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试论左宗棠的边疆救荒实践及其荒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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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左宗棠的边疆救荒实践及其荒政思想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字季高。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咸丰二年（1852年）起，先后入幕于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和湘军统帅曾国藩麾下。历任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至同治二年即1861年至1863年)、闽浙总督（同治二年四月至五年即1863年至1866年）、陕甘总督（同治五年八月至光绪七年即1866年至1881年）和两江总督（光绪七年九月至十一年即1881年至1885年），两次出任军机大臣（各在光绪七年和十年即1881年和1884年），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卒于福州任内。
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在其入仕之前就以出现，在其三次会试试卷中有着集中的体现。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连续三次赴京会试，他在试卷中指出，“救荒之政自古不一”，应坚持“宜于今”的原则去借鉴历朝历代的救荒措施。他首先强调要重视建立仓储。他建议以五里为一社，十里为一团，在社中设社仓，选择“富而慎者”负责收发，“愿而谨者”负责贮藏，并要防止胥役参预和出现虚浮之费[1]。他分析了义仓和常平仓的不同特点，“常平粟藏于官，以官赈民者也；义仓以粟藏于民，以民赈民者也。”主张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者并行，各处仓储自归实贮”[2]。可见，左宗棠已经意识到仓储的重要性，救荒要以有粮可存为根本，以备荒年所需。左宗棠在第二次、第三次会试中，提出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兴修水利，将上次的思想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因为“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3]；而水利是农业的经济命脉，要因地制宜，分别与西北、东南之民“谋水利”、“除水害”[4]。
左宗棠三次会试落第后，断绝仕途之念，在家中以耕读为乐，客观上为他钻研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左宗棠称，其“少小从事陇亩”，“于农书探讨颇勤”，“于农书颇有所窥”。他阅读了大量的农书，并在结合实际农事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写成《广及田间说》和《朴存阁农书》，两书中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并谈到防虫害，补救农作物等方法。这一时期，左宗棠的农事思想已初成体系。
左宗棠居乡期间，多有赈灾义举。道光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年间（1847－1849年），湘阴连发大水，左宗棠与本郡同乡，劝富室捐助银钱谷米，“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属所捐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其中“省城善举尤多，尚有捐银而不书名者”[5]。为救济过往灾民，左宗棠又“罄所藏，与周夫人散米俵食，并丸药乞病者，全活甚众”[6]。为防备饥荒，左宗棠 “筹族中备荒谷物，又悉捐家中长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本族中建立了“仁风团义仓”，并选拔几位公正人士管理，这个义仓维持多年，救人甚众。
左宗棠早年赈灾义举的动因，与他自身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左宗棠幼年家境艰苦，备尝人间辛苦。据左宗棠回忆，其幼年时“吮米汁，日夜号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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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如闻其声也”[7]。这种辛酸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族中父辈乐善好施的传统也影响着他，左氏家谱规定子孙务须恪守“教孝、崇礼、劝学、务本”[8]。这些因素对其早期荒政思想的出现和为官后的救荒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动作用。
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在其边疆救灾活动中不断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左宗棠任职的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等地多是中国重灾区，他于为官之地，每有灾情，即命赈济灾民，救荒活动贯穿于他任职地的不同时期。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期间，西北地区连年灾荒，多种自然灾害并发，尤以旱灾为重。同治五年（1866年）兰州地区“斗粟价银三十余两，人相食，死者无算”。同治七年（1868年）起，西北地区局部旱灾不断，兰州地区“所需米麦已不登于市，民有衣锦怀金携妻子投黄河以死者，饥丐至偷掠小儿为食”。陇东、陇南、陇中及固原地区发生大饥荒，“饿殍载道，死者无数”，部分地区“人相食”，泾川“新瘗死尸食之殆尽”。到了光绪三年，西北发生毁灭性大旱，“春夏不雨，赤地千里，人相食，道殣相望，其鬻女弃男，指不胜曲，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奇”。如蒲城县“饿死者三分之二”。这场旱灾以山西为中心，波及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9] 面对这场史称“丁丑奇荒” 的大旱灾，左宗棠也颇为惊叹，称之为“古今罕见”[10]。这样，救荒问题就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急政要务。为筹办赈务，他采取了数种措施，如官府捐赈、劝谕富户借贷粮食给饥民、蠲免钱粮或以工代赈，等。
左宗棠重视赈抚之事，称捐赈是“古今通义”[11]。他任职浙江巡抚后的首要之事，就是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妥善安置孤寡妇幼。他升迁陕甘总督后，辖管陕甘宁和青海、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救灾、治灾难度更大，赈灾之事更为迫切。他带兵作战所过之地，虽然饷粮困乏，仍命官兵散发钱米与饥民，并建立粥厂救济他们。左宗棠多次解囊捐款救灾，并倡导绅士、富户捐纳银两或借贷粮食赈济饥民。同治二年（1863年），闽、浙两省出现灾情，他将“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12]。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将万两薪俸交公充作赈银。宁波海关馈赠他八千两银票，也悉数转交浙江赈抚局。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大水，他又捐薪一万两。光绪三年，陕西、甘肃发生灾荒，他又捐薪万两。据笔者统计，左宗棠仅在其家书之中提及赈务之事就有66次之多。左宗棠率先捐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既资助了部分饥民的生活，又鼓励了其他官绅效仿捐资，并使后者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捐赈骨干力量。但从客观上来讲，当时左宗棠所采取“劝捐”或“勒捐”等方式逼令富豪捐赈，收效并不大，左宗棠为此愤然道：“陕西绅富足救陕饥而有余，无如其铿鄙何？恐非勒令承捐不可！弟已行之章奏，明知廷意殆不谓然，然不可不使其有所惮也。”[13] 他曾要求严惩部分绅士富户，以起惩一儆百之效，但由于他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故难以长久。
左宗棠曾多次奏请清政府减免地方钱粮赋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饥民的赋税压力。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左宗棠上奏朝廷《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细加陈述浙江省应及时缓征钱粮，恢复生产[14]。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奏蠲全省额赋。同治十一年（1872年），甘肃等地受灾，左宗棠多次奏请朝廷豁免灾区赋税，三月，他奏请豁免甘肃受灾最重地区在同治三年至八年间（1864-1869）应征收的钱粮草束，以抚恤民情。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他又奏请豁免甘肃所有州县自同治十三年以前所欠银粮。光绪三年（1877年）后，西北旱灾，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缓征了陕西蒲城、大荔等49厅、州、县受灾地区的钱粮及旧欠银两。次年（1878年），清廷又准其所奏，两次缓征这些受灾地区的新旧赋税，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左宗棠所有蠲免奏折的极少一部分，但足以体现出他不仅知民受灾之苦，以民本为时务，而且以荒政为其主要政务的思想。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采取了安辑流民、放贷于民、节约赈金、建立仓储等救荒措施，适时适地予以采用，体现出左宗棠救荒活动中灵活性的特点。
左宗棠认为防灾甚于救济，应重视灾害防治。重视兴修水利就是他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之一。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极为重视兴修水利，他深知水利与农事及防灾的利害关系，多次强调“水利为屯田要务”[15]，“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以及“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16]等。对历史上屡遭水旱灾害的西北地区，左宗棠认为兴修水利尤为必要。因为“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水利兴，而后旱潦而备。”“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渠之来源，唯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地亩之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若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17]。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组织兴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修复了几十条旧有渠道，如北引渭水，开陈家渠、毛缑家渠等河渠，灌田数千顷；在河西走廊的张掖开渠七道；在碾伯堡一带创建沟渠二十余里；在新疆修建石城子等十余条渠道；在吐鲁番等地开凿坎儿井达一百八十五处。水利兴修后，扩大了耕地面积，从而增加了粮食产量，增多了官府收入，各省民用和军粮供应也都得到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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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也得一时好转。
作为兴修水利的相辅举措，左宗棠主张在河干缺水地区打凿田井，以抗旱保收。光绪三年，西北大旱，河渠干涸，左宗棠下令打井，提出两种可行建议：一为“以工代赈”，对打井人员“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干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18]。二为在易开井之处，“劝谕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19]。两种建议都得以实施。
左宗棠尤为重视灾后的生产恢复工作，他针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情况，提出了发展农业以畜牧业为重、多种经营发展的规划。左宗棠虽多次强调要“劝农耕垦”[20]，并“发给耕牛、籽种、农具，藉资补助”以利耕垦[21]。但同时指出：“新疆户民本务，以畜牧为重，耕稼次之。亦由土旷人稀，耕者用力勤而所获少，牧者需人少而所获多也。” 左宗棠的重农思想就是以“尽地利”为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尽地利就是从客观条件出发，“择其小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22]。从自然规律来看，这些原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左宗棠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加以发展，而不是一味强制推行汉族的农耕生产，这些都反映了他重农思想中科学性的特点。左宗棠认为在西北地区发展畜牧业，既符合天然条件，又利于安置流民，他指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23]。左宗棠大力提倡在西北地区发展畜牧业，并采取措施进行扶持，他责令新疆地方官“择水草便宜处所，查明户口，酌量成本数目”，散发羊种“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以求利民；同时，“地方既裕，民物蕃盛”，对地方和国家都有利，也利于民族团结[24]。
左宗棠的重农思想具体表现为重视民屯、提倡种树和发展多种经营。西北边疆多年历经天灾人祸，灾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左宗棠组织地方官员安抚难民，实行民屯。同治十三年（1874年）春夏，他致书其部属张曜，详示兴屯办法。“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租粮，俾免饥饿”。还规定，难民到达安插地后，当地政府必须及时发放口粮，分发田亩、农具、耕牛，并为难民修建房舍或窖洞，使他们有家可安、有业可立，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边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自明代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破坏严重，致使水土流失，沙漠蔓延。左宗棠非常重视在西北种树，以保护土壤植被。而在西北种树的难度是很大的，如左宗棠所言，“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力最勤” [25]。为种植树木，左宗棠可谓是煞费心机。据甘肃平凉现存《武成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题载：“搜集枝杆，越山渡壑，负运艰苦。树艺伊始，每为游民窃拨，牲畜践履”，必须“谕禁之，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26]。左宗棠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千里。”据左宗棠记录，仅从陕西长武境界起到会宁县止，600多里间，连年种活的树共有264000多株，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27]。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奉命进京，途中看到“道旁所种之树，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28]。这条人工防护林带，对西北地区抵御风沙灾害、保护农田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左宗棠以多种经营的方式发展西北的规划，包括组织流民种棉植桑和兴办织布业。新疆自古就是载桑养蚕之地，而且制作技术精良。在阿古柏统治时期，丝绸生产受到破坏。左宗棠决定重振新疆丝绸业。他先后从浙江湖州雇佣来六十多名熟练技工，教授当地各族人民从载桑到织造的各种先进技术，为了改良桑树品种，他还排人从东南运来了数千株桑苗在西北栽种。对己此举，他自称“移浙之桑，树之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非书愚孰与图成者。”“西北宜桑，试课蚕务，颇易见效。”[29] 当时西北地区盛种罂粟，饥民吸食鸦片之风，多将所领赈款衣物挥霍殆尽，社会也为之一乱。左宗棠“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违者严惩；并“劝谕农民广种菜棉”[30]。左宗棠提出在哈密、吐鲁番、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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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阿克苏等地设立总局，后来还在兰州设立纺织局，向民间教习纺织技术，以开发民源，增加国利。在左宗棠的积极提倡下，西北的丝织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清末，新疆一地年产丝由过去的三十万斤增至七十万斤，英俄商人贩茧出境者，每年达到了一百五十万斤左右[31]。除此之外，左宗棠还曾提出开发其他利源，如新疆“南北两路物产，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32] 由于左宗棠调离西北之地，这些利源也就没有兴办起来。
中国灾荒之重之频，不仅与自然因素有关，而且与战争、落后的科学技术以及苛政有关。尤其对于后者，左宗棠深有感触，曾言“国无苛政犹贪懒，民有饥心抚亦难”[33]，就道出此意。左宗棠步入仕途后，在早年“为民谋其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必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以焉”[34]的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其荒政思想。时势的变化使他认识到，救灾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到灾民的生死存活，而最为关键的，就是还直接关系到当政者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救荒问题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民食生存，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左宗棠对荒政与时政关系的深入认识，标志着他的荒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和完备。如对于水利和经济的关系，左宗棠就意识到水利对江南防灾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江南经济的兴废，他认为“水利，尤民命攸关，三吴之富强贫寡，悉视乎此”[35]。对于荒政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左宗棠强调救荒要与治匪并举，光绪三年，陕甘等地发生饥荒。左宗棠上奏：“救荒在保富。办赈之际，如有匪徒借饥倡众掠食，必致强者饱飏，懦者槁饿，而地方殷实之户，畏祸远徙，贫民更无以谋生，是荒政重在救饥，而治匪之政亦宜并举。”[36] 所以，“荒政救饥，必先之匪也”[37]，等等。对于救荒与军事的关系，左宗棠认为“办赈须籍兵力”[38]。左宗棠还强调办赈务求用人得当，注重地方绅士参与赈务。他常言：“办赈总要得人”，对于办赈得力的官绅进行奖励。相反，对于办赈不力或贪污赈银之官严加惩办。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他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39]。他认为 “自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40] 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41]。在西北时，他多次惩处贪污赈银、办赈不力之官，收一时之效。
左宗棠历经四朝，为官二十余年，活动范围涉足东南、西北近十个省区，救灾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使其荒政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内涵更为丰富，影响更为深远。左宗棠重视发展边疆农业和兴修水利的社会救济思想，对我们今天开展边疆防灾和救灾的社会工作，也大有借鉴意义。
作者：高中华（1972—） 男，山东巨野人，历史学博士，中央党校党史部，100091。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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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林鸣凤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 第13册，第409页。
[2] 《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411、412页。
[3] 《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427页。
[4] 《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446—447页。
[5]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以下简称《左文襄公书牍》），光绪十六年刻本，第19卷，第43页。
[6]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光绪丁酉冬月湘阴左氏校刊，第1卷，第25页。
[7] 《左文襄公年谱》，第1卷，第3页。
[8] 《左文襄公书牍》，第1卷，第23—24页。
[9] 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302页。
[10] 左宗棠：《左宗棠未刊书牍》，任光亮、朱仲岳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第135, 138页。
[11] 《左文襄公书牍》，第19卷，第43页。
[12] 陈其元：《庸间斋笔记》，俞樾署检，同治十三年九月吴下开雕，第3卷，第16页。
[13] 《左文襄公书牍》，第19卷，第29页。
[14] 《左文襄公年谱》，第3卷，第10—11页。
[15]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左文襄公批札》），光绪十六年刻本，第2卷，第428页。
[16] 《左文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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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札》，第2卷，第 2页。
[17] 《左文襄公书牍》，第21卷，第8－9页。
[18] 《左文襄公书牍》，第19卷，第40页。
[19] 《左文襄公书牍》，第19卷，第42页。
[20] 《左文襄公奏稿》，第45卷，第23—28页。
[2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左文襄公奏稿》），光绪十六年刻本，第9卷，第64页。
[22] 《左文襄公批札》，第7卷，第37页。
[23] 《左文襄公批札》，第7卷，第39页。
[24] 《左文襄公批札》，第7卷，第10—11页。
[25] 《左文襄公书牍》，第24卷，第801页。
[26] 引自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甘）1984年第5期，第119页。
[27]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163页。
[28] 《左文襄公奏稿》，第57卷，第47页。
[29] 《左文襄公书牍》，第24卷，第17、37页。
[30] 《左文襄公奏稿》，第45卷，第23—28页。
[31] 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
[32] 《左文襄公奏稿》，第53卷，第36页。
[3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诗集》，光绪十六年刻本，第1页。
[34] 《左文襄公批札》，第7卷，第10页。
[35] 《左文襄公年谱》，第10卷，第26页。
[36] 《左文襄公年谱》，第8卷，第26页。
[37] 《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33页。
[38] 《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32页。
[39] 《左文襄公书牍》，第8 卷，第5页。
[40] 《左文襄公年谱》，第3卷，第31页。
[41] 《左文襄公书牍》，第22卷，第1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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