝的最后抵抗，胜利地进入北京城，宣告明朝统治中国276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在这一年四月，清10余万铁骑奔流进关，占领北京只有40天的李自成，在山海关前遭到惨败后，退出了北京，清军于五月三日兵不刃血，唾手而得。北京城再度易主，开始了大清历史的新纪元。
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变，给洪承畴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多尔衮率师进关，他随师出征。自此，他的命运同清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清朝的统一大业中。
洪承畴首次献统一大计，就是在此次进兵的途中。在决策进关前，汉官范文程首议，力主乘明朝被推翻、局势混乱之际，挥师速进，一举夺权，以建万世之业。他特别强调，此次进兵，“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26]但是，清军从未与农民军交过战，甚至连农民军也未曾见过，对农民军的战斗力及作战特点几无所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清军能否战胜农民军，心中没有把握，却有几分担心。当大军渡过了辽河，至夜宿营，他不能安睡，便想到同农民军作战10余年的洪承畴，即刻召见，征询他对农民军的作战方略。洪承畴谈话的内容，详载《清世祖实录》卷4，已为人们熟知，不须全部征引。概括其要点，一是要明确宣布，此次进军目标“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以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要布告沿途各府州县，“有开门迎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攻城时，若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必行，此重务也。”他提出的“三不”政策，旨在安抚百姓，争取民心的支持，化阻力为助力，加快统一全国的进程。这些主张，同数日前范文程提出的严禁清军掳掠、“秋毫无犯”，以“顺民心，招百姓”等主张是完全一致的[27]。二是分析农民军的作战特点，“遇弱则战，遇强则遁”。而今已据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若听到清军将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为防止农民军裹财而逃，清军从现在起，就应“计道里，限时日”，调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北京的地方，“疾行而前”，如农民军逃跑，“即行追剿”。他分析农民军“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也与范文程提出的农民军“败道有三”不谋而合。三是在军事上，他提出了比范文程更为具体的建议；要谨防农民军精锐埋伏“山岩狭处，以步兵扼路。”他主张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让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及至入长城，“则步兵皆骑兵也”，是不可阻挡的！至京之日，部署兵力，截断陕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诸路，以防农民军来攻。最后，他强调指出，“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即使不能与清军对抗，也不可视同昔日明军而轻视他们[28]。
洪承畴包括范文程建议的最重要的部分，明确此次进军的政治目标是志在统一全国，决非以抢掠财帛和人口为目的，必须改变以往大抢大掠的做法，扭转“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于清军的劣势，要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是头等“要务”。他们为清军规定的这一政治策略，至关重要，多尔衮完全接受，制定了严明的纪律，约束清军，不得掠抢百姓一物！我们看到，清军进入山海关后，多尔衮下令，全军不进城里，却选了离山海关五里的地方宿营，惟恐军队进城惊吓了百姓。在离山海关，向北京进军时，多尔衮发布命令：“此次出师，所以除暴安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他发布文告，晓谕当地官民，声明清军“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29]自此以后，直到清完全统一全国，不再抢掠，不再滥杀无辜，所到之处，都是以救百姓出水火为宗旨充当百姓的保护人，确实收到了巨大效果，加快了统一的进程。当然，对那些抗拒者，清军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
洪承畴谈话中，对农民军的分析，切中要害，对多尔衮来说，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战胜农民军的信心，原先的担心不复存在。他预料农民军退出北京，携财西走，也迅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他还预料李自成会设伏兵以待，却没有出现，是因为李自成缺乏远见而没有做；他提议清军经蓟州、密云近处进京，也因吴三桂突然遣使请兵而改变进京路线，直趋山海关，否则，他的这项提议会付诸实施的。
清军刚出师，洪承畴就对形势的发展和双方力量对比做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重大建议，这应是他为清统一全国建树的第一功。
还须提到一件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即洪承畴参与诱降吴三桂。当清军已抵山海关下，多尔衮迟迟不进关，逼使处境危急的吴三桂亲赴清营，谒见多尔衮。洪被邀，陪同多尔衮一起见吴三桂，谈判条件。吴与洪早有深交，在洪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时，三桂“拜其门下”；又是洪提名，向朝廷推荐，把吴提升为总兵官的[30]。利用这一层关系，有洪在场，则有利于争取三桂降清。在多尔衮与三桂的问答中，三桂明确地表示，他“请兵”的目的，是与清军“共诛李贼（指李自成）耳！”多尔衮颇有疑虑，洪承畴则给予肯定，为其证实：“三桂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31]承畴一句话，消除了多尔衮的疑心，促成双方迅速达成了一致协议。承畴降清，尤其是出面陪同多尔衮，不能不给三桂以心理与政治的影响，在别无依赖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地降了清朝。多尔衮对降服三桂早怀有深意，利用承畴，顺利达到了目的。
清军定鼎北京，承畴正式被起用，“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32]初入北京，明制皆废，形势混乱。承畴与另一大学士冯铨共同建议，应行明内阁制，理顺关系，政务畅达。多尔衮采纳此议，迅速恢复了统治秩序。后虽有变革，但初期所起的稳定形势的作用则不容否认。
承畴进入内阁，“佐理机务”，已确定了他在清最高统治集团内的重要地位。他在京仅一年，即于顺治二年（1645)六月，命赴江南，驻江宁（南京），招抚南方各省，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许以“便宜行事”。
承畴下江南，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实践，他为统一中国所作的贡献，即在于此。是时，南明的第一个政权—福王朱由崧政权，刚被清军消灭，而唐王朱聿键据福建，号“隆武”，鲁王朱以海据绍兴，号“监国”。其他还有明皇室宗族纷纷割据称王，诸如高安王朱常淇据徽州（今安徽歙县）、蕲水王次子冒族兄樊山王旧称，“结寨英山、潜山间”（今仍名，属安徽省）；又有朱由（左为“木”右为“产”冒称金华王，据饶州（今江西鄱阳湖地区）；朱谊石冒称安乐王、朱谊泐冒称瑞昌王分据溧阳（今仍名，属江苏）与金坛（江苏金坛）等地。其势力最大者为朱谊石、朱谊泐合兵二万攻江宁，被承畴所败。以上朱氏各王，先后被擒，至顺治四年(1647)初，江南各郡县以次平定[33]。五年四月，承畴奉命还京，结束了第一次南下的使命。
他奉命还京，在中央供职，即加赠少傅兼太子太傅，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调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他忠于职守，加强国家政权制度的建设，颇多建树[34]。
当此之时，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即永历小朝廷，还据有云南、贵州两省，原属张献忠余部的李定国、孙可望与之联合，实力一度大增，北上攻入湖南南部，东陷桂林，西据成都，给清朝造成了重大威胁。顺治十年（1653)五月，朝廷再次调承畴南下，任命他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自巡抚镇守以下各级官员“咸听节制”，战守皆可“便宜行事”。朝廷授以全权，命他统率大军剿灭永历政权。
此次南下，较之前次，尤为艰险。道路辽远，行军、转饷不易，永历所属李定国、孙可望等部，英勇骠悍，特别能战斗，实为一劲敌，清军劳师袭远，充满了危险。世祖称：“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相机抚剿，方可敉宁。”他“遍察廷臣”，惟承畴“克当斯任”[35]。世祖的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朝廷对他的极端信任和倚重，也是给予他任职以来的高度评价。承畴已年逾六旬，仍不避艰险，不负朝廷委任，悉心筹划，周密部署，皆得朝廷赞许。随后，朝廷陆续征发陈泰、阿尔津、罗托相继为宁远靖寇大将军自湖南出兵，取贵州；以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路进兵；以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南征。承畴统三路大军，进展迅速，实现了预期进兵计划，但已付出重大代价，如承畴言：“自常德、辰、沅（今属湖南省辖）至镇远、贵阳，重关高岭，石径尖斜。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毙，未有如此之甚！然皆不顾艰难，奋勇当先，汉军、绿营兵紧随而进，不五十日，剿逆抚顺，贵州全省底定。”[36]接着，承畴亲至平越（贵州福泉），召集三路大军统帅，举行会议，制定规取云南的作战计划。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三日，三路大军并进云南省城昆明。南明永历帝西逃出境，进入缅甸境内。三路大军进取云贵，一些专著已做了详细记叙[37]，这里不再赘述。承畴至昆明，亲自处理善后，眼见战乱之后，当地百姓极端困苦，经济残破，采取各项救济措施，渡过了难关，亦不一一罗列[38]。
此次南征，持续六年，全面完成了使命，彻底打垮了南明永历政权，将云贵并入版图。顺治十六年十月，因病回京调理。圣祖即位，被准予致仕，以此次经略五省之功，给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康熙四年（1665）二月，病逝，谥“文襄”。
自洪承畴降清，首次建言统一全国方略，在中央参与国家决策和制度建设，主要是两度经略江南，前后历时10年，尤以后一次驰骋南疆，消灭永历政权，将其逐出境外（二年后吴三桂出兵将永历俘获），意义更为重大。总括承畴入清，其功在中华一统。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对平定南明诸政权如何评价？意为南明特别是永历政权有农民军加入抗清，洪承畴予以剿灭，是否正确？首先，应当明确南明政权的存在有无进步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亟需统一。南明先后分裂为四个政权，且互不统属，如加上朱氏族人自立为王，占据一方，就不止四个政权。平心而论，他们无力于统一，只图自立政权，就他们自家而言，也自分裂，谈何统一！统一全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永历）四政权来说，内部腐败不堪，党争不断，互相残杀，不待清军进攻，先已自行瓦解。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清统一，不仅避免了中国继续分裂，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已证明，只有统一，中国才有进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供必要的条件。每当分裂，中国社会便陷入混乱，经济遭到破坏，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机遇。分裂是对于难以维持旧的统一的破坏，因而又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迅速实现新的统一，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南明及其宗族坚持分裂，是不能给予肯定的。当然，应当把人民为抵制清的民族高压和歧视政策而进行反抗，同南明为一己一姓的利益坚持分裂区别开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李定国坚持抗清，至死不降，气节可嘉，值得称颂，但为永历效忠，竭力维护这个腐败的分裂政权，终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做了它的殉葬品而已。
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1] 《清太宗实录》卷61，第30页。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2页。

[3] 《明史》卷309，“张献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73页。

[4] 《明史纪事本末》卷77，“张献忠之乱”，第1336页。

[5] 《明史》卷21，《神宗本纪》，第42页。

[6]有关“七大恨”的具体内容，详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11页。

[7]关于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后的种种表现，详见《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平寇志》、《李闯小史》、《流寇志》、《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

[8]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5页。

[9] 《贰臣传》甲中，《洪承畴》，第41页。

[10]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

[11] 《清太宗实录》卷57，第18-21页。

[12] 《东华录》崇德七，第1页。

[13] 谈迁：《国榷》卷97，第5904页。

[14]《国榷》卷97，第5898页。

[15]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

[16]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2页。

[17] 《国榷》卷97，第5899页。

[18]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1页。

[19]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4页。

[20]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第9467页。

[21]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4页。

[22]昭楼：《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

[23] 《啸亭杂录》卷1，第1-2页。

[24] 以上，详见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 详见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 范文程疏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第3册等书。

[27]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碑传集》第3册。

[28] 《清世祖实录》卷4，第1113页。

[29] 《清世祖实录》卷4，第17页。

[30] 《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第603页。

[31] 《甲申传信录》卷8，第144页。参见刘健：《庭闻录》卷1。

[32]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6页。

[33]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48-49页。

[34]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第9470-9471页。

[35]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53页。

[36] 《贰臣传·洪承畴传》，第56页。

[37] 见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8] 详见《贰臣传·洪承畴传》，第60-62页。
（资料来源：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制度的建设，颇多建树[34]。
当此之时，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即永历小朝廷，还据有云南、贵州两省，原属张献忠余部的李定国、孙可望与之联合，实力一度大增，北上攻入湖南南部，东陷桂林，西据成都，给清朝造成了重大威胁。顺治十年（1653)五月，朝廷再次调承畴南下，任命他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自巡抚镇守以下各级官员“咸听节制”，战守皆可“便宜行事”。朝廷授以全权，命他统率大军剿灭永历政权。
此次南下，较之前次，尤为艰险。道路辽远，行军、转饷不易，永历所属李定国、孙可望等部，英勇骠悍，特别能战斗，实为一劲敌，清军劳师袭远，充满了危险。世祖称：“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相机抚剿，方可敉宁。”他“遍察廷臣”，惟承畴“克当斯任”[35]。世祖的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朝廷对他的极端信任和倚重，也是给予他任职以来的高度评价。承畴已年逾六旬，仍不避艰险，不负朝廷委任，悉心筹划，周密部署，皆得朝廷赞许。随后，朝廷陆续征发陈泰、阿尔津、罗托相继为宁远靖寇大将军自湖南出兵，取贵州；以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路进兵；以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南征。承畴统三路大军，进展迅速，实现了预期进兵计划，但已付出重大代价，如承畴言：“自常德、辰、沅（今属湖南省辖）至镇远、贵阳，重关高岭，石径尖斜。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毙，未有如此之甚！然皆不顾艰难，奋勇当先，汉军、绿营兵紧随而进，不五十日，剿逆抚顺，贵州全省底定。”[36]接着，承畴亲至平越（贵州福泉），召集三路大军统帅，举行会议，制定规取云南的作战计划。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三日，三路大军并进云南省城昆明。南明永历帝西逃出境，进入缅甸境内。三路大军进取云贵，一些专著已做了详细记叙[37]，这里不再赘述。承畴至昆明，亲自处理善后，眼见战乱之后，当地百姓极端困苦，经济残破，采取各项救济措施，渡过了难关，亦不一一罗列[38]。
此次南征，持续六年，全面完成了使命，彻底打垮了南明永历政权，将云贵并入版图。顺治十六年十月，因病回京调理。圣祖即位，被准予致仕，以此次经略五省之功，给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康熙四年（1665）二月，病逝，谥“文襄”。
自洪承畴降清，首次建言统一全国方略，在中央参与国家决策和制度建设，主要是两度经略江南，前后历时10年，尤以后一次驰骋南疆，消灭永历政权，将其逐出境外（二年后吴三桂出兵将永历俘获），意义更为重大。总括承畴入清，其功在中华一统。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对平定南明诸政权如何评价？意为南明特别是永历政权有农民军加入抗清，洪承畴予以剿灭，是否正确？首先，应当明确南明政权的存在有无进步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亟需统一。南明先后分裂为四个政权，且互不统属，如加上朱氏族人自立为王，占据一方，就不止四个政权。平心而论，他们无力于统一，只图自立政权，就他们自家而言，也自分裂，谈何统一！统一全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永历）四政权来说，内部腐败不堪，党争不断，互相残杀，不待清军进攻，先已自行瓦解。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清统一，不仅避免了中国继续分裂，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已证明，只有统一，中国才有进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供必要的条件。每当分裂，中国社会便陷入混乱，经济遭到破坏，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机遇。分裂是对于难以维持旧的统一的破坏，因而又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迅速实现新的统一，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南明及其宗族坚持分裂，是不能给予肯定的。当然，应当把人民为抵制清的民族高压和歧视政策而进行反抗，同南明为一己一姓的利益坚持分裂区别开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李定国坚持抗清，至死不降，气节可嘉，值得称颂，但为永历效忠，竭力维护这个腐败的分裂政权，终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做了它的殉葬品而已。
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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