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

李鸿章-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

春光明媚，时和气清。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和河北省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生，在石家庄市喜聚一堂，于3月31日至4月1日举行了《李鸿章传》及历史传记写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人民出版社和河北师院联合主办。
河北师院院长、教授刘太磬，在代表主办单位的致词中这样说明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一项内容是讨论苑书义教授的新作《李鸿章传》。苑书义教授是河北师院历史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也是省内外有声望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的《李鸿章传》的写作，历经八载，甘苦备尝，对李鸿章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力图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考察，以往还没有人专门进行过这样的研究。所以，在书的写作过程中，校内外及学术界的不少同志就很关注，经常询问有关情况，书出版后更引起了较大反响。这次邀请来在中国近代史和历史传记写作方面造诣很深的诸位专家学者，大家所发表的高见，不论是对书作者还是读者都将大有裨益。会议的再一项内容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就历史传记的写作问题进行研讨。历史传记是史学著述当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状况如何，对历史学影响很大。我国知识界的权威报纸《光明日报》，于今年1月15日发表的肖黎、吕延涛同志的《千古人物，如何评说》一文，就历史传记的写作问题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意见，并且倡导开展关于历史传记问题的讨论，这是很有意义、让人很感兴趣的事情。举办这次座谈会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并参加讨论，特别是为能有机会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高论，这将会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会议的两项内容显然是珠联璧合的，所以，不妨说是一个主题，就是既从一般理论上，又结合具体例子，就历史传记的写作问题进行学术切磋和交流，为进一步提高历史传记的写作水平，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围绕上述“二项内容，一个主题”，与会者畅所欲言；热烈讨论，学术气氛活跃而又浓厚。
一、对《李鸿章传》的研讨
1、选题有识见，大陆“第一本”
肖黎（《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李鸿章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不管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这个人物不行。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鸿章传》（以下简称《李传》）选题好，讲中国近代史都要讲到李鸿章，可以说李鸿章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李传》是大陆出版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这“第一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副编审，《李传》责任辑）：李鸿章传外国人早年写的有几本，近些年中国台湾出了李守孔和雷禄庆的两种，还有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等，这只是代表了国外和港台的水平。大陆近年虽也曾有写李鸿章的传记读物出版，但不属严谨的学术著作，所以说苑著为“第一本”
2、实事求是，不偏不倚
肖黎：《李传》的特点之一是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对李鸿童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过去是一概骂倒。粉碎“四人帮”后，对这个历史人物开始进行具体研究，但起初影射史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近些年，感到有的论者对李鸿章的评价又偏高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似乎李鸿章也成了改革开放的祖师爷，这恐怕也不太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坚持实事求是，这很不容易。我读了《李传》的部分章节，感觉功夫很深，八年写这么一部书，做了那么多的考证工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书中的观点，我完全能接受，没有把传主抬得太高或贬得太低。张国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要对历史人物做出科学评价，是一件很难的工作。论断须有确切的依据，否则，新的论断就不容易站得住。我看了《李传》，其中每个论断，都是把传主的思想和活动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中而据以作出的。章鸣九（《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编审）则从《李传》“没有感情色彩”的方面肯定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他说：看了有的传记，觉得作传的人跟传主总要产生感情，研究研究就“爱”上他了。《李传》体现出的是冷静的学者的态度，而没有感情的东西在里头。马宝珠（《光明日报》记者），“度”把握的比较好是《李传》的一大特色。历史传记有两种偏向，对传主要么肯定过头，偏爱的感情色彩很浓，科学性上出现失误；要么否定过度，特别是对所谓“反面人物”，有的地方本应肯定却不敢肯定，这也是科学性上的失误。《李传》对这么复杂的一个传主，把握分寸上是成功的。譬如，李鸿章对外妥协的一面与抗争的一面，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与促进近代化的一面，书中都注意到了。这最根本的是要靠史学家的严肃性。《李传》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用八年之久的时间写成的，许多地方把过去被歪曲的史实改正过来，把被埋没的东西挖掘出来，被删改的史料予以核查补正。《李传》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是成功的，应该说是作者史德、史识、史才完美结合的体现。乔还田：《李传》实事求是，对传主评价是比较公道的，象对他办洋务企业的评价，对他在戊戌变法期间政治态度的评价，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包括外交方面，都提出了作者一些看法。并且，注意说话留有余地，防止绝对、片面。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过去认定李鸿章主观上就是要去卖国。实际上，当时中国作为战败国，不论谁去，条约也得签。书中能把类似这样的情况如实写出来，并不容易。秦富平（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李传》对事情具体分析做得好。如对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予以否定，而对他在这一过程中提出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事物，并进行可贵的实践则予以肯定。对李鸿章的和戎外交以及以夷制夷，书中写得很详实，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还有对秘鲁华工，以及治理黄河等事，也如实写出了。
3、史料丰富，选材精当
张国辉：《李传》作者不仅看了《李文忠公全书》，还看了其他有关集子。这是过去有些做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没有注意到的。《李文忠公全书》是吴汝纶编的，有好些东西给删掉了，而在其他集子里可能反映出来。对于反映李鸿章的真实情况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中外关系等问题上，他跟私人之间讲的一些心里话。奏章中的话往往是冠冕堂皇的，只能据以了解事情的大致状况。人物的思想状态、真实心理得主要看他的信函，特别是和家人以及要好的朋僚之间的通信。有时尽管几句话，但对了解传主的真实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李喜所：《李传》引用资料很丰富，作者不但认真地看了文字资料，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做了考证，还到安徽等地进行实际调查，挖掘资料。可以说，有关李鸿章的基本史料，《李传》中都用到了。不但资料全，而且可信，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这是很重要的。一部传记最难写的是开头，传主青少年时代的事情往往没有多少记载，而《李传》开篇写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却能写得比较丰满，用了许多关于李氏家庭、家族的材料。黎仁凯（河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李传》在运用材料方面很有匠心，做到了广而精。书中有些地方是引用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例如，写到中法战争时的《李福协定》引用了赫德的一段评论，那个材料并不难找，但很能说明问题，兼能把作者的观点表达出来再如写马关议和李鸿章遭枪击受伤后的情形，引用了“绷带外面仅露一眼”，“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的简短原文，就把李鸿章当时的心境、神态刻画出来了。
4、研究深入，富有新意
章鸣九：《李传》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扎实，每章每节里都有自己的学术创见，有其新意。比如李鸿章与科举改革，写的很翔实，别人还没有象这样深入研究的。还有李鸿章对戊戌变法的态度问题，也是《李传》作者最先提出的新看法。照过去的传统观点，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是维新派与顽固派两派的斗争，除了维新派之外，统统是顽固派，统统反对戊戌变法，很简单地以两条路线斗争来划分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李传》则揭示，李鸿章并不反对戊戌变法，但又不敢表态，是一种非常矛盾复杂的情形。再如写李鸿章游历欧美那一节，也有新意。过去一般认为，一直到李鸿章游历欧美的这个时侯，思想还停留在仅仅对洋枪洋炮的兴趣上，实际他这时也注意到了对西方政治的考察。特别难写的是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李传》中对此采取两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七十年代初期的中日谈判、中秘谈判，书中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李鸿章在这中间所表现出的并不是卖国贼的嘴脸。这时他有一种心愿，即想通过与他所认为的弱国的谈判，改革一下外交格局。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海防塞防问题的看法，支持其观点。海防塞防不是卖国与爱国之争，而是国防战略上的分歧。书中把当时中俄、中日的外交矛盾同时写，而不是只强调一方面，就使人能见全局。在当时形势下，反俄是重要的，反日也是重要的。李喜所：对李鸿章的研究，这几年较前有所突破，但象《李传》这样提出一系列的新看法确实不容易。象对李鸿章办洋务、要求科举改革，以及他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等方面，都提出新的观点，最早写李鸿章的是梁启超，从那时到现在苑著《李传》，已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飞跃，苑著肯定超过了梁任公者。黎仁凯：《李传》是在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算上收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时间，就不止八年，积多年之功写成这样一本传记，所以很见功力。我看过作者的许多专题研究，如李鸿章与太平天国，李鸿章的洋务论纲，李鸿章与民用企业，李鸿章与维新运动等，许多精华都吸收在这部传记里面了。《李传》中有许多有启发的见解，有些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例如书中涉及到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的各自情况，李幕现在还没有专门研究。湘、淮军有何不同，书中也提出几点看法。还有洋务派的构成，不仅包括几个洋务官僚，还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识识分子，也有地主士绅。这些，一方面是吸收了学术界的某些新观点，更有自己的见解。像李鸿章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从范老开始就把洋务派与维新派放在对立面，把洋务派归到顽固派里边，《李传》则提出了新看法。
5、寓论于叙，细腻生动
章鸣九：《李传》以叙为主，寓论于叙，书中对李鸿章一生有关主要事业的活动叙述得很细腻、很切实，读了使人对传主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肖黎：寓论断于叙述之中，《李传》的这个特点很突出。在行文叙事过程中，把作者自己的观点、自己对传主的评价渗透进去，由读者通过阅读而得出结论，我觉得这样的人物传忆写法上是高手。《李传》继承了我国史学中人物传记写法上的优良传统。当然，写法多种多样，其本身无高低之别。但《李传》这样写来不容易，因为多年间人们往往好给历史人物作一个总结、估价，好贴标签。陈振江（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李鸿章善于把握机遇，做事决断，这对他的成功很重要。《李传》中有不少有关这方面的细节，如写到，清廷让李去西北支援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他很不愿意，磨磨蹭蹭，到了西安而不去前方打仗。这时机遇来了，清廷调他到直隶，他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到了获鹿，便有上谕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乔志强（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李传》写得比较形象，给予人

三百字中国历史数学故事

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印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写传记史学应该提倡这样。亲富平：《李传》在描绘传主内心活动和语言举止方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对阿思本事件就描述得维妙维肖。闵锐武（河北师院历史系研究生）：读了《李传》觉得开篇第一章就富有文学色彩，很生动，引人人胜。全书有许多写得很细腻的地方，如写李鸿章马关议和中的心态，细致而使人觉得可信。
6、反映时代，突出传主
乔还田：《李传》比较好的把握了时代与传主的关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大半与李鸿章有关系，但如果把李鸿章写成大半部近代史就失败了，在这一点上，《李传》把握得比较合适。黎仁凯：《李传》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洋务。抓住这个中心，跟当时历史环境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联系起来写李鸿章，读了觉得很有历史感，也感到顺理成章，非常自然。李鸿章在各个时期，都是历史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怎样处理时代和他个人的关系？很难。《李传》处理的就好，许多问题恰如其分，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潮流当中。由于紧密围绕洋务这个中心来写，读了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徐永志（河北师院历史系讲师）：《李传》注意整体把握，综合研究，注意人物的比较研究，以显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将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丁日昌、沈葆祯等人进行比较，看他在哪些方面超越或落后于别人。为了突出李鸿章的个性特征，书中很注意细致地描述他的心态、情趣和生活轶事等，读了让人感到传主的形象很活，是立体的。秦富平：李鸿章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在晚清政坛上活动了大半生，所以通过李鸿章可以窥见清末政局的大概，《李传》中注意反映传主与周围人和事物关系的来龙去脉，反映时代的社会面貌，但又不是要通过写李鸿章展示包罗万象的中国近代史，因为传主毕竟只是代表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他的活动毕竟有局限性和特殊性。《李传》在这方面把握得合适。
7、其他综合性评论
张作耀（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李传》作者对所能见到的关于李鸿章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以后人们进一步研究这个人物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框架，也提供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基础。尽管书中也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其学术价值是应该肯定的。李喜所：《李传》是一部很好的书，至少应该说是一部好书。就史学著作来说，我觉得一部好书应该达到以下三条标准：第一是选题有开拓意义，新颖；第二是史材丰满，特别是提供了别的著作没有提供的史料：第三是观点上有创新，能给人以启发。按这样三条标准衡量，《李传》都具备了。任茂棠（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传》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用我们的研究生的话来说，读了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觉得份量很重。确实如此。书虽然不是很厚，但内容很全。特别是大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再就是实，没有牵强附会之感。还很细，一深入一细致，就有味道了。再一点就是活。作者把李鸿章的诗背了不少，书中引用的很巧妙，也用得很熟。我觉得《李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即“全”、“实”、“细”、“活”。董丛林、刘岳斌（河北师院历史系讲师）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说：我们有幸作为苑先生招收的最早一届研究生，并且毕业后又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对先生撰写《李传》的大致过程，以及写作当中的一些立意和运思有所体察了解。《李传》写作中的境界追求，应该说是先生一贯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可以用求实、求深、求新这“三求”来概括。所谓“求实”，是指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从事研究，写作中力求内容上的真实可靠。不仅是通过对史料的鉴别、考索、筛选以及有序性连缀，显现传主生平事迹的脉络，更在于用以唯物史观为灵魂的史识来统帅和驾驭材料，透视传主个人与所处时代的联系，从而揭示他的社会角色和历史角色状况及其价值。所谓“求深”，就是在提高学术性上下功夫，立意于写一部有较高学术性的历史传记，所以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一步步扎实搞起，对关系传主的若干重要事项作过专题研究，有些成果在权威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了自己切实研究的保障，书的内容上扎实、深入才成为可能。有了上面说到的“实”和“深”，那么内容上的“新”，即有科学创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先生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当然，在表述形式上也有求新的立意。
8、指不足之处，提宝贵建议
与会者既充分肯定了《李传》的成功之处，也坦诚就其不足之处发表意见，并提出改进建议。
张国辉：《李传》应该更注意揭示传主与他同时代有关人物的关系，例如与沈葆桢之间的关系，过去一般把沈葆桢看作湘系所属，李鸿章为淮系所属，这样分法不怎么恰当。对李沈之间的关系，以及李与其他某些人的关系，《季传》中写到了，他们在办新式企业中都起了作用。但应有更多的描述，一方面说明办新式企业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确有一批人，在当时想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吸收过来。还有象李鸿章与盛宣怀之间的关系，也应进一步写到。因为李鸿章办新式企业的主要执行人是盛宣怀，后来在经济事业上继承李的也是盛。盛宣怀在前边干了好些具体工作，政治上的支持者就是李鸿章。此外，他们对发展新式企业有共同的要求。对这点，如能更多一些写出来，就更能显示李鸿章在近代的作用，这单从李鸿章本人的活动里是不能完

推荐中国历史故事作文

全反映出来的。再者，《李传》中如能把李鸿章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至后来八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更有层次地梳理一下，会更有助于加深对李鸿章的认识。李对西洋事物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他从搞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对外国事物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李传》在这方面讲得简单了点。此外，《李传》最后似应有一个对李鸿章的总结性论述。任茂棠：觉得《李传》中缺乏“太史公曰”。细读之后，固然在每个问题上得到的印象很清楚、明确，但如果再加强全面论述就更好。书的细腻、详实再加上“太史公曰”那样的评论，就会更加丰满。章鸣九：写李鸿章这个人物应该放在什么基点上？对中国近代社会过去强调的是反帝反封建，是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能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就是将它视为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这么一个过程，而把李鸿章置于这个过程之中，评述他的思想和实践。譬如外交方面，过去谈到清统治者外交就是简单的两个字，要么是“打”，要么是“和”，而“和”就是妥协投降。事实上，近代外交当中除了“打”和“投降”之外，有没有一个“和”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它是不是近代意识？这在李鸿章身上是如何表现的？再如关于官督商办的问题，以往的讨论总是围绕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能否改变一个角度，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当中，看官督商办企业处于什么位置？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只是因为李鸿章这些人厌恶资本主义就搞官督商办？过去一直是这样看的，这在《李传》中也有痕迹。乔还田：《李传》在挖掘新资料上还有欠缺。编《李文忠公全书》中，吴汝纶把若干东西删去了，集子外还有好些资料。上海编《李鸿章全集》，听说所收集到的资料中就有200万字的东西是《李文忠公全书》里未收的。天津也存有若干没有人看过的有关的档案材料。当然，不是《李传》作者不想多挖新材料，有些材料是无法弄到的，但无论如何，新材料毕竟还挖掘得少了点。再就是《李传》对传主的人际关系方面（如李与幕僚的关系），写得少了点。这方面的欠缺似乎是现在国内出的学术性较强的历史传记中的一个通病，近代史里

中国历史上关于黄河的故事

边的传记也是如此，国外有的传记在这方面写得就较好。还有，《李传》应该在可读性方面更加注意。乔志强：《李传》再版时希望能再形象些，不要只注意写传主的政治、经济活动方面，对他的精神状态、人际关系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的微观世界，能有更进一步的描绘，就更好了。黎仁凯：可能是限于篇幅，《李传》有些问题没有能展开写。例如，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多年间，也干了象治水等不少有益的事情，这方面的内容再版时能否增补得更丰满些，再就是李鸿章与他的幕僚马建忠、周馥等人的关系，写得似还不够。人际关系很重要，如把人际关系写活了，就显得更生动了。再就是觉得书的前半部分抽象思维的东西多了点，论文的痕迹重些，后边形象思维的东西则多些，能否揉合得更协调。闵锐武：书中写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章节中，有的地方用了“敌我双方”的提法，似应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话。再就是，若书再版时能否增加几幅李鸿章壮年时的照片？现在书中选用的一张照片是他老年时的，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
9、作者的心声
苑书义：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教益很大。《李传》写了8年，终于出来了。写作过程中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包括在座各位的鼓励支持，否则，还写不到这个程度。大家对《李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自己觉得很惭愧，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对拙作自己并不满意，如果再有几年的时间，再好好改一改，可能要好一点。大家也提出许多宝贵的改进意见，如果出版社以后能再惠予一次重版的机会，我一定根据大家的意见认真修订，使之有所提高。
二、关于历史传记的写作问题
1、历史传记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陈振江：历史传记是历史学著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翻开二十四史，人物传记占大部分篇幅。历史学主要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描述，因为人物活动构成历史。而且历史传记向来拥有广大读者，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启发，也是人物传记的作用最佳。传记在我们史学中的优秀传统需要继承，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上创新。乔志强：通过人物来表现历史，在历史编撰学上是一个重要手段。讲历史，不是历史事件就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作出的，主体还是人。通过人物来探讨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应该重视，中国有这个传统。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发挥传记史学的作用，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刘岳斌（书面发言）：社会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因而，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能使人们感到历史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它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智慧，它能使我们分辨真善美和假丑恶。重人物传记是我国史志的优良传统。历史传记现在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种史志形式。选择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人物为对象，写出高质量的人物传记，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2、历史传记编撰的成绩与问题
张作耀：历史传记的编撰近些年来发展很快。解放四十年来出了约4种人物传记，而大半是近十几年出的，特别是最近二三年，每年达到二百种左右。总之，呈阶梯型上升趋势，说明历史人物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历史传记中有些很不错的著作，象《林则徐传》、《雍正传》以及新出的《李鸿章传》等。但历史传记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不太令人满意的作品，编撰中存在一些问题。说个例子。我受一个出版社的委托审过一部传记稿子。开篇写孔子父亲坐在一把很讲究的藤椅上，焦急地等待孩子降生。仆人报喜说：“老爷，生了个男孩！”春秋时候哪有那样讲究的藤椅？仆人对主人称老爷也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书稿中还写到孔子进鲁太庙看到司母戊鼎。这件商代青铜器是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怎么会跑到鲁太庙去了呢？还有写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坐在马车上与弟子子夏、子张讨论人生观问题，对话都是来自《论语》，但作者没有考虑到，子夏和子张都是孔子的后期弟子，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子夏11岁，子张才7岁，怎么会跑到孔子的马车上讨论人生观呢？我觉得中等层次以下的历史传记作品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后世的历史构筑前世的背景：二是浮光掠影：运用史料随意性太大；三是移花接木，捏造事实；四是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较高层次的历史传记则主要存在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一是侧重于史实的排列，见事不见人；二是就事论事，比较干巴，缺乏文彩，给人一种“新八股”的味道；三是枝蔓太多，铺陈太过，人为的拉长了篇幅；四是材料失察，褒贬失当；五是孤评孤断，前后左右照应不够。
3、保证真实性和科学性
肖黎：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总有他历史的价值和时代的价值。譬如今天我们要搞改革开放，历史上搞改革的人物价值实际上就提高，对于这样的人物和有关问题就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更要注意实事求是。陈振江：写历史传记，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实际做起来并不太容易。比如，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是必要的，但前些年片面地突出“阶级斗争”，造成一种公式化、脸谱化的东西，反而把历史人物歪曲、僵化了。对人物看出身，出身不好，做的好事也给往下贬。若基调上是被否定的人物，他的好事也变成坏事，坏事更不用说。例如袁世凯，也包括李鸿章，过去一讲就是卖国贼，似乎一点好事也没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天津近代化发展过程看，有几个人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是李鸿章。他到天津后，搞起一些近代企业。再就是袁世凯，他做直隶总督后天津有一个较大发展。天津北站的建立就是因为他不愿走受外国人控制的老龙头车站，便自己建一个车站。他在天津规划新区，搞了电车。还有他在直隶办学，超过了当时上海的速度，在当时各省中占首位。他在天津、保定办警察，是为中国警政的开端。他还与张之洞等人联合上奏废科举。这些都是近代化的东西。不讲这些，违背历史事实。还有一件事，袁世凯为争回八国联军时被张翼卖掉的开滦煤矿，派人（严复就做过翻译）到英法庭打宫司，并弹劾张翼。这一点恐怕也不是“卖国”。清帝能退位那么快，袁世凯起了作用。不然，内战恐怕还要打多少年。袁世凯当总统，连孙中山当时也说非袁莫属。他当总统不过瘾后来竟要当皇帝，这个批判他揭露他是应当的。但他起好作用的地方也应该承认。总之，是要实事求是。
写历史传记应否带感情？这与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应怎样统一起来？发言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乔还田：我觉得写历史传记应该带感情，只是不能以感情代替理智，但一定得有感情。该爱的爱，该恨的恨，只是不能偏爱偏恨，写起来要客观公正。梁任公是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带感情。只有带感情写出来才能更打动人、吸引人。苑书义：写历史人物应该有爱憎，这个没问题，该爱的则爱，该恨的则恨。但历史传记最忌讳的是作者的情绪支配自己。列宁给高尔基的一封信里讲过，应该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不是说不应有爱憎，是要防止以主观的好恶剪裁历史、臧否人物。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力争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
苑书义还就在特定条件运用“合乎逻辑的推理”以保证历史真实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历史真实”，就是要如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有好反映的地方，有难度比较大的地方。如他的生平事迹，就比较好反映。难反映的是他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受材料限制往往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用“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根据传主的有关史料，结合时代、人际关系、历史事件等，进行科学的推导，以求不违背历史真实。
4、重视可读性，观念须转变
乔还田：历史传记要有可读性。可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本身就比较吸引人；另一方面就是文采，作者应该从观念上有所改变。现在有一种偏见，似乎有了可读性就会影响学术性。有些作者自己也这样认为。陈旭麓先生文笔很好，写出的东西对资料能融会贯通。他文章中不是大段大段地征引史料、排比史料，而是惯于在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将它“切割”开来，有些变成自己的话，必要时引字数不多的原话，毫不曲解原意，读起来又让人感觉非常典雅，非常有可读性。学术著作应该这样。学术评奖活动中有的对写得活、可读性强的东西不屑一顾，这种观念应当转变。道理很简单，史学界不能关起门来“欣赏”自己的著作。有的史学书籍人家不喜欢看，不是人家不喜欢了解历史，是你的书太枯燥。史学书籍老在小圈子里来回循环，就是因为没有可读性。史学著作一方面是给搞专业的人看的，另一方面也要面向社会，面向更广泛的读者。肖黎：首先需要改变一下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一部历史传记，运用材料真实、学术价值高就达到了目的。我们认为仅这样还不行。因为一部著作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社会价值。《光明日报》这次组织史学传记问题的讨论，就是想要改变一下史学价值观念，马宝珠：历史传记的可读性是很要紧的。我觉得衡量一部好的历史传记的标准中，应该加上可读性强一项。书成功的一半在这里。书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爱读，它的社会效益就不能很好的发挥，应该破除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搞文学的只需形象思维见长，搞史学的只需抽象思维见长。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从思维方式说，搞史学的也应该有形象思维，应该有多方位的思维。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历史传记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象司马迁《史记》中的传记作品就很典型。写人物，没有对他举止、心态的刻画就难以显示生动的形象。“合理想象”是对的，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完美结合的意味。总之，历史传记的可读性应该引起重视，读者呼唤可读性！肖黎：过去我们有个错误观念，好象搞历史的就是只要抽象思维，跟形象思维没有关系，这无道理。象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的理论著作里也有许多形象思维。我是搞司马迁的，司马迁用的都是抽象思维？不可能的事，他用了很多形象思维，用了大量的文学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人物。其选材是非常讲究的，也有很多想象，也有“虚构”的成分，有夸张，但这种夸张让你能接受。历史传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可读性太差，有的简直是难以卒读。要改变这种状况，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不还是在原来的圈子里跳来跳去。
5、传主个人与阶级、社会、时代的关系
苑书义根据写《李传》的切身体会谈了有关看法：人物、阶级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写《李传》当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过去什么事都让李鸿章个人负责，都追究他个人的责任，其实李鸿章是属于一定阶级的，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制约着他的活动。还有，李鸿章和他生活的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怎么处理？弄不好把李鸿章写成半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李鸿章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密切联系。我是想，把社会、时代作为一个舞台，而李鸿章是演员群体里边的主角，把李鸿章放在舞台的中心位置，通过李鸿章来透视相关的历史事件。不能让历史事件把李鸿章个人淹没，也不能脱离历史事件来讲李鸿章，应该着重地讲述李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
陈振江则提出历史人物的“人性”、“兽性”及其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一个历史人物既有“人性”又有“兽性”。“兽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的发明，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人是陈独秀，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讲过“兽性主义”。照其解释，所谓“兽性”就是指人的意志顽狠，善斗不屈，有强健的体魄，能力抗自然等情形。日本近代教育家福泽谕吉也阐述过“兽性主义”教育问题。所谓人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理智，以及理智支配下的言行活动。回过头去看历史人物，象李鸿章，其兽性主义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和他同僚的斗争中也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敢于任事，不怕人攻击。洋务运动中许多新事物是李亲自发起搞或支持他人搞的。没有“兽性”这一点，他很难成功。“兽性”与阶级性有一定联系。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引用赫尔岑本人的话，说赫尔岑也属于“由兽乳养大的英雄”。因为他是贵族出身，但他又为埋葬贵族统治而斗争，追求民主主义。赫尔岑的思想教育了一代青年。列宁对他评论很恰当，既看到他的贡献，也看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至于“人性”，在理

阅读中国历史故事集手抄报

智、理性支配下来控制非理智、非理性的东西，当然也牵涉到阶级性。写历史人物应注意到这些。
5、写作的原则、方法及其他
张作耀谈了历史传记写作中应该注意的若干原则：一是要实事求是。一部历史传记内容是否真实是读者最关心的事情。材料要真实可靠，评价力求公允。二是要全面分析。在过去一些年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全面分析往往不能真正做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明是坏事也说成好的，说坏就坏得不得了，明是好事也分析成坏的，如说清官比贪官还坏就是一个例子。三是写人物要纳入一定时代、一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四是运用合理的想象，不然有时就不好展开，不好生动。但历史传记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想象，应该注意这种合理想象不包括事件其身，没有事情不能随便想象，不能凭空臆断。必须把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装在心里，通过想象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使人觉得是这么回事。五是要突出重点，巧取细节。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细节问题也要注意。细节很多，全堆上去不行，要巧取。《史记·项羽本纪》中表现樊哙“壮士”形象的细节就很典型。六是要注意文采。富有可读性很重要，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高层次的学术作品在这方面较差，而通俗性的作品则严谨性较差。
苑书义就立传的目的与标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什么给历史人物立传，立传的标准是什么？应该研究。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能给“正面人物”立传，不能给“反面人物”立传。这种观点不对，是把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不是所有“正面人物”都有条件立传，也不是所有“反面人物”都不应立传。“反面人物”也可以立传，这就牵涉到给人立传的标准。只有在历史画卷上留下自己深刻印记的人才可能立传，并且，立传应以“正面人物”为主，以名人为主，不应以“反面人物”为主，以普通群众为主。原因何在？
“正面人物”和名人社会效益大，普通人物与名人比，应以名人为主，“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比，应以“正面人物”为主。
乔志强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阐发了见解：通过传记史学研究社会史，是很重要的一条渠道。历史人物有其代表性，通过传记史学来体现历史，写出的东西能比较具体。比如我们通常讲洋务运动，给它下一个定义，就比较抽象，若通过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活动来体现就比较具体。通过人物还能动态地并更亲切地反映社会历史。有的历史事件要历经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而一个历史人物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限大致是相近的，所能反映的历史进程就更亲切。怎样通过历史人物来体现社会的历史？我想在传主的选择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要有，并且，写传主的活动也不要太偏重于某一方面，对他一生活动的记叙应该全面些。
陈振江谈了历史传记写作中要注意细节描写的问题：在细节上，或突出传主的“人性”，或突出其“兽性”。这方面，《史记》中的传记作品可以说是典范。例如写在刘邦手下为臣的周昌梗直敢言：有一次周昌在刘邦下朝后晋见奏事，正遇刘邦与戚姬荒唐，周昌见了转身就走，刘邦赶忙追上来，骑在周昌的脖子上，开玩笑解嘲。周昌却不随和，一本正经地指责刘邦。还有，刘邦想把太子废掉而立戚姬的儿子，许多大臣反对都不行。周昌去见刘邦，他本来口吃，盛怒之下更厉害，但坚决抗争。司马迁行文中把口吃的“期期”也写出来，让人感到真实生动。
任恒俊（河北师院历史系副教授，书面发言）认为，历史传记的写作还应注意这样几点：一是把握矛盾。历史人物活动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舞台上，人物的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充满了矛盾，社会历史本身也充满矛盾。如在近代中国，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传统和现实、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个体和群体等诸多矛盾交织，需要揭示这些矛盾，展示人物身上的时代风云、社会烙印。二是文化视角。人是历史文化的主体，人物的社会实践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统一的互动的复杂过程。要从人物的生活、经历、思想、活动中，透视该时代、社会的一定文化在人物身上的体现，如行动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意识信仰及其在文化变迁中的反映等。三是要写人生。历史人物有七情六欲，有家庭婚姻，人生途程上也有生老病死、曲折坎坷，也因各种不同的教育、家庭环境等因素而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特殊癖好和文化素养。注意写传主的这些，才能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四是历史感。写历史人物和人物的历史，把握大的历史环境较易，而准确地写出人物的历史则难。人物的早年、中年、晚年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发展变化，写起来又须与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溶为一体。困难还在于资料的缺乏，表现人物个人生活、心理状态细节的资料尽管想穷蒐搏取，但对某些人物、某些人物的某一段落却付之阙如，这就会给作者带来困难。比如李鸿章，与曾国藩、翁同龢等人比较起来，既少家书、又无日记，要写出心态细节，难免巧妇难为之憾的。史料问题至关重要，不能鄙薄。
与会者还提出一些有关意见。徐永志：写人物传记应该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搞起，这样才会有深度。应该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历史人物，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结合起来，例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需要突破历史传记的传统模式，传统的历史传记只是年谱的扩充。应该有新颖的写法，譬如顺向与逆向考察相结合，这样才能生动，引人入胜。赵军（河北师院历史系研究生）：写历史传记应该注意美学问题。有的学者的著作很吸引人，有美感这一点很重要。不论内容上还是文字表述上都要求美感。此外传记中如能结合运用些照片、插图等画面的东西，更能给人以生动、直观的感觉，并且能启发读者想象和回味。在这方面外国的有些传记作品可以借鉴。董丛林（书面发言）：应该加强对史学著作文体的研究，使之系统化、具体化、学科化，历史传记文体学则为其中一个分支。需要研究历史传记文体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它应当保持的基本规范，研究它与传记文学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它内部各种体裁品类（如“大传”、“全传”与“小传”，“别传”、“外传”与“正传”，一般“叙述性”传记与“评传”，他人为传主所写之传与历史人物留下的“自传”等）的共性与特异。这是颇为有的放矢的事情。有关许多问题现在恐怕尚不甚了了，例如历史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关系究竟怎样？是不是就象通常印象那样姓“史”、姓“文”，家门迥异，难得相同？恐怕不完全是。两者除了特异之处外，也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可以说是“同族近亲”。向传记文学采优取长，当为提高历史传记表述水平，增强其魅力的重要门径。
7、热情寄语，互促共勉
学术切磋，少长咸益。特别是青年学人，从师长们的言谈身教中获益尤多——不仅仅是历史传记写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更在于治学路径和方向的导引。马宝珠热情寄语，既道出了师长们的一致期望，也表达了与会青年学人的共同心声：由《李传》写作的辛勤实践，由各位专家学者的中肯之谈，可以使青年学子受到深刻启示，就是治学要有高远的境界追求，急功近利实不可取。应该严肃认真，扎扎实实，既借鉴前辈，又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做出成绩。周谷老有一句名言我印象很深，就是“识得必然方自在”。这尽管是从认识论角度讲的，我觉得做学问也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以此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202）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986.html

以上是关于李鸿章-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李鸿章-阳春石门喜聚会 千古人物竞评说；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