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论慈禧太后之死及其与光绪帝之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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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慈禧太后之死及其与光绪帝之死的关系

“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见雏孙拜，定省仪鸾仅隔晨”。这是后人述及清末慈禧太后死时情景的一首宫词①。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俗称西太后，是咸丰帝奕詝之贵妃，同治帝载淳之生母，光绪帝载湉的母后，生前屡加徽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以下简称“慈禧”)，死后葬于定陵东普陀峪，称定东陵，谥为“孝钦显皇后”。
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刻(公元1908年11月15日)，死于中海仪鸾殿，其时年已七十四岁。尽管对她的一生是，后人有许多议论，尤其是她自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晨(1861年月2日)发动辛酉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两度垂帘，一次训政，立过三个幼帝，操纵清末政权，几达半个世纪，此即上引宫词中所谓“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之原意。在她当政之时，内而专制残暴，外而屈辱卖国，置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使我中华民族濒临灭亡边缘而不止。作为一个反动的统治者和民族的罪人，其一死当然不足蔽其辜，凡我炎黄子孙，均将长此共遣之。至于具体到她作为一个老妇人，年过七旬，病死宫寝，应是正常现象，并无可作何议论之必要。只是因为慈禧之死，与当朝傀儡皇帝一一光绪帝载湉之死，相隔仅只一天，并且慈禧至死始终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光绪帝则是长期在她的幽禁之下了却一生，又是死在慈禧死去之前一日，这就难免会引起当时及以后人们的猜测和怀疑。笔者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主要是档案史料，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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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慈禧之死及其与光绪帝之死间的关系，略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后人曾有“帘卷千官集凤墀，那堪重咏摘瓜辞。瀛台纵异轮台悔，一样伤心玉儿时”②之诗，言及光绪帝死后，外间有所疑议，次日慈禧临死前，亦颇有悔意，遂令溥仪继位，既作为同治帝载淳之后嗣，亦兼为光绪帝载湉之后嗣，作为她对造成同、光二帝一生悲剧的弥补。这当然是无足凭信的。但对于光绪帝与慈禧的前后相继死去，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中有不可告人之阴谋，当时确曾引起中外舆论的注意。对此，笔者前此曾于《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一文中有所引述，故本文不再重复。而且笔者在该文中亦曾提及，根据清宫医案之记录并参照有关记载，光绪帝之死，实系因长期患有痨瘵痼症，病人膏盲，脏腑皆已坏死，最后心力衰竭而亡。实属正常的进行性死亡，确无意外突变之征候，排除了系慈禧或其他人下手谋毙之可能。然该文发表之后，赞同者固多，抱不同意见者亦有。论者意谓，根据医案之记录，光绪帝之病人膏盲，自系事实，但竟以一日之差先慈禧而死，实在过于巧合，不能断然排除有其他意外因素。
笔者以为，如果光绪帝之死会有什么意外，人们怀疑之对象虽有三个人，即慈禧、李莲英，袁世凯。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个人最值得怀疑，即慈禧本人。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在慈禧的主谋下或在她的默许下，才有人敢于将当朝皇帝谋害至死而不被追究罪责。不用说作为一名军机大臣的袁世凯不可能也不敢在所进之药品中掺毒，而且掺了毒的药也不能保证光绪帝就一定会进食；即使像李莲英这样的总管太监，没有慈禧的暗示，亦不可能甘冒如此之大的风险。所以说，要是有人谋害了光绪帝，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慈禧本人．但是，慈禧与光绪帝之间明争暗斗，至少已将近有十多个年头，尤其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她幽禁了十三年之久。她对光绪帝虽然十分痛恨，然一直未下最后的毒手，其中固然有种种顾虑和原因，最重要之点还是她始终对控制朝政具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她相信只要她存在一天，光绪帝作为一名傀儡，虽然活着也无碍大局。因此，她如果终于决心要消除光绪帝的存在，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可以促使她去这么做，这就是她已自知来日无多，有可能死在光绪帝之前．即如《崇陵传信录》中所述：“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③正是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史学界才注意研究慈禧之死因及其死前之病况，笔者也才觉得有必要去探讨慈禧本人在光绪帝去世之前是否已患重病，并且自知即将不起。这是研究光绪帝死因的关键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心。
对于西太后那拉氏之病情及其去世，野史演义之类并后人的传说颇为纷杂，但多数均谓她是因患痢腹泻不止而最终衰竭致死。关于她得病的时日，有的说是在十月初十日(慈禧生日)以前，有的则说是在此后；有的说早在光绪帝去世之前多日，慈禧已卧病不起，有的则说光绪去世之日，慈禧曾亲临瀛台涵元殿视丧。例如光绪时曾任御史的恽毓鼎说，早在十月初十日之前，“时太后病泻数日矣”，又说当光绪帝的皇后在十月二十一日得知光绪帝已死后，便“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④。又如《慈禧外纪}中说：“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日也。”⑤如此等等，当然均难作凭证。考诸正史及清代官修史籍，则又略焉不详。<清史稿．后妃传》载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癸西，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东普陀峪，曰定东陵。”⑥《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甲戌之记载是：“是日，太皇太后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鸾殿。申刻，大殓毕，奉安梓宫于乾清官”。⑦同日《起居注》之记载是：“是日，圣祖母太皇太后疾大渐，未刻，慈驭升遐。”⑦
以上记载，上乏是明确了慈禧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得病，同月二十二日下午去世。而在逝世之前一日，还亲自决策立溥仪为帝，授溥仪之父为监国摄政王等，而有关于病因、病状等則毫未涉及。只有在她死后清廷以她的名义所发布的遗诰之内稍有提到，兹摘其要如下，“……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机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⑨这段遗诰的要点，无非是说慈禧得病之由，是因为政务殷繁过于劳累；其患病的时间，则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夏秋之际，其死因是对光绪帝之死过于悲痛。由此可见，这些正史或官方记载，与野史演义及社会流传之说迥乎不同。为了进一步探明其始末真相，笔者又查阅了中国箔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慈禧死前的一部分医案及用药档案，并且从中获知如下内容。
二
慈禧其人，早在青年时期即有月经不调之症(时在咸丰四年至六年，位为懿嫔)，以后又陆续患过喘咳、痔疮、面风、腹泻、肠胃不和等病症。至光绪三十年，亦即七十岁以后，身体日益衰弱，疾病不断。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即患有慢性肠胃病，消化不良，御医们常用“益气理脾之法调理”，但整整一年，未见好转，出现“肝胃郁热，气道欠舒”症候，御医们常用“舒肝平胃之法”，亦效果甚微。但这些病对慈禧的生活起居以及其“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并未发生多大影响。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以后，病势才稍有加重之象。据是月初六日御医陈秉钧的诊病记录是：
“皇太后寸关溘象渐起，细而带弦，右部关上尚见滑弦，仍欠冲和之气。大致厥阴为起病之源，脾胃为受病之所。嘈杂见诚，饱暖频仍，寤寐尚和，胸胁震响。由于营阴郁热未除，气分微见虚弱，背间忽凉忽热，牵引臀部。两目垂重，肢节软倦，头有微晕，耳有金声。总核病情，谨拟培脾胃之气，养肝木之阴调理。”
其所拟之方则为：
“人参须一钱；杭白芍一钱五分；炒归身二钱；半夏一钱五分，盐水炙；川杜仲二钱，盐水炒；抱茯神三钱，辰砂拌；寸麦冬一钱五分，去心；桑寄生三钱；煅龙齿一钱五分，白蒺藜三钱，去刺；霍不斛三钱；新会白一钱。引用红枣三枚、竹茹一钱五分；用玫瑰一朵泡汤炒”⑩
从这个脉案可知，慈禧原有脾胃之病并未痊愈，新有头晕肝阴不足之变化。且脉现溘象，亦为气血欠和之象。此为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慈禧之病情。至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御医施焕章为之诊治，其脉案为，
“皇太后右关大而有力，左亦带弦，寸尺间有不匀。脾湿不舒，阳明气滞。足阳明胃宜降，手阳明大肠宜升，宜从升降中理脾益气，兼调和肝胃之品。”
在这一脉案中，需要注意的是“尺寸间有不匀”之象，其余与六月间之病状无大变化。但自九月开始，即增加了腹泻病症，此可从九月二十一日御医施焕章的诊脉记录中得知：
“皇太后脉左关弦，右关滑大，寸尺平。脾湿化燥，嘈逆酸辣，腹痛而响，泻后始安，足见脾经气滞。食后背脊发热，尤为胃气欠纳。盖肝主疏泻，欲化湿燥，应先行舒肝；欲平饮嘈诸逆，更宜调和肝胃。按法当建中平胃，舒肝调气为治。”
自此以后，腹泻之病始终不愈，且有加剧之势。自十月初六日起，开始由太医院院使张仲元为慈禧主治。当日的脉案是，
“十月初六日，张仲元、李德源、戴家瑜请得皇太后脉息左关弦缓，右寸关较前稍平。肠胃未和，寅卯辰连水泻三次，身肢力软，总由肺不制节，水走肠间，脾运迟慢，是以食后嘈杂等症未减。谨拟四君子汤加以扶脾化水之法调理。”
显然，由于连续腹泻而慢性消耗，致使慈禧体力大不如前。正如其遗诰中所述；“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又因政务殷繁，不能静养，以致“迁延日久，精力渐惫”。从《内起居注》中也可见到，这一时期慈禧虽患有慢性腹泻，然政务活动仍很频繁，经常临朝接见大臣，商讨政务，或批阅奏折，发布谕旨。所以到十月初八日，病情又稍有增重。据张仲元等入诊后，其脉案记录为：
“皇太后脉息左关弦缓，右寸关滑而近躁，中按鼓指。胃气壅滞，脾运仍慢。昨少食秦椒，与胃气相搏，以致胸膈发辣作疼，夜寐未能安睡，身肢力软。”
说明此时慈禧似已出现脉律不齐或高血压之征象．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七十三岁寿辰，宫廷内外，照例要举行庆典。在此前后，她的活动也更是增多。初十、十一两日，白天有庆典及筵宴活动，慈禧都要参加；而自初十至十五日，接连六个晚上，都在西苑颐年殿演戏祝贺，她也每次必到，直至散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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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寝仪鸾殿。多日的劳累，使她的病情有增无减，就在寿辰的当晚酉刻，张仲元、戴家瑜二位御医入诊，发现她的脉息是；
“左关弦而稍数，右寸关滑而近躁。肺气化燥，胃气浊滞，脾不化水，水走大肠，以致舌干口渴，胸闷微疼，食后嘈辣，小水发赤。总核病情，郁而生热，壮火食气，得食则泻，是以精神异常疲倦。”
这说明慈禧除继续有腹泻外，病又及肺。
到十月十四日，病情继续有所增重，遂由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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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宾入诊，其脉案为：
“皇太后六脉均见数象，寸口微浮。头痛曰倦，心中嘈辣难受，烦燥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种种病情，皆由胃气不降，表感不清，湿热蕴结所致。”
即拟以清鲜化热除嘈之法调理。
次日，病情继续有所发展，脉息呈“左寸关弦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气口脉浮”。其它如肝、胃、肺部之病象仍如前，而又新增“周身疼痛，面目发浮”之病象。因此仍由张仲元、戴家瑜拟进清解缓肝化燥之处方为：
“霜桑叶二钱；甘菊二钱；葛根一钱五分；旋复花二钱，包蒸；枇杷叶三钱，蜜炙；苦梗一钱五分；香附二钱；赭石三钱，煅；鲜青果十个，去尖；羚角一钱；桔红八分；生粉草八分；引用金银花茎三钱”。
根据《内起居注》记载，自十月十六至十九日，慈禧与光绪帝均无政务活动。光绪帝除每日赴仪鸾殿(亦可能是派人代为前去)向慈禧请安外，亦一反常态，每日早晚并不到慈禧处侍膳。这可能是慈禧病情加重，但更可能是光绪帝已病得卧床不起，因为自十月十七日起，光绪帝的病已进入危险阶段。而根据慈禧的脉案分析，十月十六、十七、十八诸日，她的病情并无重大变化，除“时作咳嗽，顿引肋下作痛，口渴舌干，大便尚泻，身肢懒倦无力”外，其他一仍其旧，所服汤药亦仍平和如前，只是到十九日，她的病情才稍有变化。据当日未刻张仲元、戴家瑜入诊后认为。 ，
“皇太后脉息两寸软，两关弦滑近躁。浊气在上，阻遏胃阳，是以烦躁口渴，清气在下，肺无制节，所以便泻不止，小关防觉多。燥热熏肺，时作咳嗽，顿引肋下窜痛。谷食不多，身肢软倦乏力．谨拟轻扬化燥之法调理：
鲜石斛三钱，葛根一钱五分；冬桑叶三钱；杭菊二钱，鲜青果十个，去尖；麦冬三钱；诃子肉三钱，面裹煨；甘草八分；生牡蛎三钱；桔红一钱；洋参八分；引用梗米一两，后煎”
十月二十日，光绪帝之病已经危急，而慈禧之病情虽已比较复杂，然亦并无显著变化，仍由张仲元、戴家瑜诊视，其记录为：
“皇太后左部弦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咽燥舌干口渴引饮，时作咳嗽，顿掣两肋作疼。连用甘寒化燥之法，胃热不减，口渴愈盛。谨拟加味白虎汤调理
洋参一钱；石膏四钱，煅；肥知母三钱；甘草八分；引用白梗米一两，后煎”
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之病已入弥留状态，酉刻即在瀛台涵元殿含恨而死。而慈禧之象脉也出现了加重趋势，但并无危象。有张仲元、戴家瑜之脉案记录为证：
“皇太后脉息左寸关至数不匀，右部仍躁。肝气冲遂，胃燥不清，以致时作咳嗽，顿引胸胁窜痛。口渴舌干，精神异常委顿，小关防多，胃纳太少。谨以缓肝和中之法调理： 生杭芍二钱 甘草五分 丹皮一钱 水煎温服”
“精神异常委顿”，表明由于腹泻而体力消耗过多，而脉象不匀，则可能发生心律不齐。而自十月十九日开始有“谷食不多”[记载，本日又有“胃纳太少”的记载，说明慈禧已接连三日饮食不正常，这对其病体的支撑十分不利。所以到十月二十二日，她的病情出现急剧的恶化。御医先后三次入诊，妙手也无法回春。这个视权如命的老妇人，终于告别人世，撒手西归。兹一一列其临死前之三次脉案如下：
l.“十月二十二日，张仲元、戴家瑜请得皇太后脉息左部不匀，右部细数。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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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生，精神委顿，舌短口干，胃不纳食，势甚危笃。勉拟益气生津之法调理：
人参须五分 麦冬二钱 鲜石斛二钱 老米一两 水煎温服。”
2．“十月二十二日，张仲元、戴家瑜请得太皇太后脉息欲绝，气短痰壅，势将脱败。急以生脉饮，尽力调理，以尽血忱：
人参一钱半 五味一钱半 麦冬二钱 水煎灌服。”
3．“十月二十二日，张仲元、戴家瑜请得太皇太后六脉巳绝，于未正三刻升遐。”
三
根据上述清官脉案，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意见：
第一，慈禧是死于老和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及传说之类的记述甚相符合。以后并发病症，兼及肝肺等脏腑，胃纳渐减，病情日渐加重。再加她不肯放弃权力，带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胃不纳食，衰竭而亡。
第二，慈禧之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进行性疾病，不仅初无危象，甚至直到临死前的数日内，也并未出现必死的症状。至少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饮食虽有减少，但基本还属正常，每日光绪帝仍在颐年殿侍候她进早膳和晚膳，这在当时的《内起居注》内都有记载。脉案内虽然一直记录着她患有腹泻之病，但亦无她严重地减少饮食的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是有些咳嗽、胁痛、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无力而已。当然，作为一名年逾古稀的老妪，长期的消耗性腹泻是属不可忽视之症，然而并未发生其他险恶病变，不可能很快死去。所以，慈禧仍照常处理一切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及批出之奏折，其数仍属不少。只是到了十月十九日以后，才出现“谷食不多”的记载，说明她的饮食开始不正常。到二十一日，有“胃纳太少”的记载，表明病人已不思饮食。到二十二日终于“胃不纳食”，即饮食不进，病情危笃。这都说明，直到临死前的二、三天内，慈禧的病症并无必死的征候，这与光绪帝的病象有明显的不同。光绪帝之病，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就已恶化，他临死前的五日，即十月十七日以后，更是危象叠见，死数已定。而此时的慈禧，病情却比较稳定。因此，若说慈禧有怕自己会死在光绪帝之前的担心，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从光绪帝已病人膏盲，去死不远的事实出发，如果说光绪帝本人尚有侥幸求生之望的话，这倒并不奇怪，而若说慈禧对光绪帝的病情之严重性也不了解，那是不可能的。《慈禧外纪》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11。可见，慈禧对光绪帝已病人膏盲是早就心中有数的，所以，她即使曾经有心要谋害光绪帝，至此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第三，慈禧之病情，即属慢性，是在进行性地逐步加重的，并且直至光绪帝之病已至危急必死之际，她本人之病情则并未出现凶险症状。只是到十月二十二日，她的病情才发生突变，很快死去，其时光绪帝则早巳死去。所以她的病和死，与光绪帝的病和死，正好有些相反。光绪帝是病得凶险，死在意料；西太后則病不惊人，而死得很快。因此，慈禧在生前，或者至少是在光绪帝死前，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自己即将不起。这还可以从脉案记录方面来分析，御医们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并未对慈禧之病感到束手无策，用药一直比较平和。而且自十月以来，慈禧之病，一直主要由太医院院使张仲元主治，并未像光绪帝那样频频更换御医。当时应召入京为光绪诊病的外地名医也在京中，慈禧也未召他们入宫应诊。这说明慈禧对自己的病及对为她治病的御医是有信心和信任的。
据此，笔者认为，光绪帝之死与慈禧之死，其间并无必然之联系。光绪帝之死，按脉案记录之病理、病状分析，属于正常的疾病死亡，没有发现突发性的意外病变之可能。．所谓他是被慈禧毒害而死的议论，至少在目前来说，尚没有可靠的史料作根据。而慈禧之死，根据脉案记录分析，也属于正常的病死，因年老体衰，长期腹泻和不能充分休息，造成消耗性的衰竭而亡，亦无意外之变。
总之，光绪帝死后，慈禧病情突变，急转直下，终于以一天之差，而与光绪帝同赴泉台。遂使当时的政坛舆论及后来的历史学界，对她母子二人的接连死去，发生种种怀疑和猜测成为清末一大疑案。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一种偶感的巧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疑之处。
注 释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前清宫词百首”。
② 同上书卷二“清宫词”。
3⑤11 见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
④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并序》，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下册。
6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
⑦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七。
⑧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起居注册》。
⑩ 本文所引之脉案并处方，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太医院档案。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中华书局，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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