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略论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湘系内部的矛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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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湘系内部的矛盾斗争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湘系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将领争权夺利，必然分化出不同的派别。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清政府害怕曾国藩兵权太大，官势太重，易成尾大不掉之局，遂利用湘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制造分裂，又加剧了湘系内部的矛盾。湘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开始于江西巡抚沈葆桢（1820—1879）与湘系班头曾国藩（1811—1872）之间。
一、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矛盾斗争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曾受学于其岳父林则徐，颇重经世之学。道光年间进士，授编修，迁御史。咸丰五年底任九江知府。次年调任广信知府，太平军来攻，沈葆桢指挥守军，纠集团练，负嵎顽抗。太平军攻城不胜，由是沈葆桢在地主官僚中声誉鹊起。次年擢广饶九道。在江西为官期间，沈葆桢曾为曾国藩管理过营务，办理过粮台，为曾国藩所赏识。1860年6月，曾国藩总督两江，因曾的推荐，1862年1月，沈葆桢擢升江西巡抚。
两江总督的辖境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其苏北地区归江宁布政司统辖，直属于两江总督。（赵尔巽《清史稿·地理志江苏》。)曾国藩初任总督时，江苏、安徽两省均在太平天国掌握之中。上海、苏北地区鞭长莫及，两江的所谓完善地区，仅有江西一省。为了筹集湘军水陆师的巨额粮饷，1860年6月，曾国藩奏称：皖南、皖北残破已极，苏、常新失，“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现已与江西巡抚毓科议定，牙税、厘税不作为江西藩司收入，在江西另设牙厘局，选委道府大员专管该局，入款移作湘军军饷。巡抚专管钱漕，“此后，江西通省钱漕应归抚臣经收，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曾国藩：《拟设江西粮台及牙厘总局片五月初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49页。伟忠书局版。)同年10月，曾国藩竟违背“江西通省钱漕应归江西抚臣经收”的诺言，奏准“江西每月将漕折银协解五万两”，其中三万两协济皖南徽州防军，二万两拨解皖南宁国防军。（曾国藩：《请拨江陕两省协饷片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358—359页。世界书局版。)
1862年春，根据《中英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被迫开辟九江为通商口岸，月入关税四、五万两。九江关归九江道蔡锦清管辖。1863年夏，曾国藩又奏准九江关每月拨洋税三万两归湘军粮台。
以上几笔江西款项，归两江总督使用，都是曾国藩奏请批准了的。1862年1月，沈葆桢以道员超擢江西巡抚，全仗曾国藩的保荐，论理，曾、沈之间不会闹矛盾，搞磨擦了。然而，他们两人为了争权夺利，竟也吵闹起来了。曾国藩长于揽权争利，沈葆桢精于打算。沈葆桢不满曾国藩的原因有下列数端：
第一，1860年曾国藩开始出任两江总督，那时，安徽、江苏在太平天国掌握之中，皖南战争不休，苏北、上海交通梗阻，曾国藩鞭长莫及，湘军水陆师筹集巨饷，只有着眼于江西一省了。曾国藩在1860年奏拨江西漕折，奏办江西牙厘，犹在情理之中。到了1862年秋，时异势迁，湘军已攻占安徽；李鸿章已率军去沪，代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上海江海关月入五、六十万两的关税，已经落入湘系手中，曾国藩的饷源来路宏阔，迥非1860年初任两江总督的情况可比。可是，江西仍须拨解漕折给湘军粮台，岂非“刻舟求剑”，苛待江西？1862年10月，沈葆桢上《请留漕折接济军需折》说：江西一省进款，以厘金、漕折等为大宗，厘金收数较多，曾国藩完全移作皖、浙军饷。漕折提京饷四十万，每月又须递解湘军粮台，作为皖南湘军军饷。江西通省漕折，除去京饷、皖饷外，所余无儿，而江西军饷尽出其中，安得不穷？现在江西军事倥偬，军饷左绌右支，“请伤部将江西应提京饷，暂由他省匀拨”，同时停解漕折。在这里，沈葆桢笔下留情，没有指出曾国藩饷源来路已广。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曾国藩从来专横，关于停拨漕折事，沈葆桢事先并未向他请示，因之，曾国藩对沈葆桢切切于心。他写信给左宗棠说：“幼丹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国藩：《复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5—39页。)曾国藩对江西停拨的江西漕折犹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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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不舍。1862年冬，他致书沈葆桢说：现在各种问题丛集一时，“鄙人实已智尽能索，莫知所届，幸饷项来数较旺，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曾国藩：《复沈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41页。)
第二，1862年4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后，曾国藩致书李鸿章说：“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第42页。)“上海所出之饷”，仅就江海关洋税而论，每月收入已由1860年的四十万两左右，至1862年已增至六十万两左右。外加上海商市繁盛，捐税甚旺，上海地区的收入总数，每月总在六、七十万之间。李鸿章因粮饷充足，他的军队全都使上了洋枪、洋炮，同时，不断扩充部队，至1863年夏，所部已扩充至五万名左右。九江关每月收入才五万两上下，不能与上海江海关伦比。江西、江苏同属两江总督管辖。曾国藩却硬要九江关月拨关税三万两给湘军粮台。曾国藩为什么对李鸿章如此宽厚？而对沈葆桢又那么苛刻？这是沈葆桢愤恨曾国藩的又一重要原因。
1863年6月20日，杨岳斌等部水师攻陷江蒲、九袱洲，控制了长江水道，从扬州到汉口长江畅通无阻。从前因大江梗阻，淮盐不能行销湖广地区，现在则可以行销湘、鄂了。两江总督盐税收入极巨，筹集湘军粮饷已入佳境。江西省有席宝田、韩进春等部湘军、江忠义等部楚军。彭玉麟等部湘军水师，江西省境共有水陆各军三万名以外，军需孔亟，沈葆桢穷于应付。1863年5月4日，沈葆桢上奏将九江关税拨解浙江巡抚左宗棠四万两，其余的关税，概归本省应用，但仍拨部分关税给湘军粮台。其后，因经济窘迫，7月13日，沈葆桢干脆上奏请求准许九江关税先尽江西驻军充作军饷。这是说九江关税，以后分文不拨解湘军粮台了。他在奏折中说：过境之兵，每需济饷。在江西作战的湘军等，理应由江西为之筹饷，江西现已财弹力痛，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目前军饷万难应付，不得不将九江关税尽数提解本省军营之用。（沈葆桢：《洋税尽数解营片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二，第26页。)清政府再次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曾国藩可能意识到自己厚李薄沈，自己的军饷又日渐充裕，所以，对沈葆桢停解九江关税，并未上疏力争，但内心极为不满。1863年6月13日，他在《近日军情并陈饷细情形片》中陈奏：1860年，我与江西巡抚毓科商定，奏拨江西漕折每月五万两，奉旨允准。“旋经抚臣沈葆桢留供本省防兵之用。江西通省厘金，臣指定河口、景德镇等卡协济左宗棠月饷三万两。指定吴城等卡协济彭玉麟月约二万数千，又拨给本省水师刘于浔、孙昌国两军月约二万数千，四处共支去八万，而实解臣台者遂无几矣”。实际上，他在揭发沈葆桢虚报军饷，违反协议，拒拨漕折，停解九江关税。
沈葆桢宦情淡薄，厌恶曾国藩对他的控制太严。1863年10月2日；他上《吁恳开缺折》。这样曾、沈矛盾便表面化、公开化了。1864年1月7日，清政府发出上谕：“沈葆桢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朝廷中早有所闻，此奏不为无因。曾国藩办理东南军务，需饷孔亟，而沈葆桢值地方凋蔽之余，心存抚字，或致蠲缓多而益协未能如数”，曾国藩、沈葆桢皆贤能卓著之臣，仰“共济时艰”。这道上谕，明显地袒护了沈葆桢。沈葆桢大为得意，“政治病”霍然而愈，立即销假视事。
1864年3月，左宗棠指挥湘军、“常捷军”攻陷杭州。太平军因根据地不断丧失，缺乏回旋余地，粮食不继，凛王刘肇钧、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得、忠二殿下李容发、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部先后进入江西，沈葆桢被打得手忙脚乱，曾国藩调鲍超部霆军等前往江西作战，江西的军事开支激增。1864年4月，沈葆桢奏请清政府准许江西税厘仍归江西经收。他奏陈说：1860年夏，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奏准江西省牙、厘归他派员经收作为军饷，发展到包揽江西通省的茶叶落地税。经过数年，时异势迁，安徽已经收复，江苏已经收复太仓、松江、苏州二府一州之地，上海更是税收重地。江西却兵灾连年，今春以来，入境太平军“殆将十万”，不得不添募新军七千，各府亦添募守勇五百、一千不等，外加移调前来作战的湘军，兵数陡增，待饷孔殷。“如为将不得其人，兵勇亦同虚设；理财不得其道，厘税适以病民。是则抚臣失职，督臣当劾之而去，不当遥为之谋，令其安坐伴食也。方今各营枕戈杀贼，悬釜待炊，……深虞哗溃”。请将茶叶落地税、牙税厘金等项，悉归江西收用，“其总督征饷，酌量江西省力能所及者，钦派每月协济数万金，俾征防两无贻误”。（沈葆桢：《江西厘税仍归本省经收折》，《沈文肃公政书》，卷三，1—3页。)这个奏折，沈葆桢以理胜，而且表示愿意协济军饷若干。清政府又批准了沈葆桢的要求。
江西省的牙税，厘金与茶叶落地税等的收入，每月约十余万两，沈葆桢不许曾国藩在江西收取这些捐税，曾国藩怎能容忍得了？他上奏力争，奏陈说：大致一省吏事，应由巡抚主政，兵事应由总督掌管。以江西的饷项而论，钱漕应归沈葆桢主政，因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因兵事而起，故应归总督主政，因与兵事相附丽也。过去，由江西拨解总督的漕折、九江关税与厘金等等，无一不是奏请朝廷批准的。沈葆桢停拔漕折、九江关税，我都不与计较，容忍了。惟有牙厘与茶叶落地税不能不起而力争。我统兵太多，月饷需五十余万，“饷需奇绌，朝夕不保，安得不以江西之厘，以慰士心”？接着。他横凶霸道，摆出军阀的架势说：我是总督，又管兵符，江西是我的辖区，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我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曾文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9—23页。)曾国藩这个奏折写得非常拙劣，骄悍跋扈之状，溢于言表。不仅如此，这个奏折还反映他不识大局：
首先，他没有认清形势。当时，李鸿章、左宗棠已先后攻陷苏州、杭州，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曾国藩犹拥重兵，愈来愈成为清政府的猜忌对象。可是，他在奏折中说：我是总督，“凡江西土地所出之税，皆得奏明提用”。出笔太霸，这样专横，难保不成为骄悍难制的藩镇之祸。第二，他说总督主军，巡抚主政，是不符清朝律令的。总督主军，巡抚也主军，故称抚军。再说当时他不管江西军事，江西军事全由沈葆桢主持，朝廷里是很清楚的。所以，清政府对曾、沈在厘金问题上的争论，依然右沈非曾。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今日接到寄谕，江西厘金之讼，仍是督、抚各半。然官司虽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拨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一万可以立即提取，加以淮北盐厘每月可得八万，故我转恼为喜。“向使官司全赢，则目下江西糜烂，厘金大减，反受虚名而无实际”。②事实上是曾国藩此时饷源来路较多，军费日益宽裕，他与沈葆桢斗，是为了争总督的面子，结果是“官司输”了。
曾国藩筹集军饷，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他的私心太重，造成他军饷的困难。关于这个问题，左宗棠、沈葆桢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第一，1864年春，李鸿章部淮军已扩充至七、八万人。李鸿章作战的地区，基本上在常州以东的苏南地区，何须这许多军队？如果他少扩充二、三万人，以这笔军费解递湘军粮台，曾国藩何至发生军饷困难？
第二，曾国荃部湘军在1862年春至雨花台时，全军不过一万余名，以后不断扩充，至1864年初已扩充至五万余名，他的门生、兄弟的部队不断扩大，军饷大量增加，这是曾国藩湘军军饷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沈葆桢考虑到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没有在奏折中形诸笔墨。
在镇压太平军的兵力使用问题上，左宗棠与沈葆桢对曾国藩也非常不满。1864年春天京合围以前，曾国藩唯恐太平军再次发动象1862年那样的天京会战，将鲍超、张运兰、朱品隆等部配置在皖南东部，掩护曾国荃的侧翼。这样的军事部署，反而把太平军驱入江西东部与皖南的西南部，使江西与浙江暴露在太平军之前，将成为浙江左系湘军、与江西沈葆桢的隐忧。这是左宗棠在进犯浙西时，不得不抽调所部大将浙江按察使刘典辗战皖南、赣东的原因。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使左宗棠与沈葆桢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曾、沈失和，把左宗棠也卷了进去。湘系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了，规模也将扩大化了。
当曾、沈之间的矛盾激化，沈葆桢吁请开缺后，左宗棠去信曾国藩指责他所指挥在皖南作战的将领唐义训、朱品隆等，所部兵数不足，仅止半数，畏葸怯战，而你反以“浪战申做之”，何也？不切实控制皖南，江西不能安枕，浙江湘军的粮道在在可虞。左宗棠又指责曾国藩说：淮盐之利甲天下，湖南、湖北本来是淮盐的引地，你却提出销盐“论辖境不论引地之说，先资鄂、湘话柄何也”？皖南的徽州，江西的广信，本来是浙盐引地，我因军饷奇绌，亟欲在徽州、广信销售浙盐，“又尼于论辖境不论引地之说，使我是否在该两地销盐，犹豫不决。因公与弟皆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对以上问题，我只好默而息了。
沈葆桢吁请开缺时，左宗棠又去信责难曾国藩说：办理厘金，贵在得人，而你只知道更换督办人员，“责其不能有所裨益而詈之、斥之”。如此做法，不但无益，亦且有害。景德镇、河口厘务较旺，是因我派出的办事人员得力，现在由尊处接办，“虚实自明，无烦置辩”。总之，用人不宜独断。现在郭嵩焘（湘系人物）升任广东巡抚，沈葆桢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幸且惧”。（左宗棠：《答曾节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第44～46页。)左宗棠支持沈葆桢的反控制斗争，批评曾国藩不会用人，反对他的独断专行。之后，左、沈遂成莫逆，自成宗派，而曾国藩则把沈葆桢看成是左宗棠的死党。
1862年1月，左宗棠擢升浙江巡抚。1863年8月，超擢为闽浙总督。左宗棠从担任巡抚到擢升总督，为时不过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中间，并无特殊建树。那末，左宗棠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呢？1861年11月，李秀成在浙江发动凌厉攻势，杭州失守是时间问题，东南大局震摇，紧张危险的军事形势，迫使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受节制。清政府一方面命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兵权太重，易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清政府劳神苦思，在暗底下对曾国藩的兵权搞釜底抽薪之计。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明眼人一看即知，曾国藩能节制巡抚、提镇，不能节制总督，这不明明是要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吗？这也是左宗棠敢于公开支持沈葆桢对曾国藩进行反控制斗争的原因。而左、沈联合反曾，又适应了清政府猜忌曾国藩兵权太重的需要。
二、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斗争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1854年春，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主军事，骆秉章对他倚任甚深。他对曾国藩筹建湘军以及湘军出省顽抗太平军后，对曾国藩征兵筹饷，多所赞助，厥功甚伟。1860年1月，左宗棠因故脱离幕僚生涯，由于潘祖荫、胡林翼、曾国藩等的奏荐，6月，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接着在湖南招兵买马，筹组左系湘军，开往皖、赣交界地段增援受困皖南祁门的曾国藩。1862、63年连升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当左宗棠支持沈葆桢与曾国藩闹矛盾时，李鸿章的作为，又加剧了左、曾之间的矛盾。1863年12月前后，李鸿章认为攻占浙江的平湖、嘉善等县，足以巩固上海的防御。驻军苏、浙边境的刘秉章、潘鼎新、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等出兵收降浙江的乍浦、澉浦、海盐，进犯嘉善、平湖。收降与攻占的县城，一律委派淮系人物为地方官，掠夺地方捐税。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对此大为不满，他致书曾国藩说：“李鸿章其人，我与他本无交谊，后来，郭嵩焘曾对我称道过少荃。又因为少荃是你的门生，我以为他大致有过人之处。近来看他的作为，令人慨叹厌恶。进攻嘉善西塘一役，纵火大掠，据闻是他的六弟李昭庆未能禁戢士卒，少荃反而迁怒于嘉善县令汤成烈，将汤成烈撤职，作替罪羊。湖丝盐利，皆浙江应得之收人，他竟囊括而去。嘉善富户、地棍曾充乡官者，则诱至而收其罚捐。湖北协济浙江万两，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严如森“奏拨江海关洋税为抵”，少荃置之不顾。“沪饷不欠一月，浙饷已欠一年，尚复专谋挹注如此，岂浙亡而沪可独存耶？亦可哂矣”（左宗棠：《答曾节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第54～55页。)。这明明在讽示曾国藩出面干预，李鸿章占领的浙江地区，应由浙江巡抚委派地方官，经收湖丝盐利。曾国藩置若罔闻，结怨于左宗棠更深。李鸿章从来志骄气盈，是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物。他写信给曾国藩诉说其委曲情绪说：嘉善等地是松江、上海的门户，不得不出兵收取。乍浦、海盐等地的太平军求降，岂有固拒不纳之理？至于暂时委派平湖、嘉善等地的地方官，是奏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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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季高竟因此衔怨于我。如果浙江有官、有兵前来嘉善、平湖一带，“我岂敢动太岁头上一撮土耶”。（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第11页。)听来他说得铮铮有词，言之成理，惟有囊括湖丝盐利、敲诈乡官、其六弟李昭庆在嘉善西塘纵火大掠等事讳莫如深。
这些鹰犬互相争功邀宠，也是湘系内部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1864年5月11日，李鸿章攻陷常州，奏称：此次克复常州，“捍贼全股扑灭，实无漏网，重贻他省之患，江南大局全定”。（李鸿章：《克复常州折同治三年四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第45～47册。)同月18日，左宗棠上奏揭发李鸿章攻克常州一役奏报有不实之处。他说：“此次大股逆贼分窜江西，东南垂成之局为之一变。而湖城踞逆黄文金、李远继、杨辅清等尚坚持未下，常州、丹阳诸如矮葸陈之由东坝、溧阳交界外源源而来，顷据杨昌浚禀报，长兴、泗安境上，近两日内，续来常州、丹阳巨股，“如蚁如蝇”，人数众多。（左宗棠：《逆贼纷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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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请敕杨岳斌督办江皖军务片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第8～9册。)他批评李鸿章虚报战绩，以邻为壑，增加了浙江的军事压力。当时，太平军从苏、浙分批进入江西，湖州、皖南太平军纵横自如。为了加强进攻江西、皖南的太平军，防止他们于初秋裹粮回救天京，为此，左宗棠向清政府建议简派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曾国藩从来好权，现从他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归杨岳斌督办军务，显然是对他指挥无能的无声谴责。清政府为了收缩曾国藩的兵权，随即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曾国藩城府很深，对此事的不满，虽未形诸笔墨，但他的幕客们都不以左宗棠为然，有的甚至破口大骂左宗棠，这很足以反映曾国藩的情绪。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水师提督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内称湖州“踞逆”尚坚持未下，长兴、泗安续来常州、丹阳巨股。我部黄少春一军已入歙南“迎剿”，王德榜等军已追人江西，康国器一军又将按队入闽。太平军现全力“专注江西”，江西如有重兵“进剿”，太平军不复能犯皖南以赴金陵，“金陵久因孤城，亦必不攻自破”。“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胆智超群，仅令专带水师，实未足展其素蕴”，请令其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而以刘典为其帮办，“则江西之势重，而皖南可以图存矣”。赵烈文批点左宗棠的奏折说：“按此折一以见浙兵援江之速，一以见本部人数之单。言常州、丹阳窜贼甚多，则见皖西之受害不由于浙。言湖郡踞逆坚持不下，则以见浙境之过贼无可分邀，而劳敲侧击，复见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视为过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尽人之长。寸楮之中，凶锋四射，似乎天下舍已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吁！险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52～353页。)幕客等都卷人曾、左矛盾，可见双方已各成帮派，同时也加剧加深了曾左、曾沈之间的矛盾。
金陵城破后，曾国藩奏称：有假冒官军号衣、号袿的太平军千余溃逃出城，曾国荃当派伍维寿、黄万鹏等率马队追击，在湖熟镇被围，“全行斩刈，未留一人”。“城中捍贼全数歼灭”。伪幼主洪福瑱“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号29页。又幼主亦称幼天主，名洪天贵福，因太平玉玺上在名字下刻真主二字，故被清方误为洪福瑱。)这时，清政府正在申饬曾国荃，胁迫曾国荃交出天京城中抢到的金银，曾氏兄弟为此心烦意乱，惶恐不已。这时，左宗棠上奏：昨日接到孝丰守军报告，据金陵难民供，“伪幼主洪福瑱于六月二十一日（7月24日）由东坝逃至广德，六月二十六日（8月6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城”。查湖州由黄文金据守，尚有杨辅清、李远继等部群集该城，约计十余万名，将来一旦与李世贤部会合，隐忧甚大。（左宗棠：《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疏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第1～5页。)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奏报幼天王已逃出金陵，是有意捏造，是对他投石下井，恶意中伤，对左恨之入骨，俟机报复。1864年8月下旬，外界虽纷传幼天王逃至广德、湖州，毕竟查无实迹，曾国藩大喜，断定幼天王冲出天京，纯属子虚乌有之谈，他决定反击左宗棠。他在《裁撤乡勇查洪福瑱下落片》中说：左宗棠、杨昌浚等寄来禀函称：“伪幼主已经逸出。所有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皆未禀报有“逸贼窜境”之说，洪福瑱是否尚存，迄难定论。“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日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带杀带骂指向左宗棠说：“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曾国藩：《裁撤湘军查洪福瑱下落片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第43～45页。)这是说应该先参办左宗棠，再议参办曾国荃。左宗棠闻讯，怒气冲天，不买帐，上奏驳斥曾国藩说：克复金陵与收复杭州的情况迥异。攻占金陵前，湘军已经合围金陵，攻占杭州前，杭州尚未合围。我部兵力单簿，攻占杭州前又分军刘典助剿皖南。过去奏报我军与杭州、余杭太平军交锋，从来未有太平军有众十万之说。杭州陈炳文、余杭汪海洋均于3月30日五鼓弃城出走，陈炳文从杭州武林门逃走，汪海洋从余杭东门逃出，我军于黎明入城。两个城门于二、三小时内岂能逃逸十万之众？这是不辩自明的问题。“金陵报杀贼尽净，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臣乌得而参之乎”？他进一步指责曾国藩说：“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蔽，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左宗棠：《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第43～45页。)在这里，他用“商办”二字，很有分量。无异向清政府表示我是闽浙总督，不受曾国藩的节制。清政府对左宗棠奏折的批示是：该督入告“洪幼逆”入浙，复派兵追击，“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深堪嘉许”。这里用“和衷商办”二字，在暗示左宗棠不必受曾国藩的节制与约束。在这次矛盾斗争中，曾国藩又打输了官司。自从曾、左发生幼天王突出重围的争论后，曾国藩愤而与左宗棠断绝书信往来，以至老死不通交往。
曾、左、沈、李之间，或是为了争权夺利，或是为了争功固位，或是为了反对曾国藩的专横控制，相互之间发生了重重矛盾，演出了一幕幕内部斗争的丑剧。西太后与议政王奕，对这些具有非凡才能的鹰犬，既害怕他们，又不得不利用他们。现在他们之间发生矛盾斗争，西太后与奕一百个称愿，抓住他们发生矛盾的每一个机会，在曾的头上抚摩一下，在沈的头上抚摩二下，原则上不打击任何一方，以扶持反控制斗争一方为原则。清政府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各树门墙，自成派系，互相制约，以便控制、驾驭、使用，隐消尾大不掉之患。在曾国藩得势时，凡是反对曾国藩的，都能保位升官，得到清政府的青睐。左宗棠、沈葆桢受到清政府的重用，不是偶然的。
当曾国藩与左宗棠交□不已时，彭玉麟与曾国藩的矛盾又激化起来了。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或写作雪芹，湖南衡阳人，生员出身。咸丰三年曾国藩驻军衡州，筹建湘军水师，派彭玉麟为水师营官。以后，长期追随曾国藩转战湖南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与曾国藩私交甚厚。曾国藩说：我与彭玉麟的友谊非比寻常，对他有“三不忘焉。雪芹当岳州初败时，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后由龙阳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潜身来归。一不忘也。五年春（指1855年—引者），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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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舟，率破船数十号，絜涓滴之饷项，涣散之人心，上援武汉。二不忘也。冬间直穿贼中，芒□徒步，千里赴援（指1855年冬，彭玉麟从武汉徒步到江西统率内湖水师事—引者）。三不忘也”。（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第21～24页。)“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对彭雪琴“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从这封信中，可见曾、彭友谊之深厚了。但是，后来彭玉麟与曾国藩也发生了矛盾斗争。
柳寿田，曾经当过曾国藩的戈什哈，转入亲兵营，又转入曾国荃的吉字中营。以后，转到了彭玉麟统率的水师为官，他是曾国藩的耳目心腹。柳寿田深知曾国荃与彭玉麟积不相能，平日在水师中散布一些右曾非彭的言论。为了惩治柳寿田，向曾国藩、曾国荃示威，特别是为了发泄对曾国荃纵兵杀掠天京城的不满，彭玉麟借故将柳寿田撤职，及割掉他的耳朵，还不许他回转金陵；并劝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曾国藩为了封住彭玉麟的嘴，严辞诘责彭玉麟说：我现在尚有兼辖水师之职，你不请示我，割去柳寿田的耳朵，又撤他的职，“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之叛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憾之若是”？你还到处攻讦我“将兵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处间痛诋吉孛中营者，以阁下为最”？（曾国藩：《复彭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九，第6页。)从左、沈、彭与曾国藩的矛盾斗争，不难看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湘系已日趋分崩离析了。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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