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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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

2001年冬，笔者利用寒假时间，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过录清季学者赵之谦（1829-1884）所著《汉学师承续记》手稿，进行整理[1]。然而遗憾的是：笔者曾遍检所能目见的赵氏著书，凡已刻未刻，皆不见自言著《续记》事。因为是手稿残本，所以赵氏著此书的许多问题无法细究，只能做一些推测之辞[2]。不意去年9月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严佐之教授赐告，赵氏有与胡培系书札39通，内容多为商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事，严先生又将他的《赵之谦论学丛札与徽州绩溪金紫胡氏家学》一文与整理之赵氏《论学丛札》打印稿赐示（《论学丛札》为拍卖公司为39通书札所定之名），同时，因严先生作介，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也寄来该公司为宣传拍品所编《赵之谦论学丛札》一册，又邀笔者参加“赵之谦《论学丛札》学术研讨会”。这件事笔者只能用望外之喜四字来形容，现将《论学丛札》与《师承续记》之关系对比论述，以见这批手稿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之现状与整理
《汉学师承记》为清嘉庆时学者江藩（1761-1831）所撰，全书收录自清初至中叶时学者凡正记40人，附记17人，又附62人（指每记末言及之人），总计119人。其书刊行后，影响极大，几为研治清代学术必读之书。但因江氏乃乾嘉时人，又因体例所限，故所记学者时间止于嘉庆时期，以降则付诸阙如。江氏之后，续之者不绝，但传世者几稀。
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乃续江书之作，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仅残存手稿3册，前后无目录，无序跋，无页码，每页9行，每行字数不等，总计约4万余字。其中一册封面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稿本第二”字样，余二册皆书衣无字，全稿以行草书之，遇清帝讳则或出格跳行，或无。因为是手稿，故改窜涂乙，处处皆见。书中有“之”“谦”连珠印及后来藏书家印多方。所记之学者，起嘉庆时，迄太平天国之后，今存稿中有正录20人，附录人19人，又附15人，仅江书之半略强。赵氏原书次序为张澍、凌堃（又附安璿珠）、张穆（附苗夔）、丁履恒（又附丁嘉荫、丁嘉葆）、刘文淇（附刘緐崧、戴清）（第二册）；汪喜荀、王念孙、龚巩祚（又附曹籀）洪震煊、胡匡宪、胡秉元（附胡澍，又附胡培系、胡培受、胡培字、汪泽）、胡秉虔（附胡肇昕、又附胡培孝）（另一册）；胡培翚（附章遇鸿、胡绍勋、胡绍煐、杨大堉、涂渲、韩印、席元章、马钊，又附葛良冶、汪士铎、马寿龄、杨秉耙）、胡廷绶（周白山）、钱大昭（附钱东垣、钱绎）、钱侗（附钱师徵，又附钱师璟）、胡承珙、朱右曾（附葛其仁、陈诗庭、陈瑑）、汪莱、王引之（又一册）。
笔者整理时，依生卒年月、师承渊源、地域关系、家学渊源等因素，排列次序为钱大昭、钱侗、朱右曾、王念孙、王引之、汪莱、洪震煊、丁履恒、胡承珙、张澍、汪喜荀、刘文淇、龚自珍、凌堃、张穆、胡匡宪、胡秉虔、胡秉元、胡培翚、胡廷绶。在进行编次之同时，将原来窜乱之页，各归本人名下，因原书不分卷，故整理稿也不再分卷；又参考清代史籍及诸家碑状、文集、笔记等书，进行标点、校勘与个别补漏；原稿引文多为删节而成，故若非节引过简而失其原意者，皆不出校；错讹脱漏者进行补校，皆出校记；对古今字、异体字进行适当的统一；避清帝讳字及明显笔误之字，则迳予改正，不再出校。
二、从《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之编撰动机
就客观情形而言，如前所述，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记学者下限止于嘉庆时期，以降则付诸阙如，在赵之谦时，江藩同时代学者多已谢世，而后学中从事汉学者成就亦很突出，故续写《师承记》就成为一种客观需求。
然而，赵氏撰《师承续记》，尚有其主观动机与因由。江藩撰《汉学师承记》时，正是清代汉学如日中天的时代，但赵之谦所在的时期，汉学已经走向低谷。赵氏在《论学丛札》中认为：
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愚者既奉为准的，死守成规；智者得以饰非拒谏，亦转相附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幸有后死者，此记不可不读，续则求兄助我，并多助我。此事关系二千余年气脉，不可不急。……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读书。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则不能不为心学，否则处处隔碍，其所为心学，又不过借作门面，以为抵当众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故弟于众称名士者，即避而不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一书，痛诋惠氏、臧氏，且及戴、钱诸君，曾得而读之，此公于宋学无所得者，可哂。）。[3]
此可见，赵氏著述之动机，表面看来在于遏制桐城派。江藩《师承记》刊行后，桐城派大将姚鼐的弟子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家进行全面攻驳，一时桐城派火焰炽盛，以攻考据为尚。赵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编撰，并且旗帜鲜明地站在汉学派立场上，对桐城派进行反击。如《论学丛札》论当时台州学风曰：
台州本不知学，乡人皆不以洪、金诸君为然，所足以推重闾里者，大都郜经体一手耳。近年又有勋臣倡立理学，改赤城书院为正学（人品则以风流为准的，诗品则以香奁为极功，最属恶习，去岁主讲于此，大声叱之，几不免于众怒，锢痎之深可知。）又闢东湖一席，延一土匪之子擅长香奁体者主讲郡城，又将修志书，又刻贺氏兄弟书，择其推荐紫阳，如讲格物诸家皆非，独朱氏为精确之类，以为表率。其人（倡理学之人也）笔下别字极多，虚字不通，而动辄谈文谈学，自以为是，胆大无耻，莫此为甚。若辈已散布天地，我等急宜自藏矣。[4]
按此所谓“勋臣倡理学者”，是指时任台州知府的刘璈，同治三年至十一年任[5]。璈，字兰洲，临湘人。附生徒，左宗棠军至浙，朴勇善战，纪律严明，积功至花翎道衔，候补知府。同治三年，补台州府。他在任期间平土寇，振文教，筹款修府县学宫，建三台、正学、东湖三书院。濬东湖，筑亭台，植桃柳，暇则与文士觞咏其中。[6]他所请主讲于诸书院者如何炳麟、何钟麟兄弟，皆好诗文词，主陆王心学。故赵之谦对其大加斥责。
赵之谦攻击桐城派，怒斥刘璈等人，尚有更深的背景，他所指的“勋臣倡理学者”，当更深一层，指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勋臣大员。因为方东树《汉学商兑》，是得到曾国藩的大力褒扬才盛行一时，而刘璈是左宗棠提拨之将。当时曾、左等学倡理学，文宗桐城，皆以汉学为不急之务。赵氏对此深为忧虑，所谓“此时盛行性命之谭，满街都是圣人，其效即日可觇，则此种书亦非官场所宜也”[7]。“其效即日可觇”，也就是他说的“数十年后此道沦丧，将求识字之人不可得”的恶果[8]，这是赵之谦撰《师承续记》之深意，他认为这是事关“读书种子”与学术“二千年气脉”之大事，故尽管“非官场所宜”，他仍以编撰《师承续记》为己任，以力挽颓风。
三、从《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的收录人数
如前所述，今存稿中有正录20人，附录人19人，又附15人，仅江书之半略强。笔者曾推定：从赵氏文中情况看，此稿虽在生前未能撰成全帙，但应较现存三册为多，盖赵氏亡后，有所散佚；现存三册中，其编订成册及诸人次序亦非亲出赵氏之手；赵书为未完之稿，今存稿中，有已经完稿者，有全稿尚未完成或缺略太甚者。[9]
现从《论学丛札》来看，笔者的推断基本上是准确的。赵氏在给胡培系的信中曰：“《续记》人不下六十，而君家为大宗，其盛甲一代矣。”[10]但现存稿只有正录20人，即使加上附录19人，亦不及40人，则此稿至少尚缺1/3，而见于《论学丛札》中拟为《续记》收录然不见于手稿者，如王筠、陈立、曹份、汪龙、汪辉祖、郝懿行、胡匡衷、毛际可、吕飞鹏、李兆洛、王聘珍、陈昌齐、吴兰修、曾钊、桂馥等[11]，今皆不见于手稿中。这些人加上前面正录及附录39人，已经将近60人了。如果再加上像段玉裁、顾广圻、孙星衍、江藩、阮元、洪颐煊、洪亮吉、钮树玉、焦循、臧庸、陈寿祺、马瑞辰、陈奂、朱骏声、刘宝楠、江有诰这样的学者，应该肯定会被收录。因此，笔者推断赵氏所谓“六十”，当为正录之人而言，以上诸人加上现存稿中之人，大概就是《师承续记》收录的主要人物了。
从《论学丛札》看，《续记》的《序言》是请祁寯藻来写，赵氏在信中说：“近纂《汉学师承续记》，祁寿阳相国许我序”[12]。因为祁氏本人即主张续纂《汉学师承记》，但此序是否已写就，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赵之谦本人所写的《序录》则写成无疑，且一改再改。他说：“《续记·序录》一篇奉上，求鉴定。[13]”后又说：“首篇《叙录》已拟改之，将来定本当尚有一、二次删订也。[14]”再则说：“《师承续记》首篇拟重作一通。[15]”据此，笔者可以进一步断定，赵氏此稿当比现存3册为多，至少是4册，如果祁氏写了《序言》，其第1册中应当有此文与赵氏自撰之《序录》，而且从现存其中一册封面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稿本第二”字样的情况来看，也应当同时有“第一”，否则“第二”便失去了依托，可惜今日却无法觅到其第一册了。其他《续记》及《论学丛札》中未出现的学者，或者是尚未完帙，或者是已经散失了成稿，都仍是疑而难决的问题。
四、从《论学丛札》看《师承续记》的编纂体例与原则
因为是续《汉学师承记》，所以赵书在编纂体例、选人原则、史料来源方面都与江书义例大致相同，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江藩《汉学师承记》的选人原则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取向上侧重汉学派学者；二是时间下限以当时已逝之学者为主，健在者不为作记；三是着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赵书在此点上亦与江书相同。同时，赵书对学者在学术上有严格要求外，对其行事亦特别重视。《论学丛札》说：
盖此记虽以学为重，而行尤重。空谈性理之徒，一无足取，不过有掩饰工夫。绩学之士反无笃行，适为若辈藉口地。往寿阳相国谓弟此作义例视前记为严，足为后日传儒林者取信。[16]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赵之谦在着重论述学者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重视对学者事功之学的记载，对于他们在做官为宦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多有论述。如王念孙做官，起踬皆与治河有关，赵氏在《王念孙记》中述其治河工作的同时，还录其《上颜制军论直隶河渠书》一文。《张澍记》论其历任地方官时刚果治事，造福百姓，不党同僚，不畏上官，故大受排挤，难竟其志。他如胡承珙、胡秉虔、汪喜荀等人记中，亦记述他们各自的政绩，与学问相得益彰，更为全面切实。此与清儒所谓“学问、人品、政事”同条共贯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在史料来源方面，《汉学师承记》主要得自四个方面：一是全部或大部分袭自当时学者所作行状、墓表、传记；二是删节或加工墓表、传状而成；三是将墓表、传状文字与传主或他人文集中与传主有关的学术文章相结合；四是全部或大部分由江藩自撰。赵书史料来源亦不外乎这些手段，当时由于是战乱年代，在太平天国扫荡后的东南学术界，“兵燹之余，遗文轶事零落不少”[17]，因此蒐罗材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论学丛札》来看也是如此，赵之谦多次向胡培系寻访史料，其中又以金紫胡氏家族学者为主，在他所写这些信件中，便常向胡培系要求提供胡氏家族中学者之传状与著述，现存《师承续记》中，为金紫胡氏作记者有胡匡宪、胡秉虔（附胡肇昕、又附胡培孝）、胡秉元（附胡澍，又附胡培系、胡培受、胡培字、汪泽）、胡培翚、胡廷绶等，为《师承续记》中最为完备之部分，也正是因为其占有史料详尽之故。
赵书还有一个优于江书的特点，就是叙事简洁，整饬有法。从上述他对《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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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态度就可以看出，虽然他愿望此书早日撰成，但绝不是敷衍了事，而是精心结撰、认真修改的。
五、从《论学丛札》看赵之谦与金溪胡氏家族之关系
笔者曾撰文指出，就赵之谦当时学术界之现状而言，绩溪金紫胡氏的确在当时独树一帜，故在《师承续记》中为重点记述之对象，但胡氏家族及其弟子们入选人多，另一原因是因为赵之谦本人与他们多有交往之故[18]。这在《论学丛札》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赵氏论与胡培系“十余年至交”[19]，二人关系之密好，几于无话不谈，毫无避忌。而胡培系在为胡澍所写《事状》中也说：
培系与君客缪武烈公，前后六七年，与同门余姚周君双庚、会稽赵君撝叔、溧阳王君西垞、缪君芷汀、穉循昆季，以文章道义相切磋，数君俱负雋才，然皆雅爱君，每考古订今，搜奇选胜，非君在不乐也。[20]
数人皆在缪梓门下做客，道义相勗，学问相磋，情同兄弟。赵之谦客居京师期间，还与魏稼孙、胡澍、沈树镛等共研金石，同赏疑析，晨夕无闲，赵氏还刻印以志之，赵氏《悲盦居士诗賸》中多有与他们的唱和之作。不仅如此，赵氏对胡氏家学深为企慕，尊培系父胡秉元为私淑之师，《续记》仿江藩原书“余古农先生”、“江艮庭先生”、“王兰泉先生”、“朱笥河先生”等例，遵胡秉元为“胡云林先生”，称号而不称名。在谈到与培系交往的旧事时，赵氏深有感触。其在《汉学师承续记·胡云林先生》中曰：
之谦与培系同受业先师溧阳缪君之门，求其先世行谊至悉，时方驰意禅说，好谈清虚，自识培系，得聆绪论，管穴之窥，实启此日，忽忽二十余年，精神遐漂，摩研编削，迄无阐绎，然于先生窃有私淑艾之志焉。
在论及胡秉元殁后的情形时，赵氏又曰：
及门请业及远方学者，自闻其殁，皆相向哭，悲老成之徂谢，卬景行而末由。天不憖遗，著述未竟，教思无穷，奋乎百世。在昔仲弓至德，桂树生于泰山；林宗甄藻，百川归之巨海。虽遭际有殊，衡斯忌谊，何多让焉！
由此可见，《师承续记》中将胡氏家族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还不是他们的私人关系，而是赵氏在学术见解上与胡氏多相通之处。严佐之先生《赵之谦论学丛札与徽州绩溪金紫胡氏家学》文中也论金紫“胡氏经学系统中，不仅有汉儒制数之学，也有宋儒义理之学”。并指出“赵之谦既反对‘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以考据求义理是他的学术理念，多读书、明道理是他的问学路向。而由此亦可发见，赵之谦与胡培系频繁通信，往复问学，并非没有学统上的内在来由。”[21]
六、从《论学丛札》看赵之谦之学术与著述
从《汉学师承续记》及《论学丛札》可以看出，赵之谦还是一位学养深厚、严谨求实的学者。
赵之谦之师，为溧阳人缪梓（1807—1860），缪氏“教学主明体达用，恶拘牵猥琐之士”，其著述今不传[22]。蔡冠洛纂《清代七百名人传·金石书画·赵之谦》谓赵之谦论学“主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及武进庄氏、刘氏，蕲进于西汉巨儒微言大义之旨”。此与《师承续记》、《论学丛札》中所言正相吻合。赵氏对王氏之学大为赏赞，其曰：
先生之学，出于休宁，而精寀过之。金坛段先生序其书，称先生“能互求古今形、音、义三者分合，能以古音得经义”。推为天下一人，非过誉也。……先生所著书，流播寰海，穷经学古之士，咸知服习。……福德长寿，洞源儒朴，冠伦魁师，天下宗仰，后生小子，虽饕詖愦毷，敢有毁郑、服，议贾、董，于先生卒无间言，且有文其说，谓宋儒再生，必取其说者，亦可见学行至是，断不能颠到白黑以是为非也。[23]
而在《论学丛札》中，赵氏除了对金紫胡氏之学私淑有加外，还对汪士铎（1814－1889）之学深为钦佩，汪氏为胡培翚弟子，其学根柢经训，精《三礼》，曾著《礼服记》三篇，又为《水经注释文》等书。赵之谦在《论学丛札》中屡次请胡培系作介，想入汪氏门下为弟子。[24]不仅如此，赵氏在《续记》中还想将汪士铎单独立记，只是限于江藩《师承记》“体例人存者不专传”[25]，故附在《胡培翚记》末。
关于赵之谦为学次弟与治学取向，在《论学丛札》中也有类似相当清晰的论述，其曰：
弟少事汉学，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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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乌有之性命。此类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吾辈不必效之，但当画在我而已。[26]
有见于此，赵氏治学虽主汉学，但不废宋学，力主“实事求是，期于有用”，这不仅在立身得事中是如此，即治学亦需从实处着手。如胡培系治地理之学，只是就前人之书撮钞提要，赵氏认为此法不当。他说：
顾亭林诸公，其于地理，实实须足迹所到，指画口讲，故可贵重。若足下不出户，而日取古人图籍求剑索骥，亦何足用！……此学须实实见得到，处处留心，走遍天下，博览群籍，而复可以下笔。[27]
赵氏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明地理之学，不可穷究纸上而得，只有实地考察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故对胡氏的做法提出婉转批评。在《论学丛札》中，对自己编纂《师承续记》亦是如此，不亲见原书，是断断不能妄作的，即他所谓“得其书而后作之，心不悬悬矣”[28]。
赵氏一生甚为清苦，但他著书、访书、藏书、刻书不辍。由于精于书法的关系，他研搜金石文字，著有《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失编》一卷，乃补续孙星衍、邢澍所编《寰宇访碑录》之作。又《六朝别字记》不分卷，在赵氏之前，邢澍即著有《金石文字辨異》，以碑字之别体者分四声韻，自汉迄唐，以类相从。赵氏之书，则专收六朝，体例亦与邢书小異。胡澍《序》谓赵氏多见汉魏以来碑刻，称其作隶书“有延熹、建宁遗意，今体纯乎魏齐，又深明古人文字通转之旨。因刺取六朝别字，依类排比，疏通证明，使学者知由篆而隶、而今体递变之故，更由今体而上溯隶变，以得声音文字之原。”另有《张忠烈年谱》、《勇庐闲诘》一卷等，国图尚藏有赵氏稿本如《汉学师承续记》、《六朝别字记》、《章安杂说》、《悲盦札记》、《赵撝叔诗文稿》、《赵悲盦诗文稿》等，主修《江西通志》185卷。校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6集40种，保存了不少罕见珍贵的钞本稿本。他还有续刻《皇清经解》想法与撰《庄子校义》之志。近今人整理出版有赵氏之字帖、印谱、尺牍等多种，足见赵氏著述也非常丰富。
七、余论
从赵之谦在世直至今日，世人对其身份的认同，也不过是一位书画篆刻名家而已；所宝重者也是其书、其画、其篆章而已；百年来所出版的各类赵氏作品中，也不出此范围而已。至于其学术，少有人涉及。不意在他逝后近120年时，他的《汉学师承续记》手稿残本与《论学丛札》在同年显现于世。而笔者整理《续记》缘于1999年5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之邀，参加清代学术讨论会，时聆听中研院史语所陈鸿森先生言教，告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赵氏《汉学师承续记》（陈先生应该是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得到此信息），回北京后，果在国图善本部觅到此书，遂整理发表。而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发掘赵氏《论学丛札》，使其得彰显于世，笔者也因缘得见此39通珍贵信札，由此可见学术交流与沟通之重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曾符先生在研讨会上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之谦今年是交了大运”。赵之谦在给胡培系写信时也说“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29]其参加研讨会诸先生者，岂非赵氏之知己欤！
然笔者尚更有感慨系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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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文物拍卖行业日渐兴盛，许多湮久无闻之古籍善本、金石字画等重显于世，这为研究这些珍贵文物带来了便利，对学术研究亦有相当之推进。然而我们不愿看到的另一点却是：许多珍贵文物一经卖出，昙花一现，便又为藏家所秘，如入深宫。赵氏《论学丛札》据悉为一演艺界人士高价购得，而拍卖方当时印制之拍品影印件，因涉及拍品之收藏权，仅为部分原件影印，而整理之全部信札之文字，经笔者与现能看到之影印件相核，发现其讹误百出，这对研究赵之谦学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损失。因此，笔者在此呼吁文物拍卖公司、文物收藏者与学术界三方合作，既使拍品能得高价，又能显出拍品之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还能使其整理发表，化身亿万，使三方各得其宜。如果文物拍卖只为卖高价，收藏者只为奇货可居，恐怕也就失去了文物拍卖与收藏之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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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稿已发表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期，页329－378，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详见拙文《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整理记》，载台湾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第七届清代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2年6月版。页35－48。
[3] 见上海崇源艺术品有限公司编《赵之谦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58－59。此册中整理稿中讹误极多，
笔者引文尽可能利用所附部分影印件进行核校，无影印件者只能阙如。
[4]　《论学丛札》第2册第3通，页71。
[5]　喻长霖、柯骅威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卷10《职官表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辑成》，
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册44页155。
[6]　《民国台州府志》卷98《名宦传下·刘璈传》，册45页438。
[7] 《论学丛札》第1册第1通，页58。
[8] 《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60。
[9]　详见拙文《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整理记》，页38。
[10]　《论学丛札》第1册第5通，页63－64。
[11]　以上诸人，分见《论学丛札》第1册第2、3、7、8、11通信札中。
[12]　《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58。
[13] 《论学丛札》第1册第4通，页63。
[14] 《论学丛札》第1册第7通，页65。
[15] 《论学丛札》第2册第8通，页75。
[16] 《论学丛札》第1册第3通，页62。
[17] 《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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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 详见拙文《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整理记》，页41。
[19] 《论学丛札》第1册第3通，页62。
[20] 《续碑传集》卷79胡培系《户部郎中胡君荄甫事状》，册3页2953。
[21]　《赵之谦论学丛札》，页8。
[22] 《续碑传集》卷59赵之谦《缪武烈公事状》，册3页2701——2703。
[23] 赵之谦撰、漆永祥整理《汉学师承续记·王念孙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页337—341。
[24] 《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58。
[25] 《论学丛札》第1册第5通，页64。
[26] 《论学丛札》第3册第3通，页78。
[27] 《论学丛札》第3册第5通，页80。
[28] 《论学丛札》第1册第5通，页63。
[29] 《论学丛札》第1册第2通，页60。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0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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