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新论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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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运动新论三题

在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历史评价时，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我国的近代化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吸收西方文化的结果；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重视发展商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等。如此，则太平天国不啻是一个具有当代色彩的开放政权。本人不敢苟同。现就三个问题加以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太平天国是两种力的合力运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客观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双方构成的统一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太平天国运动，也会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是由两种力量构成的一个合力运动，这就是它的上层领导集团和构成太平天国运动主体、成就太平天国伟业的广大群众。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两支力量。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上层领导集团从本质上说，既不是广大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不是在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之后，意欲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他们只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借助于广大农民阶级之伟力来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失意士子而已。洪秀全出身于中等农民家庭。十六岁以前专心读书，接受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十八岁起在本村担任私塾教师。后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是一个典型的科场失意士子。冯云山也是小知识分子出身，作过几年塾师，后来转而接受基督救世思想，与洪秀全一起创立了拜上帝会。其他象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经历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清末大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由虚幻的宗教热情作纽带联合在一起的，其思想基础是十分虚弱的。我们把太平天国运动中这一领导集团称为第一支力量。从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一集团不能算作是农民阶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这一阶层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说：“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阶层总想发财，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而读书人则想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走仕宦之路，以跻身于士大夫之列，改换门庭。洪秀全等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洪秀全是在屡试不第之后，偶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的，再借助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大背景而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从他的阶级地位来看，他绝对不属于那些身无长物，走投无路，不起义绝无生存之望的劳动者；从他的思想状况来看，也不是对各种革命理论、革命实践有深刻研究、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粗疏的、肤浅的，既无系统，又不缜密，他创立的拜上帝会，其理论基础十分薄弱。他那空洞的平等思想，如果不借助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一土壤，是绝对不会生长出参天大树的。因为他那些流光溢彩的绝对平均思想，绝不是什么新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礼记·礼运》篇里，在《孟子》的井田说之中，在西方早期基督救世说里都有理想天国的影子，这些社会空想为什么没有掀起历史洪涛，就是因为缺乏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土壤。因此，我们说，洪秀全是历史塑造出来的英雄，而不是洪秀全创造了中国的英雄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二支力量是作为太平天国运动主体、构成太平天国强大威慑力量的广大群众。这一支力量人数众多，创造力量最强，太平天国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由这一支力量完成的。以往的论者，都未曾对太平天国运动作这样的分析，而忽视了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辩证法思想。太平天国在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上是统一的；但在对内关系上又是矛盾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两种力量在对整体运动所作的贡献、对运动所要预期达到的目的、对运动最终结果的企划和分享上都有根本的不同。考察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无不如此。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反抗暴秦和元朝的统治中，刘邦、朱元璋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之伟力来完成改朝换代的任务的。但在这一目的实现以后，农民起义的领导集团却独享了胜利果实；而作为推翻旧王朝主力军的广大农民群众却重新沦为受奴役受剥削的对象。旧王朝被推翻了，新王朝在旧的生产关系上建立起来，一切又回到老路上去，社会仍然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就个别的地主分子来说，可能换成某甲某乙，但终归是地主阶级，他们与广大农民阶级的阶级关系没有改变。作为新王朝的统治者的刘邦、朱元璋其施政的基础仍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只有农民运动，不会有农民政权。刘邦领导的反秦运动是农民运动，但他建立的汉王朝不是农民政权；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斗争是农民运动，但他建立的明王朝不是农民政权。所以如此，就因为在农民运动内部存在着两支力量的缘故。一支是其领导集团，他们人数虽少，但居决策、支配地位，左右着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成败；另一支是完成整个运动伟业的亿万群众，旧王朝的被摧毁要靠这一伟力去拼搏，新王朝的建立要靠这一伟力去支撑。但当新王朝建立的任务完成以后，作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广大群众就基本上要退回到旧有的生活环境中去，只有其中的极少数得以跻身于上层、中层的行列。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中，为什么会发生“农民政权”与“封建政权”的纷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对这一运动作这样的分析。
二、一个夭折了的封建政权
上面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太平天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持农民政权说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十几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认为太平天国实行“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意在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所以是农民政权。
我认为历史上不可能存在农民政权。所谓农民政权只能存在于农民运动的发动期和创建期。在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中的两支力量分界还不明显。农民运动中的领导集团与其广大的群众之间面对着外部的压力，一般都能够同甘共苦，领导集团为了稳定队伍，发展武装力量，就必须采取鲜明的阶级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农民，以发动群众，壮大队伍。但随着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反动势力节节败退，外部压力逐渐减少，农民运动内部两支力量的分界越来越明显，领导集团的地位一步步升迁，等级差别不断扩大，体现不同等级的特权越来越完善，形成制度化，农民运动也就开始了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直到敌对的封建势力彻底被摧毁，外部压力彻底消失，农民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时，农民运动的封建化过程也随之完成。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核心和各领导层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广大的农民阶级仍然在小农经济之下纳税、纳租、服劳役、受煎熬。刘邦、朱元璋是已经完成了封建化过程的农民运动；黄巢、李自成是在转化过程中就已经终结的农民运动；张角、王小波、钟相是尚未开始转化的农民运动。而太平天国则是在清王朝尚未被最后摧毁、外部压力尚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过早地开始向封建化转化，并完成转化过程的农民运动。所以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夭折了的封建政权。
讨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不能以它的一些文件、纲领中所体现的善良愿望，所规划的一些美丽蓝图为根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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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该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素质，太平天国所实际推行的政策措施，并以此推论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肤浅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之后，宣称上帝是唯一的皇上帝，是真正的神灵，中国原有的崇拜偶像都是妖魔，但仔细研究洪秀全的思想，其基督上帝思想只是一种外衣，其本质上仍是传统的。他早期所著的《原道救世歌》等文，都有着深刻的儒家思想色彩。如他告谕人们要“作正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义”；“反对淫乱”，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礼”；反对“忤父母”，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孝”，其他的一些教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义项。他在《百正歌》中，以中国古代圣人尧、舜、孔子，直至隋唐君臣的正与不正的两方面事例进行说教，在《原道醒世训》中，以《礼记·礼运》篇的全文，作为其天国理想的依据。而在《原道觉世训》和《天条书》中，更引证《诗经》、《孟子》来证明中国自古即敬拜上帝，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洪秀全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了解是肤浅的，一知半解；而其传统文化的知识却是深厚的，只有把西方的基督救世思想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才能运用自如。有人认为洪秀全是在接受了西方基督思想之后，在西方文化的推动下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彻底的反传统运动，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再从太平天国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太平天国的封建性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新的国家机器开始运转，早期拜上帝会时期宣扬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新政权的需要了。为了保证新政权的正常运转，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便不得不向经中国数千年历史检验，并证明十分有效的儒家政治学说求助了。1853年5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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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终其身，此等尚非妖语，未便一概废除。”1854年3月2日，杨秀清又以天父下凡传言的方式诏告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注意保护和利用：“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理性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凡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以上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组织发动太平天国这一伟大运动中，开始是借助于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似乎是西方文化的追随者，事实上，他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是太深刻了，一本《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无法冲掉传统文化的影响的。
既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再加上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背景，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开始解体，但仍有强大的势力，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政权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封建政权的窠臼。
太平天国运动向封建政权的转化开始得较早。据记载，在太平天国起义不久，洪秀全即自称天王，表现了浓厚的帝王思想。到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以后，又封杨秀清以下等为东西南北翼王，形成了最初的领导核心。诸王之间又有严格的等级，天王为万岁，依次东西南北翼王各以九千岁至五千岁为差等相区别，其权利、地位绝不相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太平天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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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构的完善，其内部的等级也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森严，其背离早期的平等说教越来越远，其趋向封建王朝的君臣结构越来越近。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从他在金田起义前写的明志诗可以看出他的帝王思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其诗曰：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梅／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此诗显系以朱元璋、刘邦自比，以他们的事业为标举，靠皇上帝神秘力量之护佑，实质上以广大群众的真实力量为支持，来成就一个新的王朝更替。身在清朝末年的政治危机之中，以洪秀全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来看，随着运动的发展，产生帝王思想是必然的。在运动初起时，在广西境内的军旅生涯中，太平军内部的官兵生活基本上还保持了拜上帝教的平等精神。随着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就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天京后，洪秀全等被胜利冲昏头脑，急剧地向封建帝王转化。史载，太平军进入天京以后，立即大兴土木，把清政府的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计，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工甫成，即毁于火。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于此可见洪秀全的政治素质是如何低下，其平步青云、得意忘形的心态完全暴露无遗，完全忘记了为他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为他提供了各种支援的亿万劳苦大众，哪里有一点农民起义领袖的身影。洪秀全开其先，杨秀清随其后，也大肆铺张，修建东王府“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其他衣饰方面，诸王的金冠都是“雕镂龙凤”，“珠宝缨络”，“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在仪卫舆马方更是备极铺张，天王的轿夫64人，东王的轿夫48人。东王每出府仪仗队“役使千数百人”，并严令规定，各王驾出，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这哪里是农民领袖？与封建帝王相比，毫不逊色。
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宗教神学思想作为其主要推动力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全部活动几乎完全笼罩在宗教神学的氛围中，与中国历次农民运动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特色。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就宣扬梦游天国，亲聆上帝教诲，加入上帝家庭，成为上帝次子，接受上帝使命来解救人间苦难等神话，这一切都为洪秀全披上了一层“君权神授”的神秘光环，这就为洪秀全的帝王特权思想提供了依据。杨秀清、肖朝贵也屡次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来培植自己的权威，使自己成为仅次于洪秀全之外的二、三号人物。宗教是一种麻醉剂。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它可以凝聚起一定的社会力量向旧有的社会不公正进行斗争，但当旧制度被推翻以后，宗教又必然会成为促成和保护新的社会不公平的强有力的保证，从世界各种宗教的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从太平天国运动在金田起义之后十几年的发展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趋势。在对太平天国刊行的全部官方文书进行研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天国对治国经邦的政治策略、对未来社会的国家体制、政治体制、阶级关系、道德法律、观念形态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划。在全部四十种官方文书中，只有三种可以归于对未来社会的规划方面，即《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制度仅停留在纸面上）、《资政新篇》（这不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原有的思想，只是洪仁玕在1859年提出，与整个太平天国宗教政治特色甚不协调）和《钦定英杰归真》。除此之外，所有官方文书都是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如果说《太平诏书》内的三篇早期证文《太平救世歌》、《醒世文》、《讨妖檄文》用宗教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指斥社会的不公正，号召人民起来为推翻旧政权而斗争，是一种政治需要的话，那么宣扬君权神授的《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情道理书》，规定严格的宗教礼仪制度森严的等级观念的《天条书》、《太平礼制》，对下一代进行宗教灌输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钦定士阶条例》等，都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思想泛滥的结果必然是迷信、盲从、愚昧，必然为专制政权的形成创造条件。太平天国运动绝不能超脱这一规律。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其斗争的正义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面对着中华民族的沉沦，面对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发动起义，太平天国的将士们英勇善战，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太平天国的广大群众为争取一个公正的理想社会而作出的巨大牺牲，都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敬的。但善良的愿望不一定结出完美的果实。太平天国从正义的立场出发，选择了一条荒诞的路线，最后必然走向一个充满邪恶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太平天国是一个夭折了的封建王朝。
三、太平天国运动不可能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有的论者认为洪秀全是在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其中有吸收西方技术的主张；太平天国建立后，曾实行了一系列工商业政策等，所以太平天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1．关于洪秀全接受西方基督教问题
洪秀全是在1837年在广州第一次接到了《劝世良言》的小册子，到1843年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后才阅读了它。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洪秀全并不是在主动地探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选择它作为革命学说，而是在失意后的迷茫中无意中遇到一种域外文化而盲目加以随和。他自以为是接受了新思想，事实上是西方奴隶社会诞生的腐朽文化；他自以为对其有深刻的理解，事实上从《劝世良言》这一小册子里，只能对基督思想有很肤浅的了解。《劝世良言》“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旧约》圣经，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联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是一部浅薄的传道书。”(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0页。)这样一部揭示社会不公正和许诺永恒天国的拙劣小册子，极易受到象洪秀全这样的科场失意者的青睐。以此就说洪秀全接受了西方文化，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基督教是在西方奴隶社会时期产生的，历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断发生变化。很清楚，宗教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说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的思想，就会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洪秀全时代的西方思想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为代表，还有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革命的真理。这些可以看作是洪秀全时代的西方先进思想。洪秀全以一个乡村塾师，在饱受十年寒窗之苦，博览儒家经典，并经屡试不第的冥冥之中，偶遇《劝世良言》小册子，就顿感域外之新奇，如获救世之圭臬，并生救世之狂想，而对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之先进思想却茫然无知，实显示出洪秀全思想基础之孤陋，何谈促进中国近代化之高标？以洪秀全的政治才力，如果不是适逢清末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历史背景，不是凭借亿万群众之伟力，他是任何事情也作不出的。
2．关于《资政新篇》。
洪仁玕在1859年到达天京，被洪秀全封为玕王，授以国政。为此他写成了《资政新篇》呈送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施政纲领。在《资政新篇》中，除了几条有关接受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实业而外，大部分内容均未超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原则。如“用人察失类”中的禁朋党、设官保民、除奸保良、用人为治国之本等的论述；“风风类”中的上风下草思想、尚朴实、禁奢靡思想；“法法类”中的下情上达、体察民情，设郡县钱谷库、禁私门请谒、扶贫济孤、罪人不奴等，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早已有之。在丰富的中国古代政治文献中，关于经邦治国天下的论述，比洪仁上述议深刻得多，为什么到了洪仁玕名下，就成了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杠杆？至于“法法类”中的“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邮亭”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也有论述。不过我国古代的车马舟楫驿站等与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车马舟楫在工艺水平上有精粗之分，在管理水平上有高下之别，这是历史进步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使然，其基本事理是相同的。生产力发展了，先进的生产技艺创造出来了，任何人在其面前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先于洪仁玕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等，都发出过重新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呼吁。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议言简意赅，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资政新篇》作者的思想并未超出同时代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水平。现在对《资政新篇》的评价大大超出了其实际作用。其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资政新篇》藉太平天国数百万群众之伟力得以声扬。其实，由数百万群众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向腐朽王朝发起猛烈冲击，向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反抗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民族精神，那种在理想天国的感昭下从事的可歌可泣斗争本身，永远值得我们大加赞颂，无须在赞颂太平天国运动的伟大精神同时，再给其涂上“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光环。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似乎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会有中国近代化，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近代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以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上的深化和对先进生产力的承认为基础的。人类都有接受更高生产力的愿望。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中，各个民族都做出了的贡献，也都借鉴了别民族的优秀成果。各民族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就是在这种相互学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经为西方的近代化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十九世纪也不断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感知、所认识、所接受。中国社会在十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再加上十九世纪西方近代技术的催化，已经逐渐走上近代化过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朝野上下，都已认识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优于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西方的坚船利炮优于中国的大刀长矛，接受西方的生产技术已成为必然的历史趋势。认为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与外国的斗争中屡遭失败，是因为拒绝近代化的结果，认为只有太平天国才能促进中国近代化，并最后完成近代化，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3．关于太平天国在建国以后，实行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措施问题。一些论者列举了这样一些事例：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太平军；仿制西式武器，并雇请西方技师作教练或顾问；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扩大对外贸易等。对这些论点实有剖析的必要。
关于引进西方武器。西方在近代工艺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坚船利炮，其运动速度和攻击杀伤能力均大大优于中国的长矛大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双方的对抗中，任何一方都极欲拥有优良的武器，以提高战斗力和赢得胜利，这也是极普通的常识。鸦片战争之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民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武器落后，所以才会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论。清政府在此之后也通过各种途径引进西方武器来装备自己，不惟太平天国如此。所以，以太平天国曾经用西方武器装备过自己，并设过作坊仿制西式武器，雇请几个西方人在太平军里作顾问等事例，来说明太平天国运动有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主观愿望，是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有的文论引证了1845—1850和1853—1856年中国丝茶两项出口货物的变化情况来加以证明。(见方之光、周衍发《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一文，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91年4期。)引文中上述年分的丝茶出口额，如果以1845—1846年度为100，那么在1846—1850年的四年内，茶为101，82，82，93，丝为102，114，92，86，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到1856年天京事变的三年内，茶每年的出口为134，150，159，丝为332，276，271，(方之光、周衍发《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一文中所引数据计算得出。)上列数据给人以印象，似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致力于对外贸易事业，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方文所引中间缺了1850—1853年，也缺了1856—1865年。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中所载这几年的出口情况如下（仍以1845—1846年为100）：
茶的出口1850—1853年历年为：111，113，126；丝的出口1850—1853年历年为：119，123，137：1856—1865年茶的出口为：106，133，114，149，151，186，206，207，210；1856—1865年丝的出口为：339，236，456，379，477，394，447，251，221(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第109—110页。)。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前，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是呈稳定发展趋势，包括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席卷大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对外贸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即使在中国的典型封建社会汉唐宋元明时期，其对外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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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不是等于零。自秦汉以降，至元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一直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清朝初期曾实施过一段海禁，那是在1683年以前为了孤立台湾的郑成功而采取的措施。收复台湾以后，1864年清政府立即开放海禁，开放漳州、广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与外商通商。后来为了打击外国商船的海盗行为，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三个口岸，但对外贸易事业却未受影响，贸易量不断增长。“在1760—1833年的七十多年间，中英贸易额增长很快，其中进口贸易增加了十五倍，出口贸易增加了九倍多。”(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第44页。)处在十九世纪的世界大环境中，发展对外贸易是历史的趋势，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事业是其领导集团的远见卓识，抑或是客观规律不得不如此？我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或者说，太平天国在建国后，实行过推动工商业的政策，所举事例：太平军在攻占镇江、扬州后，用现金购买商品；石达开在安庆“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李秀成在苏州保护工商业等(见马双碧先生《论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载于93年5月24日《光明日报》。)。我认为这种立论基础十分薄弱。石达开在安庆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其实是一种阻碍商业发展的措施，怎能说成是促进商业的措施呢？在封建社会，各封建领主在交通要道设关置卡，却被定性为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举措，怎么到了石达开名下反成了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呢？这种反复其词的手法实在要不得。至谓用现金购买商品一说立论也十分牵强。在人类发明了货币这种交换手段以后，在任何社会里，除了国家机器用强力征收各种实物而外，在市场上的交易都是用货币作媒介的。我国早已脱离了物物交换的阶段，怎么到了清末的太平天国“用现金购买商品”反而成了开创性的举措？至于李秀成在苏州的某些工商业措施，也仅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承认而已。须知苏扬地区在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李秀成硬要违背客观规律，企图改变由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现实，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李秀成在苏州无法立足。
从总体上考察太平天国的政策思想恰恰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是绝对平均主义和虚幻中的“天国”。如《天朝田亩制度》、《圣库制度》等是明显地要建立传统的宗法小农经济。《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当农作物收成时，由“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太平军早期的告示中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这完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王权的翻版，哪里有促进近代化的影子？太平天国对待工商业的政策，“是把农业和手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只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没有独立的地位”(戴逸《中国近代史》第1卷第207页。)。太平天国对城市手工业实行集中管理，设诸匠营和百工衙，由官府进行管理。这种官营手工业，不是为市场生产，而是为官方需要生产，产品实行直接分配，产品不计成本，工人不领工资，只供吃穿。戴逸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是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清一色的小农经济，恢复起财产公有的农村公社组织……把应该抛弃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正在成长的新生产关系，要把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强行圈制在几千年来顽固地残留下来的公社制度的框子里。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社会上不能有任何性质的私有财产，不能有分工的发展，也不能有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戴逸《中国近代史》第1卷第198—199页。)这才是千真万确的、符合历史真象的结论。
为什么有人将“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彩色光环披在太平天国领袖们身上呢？我认为这是史学思想偏颇造成的。多年来，史学界的思想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随风使舵，非此即彼，非好即坏，把历史现象看得十分纯粹。誉之者，肢体上的疤痕也是笑靥；毁之者，事业上的成举也是伪饰。毁之誉之，全在一支笔一张口的婉转。这种史学思想是十分有害的。
【资料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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