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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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

我对洪承畴没有作过认真研究，多年来我从事近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史学理论，使我接触到许多历史人物的史料，并对许多历史人物，至少有几十个历史人物做过评价，微观评价和宏观评价的都有。我对洪承畴这个人物也曾从宏观上发表过一些议论。大约在1988年初，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引起我对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的兴趣。当时我给《泉州晚报》写了一封信，从宏观上提出对洪承畴可以重新评价的问题，理由是洪承畴降清，是从旧王朝走到新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清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洪承畴降清不能认为是汉奸。同时谈到洪承畴对清初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加强对宏观史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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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在谈到“加强对传统观念影响的历史观念的评论”时，批评了这样一种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学受封建史学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从方法上看，目前史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奉行封建史学的求真和考证的方法，论著重史料轻议论，缺乏综合概括的功能。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历史著作的深度和可读性。而从内容上看，因袭封建史学家的观念也很多。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不少还是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例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谈到郑成功和洪承畴，指出“对这两个历史人物都要作具体分析，郑成功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完整。至于郑成功抗清反对清初的民族压迫，也是正义之举，但并不是他成为民族英雄的主要根据；洪承畴归顺清王朝，为清廷安邦定国出谋划策，对稳定清初社会是有一定贡献的，清朝是中国的主要王朝之一，洪承畴在明朝末年被俘之后降清，就这件事而言是不应当有太多非议的。”①后来由于王宏志的《洪承畴传》的出版，对洪承畴有较全面和较深刻的分析，为我们研究洪承畴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根据和问题，可以深入地引为思考，所有这些，都更加坚定我这个起初的宏观的看法。
在我的著作和文章中，涉及到洪承畴的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因此，我还缺乏对洪承畴某一历史阶段或事件进行微观分析的条件，在许多专门家面前我不能班门弄斧，只能从宏观角度就洪承畴评价问题再谈几点看法。
其一，洪承畴评价问题是个学术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进行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了，今天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讨论洪承畴评价问题就是个证明。有人说，这个讨论是要替洪承畴翻案。其实，叫翻案也好，叫重新评价也好，都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就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既然是“重新研究”，也就存在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评价或翻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评价洪承畴，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是正常的，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再加之清初以来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借鞭挞洪承畴以反清复明，文艺的渲染使洪承畴成为家喻户晓的“汉奸”。但是，历史资料是不会变的，那些记载洪承畴在清初所作所为的“实录”、“奏稿”是不会改变的。史学家可以根据这些史料去开发和分析出洪承畴的是非功过。一位台湾史学家，对洪承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各个时期都有专门文章和考证。我以为他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他的文章中以大量史实论证了洪承畴的历史作用，但结论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明朝不幸出了洪承畴，才会那样快灭亡，清朝如果没有洪承畴就不会那样快取得胜利。他把出了个洪承畴看成国家之不幸，民族之不幸．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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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历史演变只系于洪承畴一人的结论，更不能同意站在故明立场上来评价洪承畴。传统的观念使他不能正视固有的史实，而必须把贬洪的思想游离于史实之外。但尽管如此，从他的论著中却仍可看出洪承畴在清初的重要历史作用的事实。
我想，评价洪承畴，只要大家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史料出发，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是可以得出一个较客观公允的结论的。
其二，评价洪承畴首先是要把洪承畴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洪承畴所处的时代，是明末十分腐败的时代，土地高度集中，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②，普通官僚地主一般也田多达一千多顷或七八百顷，赋税徭役苛繁，弄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逐步形成燎原之势，驰骋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四川等等许多省区；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政权正在兴起，并多次越过长城，袭击明王朝的幽燕地区。到明崇祯年间清军已经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明军、清军、农民军这三种力量的角逐，除了农民军由于受压迫的地位，反抗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因而它是正义的。而明、清两方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都是中国大地上的主人，谁的力量强大，谁的政策更得人心，谁就可能取得胜利，夺得统治权。历史发展到崇祯年间，明清双方的战争已很难分清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这是因为，历史并没有铸成明朝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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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下去的规律，同样没有铸成清朝不应替代明朝的规律。谁腐败谁无能，谁就必然为历史所淘汰。明清为争夺政权而战的阶段确不应存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况且，事实上，明末吏治腐败，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互相争夺，互相拆台．洪承畴应是深有体会的。当明末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时，没有一支明军能够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只有洪承畴的军队能屡败农民起义军。然而，当他踏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从粮道参议爬到三边总督，正当他春风得意时，却有杨嗣昌、杨希旦等起而弹劾他，说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要求诛杀洪承畴。洪承畴明知是诬陷，但他也只能一面上书说明弹劾内容并非属实，一面调兵遣将，更大规模地镇压农民起义军，用农民的血来洗清政敌们强加给他的罪名。而松山战役的失败，同样是因为受到兵部尚书陈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而丧失有利的战机，走进了被动的后来为清军层层包围的松山大营之中，才导致兵败被俘的。作为一个督军的战将，对皇太极的礼贤下士，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
据上分析，在当时形势下，洪承畴被俘后所能够选择的无非两条路：一是降清，二是以死对之。如果走第二条路，在当时可能在明京会颂声大起，而在后代汉人中也会被视为流芳千古的行为，加以称颂。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这件事，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决心当崇祯皇帝、当明王朝的殉葬品叫好，更不应认为他的死是“重于泰山”。那么，是不是认为洪承畴在当时形势下，投降才是对的呢?当然也不是。我只是认为洪承畴在当时形势下，投降和愚忠而死从历史的角度看都不是一件大事。既不能说明是有亏于“大节”，也不足以影响于当时的局势。事实上，洪承畴从降清到皇太极逝世，以至到多尔衮向洪承畴咨询军事，近两年时间，洪承畴实际上没有起太多作用，没有为清王朝办多少事，但清军的力量却照样在发展，而且在积极准备进关。而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洪承畴的投降对明军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洪承畴降清本身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足以影响历史变更的大事。
那么，拱丞膀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被世俗以大汉奸目之呢?主要原因在洪承畴方面有两条：一是应多尔衮之问策，其献策内容如清军南下时“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对归降各府州县官“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这些献策对清军争取民心，瓦解明军队伍起了重大作用。二是洪承畴在江浙、两湖一带实行安抚政策，是清朝的迅速统一、社会日趋安定的重要因素，在安抚过程中，他诛杀过抗清首领和名士黄道周、夏完淳等人，大伤了反清势力的感情。洪承畴安抚政策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一种认识，认为如果没有洪承畴清军就不能取得迅速胜利，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清军不能取得迅速胜利，与明军旷日持久地战斗下去，人民群众造成的生灵涂炭，损失不是更加严重吗?应该看到，清初社会的迅速稳定，对清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如果洪承畴的招抚政策起到使清初社会迅速稳定的作用，那么，洪承畴在清初的行为就应当受到肯定。 ．
洪承畴成为众矢之的的客观原因主要也有两条：一是一部分汉人认为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灭亡了，按此逻辑，洪承畴降清就是“汉奸”。这部分人的民族情绪，通过士人的制作，演化成小说、演义、戏曲，如庄妃和洪承畴的暧昧关系、“洪母骂畴”等等，其内容本身是虚构的，但却在民间广泛流传丑化了洪承畴的形象。二是有清一代反清复明的口号一直没有止息过，民间的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等都首创在清初，而活跃于民间，只要反清复明，就必然要诛伐降清的洪承畴。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开初还是举着反满旗号，把满族称为“胡虏”或“鞑虏”，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就铸成洪承畴评价无法公正，更无法实事求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民族观和正确的历史观，自然可以对洪承畴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事实上，历代王朝的建立，新王朝缔造者，都争取大量的旧王朝的官吏到新王朝任职，这可以起对旧王朝的瓦解作用，以及解决新王朝的官源不足的困难。所以，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有大批旧王朝官吏走到新王朝任职，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新中国建立时，都有大批官员是来自旧政权的。这些旧朝代的官员不少是在新朝代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的，他们是历史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洪承畴当然也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理解我党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曾经以高度的热情欢迎张治中、傅作义等一大批旧中国的文武官员到新中国来任职的事实。
其三，应从总体上评价洪承畴。洪承畴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光明面，也有他的黑暗面，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全部否定，也不是全部肯定。我对洪承畴的评价概括起来有这么三点意见。
1．洪承畴仕明历史不值得颂扬。在洪承畴的一生中，如果从他为人刚正，谦恭、廉洁、公正执法等儒家优秀传统来看，他是属于清官型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优秀的一员。但洪承畴在明朝末年的飞黄腾达，是以农民起义者的血作为阶梯的。洪承畴从1616年中了二甲进士到1629年13年中，中间虽然也有所升迁，但官阶最高才是粮道参议，仍属中下级官阶。但自1629年在陕西耀州击败农民起义军王左挂部起，洪承畴便踏入戎马生涯，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并逐步成为明王朝的重臣。
洪承畴是著名的主剿派，他的带兵韬略，确实比其他明军将领高出一筹。1629年洪承畴击败王左挂的农民军之后，1630年便被提升为都御史巡抚延绥。同年，洪承畴在陕西府谷县击败另一支农民军王嘉胤部，他的部将曹文昭随后以计诱杀了王嘉胤。几乎与此同时，洪承畴又在宜川、三水、耀州等地再次击败王左挂部，迫使王左挂率部投降，洪承畴将王左挂等98名降将尽行诛杀，这是洪承畴杀降的极不光彩的一例。就在第二年，即1631年，洪承畴被提升为三边总督，成为明王朝的重臣。经过洪承畴的剿杀，到1643年，陕西的农民起义烽火基本被平息。但被洪承畴赶出陕西的农民军，如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又成了燎原之火，且有重新进军陕西之势．这时，镇压农民军军功卓著的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短短五年，洪承畴从一个粮道参议一直升至兵部尚书、五省总督，提升的依据和政绩，都是镇压农民军这一举措。农民起义军是为争取自身的生存而发起对腐败明王朝的冲击的，是正义之师，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当然是一生中的重错，是不光彩的一面。不过，从科学的历史观去看历史，在对洪承畴历史作出评价时，指出洪承畴这段不光彩历史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洪承畴的一生。在这里，我提出这点，是想说明，在历史上被肯定的明王朝的重臣洪承畴，恰恰是不值得颂扬的，他的显赫地位是用农民军的血换来的。
2．洪承畴在松锦战役中兵败被俘降清，其咎不都在洪承畴，不应过多指责。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后，他对双方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初到松锦前线时，采取守城少战的策略，偶尔出兵交战，屡取得胜利，增强了洪承畴指挥松锦战役的信心。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及崇祯皇帝却主张速战，并由陈新甲制订出兵四路进攻清军的计划，尽管洪承畴不同意，崇祯皇帝还是下了“刻期进兵”的谕旨。陈新甲还派人到前线，督洪承畴进兵。洪承畴被迫率兵到松山扎下大营，致使松山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在危急关头，洪承畴想集中兵力乘清军围城未固速战解围，他要求将士：“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悉力而为。”③但是，将兵还是不能同心协力，有的将领竟率兵遁逃，部队溃乱，伤亡过半。以后各支部队或逃跑、或突围未成，剩下的l万多人守城，援兵无法到达，洪承畴弹尽粮绝之后，城破被俘。可见松锦之败，主要是明政治腐败的结果，主要并非洪承畴的过失．
至于洪承畴被俘之后降清，正如上述分析的，就这件事而言，当时对清廷、明廷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不应过于渲染。
3．清初的立国功臣。评价历史人物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这个历史人物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他们的主张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洪承畴首次向多尔衮献策，主要内容就是严明军纪、安抚百姓、争取民心。这一条改变了清军以前入关时掠夺戮杀的恶习，是以后军事节节胜利的成功之本。清军进京时，多尔衮采纳汉臣洪承畴等人的有关清军不屯驻城中、为先帝崇祯发丧、免薙发等意见，使京城比较快安定下来．
随后，洪承畴被封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佐理机务，并封为秘书院大学士，从而成为开清的重臣。有关典章制度的建立、福临登基、劝满族统治者读汉书、习汉语，这些都对缓和各民族、特别是满汉民族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清军南下，遭到各地反清势力的强烈反抗，在这些势力中，有故明宗室、明臣以及人民群众组织的反清力量，风起云涌，江南处在战火弥漫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任命洪承畴总督军务，负责招抚南方各省的反清势力。洪承畴到江南之后，招抚政策得到有力推行，他通过在明军中的地位和影响，招抚了许多明军部将，其中包括明兵部尚书张缙彦也在洪承畴的招抚下降清。洪承畴说：“缙彦一投，则三省接界地方四十余寨，远近观感，自可渐次驯服。”4)避免了对这部分反清势力兵戎相见。洪承畴运筹得当，渐次平定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大部分南方的反清势力。他以招抚为主，对不降反清势力加以征剿，击败了南明残余势力，成为开清第一功臣。
洪承畴安抚南方，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政绩，但也就在为清王朝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他的行为挫伤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情绪。特别是对夏完淳、黄道周等反清势力的剿灭，洪承畴虽多次劝降夏、黄二义士，劝降不果，他杀了夏完淳、黄道周。而这两人又都是江南名士，得到各界的同情，洪承畴被后人唾骂与此事不无关系。然而，作为政治家的洪承畴，他此时考虑的是如何使社会更快地安定、国家更快地统一，他希望通过招抚少使江南人民生灵涂炭。所以，作为历史家来评价此时的洪承畴，自不可过多地以他是否诛杀过抗清义士来论功过。
综上所述，我认为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基本上应该肯定，是因为他为清初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在评价新旧朝代交替时的历史人物时：一是不宜过多地替那些为腐败王朝殉葬的人唱赞歌，因为那些王朝已经十分腐败，他们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不败亡，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那些极力维护腐败王朝的遗老遗少，从来就不是社会的积极因素：明末、清末都有不少遗老遗少，他们为恢复已经灭亡了的明室、清室到处哀嚎，或则阴谋搞复辟；或则制造混乱，散布流言蜚语。这些旧政权的死硬派的行为，是新政权的不安定因素，自然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肯定他们。至于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夹杂着许多民主成分，把矛头指向独裁的君权，是学术界的新建树，尽管他们对清统治者也有不满之处，但他们并不简单地为“复明”哀嚎。当然，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那么，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当作如何评价呢?我以为，文天祥、史可法所处的最后年代，确实存在着元军、清军对汉民族的民族压迫。文天祥、史可法抗元抗清当然有较强烈地反对民族压迫的一面，他们在这方面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正是他们值得后人垂青的可贵之处。而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这是他成为民族英雄的主要依据。这些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作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当然不能等同于末代王朝的遗老遗少；二是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要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大局出发，要看他们的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涉及历史人物能否立住的大问题。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基本上都是为争取各自民族的生存、或抗击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这些战争中不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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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都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战与和一般都不存在出卖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问题。而且，实际上每次战争的结果都会使中华民族出现新的团结和统一。当然，在这些战争中并不是没有是非之分，就是说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如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甚至掠夺，就是非正义的。另一方，在战争中，部分奸诈小人，搞阴谋，出卖本民族利益，甚至陷害忠良，例如秦桧之流，这种人在各民族都曾经出现过，属于阴险小人，是应当受到历史的谴责的。他们和为本民族生存、发展而斗争的杰出人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三是到明崇祯年间，明、清双方的战争，已经不是满汉两族进行的单纯的民族战争，而是双方在争夺统治权的战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女真就不再是明王朝的一部分，而是和明王朝并立的一个政权。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势力范围扩大，已经不再是满洲人的后金政权，而是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一部分人在内的多民族政权了。到皇太极当政后，清军就多次进入关内，为以后入主中原的可能性作了试探．而明王朝部署蓟辽兵力，调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目的是想重振军威，向清军收复失地。双方都是在争夺统治权，而且双方都是多民族的政权。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是很尖锐的，但这是由于两个存在的政权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充任最高统治者造成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不同政权之间进行的战争就是两个民族的战争。因为这两个政权不论谁取得胜利，谁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其统治的中国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的一个朝代。而不能作其他理解。
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抛开民族偏见，以改朝换代的眼光来评价在这个时期中表演的各种历史人物，对洪承畴评价就会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注 释
① 见《光明日报》1988年4月28日。
②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七。
③ 谈迁：《国榷》卷97。
④ 《清史列传》卷7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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