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琉球三策》作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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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琉球三策》作者考

［内容提要］《琉球三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近年国内外的研究者多视其为黄遵宪所撰，并以此为基础，对黄遵宪的日本观及有关历史进行论说。笔者根据在国外所见的原始资料及当时黄遵宪与李鸿章、何如璋等当事人的关系，认为《琉球三策》的主要思想当归何如璋，并进而对黄遵宪日本观的形成发展，作了较为严密的考察和论述。
吞并琉球，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关于日本吞并琉球的经过，以及中日两国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交涉，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和论述。人们注意到，当时中国驻日使馆提出的处理琉球问题的三种方案（即所谓“琉球三策”）和北京的“总署”即总理外交衙门的意见不和。但是，对于“琉球三策”的提出者，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这又涉及到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仅有重要地位的黄遵宪日本观的发展情况，他与李鸿章、何如璋等人的关系等问题。笔者曾对黄遵宪的日本观作过一些论说［（１）］，今拟从考订《琉球三策》的作者入手，对上述诸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一）　
先看《琉球三策》是怎么一回事。《琉球三策》指《茶陵三家文钞》卷二收录的《与总署辩论琉球事书》中，对于当时日本政府吞并琉球的举动，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易成。”中策：“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求，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下策：“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而作者的意见，是力主采用上、中策，也即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
对于此三策的提出者，研究者中有不同的说法，温迁敬氏《茶陵三家文钞》是把此归于何如璋名下的。
但是，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认为：“先生（指黄遵宪）为何使致书我外交总署，力主强硬，据理与争。”［（２）］
此后，台湾的张堂ｑí＠①《黄遵宪及其诗研究》、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也基上持此论［（３）］。
考持此说者，主要的根据有如下数条：
一、黄遵宪的胞弟黄遵楷所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记载，黄遵宪主张对日本强硬，有“譬之以猎，恐西人发踪指示，而东人为之狗，其狂噬贪突，后患更不忍言”之说。
二、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云，“何如璋与清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争论的文牍往返数十函，力主对日强硬，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八也。”
三、琉球灭后，黄遵宪撰有《流球歌》语意深痛，与上述文中的思想倾向一致。
于是，便把《茶陵三家文钞》中有关的文件，都视为黄遵宪的意见，作为分析他外交思想的材料加以利用。
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到底以何者较正确呢？须从不同角度来考虑。　
（二）
笔者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茶陵三家文钞》中何如璋的清总理外交衙门的函件说成就是黄遵宪所写，并凭此对黄遵宪的思想和外交活动进行分析。理由如下：
一，上述说法主要的根据是黄遵宪揩和梁启超的记述。但细考黄遵楷和梁启超的相互交往关系，却发现黄遵楷小遵宪十二岁，黄遵宪三十九岁自美国回乡，他正入州学［（４）］，而《事略》当是他晚年所编。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目睹黄遵宪在日本使馆情况。梁启超小遵宪二十五岁。他们首次相逢，是在１８９６年，梁启超二十四岁时［（５）］。后与遵宪交往，颇受遵宪的影响。由此可知，此二人所叙黄遵宪在日本使馆工作与何如璋关系等等，俱是出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传闻和追述，并非亲眼所见。联系到数十年间的世态变化，人事沉浮，其说当有再详细探讨之必要。
二，即使据上所引的黄遵楷、梁启超的话，也未说所有的文稿俱是黄遵宪所撰，仅“十之七八”。而且，即使文稿出于黄遵宪手，也不能说那些是黄遵宪的思想。因为据当时使馆人员和日本人笔谈的记载，可知黄遵宪在清驻日公使馆中，担任起草文书的工作，而主持全局者则为何如璋［（６）］。按上级指令撰发的函件，自不能说全部思想俱出于撰述者之手，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三，《琉球三策》中主张的要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的态度，和黄遵宪当时的思想发展及对日本的看法相矛盾。在《送ｒòｕ＠②户ｊī＠③公使之燕京》一诗中曰：“子能弥阙失，竹帛铭汝功”，他对中日间的关系，感到忧虑，但又对两国间的和好抱有希望。［（７）］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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掎角立。所持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万千亿。”［（８）］作了热情的吟唱。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２３日，黄遵宪在致王韬的信中曰：“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９）］而在笔者最近见到的黄遵宪亲自写给当时开国派代表人物金弘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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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策略》中，明确地提出：日本的威胁不足虑，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自强自立，以抗拒俄国的威胁。认为日本是“同受俄患，力不足以到朝鲜”之国［（１０）］。
凡此等等，俱是确凿无疑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中反映出来的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间的黄遵宪的日本观，和《何如璋与总署辩论球事书》中所见的力主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究意是黄遵宪自己的看法翻来复去、不断变化，还是《琉球三策》等致总署电文中的看法并非完全是黄遵宪的思想呢？结论应当说是很清楚的。
四，有些论者以黄遵宪所作的《流球歌》，有强烈的批判日本侵略的倾向，来说明他的想法和《致总署函电》中所见的理念一致。
《流球歌》中对日本兼并琉球，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之情，这是事实。然而，正如研究者们已指出的那样，《流球歌》并不是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间的作品，而应是晚年，至少是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以后所作［（１１）］。那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大有变化。我们怎么能把以后的作品来作为证明１８８０年前后所撰《琉球三策》等的证据呢？事实上，黄遵宪对日本的态度，对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是有认识过程的。而在１８８０年前后他并不，至少是并未明确地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而这正是他和何如璋当时思想的一个较微妙的差异。
（三）
要阐明这一点，就必要对黄遵宪与何如璋的关系略作一些探讨。
现在不少论著中，把何如璋描写成是反反复复，没有定见之徒。比如吴天任氏《黄公度先生传稿》曰：
此后中日交涉渐繁，使馆事亦寝剧，如璋悉以委先生（指黄遵宪），盖如璋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曾谓其于五分钟内，已三变其旨，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事无大小，多待决焉。［（１２）］又比如，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曰：“先生在日本参赞任，使馆中事，多决于先生。”其所据为黄遵宪的族弟黄遵庚（由甫）所云，其大意与上引吴天任语略同。［（１３）］
这里所说的情况，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第一，从何如璋和黄遵宪的个人关系而言，何比黄大十一岁：是黄的文执辈。［（１４）］黄遵宪得以在日本任职，乃出于何如璋的荐举。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而到了日本，诸事多由何如璋主持，交黄遵宪操办，比如到东京借租使馆居所［（１５）］，又比如前面提到的使馆内具体分工的记载，俱可以为证。
实际上，何如璋出使日本，乃是由于李鸿章的提拔。据温廷敬《何如璋传》，他于１８６９年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升侍讲。究心时务，尝见李鸿章与之交谈，李鸿章十分尝识，曰：“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１６）］因而提拔为驻日公使。这样一位锐意于洋务，正当壮年欲有一番作为的官员，难道会把驻日使馆中的一切，俱交付仅为自己子侄辈，年方三十余岁的黄遵宪决定吗？而且，即便如此，使馆中还有副使张斯桂等多人，又如何会同意？［（１７）］所谓何如璋把使馆中事俱交付黄遵宪决定的说法，于情理，于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俱是说不通的。
第二，黄遵宪对于何如璋，从现公开发表的诗文来看，是相当尊重的。黄遵宪自香港回国，又恰逢何如璋遇赦自新疆回福建，他未见到，有诗曰：“公正南归吾北上，欲论近事恨无缘”［（１８）］，表现出相当的知音之感。
又比如，笔者最近见到的韩国外交史料中，有《金弘集与清国驻日外交官笔谈记录》所记为１８８０年夏之事，当时，多由何如璋与金弘集主谈。黄遵宪也时有参加。其间，他对何如璋的尊重屡屡可见。如，七月十六日在清公署的谈话中，他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真伪。有所疑难，望一切舆商。”八月二日，黄遵宪一人赴朝鲜使节处，和金弘集谈，有曰：“何公使每见日人，常劝其事（按：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税务协议），事务持大体。”［（１９）］
无论在赴日前，在日本使馆任中，甚至在何如璋因马尾战败而受贬斥以后；也无论是在何如璋面前还是背后，以所见的公开、或尚未公开的资料而言，黄遵宪俱无贬斥何如璋之语。也无在日使馆事皆由自己决定的说法。那么，前面所引述的有关何如璋的种种说法，到底是黄遵宪背着人另有一套说教，还是后来人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叙述的结果，不也就很值得再考虑了吗？
第三，我们从目前所见的点滴资料中，可以看到何如璋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是相当强硬并有决断的，比如，上引《笔谈记录》七月十八日，何如璋和副使张斯桂拜访金弘集。当金弘集说到，与日本进行通商谈判时，有人提出，“进口货，亦于洋货重税，而日本零碎产物，特免其税为佳云”时，何如璋立即说：此说弊端极大，切不可行！并且立即为金弘集设想了下一步应付的办法。此外，八月三日，金弘集到清公署告别，何如璋又特别提出了以后双方如何注意保守秘密的联系方法。通观那份《笔谈记录》何如璋的形象是非常通晓全盘状况，颇为干练，而对于日本，则抑于相当的警惕感。
关于何如璋的对日态度，在日本的有关研究著作中也有记述，如佐藤三郎在《近代日本交涉史研究》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谈到围绕琉球问题两国的外交活动：
东京的琉球藩使，于何如璋赴任途中，在神户迎接他：出示了藩王的密旨，进行倾诉。在何如璋到达东京住所后，也时时和公使馆联系。以至于何如璋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此事终于成为日清间的外交问题而表面化了。而且，由于何如璋对当时日本国力评价甚劣，认为日本绝对没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开战，所以用强硬的措辞反复抗议，因此从明治十到十一年（１８７９—１８８０）两国间的外交为此问题，呈现出非常紧张的状况。［（２０）］
由此可见，何如璋对日态度之强硬，而这和清政府的指令以及黄遵宪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第四，从著述的情况而言，何如璋也决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他所撰《使东杂咏》，乃是使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的契机之一［（２１）］。更有意思的是，黄遵宪曾对金弘集说：“《日本志》，仆与公（按，指何如璋）同为之，卷帙浩博，可为三十卷，姑未清草”［（２２）］。由此观之，连黄遵宪自己的著作都是和何如璋一起撰述的，作为当时日本使馆最大公务的有关琉球的电文，怎么可能完全由黄遵宪一个人去承担呢？
要之，前引有关何如璋及何与黄遵宪关系的种种说法是存在不实之处的。
（四）
为什么何如璋和黄遵宪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会有差异？这当然有主观阅历和客观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和李鸿章的关系，恐也是其中之一。
李鸿章自１８７０年成为清朝的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２３）］。何如璋、黄遵宪的出使日本，实出于他的决定。何如璋在行前，特意到天津“谒李伯相，语使事颇详”［（２４）］，便是一证。
那么，当时李鸿章的整个外交格局中，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呢？据现有材料来看，似并未认识到日本的威胁，而主张与之和平相处。对于日本开始兼吞琉球的举动，清政府只是命令何如璋“到任后加以适宜处置。”［（２５）］而当时李鸿章和社会上的诸多改良人士，主要感到的是来自北方的俄国的威胁。［（２６）］
何如璋到任后，根据接触到的情况，却对日本兼吞琉球的行动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从他的立场来说，自然是适宜的。因为“适宜”本身就是一个并不确定的程度概念，但从一般的外交术语角度而言，它当包括有限度的，有克制的意味。也就是说，何的态度与清政府的指令存在着某些差别。这也就是何和总理外交衙门在琉球问题上反复争论的原由。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总理外交衙门，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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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北方俄国威胁的立场出发，不采取可能导致与日本开战的《琉球三策》中的“上策”也是很自然的了。而何如璋也为此失去了在日本的职务。［（２７）］
那么，黄遵宪当时对日本的看法如何呢，笔者在《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过一些探讨。大略言之，黄遵宪基本上不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而对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某种好感。这一点和李鸿章等的认识无大不同，而和上述《琉球三策》等文件中反映出来的对日强硬态度，则存在着某些矛盾。参照上述有关何如璋的资料，谁的看法与《琉球三策》等电文中反映了来得思想更相近，不也就明显了吗？换言之，即使《琉球三策》等电文俱出于黄遵宪的手笔，何如璋在事先也和黄遵宪进行过洽商。但《琉球三策》中反映的对日强硬态度，绝不能说只属黄遵宪一人，则亦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论者之所以把当时《琉球三策》等电文中的对日强硬态度归之于黄遵宪，乃是为了把黄遵宪说成是当时李鸿章“卖国”外交路线的对立面［（２８）］。对李鸿章的整个外交路线的评价，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和提拔过他的李鸿章之间，并没有什么如现在不少论者所说的那种严重对立和斗争；相反，在对日本力量的估计，对日本的基本态度，对中、俄、日、朝四国在东北亚政治格局的设想，以及对朝鲜自立图强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勿宁说是极其一致的。上文引述过的黄遵宪《朝鲜策略》，黄遵宪在交给金弘集的同时，又通过何如璋呈给了李鸿章，得到李鸿章很高的评价，李鸿章在给朝鲜致仕太师李裕元的信函中这样说：
我中国驻倭参赞黄遵宪所拟贵国《策略》一本，想已早达台览。此策
揆时度势，实为贵国固国之图，亦即异日富强之本。［（２９）］
如果说黄遵宪当时和李鸿章在外交方针上处于对立状态，李鸿章会在外交信函中对他作如此高的评价吗？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北，李鸿章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黄遵宪的思想也有了发展，二人对不少问题的看法产生分岐，这是事实。而即使到了那个阶段，黄遵宪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仍然不错。比如，那位在中西交流史上颇有地位的王韬，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流亡外国多年，据说，晚年得归故里，出于黄遵宪向李鸿章的缓颊说情，由此可见黄、李二人关系之密切。
１８９５年，李鸿章出使俄国，黄遵宪前去谒见，１９００年，李为两广总督，屡聘黄遵宪出山［（３０）］。而李鸿章死后，黄遵宪又作诗ｗǎｎ＠④之，诗中有曰：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３１）］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３２）］
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３３）］尽管黄对李的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方针并不满意，但对李本人非常推重，并且十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须知李鸿章在甲午之后，非议颇多。黄遵宪的这种态度，就更显可贵。
由此观之，说对李鸿章的卖国外交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云云，不就令人感觉到是后人打在黄遵宪头上的光圈了吗？！
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在中日关系史上有其不可否认的地位和业绩，自当千古流芳。但是，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日本观也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的。我们无须将他们后来的著述和思想，说成他“早已有之”，也无须为了给他打上光圈，而把同时代的人抹黑；更无须受时论的左右，把他故意放到某些人的对立面上，以显示他的高明。
历史就是历史，不应因人废言，也不应因人、因舆论而动摇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探索。
注：
（１）见《复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４年第四期。
（２）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１９７２）５２０页。
（３）张堂ｑí＠①《黄遵宪及其诗研究》（台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北京，１９８８年版）下文所引诸条看法，俱出自此二书，不再详注。
（４）《黄公度先生年谱》（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版，后所附本）１８５８年，１８８６年条下。
（５）见梁启超《三十自述》，又见丁文江、赵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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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月版）。
（６）《大河内文书》（平凡社《东详文库》本，东京，１９７３年）第６４页，其中说到当时使馆的分工状况颇详。
（７）（８）见《人境庐诗草》卷三，第２５６页。此诗作于１８７９年，参见上引吴天任《傅稿》第八章所列《人境庐诗谱》。
（９）此信现存于南开大学，又见上引郑海麟书第６０页。
（１０）（１９）此《笔谈》国内尚未见。刊于韩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汉城、探求堂，１９５０年版）。
（１１）《流球歌》现见《人境庐诗草》卷三，钱仲联先生在《笺注》中曰：“钞本无此诗，恐非庚长年所作，而是后来所补。”其说甚确。吴天任《诗谱》作１８８０年作，误。
（１２）前引《黄公度先生传稿》第７６页。
（１３）除了吴、钱以外，郑海麟，张堂ｑí＠①的论著中，也持此说，不另赘引。
（１４）见《黄公度先生年谱》１８７６年条下。
（１５）见何如璋《使东述略》（长沙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本《早期日本游记五种》１９８３年版。
（１６）此《传》见《茶陵三家文钞》（《补读书庐丛书》本，１９２５）。
（１７）当时张斯桂为副使。同时出国者，据何如璋《使东述略》云，有理事（领事）范锡明，副领事余ｓｕì＠⑤等十余人，跟役二十六人。
（１８）见《十月十九日至沪初随何大臣如璋使日本即于是日由上海东渡，今十二年矣》载《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五。
（２０）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天馆，东京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１３页。
（２２）《日本杂事诗》定本第二十四首下有注曰：《使东杂诗》纪沿海光景……恨蜡屐无缘，未能一游耳。“此首原本即有为第２３首，可见作《杂事诗》有受《使东杂咏》启发处。
（２３）参见美国费正清等编《剑桥晚清中国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１９９３年）第５６２页。
（２４）何如璋《使东述略》。
（２５）见上引《近代日本交涉史的研究》第１１３页引自《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二○，二一号。
（２６）参见上引《剑桥晚清史》第七章，第十一章中的有关章节。又见下文李鸿章给朝鲜李元裕的信。那时对俄国侵略感到忧患，从林则徐开始，到郑观应，王韬等，都有论说。
（２７）比如，李鸿章回何如璋电，指他“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致激生变端。”（见《李文忠公全书，评署函稿》卷九４４页。又恭亲王１８７９年４月１０日奏章中曰：“倘何如璋等以事无转圜，暂尔回华，……以为日后收场地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１１～１３页）。
（２８）见钟贤培等编《黄遵宪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４月版），《前言》上引郑海麟书第二章等。
（２９）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１９７２年）第二卷４７１页。
（３０）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上述诸年条下。
（３１）（３２）（３３）见《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０５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２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奇
＠②原字宀加六
＠③原字王加畿改下部为戌
＠④原字车加免
＠⑤原字王加隽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0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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