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
钱宾四先生早年论清儒学术,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为姊妹篇。前者付印行世,疊经再版而衣被学人,後者则因稿沉长江,起之无术而引为憾恨。所幸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钱先生曾以〈清儒学案序目〉为题,将後书之大要刊诸《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原稿虽失,精义尚存,实是不幸中之万幸。祖武以学清儒著述为功课,起步之初,即深得〈清儒学案序目〉之教益。二十五年过去,当初钞録钱先生《图书集刊》之大文,依然恭置箧中。以下,谨就读钱先生大文之一得,排比成篇,奉请赐教。
一、对唐徐二家《学案》之批评在钱宾四先生之前,以学案体史籍记清儒学术,所存凡两家,一为道光季年唐镜海先生之《国朝学案小识》,一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徐菊人先生之《清儒学案》。四十年代初,钱先生受命撰《清儒学案简编》,克期交稿,任务紧迫。按理,徐先生书刊佈伊始,既係简编,以之为依据,参酌唐先生书,别择去取,得其梗概,勿需多费心力即可完成。然而钱先生並未如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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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遍读清儒著述,爬梳整理,纂要钩玄,废寢忘食而成聚六十四位案主於一堂的崭新大著。
钱宾四先生何以要如此费尽心力?其原因在於钱先生认为,唐、徐二书不可与黄梨洲、全谢山之《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提並论。黄、全二家著述,可据以简编,而唐、徐二书,则断断不可。关於这方面的理由,钱先生於〈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中,有明确交代,即:「惟《清儒学案》,虽有唐、徐两家成书,而唐书陋狭,缺於闳通,徐书泛滥,短於裁别,皆不足追蹤黄、全之旧业。」[1]继之又在〈例言〉中进而加以阐述,於唐书有云:
唐鑑镜海之《学案小识》,其书专重宋学义理,而篇末亦附「经学」,「经学」之名复
与「汉学」有别。即宋明诸儒,岂得谓其非「经学」乎?唐书於黄梨洲、颜习斋诸人,
均入「经学」,则何以如顾亭林、王船山诸人,又独为「道学」?分类之牵强,一望
可知。其编「道学」,又分传道、翼道、守道诸门,更属偏陋无当。鲁一同氏评之已
详。唐书尽於道光季年,亦未穷有清一代之原委。
於徐书则称:
最後有徐世昌菊人之《清儒学案》,全书二百八卷,二千一百六十九人,迄於清末,
最为详备。然旨在搜罗,未见别择,义理、考据,一篇之中,错见杂出。清儒考据之
学,轶出前代远甚,举凡天文、曆算、地理、水道、音韻、文字、礼数、名物,凡清
儒考订之所及,徐书均加甄采而均不能穷其阃奥。如是则几成集锦之类书,於精、於
博两无取矣。
合唐、徐二书並观,钱先生遂引清儒秦树峰之见为据,揭出一己著述之宗旨:
昔秦蕙田氏有言:「著书所患,在既不能详,又不能略。」窃谓唐书患在不能详,徐书
患在不能略也。本编所録,一以讲究心性义理,沿续宋明以来理学公案者为主,其他
经籍考据,概不旁及。庶以附诸黄、全两家之後,备晚近一千年理学升降之全。此乃
著书体例所关,非由抑汉扬宋,别具门户私见也。[2]
钱先生之所以如此批评唐、徐二家《学案》,並非蓄意立異他人,而是从清代学术实际出发所使然。依钱先生之所见,观察清代学术,尤其是一代理学,有两个特点最宜注意。第一,「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並非「理学之衰世」。第二,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难寻其脈络筋节」。关於第一点,钱先生认为:
宋明理学之盛,人所倶晓,迄於清代,若又为蔑棄宋明,重返汉唐。故说者莫不谓清
代乃理学之衰世。夷考其实,亦复不然。宋元诸儒,固未尝有蔑棄汉唐经学之意。观
《通志堂经解》所收,衡量宋元诸儒研经积业,可谓蔚乎其盛矣。清代经学,亦依然
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
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
[3]
这就是说,从宋元到明清,数百年间之学术,乃一後先相承之整体,其间並无本质差異,无非历史时段不同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因此,即使乾嘉经学考据之盛,实亦在理学演进之范围中。
关於第二点,钱先生讲了两段话。「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脈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然亦並非谓如散沙乱草,各不相繫,无可统宗之谓也」。[4]此其一。其二,「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脈络筋节,而清儒之脈络筋节则难寻。清学脈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唐书传道、翼道、守道之分,既不可从。徐书仍效黄、全两家旧例,於每学案必标举其师承传授,以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附案,又别出〈诸儒学案〉於其後,谓其师传莫考,或绍述无人,以别於其他之各案。其实亦大可不必也」。[5]
正是从清代学术的前述实际出发,钱宾四先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摒棄唐、徐二书於不取,又变通黄、全《学案》旧规,採取「人各一案」的方法,编就别具一格的《清儒学案》。关於这一点,钱先生於〈例言〉中说得很清楚:「编次《清儒学案》,最难者在无统宗纲纪可标,在无派别源流可指。然因其聚则聚之,因其散则散之,正不妨人各一案,转自肖其真象。虽異黄、全两家之面目,实符黄、全两家之用心。何必亦颦亦趋,乃为师法?本编窃取斯旨,每人作案,不标家派,不分主属。至其确有家派、主属者,则固不在此限也。」[6]
二、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钱宾四先生著《清儒学案》,以四阶段述一代理学演进。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第二阶段为顺康雍,第三阶段为乾嘉,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六十四位案主,即分四编依次著録其中。
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钱先生最看重者为第一阶段之晚明诸遗老。明清更迭,社会动盪,学术亦随世运而变迁。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承先启後的时代,晚明诸遗老在其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於〈清儒学案序目〉中指出:
当明之末叶,王学发展已臻顶点,东林继起,駸駸有由王返朱之势。晚明诸老,无南
无朔,莫不有闻於东林之传响而起者。故其为学,或嚮朱,或嚮王,或调和折衷於斯
二者,要皆先之以兼听而並观,博学而明辨。故其运思广而取精宏,固已胜夫南宋以
来之仅知有朱,与晚明以来之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躬
修之践履,有異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
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後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於
理学旧习套而别闢一崭新之蹊径者。
这就是说,明清之际诸大儒,无论是为学之广博,思虑之精深,还是践履之笃实,皆远迈宋明,不啻数百年理学所结出之硕果。因此,钱先生得出结论:「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7]
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十四位,其学案依次为:孙奇逢〈夏峰学案〉第一,黄宗羲〈梨洲学案〉第二,张履祥〈杨园学案〉第三,陆世仪〈桴亭学案〉第四,顾炎武〈亭林学案〉第五,王夫之〈船山学案〉第六,胡承诺〈石庄学案〉第七,谢文洊〈程山学案〉第八,李颙〈二曲学案〉第九,颜元〈习斋学案〉第十,陈确〈乾初学案〉第十一,张尔岐〈蒿菴学案〉第十二,应撝谦〈潛斋学案〉第十三,费密〈燕峰学案〉第十四。
较之晚明诸遗老时代略後,则是入清以後之理学诸儒。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十三位,其学案依次为:汤斌〈潛菴学案〉第十五,陆陇其〈稼书学案〉第十六,毛奇龄〈西河学案〉第十七,李塨〈恕谷学案〉第十八,唐甄〈圃亭学案〉第十九,刘献廷〈继庄学案〉第二十,彭定求〈南畇学案〉第二十一,邵廷宷〈念鲁学案〉第二十二,劳史〈馀山学案〉第二十三,张伯行〈孝先学案〉第二十四,杨名时〈凝斋学案〉第二十五,朱泽澐〈止泉学案〉第二十六,李绂〈穆堂学案〉第二十七。
钱先生认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一个理学为清廷所用,以为压制社会利器之时代。因此,理学中人,无论朝野,皆不可与上一阶段相比。对於此一阶段的理学大势,钱先生归纳为:
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唱导正学以
牢笼当世之人心。於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
器。於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
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
一述朱。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矩矱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
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其转而崇陆王者,感激乎意
气,磨荡乎俗伪,亦異於昔之为陆王矣。[8]
乾嘉时代,经学考据之风甚盛,俨然一时学术主流。面对理学之落入低谷,钱先生挥去表像,直指本质,做出了如下别具隻眼的揭示:
理学道统之说,既不足饜真儒而服豪傑,於是聪明才智旁迸横轶,群凑於经籍考订之
途。而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
捨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徽、歙之间,以
朱子故里,又承明末东林传绪,学者守先待後,尚宋尊朱之风,数世不辍。通经而笃
古,博学而知服,其素所蕴蓄则然也。及戴东原起而此风始变。东原排擊宋儒,刻深
有过於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
转手而来。虫生於木,还食其木,此亦事态之常,无足多怪。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
今徽、歙间学者,久寢馈於经籍之训诂考据间,还以视夫宋明而有所献替,亦岂遽得
自逃於宋明哉!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盪,乾嘉之所得
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9]
视乾嘉诸儒之沉浸经籍与明清之际诸大儒之回应时势为異曲同工,超越门户,睿识卓然。
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十五位,其学案依次为:汪绂〈双池学案〉第二十八,陈弘谋〈榕门学案〉第二十九,雷鋐〈翠庭学案〉第三十,张秉直〈蘿谷学案〉第三十一,韩念周〈公复学案〉第三十二,全祖望〈谢山学案〉第三十三,戴震〈东原学案〉第三十四,程瑶田〈易畴学案〉第三十五,汪缙〈大绅学案〉第三十六,彭绍升〈尺木学案〉第三十七,章学诚〈实斋学案〉第三十八,恽敬〈子居学案〉第三十九,淩廷堪〈次仲学案〉第四十,焦循〈里堂学案〉第四十一,阮元〈芸台学案〉第四十二。
晚清七十年,理学一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已成历史之陈迹。依钱先生之所见,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之理学,不惟不能与晚明诸遗老相比,而且较之乾嘉亦逊色,充其量不过可以同顺康雍並列。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於内忧外患,经
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競及於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
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10]
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二十二位,其学案依次为:姚学塽〈镜塘学案〉第四十三,潘咨〈诲叔学案〉第四十四,唐鑑〈镜海学案〉第四十五,潘德舆〈四农学案〉第四十六,黄式三〈儆居学案〉第四十七,夏炘〈心伯学案〉第四十八,方坰〈生斋学案〉第四十九,吴廷栋〈竹如学案〉第五十,李棠阶〈强斋学案〉第五十一,魏源〈默深学案〉第五十二,鲁一同〈通甫学案〉第五十三,罗泽南〈罗山学案〉第五十四,朱次琦〈九江学案〉第五十五,陈澧〈东塾学案〉第五十六,曾国藩〈涤生学案〉第五十七,郭嵩涛〈筠轩学案〉第五十八,刘蓉〈霞仙学案〉第五十九,刘熙载〈融斋学案〉第六十,黄以周〈儆季学案〉第六十一,张之洞〈香涛学案〉第六十二,刘光蕡〈古愚学案〉第六十三,郑杲〈东甫学案〉第六十四。
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宋明以来之理学,何以会在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钱先生认为,问题之癥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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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益进。相反,路愈走愈窄,直至无从应变迎新而为历史淘汰。钱先生就此尖锐地指出: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至於理学,自有考亭、阳明,义蕴之阐
发,亦几乎登峰造极无馀地矣。又得晚明诸遗老之尽其变,乾嘉诸儒之纠其失,此亦
途穷当变之候也。而西学东渐,其力之深广博大,较之晚汉以来之佛学,何啻千百过
之!然则继今而变者,势当一切包孕,尽罗众有,始可以益进而再得其新生。明遗之
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棄宋明而反之古,
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至於道咸以下,乃方拘拘焉又欲蔑棄乾嘉以
复宋明,更将蔑棄阳明以复考亭。所棄愈多,斯所复愈狭,是岂足以应变而迎新哉?
[11]
这是历史的悲剧,乃时代使然。
三、精进不已 终身以之在〈清儒学案序目〉刊佈三十馀年後的一九七七年八月,钱宾四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为此一旧作写了一篇〈後跋〉。文中,钱先生既回顾了早年奉命结撰《清儒学案简编》之故实,於二曲、程山二家学案,因多所创获而殊自惬意。同时,又慨歎学无止境,年光遽逝,已不能如当年之「晨夜繙阅,手自謄録」[12]。恭读钱宾四先生之〈後跋〉,令人感悟最深者,便是钱先生於清儒学术之执著追求,精进不已。从一九四七年发表〈论清儒〉,到一九七八年完成〈太炎论学述〉,三十馀年间,钱先生除结撰《朱子新学案》、《朱学流衍考》之外,於清代诸大儒,若陆桴亭、顾亭林、陆稼书、吕晚村、王白田、钱竹汀、罗罗山、朱九江、朱鼎甫诸家,皆有专题学述。其他论文所议,则及朱舜水、方密之、王船山、阎百诗、姚立方、姜白巖、段懋堂、魏默深诸儒。凡所论列,无一不是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之发展与深化。以下,谨以钱先生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发表之〈读段懋堂经韻楼集〉一文为例,试觇一斑。
〈读段懋堂经韻楼集〉,是一篇考论段懋堂与理学因缘的重要文字。嘉庆十四年,段懋堂时年七十五。是年,段氏於《经韻楼集》留有三篇文字,其一为〈娱亲雅言序〉,其二为〈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其三为〈答顾千里书〉。三文或批评「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異说,簧鼓後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13];或表彰朱子《小学》「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於是在」[14];或告诫年轻俊彦须读「子朱子《小学》」,指出「未有无人品而能工文章者」[15]。正是以此三文为依据,钱先生论证,段懋堂「其心犹不忘宋儒之理学」,「一瓣心香之深入骨髓可知」[16]。
由此而进,钱先生再合观段氏先前所撰〈戴东原集序〉、〈刘端临先生家传〉二文,並通过考察懋堂与同时诸大儒之往还,从而得出段氏为学及一时学风之重要判断:「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无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臞,至好如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知当时之学风也。」继之,钱先生又以宝应刘氏、高邮王氏家学之传衍为据,指出「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乃乾嘉间高邮、宝应两邑之学风。钱先生说:「是宝应刘氏,自端临、楚桢、叔俛三世,家教相传,正犹如高邮王氏,自安国、石臞、伯申三世之家教相传,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也。」[17]
钱先生探讨段懋堂与理学之因缘,进而据以观察乾嘉间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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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学风,不惟深化了段懋堂学行的研究,而且也为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开闢了新的路径。钱先生所示范的为学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应当注意考察理学与经籍考证之关係,以及彼此渗透所演成之学风变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鸿森教授沿此路径而深入开拓,爬梳文献,多方搜讨,终於获得重要之学术发现。
根据鸿森先生之研究所得,先於钱先生所揭嘉庆十四年之段氏三文,之前一年,段懋堂即在致王石臞书中,以「剿说汉学」与河患並提,同指为一时社会病痛,主张「理学不可不讲」。据云:「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18]迄於嘉庆十九年段氏八十岁,此念愈深且更其明确。是年九月,段懋堂有书覆闽中陈恭甫,重申:「愚谓今日大病,在棄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19]以汉学大师而抨击汉学弊病,昌言讲求宋儒理学,足见嘉庆中叶以後,学风败坏,已然非变不可。诚如鸿森先生之所见:「据此书,略可推见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对当时学风之批评。乃近世论乾嘉学术者,类多忽之不视,今亟宜表出之。」[20]
四、馀 论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倡导清代理学研究,开闢路径,奠定根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近者,欣悉颇有学者起而继承钱先生之未竟事业,致力於有清一代理学之全面梳理。钱宾四先生著《清儒学案》,所最服膺之李二曲、张杨园二家,《二曲全集》已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承陈俊民教授整理出版,《杨园先生全集》亦在上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刊出。所有这些,或可告慰钱先生於九泉之下。
一九九五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召开「纪念钱宾四先生百年冥诞学术讨论会」,祖武有幸忝列旁听。在送请与会先进赐教之拙文末,笔者妄议:「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後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闢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後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後,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笔者妄论,今日吾侪之治清代学术史,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这便是在今日及尔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钱宾四先生不可取代的卓越历史地位。」[21]八年过去,祖武依然秉持此一信念。发扬光大钱宾四先生之学术思想与事业,乃是今日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3页。
[2]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之〈例言〉第一条,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4页。
[3]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89至590页。
[4]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之〈例言〉第三条,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6页。
[5]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之〈例言〉第二条,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5页。
[6]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之〈例言〉第二条,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6页。
[7]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0页。
[8]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0至591页。
[9]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1页。
[10]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1至592页。
[1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2至593页。
[12]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末附〈後跋〉,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619页。
[13] 段玉裁《经韻楼集》卷八〈娱亲雅言序〉。
[14] 段玉裁《经韻楼集》卷八〈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
[15] 段玉裁《经韻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
[16] 钱穆〈读段懋堂经韻楼集〉,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408至409页。
[17] 钱穆〈读段懋堂经韻楼集〉,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418页。
[18] 段玉裁〈与王怀祖书〉,见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三年、七十四岁条。
[19] 段玉裁〈与陈恭甫书〉,载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四〈答段懋堂先生书〉附録。又见《左海经辨》卷首〈金坛段懋堂先生书〉之三,惟係节録。
[20] 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
[21] 拙著《清儒学术拾零》之十九〈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4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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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