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论庚子事变和义和团反维新之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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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庚子事变和义和团反维新之实质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来看，维新变法运动所反映的政治要求，是19世纪以来所有非工业化国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的式微！伴随这一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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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外族的入侵、社会的动乱、旧的权利结构的瓦解、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生等等。但从历史要求方面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0页。)
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矛盾是以传统的宗法与人伦关系为利益基础的封建社会势力、习俗和制度与表现了新的物质条件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的冲突，而这一冲突集中的表现在维新与反维新的斗争过程中。旧党发动的戊戌政变并未能解决这一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一危。机几乎各列强对新党均持袒护的态度，旧党在政变中得到的胜利十分脆弱，旧党认为，只要新党仍在“勾结外国”，要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就必须打击外来势力及其影响。它要做到这一点，正需要一个声势浩大的灭洋运动。这就是庚子事变的背景，它在实际上是戊戌政变的继续，是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反动。
本文拟以此为线索，论列其概略，力求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之认识。
一、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实质
庚子事变的社会基础来源于反洋教斗争。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实践者主要是形形色色的传教士，他们宣称负有“把儒教这个梦魇清除”掉的破坏性使命。但儒教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的核心，对它的破坏，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破坏。所以，在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前后，民教冲突十分激烈。这种冲突较之政治上、经济上的传统社会势力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更为深刻。传教活动不象政治、经济活动局限于通商口岸，而是深入腹地。这就必然遭到以“保卫名教”和反异端的传统面目出现的整个封建势力及其控制的社会的反抗。并以谣言、恫吓、暴力和歧视民教的方法阻止传教士的活动。当时就有人指出，“闹教之案均起于荒谬不经之言”，“盖闹教者不过曰吾辟异端，吾御外侮，吾之忠爱也。”(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天津教案便肇端于洋教士“挖眼剖心”之谣言，其实，乃是对外来文化的深层恐惧，如《湖南逐异类公呈》所说；“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化为倮虫鳀人之域，獉獉狉狉，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可深可恨哉！”(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他们从太平天国造成的社会震荡中，更加深切地感到其危害，他们指出；“夫祖宗之禁邪教，非徒以其煽惑乡愚败俗伤化也，亦深烛其结众聚谋之奸，必致酿乱而为逆也。从前教匪之害姑不远引，即如今日之粤匪，正天主教之殷鉴也。”(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但由民间豪绅地主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并没有阻挡住传教活动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从旧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教民。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直接控制士绅，并间接地通过宗法制度控制基层社区。族长有惩治族人的实际上的司法权。清雍乾年间在限制传教的同时，更加强了与宗族有关的法令，进一步完善保甲制度，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对社区的控制(见《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十条。)，皇权从上面支持族权，族权从下面拱卫皇权。民教冲突和义和团的产生，正是未曾脱离此社会结构，因此被封建势力所容忍支持，而教民的出现意味着对这个结构的破坏，哪里建起了教堂，哪里出现了教民，就对哪里的政治支配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不仅如此，它还破坏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因袭的、高度一致的自然认同的关系。在宗法制度下，宗族意识对于个人是十分强大的精神的物质的压力，对于外姓或宗族远支还形成残酷的封建压迫，此等人受歧视，地位卑下，缺少归属感、认同感，生活在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如果他们是佃农便是最低贱的佃农，不仅要受豪绅的盘剥，还要受大姓佃农的欺侮。鲁迅笔下的阿Q为什么希图姓赵，赵大爷又为什么不许他姓赵，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些被传统社会所排斥的分子，便自然容易入教。入教之后受到教会庇护，敢于在封建礼教方面公然蔑视和对抗地方宗族势力的凌逼。也因为教民仗恃教会的力量，表现不同程度的凌人之态，不仅为士绅所不容，也被一般人视作“惰民、莠民、奸民”，这就在民教冲突中包含了民族的、阶级的、社会传统和习俗道德的因素。实际上，在一些民教纠纷中，有些是由于产权不清引起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任何一种产权都是不清楚的，也没有严格的契约形式，这为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另外，有一些又由于宗族势力为了巩固对社区的控制，对教民不遵守传统礼俗，抗拒封建摊派，进行各种打击。这样，便极易发生由宗族势力对教民的勒迫和教会对教徒的袒护而引发民教纠纷和酿成教案。1861年的贵州教案，便是因教民拒绝参加祭赛龙灯，发生杀害教民，教士的流血事件。在可以想见的类似情况下，封建势力利用族权、族规迫害教民，当不在少数。仅从封建势力在自己控制的社区内所立之规章，也约略可知此种迫害的规模，略举如下：(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议黜异端以崇正学。圣教昭彰，合州士民各宜凛遵。如有交通外匪，趋入异端邪教者，合州将其人革出，并三代不许与考。照。
——龙岩州公议条规
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公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江西扑灭异端邪教公启
投洋教之人，甘为汉奸与绅民为敌者，剿其家室，立行逐出境外。如私行回籍，邻右匿奸不举者，与汉奸一例。
——邹县绅民告白
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凡堂内人等，无论入教未入教，一并剪除。
——湖南士民公传
不仅一般教民被歧视迫害，就连象曾国藩、丁日昌、郭嵩焘、曾纪泽等洋务派官员，因在处理教案或办外交中不合旧派口味，也大遭攻讦。尔后，当从教民或与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人中产生了象康有为、梁启超、容闳、孙中山、秦力山等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并走向政治舞台时，新旧两派已势如水火。戊戌政变杀捕维新党人，与民间的反洋教明通暗合，义和团遂被引入中央的帝后党争。庚子事变时，对维新派和教民、洋人概无区别，“几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罗惇■：《庚子国变记》，转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第392页。)义和团一入京，“自十六日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凡夙昔略有微嫌，即误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庚子纪事》，第83页、22页。)6月25日还发生了端王率团入宫搜杀光绪帝的事件，并提出“按户搜杀，以绝乱源”的政策，庄王载勋一次便在其王府外指挥义和团杀害教民数百人。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具有反维新性质的反洋教斗争。
所以，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应准确把握各派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立场、态度，以及它们与传统社会之关系。
二、庚子事变是封建势力政治危机的总爆发
戊戌政变后，旧党穷治维新党人的行动受到列强的干涉和阻挠，维新首领在外人的庇护下逃亡海外，继续进行反对旧党活动。1899年旧党欲立端王之子溥■为大阿哥，列强拒绝承认，却对光绪帝的安危表示关注。维新派又以此作为后党的大罪之一，广为宣传，倡议保皇，“麇集江浙，谋举大事”。旧党的政治危机加深，进退为难，如无动作，要保持对社会的控制权，几不可能，唯一出路，则在排外。
这样，由顽固派官僚毓贤正式命名的义和团恰当其时地被引入了政治纷争的中心。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等口号，大合旧党心意。西太后称，“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义和团》第1册，第124页。)正如一些论著指出的那样，慈禧的态度，“直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义和团运动史》，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室成员也争相公开标榜自己的义和团身份，庄王载勋、刚毅被任命为义和团统领，义和团到庄王府挂号、报到，听候转牌调遣。孙中山指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孙中山选集》，第59页。)他们操纵并支配了义和团运动的方向，庚子事变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认为庚子事变在客观上起了反帝作用，也是并不客观的。分析封建势力为什么把义和团召到北京，而不是统率他们去收复被割让的领土，就可知这种判断是未经检验的。当时，北京既没有被列强围困，更没有被占领，把义和团引到北京，而封以“反帝”称号，极不合情理；若谓义和团是革命力量就更其荒谬，封建势力竟会愚蠢到把数十万之众的“革命力量”引入首都，这不但令人难以信服，而且根本违背政治斗争的规律。实际上，义和团进京后，也并没有把其斗争水平提高到自觉的反帝斗争的水平，而是听命于皇室顽固分子，“对外来传教的人，与中国信教的人，以及教堂，各国使馆，外人财产，乃至无辜百姓，尽量蹂躏。”(周谷城：《中国政治史》，第287页。)对民间不同教派也是如此，如杀所谓白莲教徒。据目击者言，“义和团将白莲教徒径送刑部，该部亦不讯究实情，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该团意气扬扬，帮同行刑，以逞一时之快。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向来杀人无如是之多也。”(《庚子纪事》，第89页。)而攻打西什库教堂，几平是向平民进攻；又在杀捕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立山、徐用仪、联元时护送囚车。当时义和团在北京是否有明确目标，实属可疑，在被迫应战八国联军之前，遭到屠杀的主要是不见容于封建势力的“异端”同胞。因之，我以为当时封建势力不过是通过受其控制的社会力量，要挟和逼迫各国列强承认他们的政治支配权，包括废立之权。（以传统狭隘的宗族、民族观念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被传统势力所利用，并非鲜见，“文革”也提供了现代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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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强的不妥协态度，使清廷势成骑虎，政治危机无可挽回，遂走上了宣战之举，朝中较通洋务者包括光绪皇帝，坚决反对旧党的轻率态度。6月13日，“皇太后垂询廷臣，端王一意用兵，唯恐廷臣之不从，有异言者，即以汉奸伤之；且言团民忠义之气可恃。上言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其能无恃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庄王载勋出班言，我祖宗的江山，不能送与洋人。其跋扈情形，几将御案掀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对，团民心术固佳，但不知法术如何。端王言，原取心术，不问其他。于是上流涕，执许景澄之手曰：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尔其设法救之，方不负委任。……户部尚书立山奏对，无兵无饷，何以言战。昔犹可借洋款，今开十一国之衅，款将何贷。端王等忌之，未几革立山之职，交刑部监禁，军机处片云，诸神降坛，言立山，且焚表时神色仓皇等语。内阁学士联元，直陈万国律法之利害，公使之不可戕，戕其公使，引为大辱。端王出班叱曰：“联元可杀”(《庚子纪事》，第81～82页。)。主战主和之阵营以利益划分，其势判然。主和派之意见尽管合乎事理，但对局势的挽回已势穷力蹙。只有操纵当时政治局势的旧党在推动事态的发展，为使尚在依委不决的慈禧允许他们放手大干，端王伪造所谓《归政照会》触其痛处，使西太后大发雷霆，“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清史纪事本末》，第163页、31～32页。)横下心来，不惜一切代价“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看起来，伪造的“归政照会”对宣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实，义和团的进京在此以前，所以不管有无“归政照会”，局势已无可挽回，旧党已被自己心理上的自大和利益的想象所左右，陷入盲目、任意之中，外交的策略、军事的筹划全无，连宣战书也未送达任何一国。数十万之众借着攻西什库教堂、荧国府，逗留京师，“每二日一班轮流更替前往，并不主动前去迎战天津方向来的联军，直如儿戏！待联军已占领天津，向北京推进时，义和团才被“饬往前敌”，并被命令“断不可回，如一回，则以军法从事。”(《庚子纪事》，第67页。)从此命令的语气中，也可推知在京义和团并不情愿出京迎敌，所以，一触即溃。当联军兵临城下时，“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是以敌兵入城，毫无阻挡，洋人垂手而得京师。”(《庚子纪事》，第2页。)以史实言，义和团除在天津有过认真的战斗外，其余便无足称道。庚子事变后，义和团在各地的活动仍以焚掠教堂、劫杀教民为务。
有些论著为了夸大义和团的作用，也夸大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抵抗。最主要的是混淆了教民和侵略军的区别，把义和团打击教民当作对外国侵略者的抵抗。当然，对义和团本身也当区别，如东北人民打着义和团旗号的反沙俄入侵，作为地区性的反侵略，另当别论。但在研究庚子事变时，重要的是弄清事实的主体，即义和团究竟是从什么社会结构里和为什么目的而活动，它对于当时的历史方向起到什么作用。在庚子事变中，由于上层统治者反维新形成的政治危机，才把义和团作为传统的社会力量引入政争。否则，义和团只能停留在社区内反洋教斗争的水平之上，那种认为只要有群众参加的历史活动就应当肯定的观点不仅不能正确解释历史，反而掩盖了某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因。我们只有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向上去把握历史，对现代才能提供正确的教益。
三、对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评价的历史概述
对庚子事变，资产阶级包括洋务派的看法是明确的，更因利害相关，将反对见诸行动。1900年7月维新派在上海张园成立以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为首的自立军，针对时局提出三项纲领：1、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2、决定否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3、“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请光绪帝复辟。以达到使帝党复用新政”，“复我维新之治”的目的。同时，洋务派大臣实行东南互保政策，客观上避免了全国混乱的局面。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激烈抨击和谴责义和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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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者，在《致港督卜力书》中，孙中山指出，清廷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八大罪状(《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已失去了政治统治的能力。并积极请求英国的支持，筹划兴中会起义。资产阶级的态度，正是当时历史的要求。认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仅比太平天国前进了一大步，并且也高出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17页。)那是因为使用的标准是非历史的，没有把握当时历史发展的主线，仍未摆脱源于传统观念的“夷夏之别”，而这也正是封建势力得以诲民变的观念。历史是一些阶级的活动，推动他们各自活动方向的原因是政治的、经济的利益。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所作的一切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努力的，而包括农村士绅在内的传统社会势力，则是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存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16页。)根据某种观念去认识历史，以为观念性的冲动是事件的原因，不是历史唯物论。如以人们津津乐道的，“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机而导之以国民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扭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州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1卷。)这种假设的确很好，但却是建立在幻想的前提下，完全不切实际，因此毫无价值。而事实上，庚子事变时，秦力山曾往天津游说义和团，被斥为“二毛子”，几遭不测，原已粉碎了这种幻想。这又正是符合义和团本身的阶级本性的。
“五卅”运动时，瞿秋白为了及时地正确引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四运动之前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五卅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提，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诬蔑五卅运动是继承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运动。对义和团运动，他分析了两个主要方面：1、盲目的排外主义。“义和团运动……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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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文化’；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他们盲目地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2、“义和团联络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因此，这种运动既便胜利了，也不过为统治阶级巩固地位，更加压迫平民。”(《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1卷。)
周谷城先生也指出：“旧派之反对维新，事实上又等于排外，原来维新运动诸人所主张的新政，无一不是从外洋吸收来的：如设学堂，办报馆，译西书，筑铁路，办邮政，设电报，开矿山，练新军，习洋操，制枪炮等等，概出自模仿西洋各国。极端反对此等新政，自然的会要排斥外洋。……义和团高张扶清灭洋之旗，极力排外，正合旧派脾胃。于是旧派首脑慈禧太后、载漪等大加利用：一以对付敌党或维新派，一以对付列强或洋人。”(《响导》第128期，1925年。)
但是这些正确的观点在义和团研究中，建国30多年来基本上是受到排斥的。主要是以肯定狭义的“国家”、“民族”的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脱离了历史运动的总趋向，即社会进步的方向来总结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的所谓“爱国主义”价值。在这方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影响最大，他为义和团运动专辟一章，与戊戌变法分列，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探讨：1、对义和团进行社会性质判断时，忽视了它所属的社会关系和它面对的社会关系，没有分析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资产阶级在当时历史上的地位，为以后专以“爱国”或“卖国”为唯一评价历史的标准树立了样板。2、回避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间的直接的政治上的因果关系。从而把代表社会进步要求的政治力量和传统社会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说成是受帝国主义指使的分裂活动。仿佛传统社会的保守势力在庚子事变中是为了一个抽象的观念在行动，而进步的资产阶级则在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在极左路线下，有人故意以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来批判维新运动，戚本禹以爱国和卖国的抽象观念，宣扬义和团的所谓忠义爱国，实际上是进行反现代化的政治煽动的阴谋史学。“文革”中凡是主张搞现代化的共产党人都被扣上了卖国主义投降派的帽子，江青进而在此基础上为慈禧大唱赞歌。这种悖论，正表现了历史运动的本质关系，任何反对现代化的个人或政治派别几乎都可以在这段历史中，以“爱国主义”旗号找到反对现代化的武器，但这里面却隐蔽着最卑鄙的私利。这种现象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庚子事变最本质的原因。
庚子事变给予我们更深刻的教训则是：当民族危机仅与排外心理相结合时，它引导的不是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而是造成更深的危机和更大的社会动乱，即走上一条不毁灭便不能停止运作的传统惰性的道路。
　　　（资料来源：《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04，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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