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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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当代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曾云：“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即二十世纪，笔者注）世纪中国学术史三大发现。”列于三大发现首位之殷商甲骨，其发现者则是清末著名翰林王懿荣。而王懿荣成为甲骨文的发现者，又与清代的翰林院制度与翰林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王懿荣考中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又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另据《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字正孺，祖兆琛，山西巡抚。父祖源，四川成绵龙茂道。懿荣少劬学，不屑治经生艺，以议叙铨户部主事。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十二年，父忧，解职。服阕，出典河南乡试。二十年，大考一等，迁侍读。明年，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会中东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成，还都，特旨补祭酒。越二年，遭母忧，终丧，起故官。盖至是三为祭酒矣，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王懿荣成为甲骨文发现者，事出偶然，但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作为殷商都城故址的“殷墟”，至少在隋代就已作为墓地使用。其后在埋葬死者时，人们就经常得睹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但迟至清末才被学术界发现并确定为有价值的文字资料，这与清代学者的学术积累与学者的古文字修养密切相关。
清代学者极重金石之学，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云：“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而金石学又与考据学密不可分。金石文字之功用在于正经史，顾炎武曾指出金石文两大作用，一是其所记之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二是可“补阙正误”。的确，较之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以不易损坏而备受青睐。钱大昕曾云：“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金石古物，千年不损，万年不隳，得以保存本来面目，不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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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或刻本，经多次抄刻而渐失其真；另外，因年代久远，所记又多有典籍失载者，价值则更为突兀。阮元认为：“刻石记号者，如今之修史也”；“古者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他将刻石认定为修史，以石刻为最早的书写方式，古于漆书，更不必云墨迹。而金石“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远甚”。阮元将金石文当古书来读，而且是未经篡乱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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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考据价值自不待言。
中国古代对金石文字之重视，不始于清，然至清代，因考据学兴起，金石学被发挥到极致。其时，翰林院已成为清代文化学术的中心，鸿儒大师云集于此，金石大师多居其间。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等，皆一时之选。据《清史稿·阮元传》，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其学识广博，在经史、小学、天算、书法、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又如孙星衍，据《清史稿·孙星衍传》，字渊如，考中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其于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皆造诣精深。传世著作有近二十种，包括《金石萃编》等。再如钱大昕，据《清史稿·钱大昕传》，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与阮元同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此辈专务以金石而考证经史，先是尽其所能搜求海内金石文，二是进行考订。并倾其财力，进行收藏。如孙星衍就是金石收藏家，所藏碑“自秦、汉、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又有“汉、唐、宋石经”，“平津馆收藏碑版，宇内号称富有”。因此，翰林院内一直有浓厚的金石风气，词臣相传相继，将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及至光绪年间，王懿荣得入翰苑。此前其金石造诣就已被世人所熟知，其在所撰《天壤阁杂记》曾云：“天下之地，齐青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并曾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大量购求文物。懿荣为官清廉，据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搜购文物，“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另据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懿荣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有书、墨之癖。凡古籍、字画及三代以来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京城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山东潍县陈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等，均常与之相切磋。入翰林院后，承袭着百余年来浓厚的金石学积淀，王懿荣如鱼得水。“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中采隐然，负时重望”。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其平生著作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多种。正因王懿荣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着精深研究，并有如此学术准备、学术感召力与凝聚力，当机遇来临时，懿荣方得以慧眼独具，灵感天成，终以这一巨大发现而名垂史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懿荣因患疟疾，命仆人到北京城外菜巿口的达仁堂抓药。中有一味药名“败龟版”，友人刘鹗在检查药包时发现此药上刻有隐约刻有文字，二人遂仔细辨识，认为与平时所研读之金石文字颇为相像。懿荣于是将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此类甲骨上所刻符号确属一种文字，且是早于金石篆籀之文字。懿荣想到，稽之古籍，《尚书·多士》篇中，曾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记载；然至孔子时代，却又发出“殷礼不足征”之感叹，说明其间必有史料之散佚也。懿荣带着这些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且将其初步断定为商代后期用来占卜之卜骨，所刻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即史籍所云之“殷人典册”也。懿荣对甲骨文字之最初判断，其正确性日益被日后研究所证实。其意义重大，举世公认。懿荣知此物价值所在，故而倾其财力，予以收购，北京各药店“败龟版”很快被搜罗殆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人又从河南收购了龟骨、兽骨一批，运抵京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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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荣得知，立即全部收购，并要商人再去河南“悉数购归”。翌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懿荣投井殉国。为偿父债，所藏甲骨由其子翰甫卖予刘鹗（铁云），共1300余片。此外，鹗又从他处收得300片，刘鹗之子亲往河南收得1000余片，加之自藏者，前后共得5000余片，刘鹗遂成为早期甲骨第一收藏大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将其甲骨文拓片1058片结集出版，名《铁云藏龟》，为甲骨学史上首部著录，从此，甲骨文由只供少数藏家观赏把玩之古董，正式成为学者研究之资料。
正如胡厚宣先生所云：“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作为学术界公认的揭示甲骨之迷之首功者，翰林王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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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老前辈颇值得大书特书也。
古语有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的出现，又须依托其所处之时代。清代翰林院制度实行二百余年所形成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厚重的学术积累，词臣对金石文字的高深造诣与对古代典籍的融会贯通，以及对文物古董之收藏癖好与鉴赏传统，为这一发现创造的良好条件，提供了必要前提。而恰恰在此问题上，未被以往的研究者所重视。今特抒管见，竟不觉冒昧与疏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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