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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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军兴以来，在它的告谕中往往要求“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又在1854年颁布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中，准许地主收租，承认地主阶级的合法地位，这就使人怀疑太平天国究竟对地主阶级采取什么态度？它对封建主义打击的程度又如何？笔者曾收集太平天国前后期在各地的有关资料，今择其要，略加论述。关于准许地主收租与实行“着佃交粮”的问题，与此有关，但另有专文，此文不加详述。
一、太平军对官僚、富绅与团练的打击镇压
太平军是一支反封建的农民武装，拜上帝会的教义又视妖魔为“该诛该灭”，它以“阎罗妖”影射清朝最高统治者，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妹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洪秀全：《太平觉世诏》，见《太平天国印书》（上）第393页。)太平军所经之处，揭擎“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义旗，以清方官吏、地主豪绅为“妖”，痛加诛锄。太平诸王对下级的谕文中，要求“遇妖即诛，见民必救。”(韦昌辉：《诫谕国宗石凤魁等统兵分巡湖北各郡县》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7页，《贼情汇纂》卷七。)故太平军所克之处，对顽抗之官绅团练，严行镇压，对民愤重大的地主，支持乡农放手斗争。致使反动派折干戕枝，如遭雷轰电击。太平天国统治之区，虽未尽符“新天新地”(洪仁□：《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75页。)之誉，然而暴风骤雨，确使江南数省污浊为之一清。
《贼情汇纂》记载其前期的情况谓：“（太平军）凡陷一城，尽戕官吏，有自裁者更脔割之，暴骨于市。以故官军克服之城，求殉难官吏遣骸不可得。”(《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如武昌攻破，自巡抚常大淳以下，或自裁，或处死，“搜妖”三日，反动官绅，喋血通衡；江宁克复，清两江总督陆建瀛被□戮于府外小营街心。上元知县刘同缨顽固厉骂，被拖至城北，“绑于树攒射之，更以巨炮轰击，瞬息骸骨崩散。”(《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时东王有令：“抵准诛戮妖魔之官兵，不许妄杀良民一人。”(杨秀清：“诰谕南京人民”，见《太平天国史料》第138页。)太平军将士皆恪遵条令，“专杀贪官污吏，劫掠者死不赦。”(柯悟迟记癸丑二月十六日得金陵来信，见《漏网喁鱼集》第17页。)故而民户人家安谧无恐，“夜可无庸闭户矣。”(柯悟迟记癸丑二月十六日得金陵来信，见《漏网喁鱼集》第17页。)但南京城内巨宦富绅，却大都人死财空，如临末世。在城市安民之后，太平军对混匿各馆的清方“官吏冠裳之士”，一经查出：辄“严行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仅余胫骨。受竹篦之击，立死者有之，不耐锻炼，甘即就戮者有之。”(《贼情汇纂》卷九“贼教·刑罚”。)这是在城市中官绅地主的境遇。至于在农村中，有记载说：“贼于乡村从不肆杀，恐乡民自计，计无复之，与之死斗。然于官幕吏胥避居家属及阀阅之家，其抄愈甚，杀人而焚其庐，并追究收留之家，谓之藏妖，亦焚杀之。凡搜出官中公服文案，亦谓之藏妖，肆行屠杀。故贼所过之处，我官幕眷口至无人收留，有露处松林，寄宿破庙者。”(《贼情汇纂》卷十“贼粮·虏劫”。)太平军在乡村对农民不掳、不掠、不杀，人称“秋毫无犯”，故在南昌有诗颂其：“犹欣佳贼不惊民。”但对在乡的“阀阅之家”——豪绅恶霸，却抄杀不留。对在乡的官吏及其家属，也出于阶级仇恨，决不宽贷。声威所及，至无人敢收留。昔日煊赫乡里，此时如丧家之犬。由此看来，在太平天国境内，城乡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在太平天国后期进军克复苏浙地区时，虽上距永安建国已有十年，约当定都南京七年之后，但其仇恨富室，摧抑地主的锋锐，仍略如初兴之时，这种特色是很引人注目的。江南是地主阶级势力最雄厚的所在，但在太平天国期间所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沉重。有谓：“被难之后，富户百无一存。”(冯桂芬：《显志堂集》卷五“启李宫保论减赋”。)虽未免言之过甚，然而二三百年来的豪绅巨室、官幕名家遭到清洗，这是可以具体指实的。1860年春，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连数十万之众，以雷霆万钧之势，直下苏常与松江等府，次年，又克浙江各府州县。太平天国以其军事与政治之威势，益以苏浙农民对它的支持配合，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支反封建力量的汇合。其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是十分深重的。也如同前期一样，太平军每克一城，必搜杀清朝官吏与仕宦豪绅，谓之“杀妖”。如克溧阳后，“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光绪）《溧阳县续志》卷十六。)常州攻下，太平军捣入府署县衙，司道县丞等，“多为贼所戕。”(张绍良：《蒙难琐言》（中央民族学院藏抄本）。)苏州因属投降，“故人城杀戮较他方稍轻”，然自苏抚徐有壬以下，畏罪而自裁，被太平军抓获而毙命者，仍十居八九。遁匿坊巷的官绅富室，太平军初虽不识，但“得奸宄引之，便知某家为富户，某家为□宦矣”(蓼村遁客：《虎窟记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8页。)。于是在搜妖过程中，遭到劫运。同年八月，黄文金攻克常昭两邑。这两县经董赋租的豪绅地主举人曾仲才、丁芝亭，数十年来养尊处优，“其肥家润室，不可名言，皆民间之膏髓”。太平军之来，他们“恶贯满盈，被贼活擒，将曾（仲才）开膛破肚，丁（芝亭）身首异处”(柯悟迟：《漏网喁鱼记》第47页。)，其家金银财产没公。常昭人民闻之，人心大快。还有总办漕粮的张康，一贯勒折浮收，“助官为虐，鱼肉乡里。”(陆筠：《劫余杂录》卷下（常熟图书馆藏抄本）。)受害的贫苦乡农，此时便向太平军揭发检举。张康被捕到后，“被贼身首手足六处悬示，尤为气平！”(柯悟迟：《漏网喁鱼记》第47页。)一时间，常昭的曾、丁、张三害并除，太平天国在常昭威信大著，得到农民的称赞、支持，也使反动地主大为震怖。那些历年“收凶租，完短赋”(“收凶租，完短赋”，指常熟刁横地主对农民收租苛重，而其完纳粮赋则以“短价”交纳，或捏荒注缓，竞至不纳。)的地主土豪，见大势不好，黯然青衫草履，夤夜只身逃亡江北。他们的财产“尽归乌有”。太平天国在常昭两年半，这里大部分乡村农民抗租不交，改行“着佃交粮”，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阶级关系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太平军进军昆山时，当地人归庆□有诗咏叙塘市情况：“数千贼众下昆山，焚掠兼施非等闲；大户一空小户静，似存公道在人间。”归庆□：《让斋诗稿》“八月杂咏”（南京图书馆藏稿本）。)作者在叙文中说：“前日长毛数千自昆山而下，焚掠各大户及典当大户，烧毁二三家。小户开门者不打，闭户者立即打破，现已倩木工修矣”。这就说明所焚所掠的是大地主和典当高利贷铺主。看来，太平天国及其军队还是站在农民方面的，与太平天国前期甲寅四年（1854年）在皖南徽州“不杀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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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烧民房，只杀官兵，劫库而已”(《徽难全志》（安徽博物馆藏抄本）第二页。)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太平军对地主豪强的镇压打击，激励了农民起来斗争。如昆山塘市贫民起来将本镇绅富房屋全行打坏，将其财产瓜分一空。有个占田逾千亩的地主，为逃避太平军的惩罚，跑到乡间其“佃户之所聚处，欲倚以自固”，但“佃户因追租而怀怨者不少”，遂趁此时机，群起分夺了他的财产(王德森：《岁寒文稿》卷三。)。这种情况，在苏南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凶恶素著者，鲜有不被佃农起来焚其居而分其财物的，有的甚至被殴毙沉尸江湖，或捉送给太平军法办。
浙江太平军的作法，与在江苏基本相同。杭州先后两次被攻破，《庚申泣杭录》各篇中记载杭城官绅所遭受的镇压和清洗甚详，无须赘述。仅从其“抢当铺”一事看，就足以说明问题：1860年三月，李秀成一破杭州，打开典当，“先抢金银首饰，其衣服等件悉听穷民搬去。有一老妇跟进，仅抢棉被二床出门，即为福胜勇抢去，在路痛苦（哭）。长毛知之，即将福胜勇杀却，用好言安慰。老妇云：‘我们穷人平日从不闻官府哀怜，不意长毛竟体恤如此。’斯言也，殊可慨也！”(《再生日记》（引自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藏抄本）。)这段话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清朝的官吏、军队和地主阶级才是真正的强盗和贼，而太平军则是穷人的队伍。文中说的“福胜勇”，就是破城时投降的清方兵勇之一，其与太平军相比，真是判若天渊。1861年秋，天军主将陆顺德攻破绍兴府，其部分途搜妖，“积尸载途，城中耆旧，略可尽矣。”(《越州记略》，见《太平天国》（六）第769页。)其后设乡官，又清查清方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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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漕总何蕺民，被缉自杀；小吏如范诚，被乡官视为“官幕名家，被逮系两次”。这些人的地位当然是大不如前了。与绍兴相邻的诸暨，有包立身为首的地主武装，嚣张一时，四境官绅恃为长城。但终被太平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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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被歼者多逾万人(参阅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又据杨德荣《夏虫自语》：“殷实之户，尽室入包村，陷时死者数万”（见《太平天国》（六），第783页）。)。包村成了反动分子的大坟场，浙东地主阶级为之胆寒。湖州是以在籍团练赵景贤为头子的顽固堡垒，浙西仕宦之家，皆□集于此，负隅经年。后被慕王谭绍光攻克，对这批反动头目，进行了应有的镇压(参阅宗韵初：《湖防私记》；吴思藻：《湖防记略》等篇。)。湖州之东的双林镇，是太湖滨的富庶地区，太平天国设治后，镇压该镇反动分子，“以塘桥堍总管堂前为行刑地。两年所杀可百人，皆凶恶之著名者，颇不冤滥。”(（民国）《双林镇志》卷三十二“纪略·杂记”。)以一个市镇在两年中杀了约百名的恶霸凶顽，虽属军事非常之时，但震动是不小的。又如湖州南浔镇，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在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民国）《南浔镇志》卷四十五，“大事记·四”。)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便是该镇乡间农民因太平军之来，“租粮皆免”，而又“米得善价”，他们家有余饶，生产和生活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嘉兴的石门县，“是时（指太平天国时），殷富之家，十室九空”(（光绪）《石门县志》卷十一“丛谈”。)。其他嘉善、海盐等县，也是如此。
总之，在太平军所至之区，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他们或被杀戮，或受摧残，有的抛弃家户，逃往江北或流寓上海。故谓“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归庆□：《让斋诗稿》“八月杂咏”（南京图书馆藏稿本）。)难民正是指流亡地主，因为“贫者方幸贼来，籍可肥己”，贫苦农民是不必他逃的。
二、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夺
劫富济贫，剥夺官绅地主的财产，这是每次农民起义的通例，太平天国更视为当然，而且进行得更彻底。“尝闻贼目肆言曰：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贼情汇纂》卷十“贼粮·贡献”。)证以太平军在各省的实践，这话并非夸漫。太平军在攻克每个地方后，在经济上对地主征求有索“贡献”、“打先锋”、“派大捐”等方式，至于征收粮税，那是半年或一年以后的事。
“贡献”是各城镇皆然，乡村亦有进贡。其间有出自对太平军的真挚欢迎，属于“箪食壶浆”的性质，如“小民罗拜献酒浆欢□举国纷如狂”(董沛：《六一山房诗集》卷六（壬成）“杂拟汉人诗”之四。)便是。有的是企望得到贡单，高悬门首以免祸。武昌、南京、扬州各城克复，贡献者络绎在途，鸡猪银米，各色俱陈。“富厚之家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石，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贼情汇纂》卷十“贼粮·贡献”。)太平天国收领归圣库，发给贡单以为凭。后期克复苏浙各府县，也是照例行之。这些“贡献”，主要出自富绅巨室。
“打先锋”是专门针对地主豪富而采取的。打先锋虽然往往也带有军事和政治的惩罚意义，但主要是剥夺地主赀财。故谓：“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十二“附记三”。)《贼情汇纂》对此叙述较详，兹引录于下：“贼讳虏劫之名，日打先锋。……贼数十百人住村内，一日半日尚无举动，觅得此村此庄无赖之民，饮食而抚慰之，转令勾通富户奸细劣仆，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更有官幕家眷寄住此村及绅衿为谁某，一一采访确切，即以奸人引路，于是率丑类逐一搜虏。粮米钱贯，殊不易藏，每尽数劫去；既得眼线，虽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处，则虏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用绳悬于梁间，以刀背荆条鞭挞而审诘之。有鞭死不吐实者，有甫经悬挂，其家不忍，自引贼往起窖者。”(《贼情汇纂》卷十“贼粮·虏劫”。)从这段记载可看出：打先锋的对象是“富户”、“绅衿”和“官幕”之家。它依靠的是贫苦佃户和被压迫的仆役人等。其效果是把官绅富室剥削民脂民膏得来的财富没收。打先锋在苏浙克复后，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所实行，记载连篇累牍，无怪地主阶级为之切齿。
“派大捐”在前期属于“科派”的一种，在后期则多以捐助军饷的名义进行，对象是地主大户，而小户农民则不在捐派之列。其办法颇多，一般是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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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各图的乡官，调查情况，凡“居民田产登百亩，名列捐单”，有的地方是田产逾二百亩者，勒令输捐。如若违抗，就械系拘拿。例如吴江县在庚申十年（1860年）十月的一次派捐，有记载如下：“花参军请董事十四家借捐军饷，每家八十千，顾、金、严、范、徐、姚。有潘姓拒不肯捐，拘人管押，三日后解（吴）江，责三百板，讲归结，捐钱八十千，罚钱八十千，又费三十洋释放。”(王元榜：《吴江庚辛记事》，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一期第42页。)这不仅在经济上剥夺地主的财富，在政治上也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又如在浙江的绍兴县，对“为伪朝总理捐”，侵渔中饱，成为该县巨擘的何戢民，一次罚捐二万两银。对其他“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不等，不受者，械系之。”(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见《太平天国》（六）第769页。)这些刻薄起家的富翁，经此之后变穷了。同一日期，诸暨县也派大户输捐。在嘉兴府属地区也不例外：“黄金家财殓蒲包，穷人手里捏无宝，长毛哂哂笑。”(冯氏：《花溪日记》，见《太平天国》（六）第669页。)这里生动形象地钩画出嘉兴财主破家亡身，穷人分得浮财，太平军笑逐颜开的绝妙图景。
如果说“派大捐”是针对富家大户的，则“门牌费”似乎应该大户小户一体均等，但太平天国在这里仍有所区别。如吴江”，“设局填写门牌，着旅帅、卒长各圩挨户给发，每张或三百余，或五百余，富户亦有千文不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一期第37页)这就是说：同样是门牌费，富户则三倍于贫户。至于其他捐费，“每圩计贫户不能完者，有力者多完补数。”(《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一期第43页)常熟县派捐“每图派三百千、四百千不等，种农田者五亩以外皆捐。”(《自怡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第401页。)这也表明对贫农小户是立足于减免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此一两年在清政府统治下，江苏各县：“有田逾十数顷而不知完赋为何事者”，“有一二亩之家横征倍之者”；一般都是“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浙江各县也是“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太平天国克复苏浙后，把这种人间极黑暗不平的赋税制度推翻了。“贫不能完者，有力者多完补数”，说明了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些方面仍然保持农民阶级的本色。
另外，由于太平天国对富绅大户的打击，大为鼓舞了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好些地方的农民拒不问地主交租，而太平天国的乡官又不予理会，遂使地主收不到租，颇难度日。据常熟县龚又村在《自治日记》中记载：“中夜念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又说有的缙绅之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出金钗换黄梁，至甘露卖布，荡口鬻衣(据《苏州·府志》舆图载：“甘露”，镇名在常熟县西南：“荡口”，即今荡口镇，在无锡县东。两镇相距约三十里。)，每日一粥一饭，每食惟挑草头、野荠。”在苏州，有的地主豪商，经过暴风骤雨之后，“囊资已尽，则以女与人，无论已字未字，苟有人要，不取分文，意图脱累，竟以金闺弱质下嫁村夫”(《平贼记略》“女难”，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267页。)。而栗阳县则“恶少扬扬佩虎符，世家流徙悲枵腹”，“旧时肉食垂绮罗，今日饥寒面如鹄。”(（光绪）《溧阳县续志》卷十六第17页。)
有的富家子弟毫无劳动技能，就变成了乞丐。有诗写道“乞人饿半死，彳亍空山侧。……自云富家子，良田连阡陌……一旦遭兵燹，坐视铜山失。奔走已三年，妖氛未得息，……有田不能耕，升斗何由得，哀哉填沟壑，暴露无人识。”(会稽县马赓良：《鸥堂诗》卷一第六至七页。)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在苏浙地区是颇为奖劝农桑的，而这个“平素戒垂堂，千金守遗泽”的富家子，若非“地符庄账付焚如”，或者是不肯劳动，又何至于“有田不能耕”呢？！还有一首歌行，是嗟叹皖南地主家道沧桑变化的，也摘录在下面，以资比较：“天道恶盈竟如此，今日乞儿昔公子，道旁行丐声悲哀，自言家世素豪侈，……机心费尽金满笥，千年万年子孙计。寇来一卷仓箱空，悔不当时留余地。呜乎！当时不遗余地搜索穷，与贼虏略将无同。老饕何幸去年死，不听乞儿号晚风。”(黟县黄德华：《竹瑞堂诗钞》“琐尾吟·乞儿行”。)两诗皆说的是“田连阡陌”的“豪侈”世家子弟，他们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公子变成乞儿。所不同的是一在浙江会稽，一在安徽黟县。如果再看看徽州地方，“指点累累饿殍堆，半是当年富家子”（《徽难哀音》），就说明变化并非个别地区和个别人，而是有一定代表性。《乞儿行》的作者说：地主富豪当年不遗余力地搜刮剥削农民，与强盗抢劫毫无二致。这指示人们，太平天国对地主“打先锋”、“派大捐”，正是追赃还原。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合理行动！
从以上地区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经过太平天国一系列的打击，地主阶级成员有的被杀被逮，有的流离逃亡；昔日高堂华屋，粮满仓、银盈箱，此时破衫烂履，行乞道途；往时威福于乡里，以诰命皇封为荣，此际形色黯然，“怕听人称旧日衔”。从封建地主文人称太平天国革命为“千古未有之奇变”的切齿痛恨声中，更加表明太平天国时期阶级关系巨大的变化。
不过，太平天国究竟是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虽然有强烈的反封建立场和感情，但他们却不能把封建主义作为制度来反对，没有可能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他们的“斩邪留正解民悬”，“杀妖诛妖”，都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的“打先锋”、“派大捐”，也还有浓厚的经济主义倾向。很多事实证明，太平天国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虽然对地主阶级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却并不是自觉地作为阶级来反对。其用人行政，往往阶级路线不清，特别是乡官中，混进了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太平天国的官员和将领中，也出现了蜕化变质的情况。在太平天国前期，对乡官的任选，就存在“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贼情汇纂》卷十“贼粮·虏劫”。)的问题。到后期，对“师帅”一级的乡官，往往以富厚之家为之。此中固然有向其派捐之用意，但把基层政权授之地主阶级成员，恶果是很显著的。太平天国将领蜕化为地主阶级保护伞，镇守石门县的邓光明是个典型的例子。石门县在克复后，地主阶级遭到的打击很重，而邓光明却保护富家地主沈庆余，特别发给他“护凭”。该护凭中写道：“凡我天朝所克各省州郡县地方，每有殷富之家，不能出头，甘受困厄……可悯可恨……特为此护凭，仰该沈庆余收执，永为保家之实据”，又说如有太平军及乡官科索，该沈庆余尽可来辕告发，“本掌率实有厚望于尔富民焉！”(邓光明颁发给富户沈庆余“护凭”，见《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续编》第56幅。)事虽发生在石门，但地主阶级以其千百年传统势力对农民政权的腐蚀，使其变质，却并非只见于一例。如果再看苏浙地主团练聚圩屯堡，长期顽抗，清朝反动军队不断向太平天国进攻，就大局而言，地主阶级的势力还是居于优势。这就使太平天国地区的地主阶级不甘心失败，而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来颠覆农民政权。苏州熊万荃，徐少蘧等的颠覆阴谋，常昭骆国忠的据城叛变，无不说明地主阶级虽然遭到太平天国的严重打击，但他们还有势力在，远没有得到肃清。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198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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