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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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1]，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正原因何在?对其成就与局限应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何作用和影响?对这些涉及乾嘉学派的一些基本问题，从乾嘉当时，中经二百余年，直至目前，始终是毁誉褒贬不一，歧见纷纭迭出。褒誉者谓其使“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或将其比做“欧洲文艺复兴”，甚至认为其是“学问的极至”。贬毁者则将其视作“鸩酒毒脯”，“洪水猛兽”，或谓其“歪曲了汉宋两朝学术的本来面目，且给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以不良影响”，甚至说它是“民族精神文化之堕落” [2]。为什么对于同一客观事物，竟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值得沉思。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时代都曾产生和形成许多不同特点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诸如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当时和后世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人，对各个学术思潮、流派进行讨论研究时，必然会作出各自的评价，或肯定，或否定，或一致，或不一致。一般说多属于学术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也只有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辩难，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对一些学派的不同评价中，除正常原因外，也不排除有不正常因素。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之所以毁誉褒贬不一，就有历史成见的影响，诸如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的民族偏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存在过的极左政治对学术研究造成的极左成见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们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乾嘉学派的成就、局限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理应消除评价乾嘉学派中存在的历史成见的影响。现将的确存在的历史成见，加以论列：
一、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人都清楚，贯穿有清一代的汉、宋学之争，你消我长，此伏彼起，始终不绝如缕。在两派的激烈争论中，有些汉学家，或者是宋学家，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并将这些成见反映在他们的著作及其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中。其间，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可谓评价乾嘉学派过程中所暴露的反映汉、宋学各自门户之见的典型。
嘉庆年间，随着康乾盛世的衰落，清朝的封建统治逐渐由鼎盛走向衰败，作为康乾盛世产物的乾嘉学派，也逐渐由昌盛走向没落。社会又面临着新的变革，这时的学术思潮也在孕育着新的变化。这时，汉、宋学之争又再度兴起。当时，坚持汉学立场的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了他的代表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他作为乾嘉学派吴派的传人在是书序言中说：“藩自束发读书，受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按：即惠栋弟子余肖客)，同宗艮廷(按：即惠栋弟子江声)。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源，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按：指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显见，江藩是站在汉学立场来编该书的。此书对清代汉学的师承源流、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一一记述，保存了不少学术史资料，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却有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反映其门户之见最突出的事例是该书将阎若璩与胡渭列于卷首，而将开启有清一代学风，被公认为是乾嘉学派的奠基者的顾炎武、黄宗羲却附于卷末。其如此处理的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代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3]仅仅以“汉”、“宋”作为划分是否有真知灼见的标准。进而认为凡采宋儒之说者，皆非真知灼见，概予排斥。足以说明，江藩的门户之见是何等壁垒森严。不仅如此，江藩为了张大汉学门户，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篡改史料。如他在《汉学师承记》中根据朱彬所作的《刘先生台拱行状》改作的《刘台拱传》即是典型的一例。朱彬作《行状》原文是：“先生为学，自六书九数，以至天文律吕，莫不穷极幽眇，而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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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尤深，其考证名物，精研义理，未尝歧而二之。传注有未确，虽自古经师相传之古训，亦不为苟同，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倚门户之见。”[4]而江藩据此改写的《刘台拱传》却成为：“君学问淹通，尤邃于经，解经专主训诂；一本于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 [5]刘台拱本来是“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倚门户之见”，经江藩篡改却成为“一本于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如此偷梁换柱，完全按自己的汉学立场，取舍史料，涂抹学人。因此，江藩虽然对乾嘉学派及有关学者作了极高的评价，我们却必须对其说法和依据，进行谨慎地分析和考辩，剥去其涂加的门户之见的迷雾。
与江藩同时而稍后的方东树，则从宋学立场出发于道光六年(1826)撰写了其名著《汉学商兑》。是书对清代诸考据学家，从顾炎武、黄宗羲，到惠栋、戴震，凡是有反理学倾向者，均一一抨击，诋毁辱骂考据学派“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在他看来，“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然而“近世为汉学考证者”，却恰恰“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 [6]。因此，他顽固地站在捍卫宋明理学的立场上，破口大骂汉学如“鸩酒毒脯，裂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虽然方东树指责考据学派“汉学渚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问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7]。确也击中了乾嘉学派之弊端，也不过是从维护宋学出发，抨击汉学时，歪打正着，我们对于方东树对汉学的批判与抨击，同样应予以分析和鉴别。
乾嘉当时，像江藩、方东树这样分别从汉、宋学门户立场出发评价记叙乾嘉学派的人，还大有人在，兹不一一列举。他们对乾嘉学派的评论，不管是肯定与否定，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特别是他们作为乾嘉学派的同时代人，甚至本身就是学派中的当事者，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解当时的学术史资料。因而在他们的著述中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都可作为后人研究乾嘉学派时参考、借鉴的资料，绝不可简单摈弃。但是，必须看到，由于他们大都有党同伐异，固步自封的门户之见，他们的记述与评论难免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不可能是科学的、客观的。对此，乾嘉当时有些学者已经察觉。如焦循就曾指出：“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许、郑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循每欲芟此考据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 [8]对此，王引之也深有同感。他在给焦循的复信中说：“惠定宇(惠栋)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求是者，爽然自失。”[9]一般说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学者，已不像吴派学者那样深抱门户之见，嘉道而后，汉学和宋学则日趋合流。不过，值得注意的江藩与方东树等人的著作，对乾嘉学派的评述，在当时都带有总结性质，在此后的长期流传中，都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在当代某些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论著中也还有受其影响的反映。因此，要科学地评价乾嘉学派，理应消除历史上汉、宋学派之争的门户成见，遗留给乾嘉学派研究中的影响。
二、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这是评价乾嘉学派时应注意消除的又一历史成见。与汉、唐、宋、明等封建王朝相比较，清代封建统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满族上层居统治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着严“华夷之辨”的华夏正统观念。加之，满族贵族势力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曾推行了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民众与封建士大夫的强烈反抗。后来，清朝统治者虽然调整了政策，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清初一直贯穿到清末。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还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考察汉族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政权之间的关系，大致上呈现由对立反抗逐渐转向承认合作的趋势。一般说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如朱之瑜、陈确、傅山、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甚至直接与间接地投入抗清斗争，誓死不与清朝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康熙中叶以后，抗清斗争已经平息，清王朝的统治政权日趋稳定，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战乱时期的民族高压政策也有所改变与调整，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社会思潮与学风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此时，大多数文人学者在政治立场上开始向清朝统治者靠拢，承认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并采取了与之合作的态度，如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徐乾学等。至于康乾以后的文人学者，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变化就更大了，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当然还有各种矛盾，但多属于一般封建专制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并非都是满、汉民族之间矛盾的体现。
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着眼，清朝取代明朝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改朝换代，同属封建王朝兴替，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的只是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满族贵族居统治地位。我们绝不能站在封建的汉族正统立场，视清代满族贵族统治为“僭伪”和“夷狄”，也不能把后来对清朝政府采取臣服合作态度的阎若璩等斥之为“晚节不佳”、“丧失了民族立场”。若以正确的观点评论清代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应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清王朝推行野蛮的民族屠戮政策下，身遭“国破家亡”之痛，坚持抗清，坚守民族气节，固应肯定。而阎若璩等在清朝统治稳固确立之后，采取了与之合作的态度，也无可非议。至于康熙、乾隆时期，大批文人学者参与《明史)及《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历朝历代文人学士参与王朝文治并无二致。但是不少论者，却总是以明末清初的王、黄、顾等人的民族气节，来衡量要求包括乾嘉汉学家在内的思想家和学者，认为他们参与清朝兴办的文化事业，是在清廷威迫利诱下，“没有民族思想”．“没有政治是非的人”。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时期，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从推翻封建帝制，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出发，以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为矢的，进行激烈的揭露批判，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也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一些宣传文字中确也夹杂有民族偏见。甚至章太炎和鲁迅先生的某些论述也在所难免。譬如鲁迅先生写有《算账》这篇杂文，文中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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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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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10] 鲁迅先生竟然把“满族”完全看作是中华民族之外的外来民族，因而把满族贵族的统治看作是“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都“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这显然是受了封建社会长期流传的“严华夷之辨”的封建正统观影响。以这种理论和逻辑，当然要否定清朝统治下所取得的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任何成就。但是，鲁迅先生的论述，对研治清代学术文化史有重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近年来持民族偏见的观点评价乾嘉汉学的典型论者，要推久居台湾的老一辈学术思想史专家徐复观先生了。徐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曾撰有《“清代汉学”论衡》[11]一文，此文对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清代汉学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如本文开篇所引，他总的认为：“清代汉学，歪曲了汉宋两朝学术的本来面目，且给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以不良影响”，甚至认为“此派考证的成果，非仅不一定超越了前人；而且许多问题经他们的考证而更远于真实”[12]。这些看法，显然有些偏颇。细读徐先生的文章，发现支配其立论的基本立场有二：其一是宋学立场；其二则是正统的大汉族立场。如徐先生在文中指出：“满清以异族入都北京之年，亦即中国第三次亡于异族之年，在学术上活跃于17世纪50年代以后的重要人物，……怀华夏沦胥之痛，并深思其所以沦胥之故，欲在学术上挽人心于不死，乃继承中国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统，深一层看，依然是顺承宋代理学的大统而有所发挥推展的。”(按：由此说法亦可见作者的宋学立场)徐先生认为，此时的学者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学者”。但继此而后的胡渭、阎若璩则“缺乏民族思想”，胡、阎的著述是为“希荣取宠之资”， “他们没有一点人格尊严的感觉，这在学术精神上，可以说完全从儒家的传统中摆脱了出来，与18世纪的汉学家的人生态度相连结” [13]。论到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戴震时，徐先生说：“他(戴震)四十岁后彻底否定宋学是为了迎合风气，……五十一岁时，能以举人参加四库馆，盖得此迎合之力”，甚至认为戴震“想从正面推翻宋代作为学术骨干的理”，也是由于他“窥见微旨”，即徐先生认为的乾隆“实际把理学家的基本立足点否定了”，所以戴震在抨击宋代的“理”，才“特倡言之而无所忌”[14]。这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戴震批判理学的进步社会意义。这些看法大有商榷讨论的必要，本文姑且不论。徐先生为了论述汉学家没有民族气节，又谈到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华，由种族的猜妨心理，对士人采用极端的(专制屠戮)与虚伪的利诱”，“在他们的利诱政策中，最成功的莫如开设四库馆”，以此“大小毁灭，改窜图书”。因此，徐先生认为“只有完全没有一点民族思想，没有一点政治是非的士人，才可在这样的政治中生存”。而“清代汉学，产生于威迫利诱达到最高峰之际”，“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当时的汉学家以能参预(四库馆)为莫大光荣”[15]。自然，在徐先生看来，当时的汉学家都是些“既无民族思想”，又“无政治是非”的人。把当时参预纂修四库全书的许多第一流的大学问家，都视作没有民族思想，没有政治是非的糊涂虫，显然有失公允。而且区分有无民族思想的准绳，完全从大汉族立场出发，也不符合中华民族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统一体这一基本事实。而徐先生之所以对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清代汉学作出完全、彻底的否定性的评价，却正是受其封建的汉族正统观立场及宋学立场的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宥于民族偏见评价乾嘉学派的不仅是徐先生一人。诸如长期以来把乾嘉学派的产生，仅仅归结为是清廷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也与片面夸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关。然而，至今在许多著述中论及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时，依然简单地沿袭着这种传统说法。因此，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乾嘉学派，仍很有必要消除民族偏见。
三、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政治倾向影响到对乾嘉学派评价形成的极左成见。这是论及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的影响对，尤其不可忽视的。乾嘉学派是继宋明理学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其产生、发展和没落，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应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而且，这完全是历史学术问题，学术界完全可以自由争鸣和讨论。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往往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对乾嘉学派的研究评价也未能例外。特别是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与考据学的同时，也株及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出现全盘否定乾嘉学派的倾向，一些论者认为乾嘉学派是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产物，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奴仆和工具，脱离现实，烦琐饾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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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其治学内容到其治学方法，都一无可取之处，纯系封建糟粕。不仅如此，有些论著甚至提出：“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也是近现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极左气氛下，乾嘉学派成了研究的禁区，人们对之噤若寒蝉，偶而触及，不敢说是，只敢说不。稍有异议，论者便会导致对自身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初，报端上有篇短文谈论阎若璩的治学精神，肯定阎若璩“学风实事求是，勇于怀疑，敢于做翻案之章”。本来，从学术争鸣的角度，这篇短文的看法与评价是否正确，完全可以商榷讨论。然而，这篇短文的作者很快便遭到批判，“棍子”、“帽子”满天飞，指责其对阎若璩“全盘肯定”、“盲目颂扬”，“制造非考据不算学问的学风”，是要“引导青年人埋头于琐屑的考据”。随后，这种批判性的舆论，愈演愈烈，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彻底批判砸烂“封、资、修”， “大、洋、古”，乾嘉学派理所当然的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是“烦琐考据”、“玩物丧志”的典型。这种流风所及，不仅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无人问津，甚至连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这些进行古典文史哲研究的基本训练，也被视为无用。这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给亿万人民的心灵深处烙下极深的创伤，对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祸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尚没有开展认真的研究。因而，长期以来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论述乾嘉学派的专著，很有研究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反之，大批判里手罗思鼎有关乾嘉学派的批判文章，《论乾嘉学派及其影响》、《评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论》等极左的妙文，则称霸学坛，制造混乱，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决不能低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指引下，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又开展了讨论，日趋采取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文，对于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乾嘉学派的流派及其发展阶段、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乾嘉学派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和对乾嘉学派学者的个案研究等等，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应指出，这些讨论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长期以来极左的政治倾向对乾嘉学派研究造成的消极影响，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消除。
[1] 粱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沦清学史二种》，第115页。
[2] 均见徐复观《“清代汉学”论衡》，见《大陆杂志》第54卷第4期。
[3]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8附语。
[4] 见《碑传集》卷135。
[5]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7。
[6]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7]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8] 焦循：《与王引之书》，见《焦里堂先生年谱》。
[9] 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4，《与焦里堂先生书》。
[10] 鲁迅：《算账》，见《花边文学》。
[11] 均见徐复观《“清代汉学”论衡》，见《大陆杂志》第54卷第4期。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均见徐复观《“清代汉学”论衡》，见《大陆杂志》第54卷第4期。
[15] 同上。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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