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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略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的曾、胡关系

  • 曾国藩,骆秉章,陈玉成,武昌,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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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10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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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的曾、胡关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11年生,比胡林翼、左宗棠大一岁。曾、胡都出生在地主家庭,都是进士出身。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京官,致力于程朱理学,兼攻古文,得到权奸穆彰阿的青睐,差不多在10年中间,由翰林院庶吉士超擢至侍郎。1852年9月,因母丧回籍守制,清政府命他为湖团练大臣帮办,这是他从办理团练到组织湘军的开始。胡林翼,字贶生,又字润之,湖南益阳人,1826年考中进士,46年出任贵州知府,组织团练,残杀起事农民。曾国藩办理团练时,曾向胡林翼讨教,这是曾、胡建立政治关系的开端。
曾、胡都是理学经世派,企图按照理学的绳墨来维护封建秩序。他们都认为三纲五常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极则。维护清王朝的生存,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与农民起义是势不两立的。曾国藩就任大臣帮办后,致书胡林翼说:“方今鸟乱于上,鱼乱于下”,“凡凶顽丑要”,“若非草剃而擒洗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曾国藩:《与江岷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42页。金陵版。)胡林翼叫嚷:太平军“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棲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立起图之,事尚可为”。(胡林翼:《致席砚香太守》,《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74,第1页。光绪著易堂版。)曾、胡书札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他们对农民起义军的阶级仇恨,杀气横生。
曾、胡对八旗、绿营兵的评价也是不谋而合的。胡林翼批评八旗、绿营兵遇敌即溃,“近年兵将伎俩,久为贼所窃笑”。曾国藩说:经制兵“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附图)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曾国藩:《与魁荫亭太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39——40页。)他们对依靠经制兵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于是,在湖南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股“自救运动”的逆流,首开其端的是江忠源组织新宁团练,号称楚军。次之,1852年胡林翼在贵州知府任内团练乡民,将其中精锐抽组成军,号称黔勇。罗泽南、王鑫在湘乡组织湘勇。1853年至1854年,曾国藩筹组湘军,即以湘乡团练为基干部队。曾、胡思想观点的一致,终于使他们滚到一起来了。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巨魁,那末,胡林翼则是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史称曾、胡湘系,不是偶然的。
一、胡林翼从依附湘军到升任湖北巡抚
从1847年开始,胡林翼历任贵州镇远、黎平等府知府,该府等毗连湘、桂,群山绵延,冈峦起伏。湘西雷再浩、李沅发起义,震撼了黔东的封建统治,社会秩序动(附图)不安。1851年夏,胡林翼推行保甲,组织团练。他说:“欲清内匪,莫如保甲。欲御外寇,莫如团练”,并且练壮勇百名,作战时每为中坚。(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1,第28——29页。)他在黔东的残暴统治,基本上稳定了封建秩序,黔东地主对他的颂声,远播湖南。1853年春,曾国藩治团练于长沙,致书胡林翼说:闻阁下在厉行保甲,组织黔勇,铲除强暴,“鄙怀欲取为伐牁之则”。曾国藩在向胡林翼讨教保甲、团练“治盗”的经验。这是曾、胡之间结下政治关系的开端。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1852年夏,原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张亮基移调湖南巡抚,奏调胡林翼“襄办军务,报允”。贵州巡抚蒋蔚远“乞留”,清政府又收回成命。1853年春,署理湖广总督张亮基与湖北巡抚骆秉章合疏奏调胡林翼赴鄂,清政府不许。有关督抚的请调,抬高了胡林翼的身价。1853年9月,云贵总督吴文镕移调湖广总督,10月17日到任接篆视事。在此前后,太平军攻克九江,连下田家镇、蕲州、黄州。10月20日,二克汉口、汉阳。吴文镕守字武昌,形势危迫,奏调胡林翼赴鄂襄办军务。1854年1月10日,胡林翼从贵州起程,随带黔勇六百(途中增募300名)。2月16日,行抵湖北金口,得到吴文镕于2月12日败死黄州墙城的探报,进退失据,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团练大臣帮办、湘军统领曾国藩请示行止。当时,骆秉章正在力谋聘请与胡林翼私交最深的左宗棠为机要幕客;曾国藩已率领湘军出师顽抗太平军,行抵长沙,急欲增强兵力。因之,骆秉章、曾国藩立即资助饷械。曾国藩奏留胡林翼在湖南军营防剿。(曾国藩:《留胡林翼防剿片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29页。)这是胡林翼投靠曾国藩、依附湘军的开始。4月,胡林翼在湖南军营补授贵东道。
1854年2月下旬,太平天国西征军进击湖南,攻占岳州、湘阴。3月30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侵陷岳州,命胡林翼合同提督塔齐布部湘军等进犯崇阳、通城,为湘军开辟前哨阵地。4月上旬,湘北西征军反攻岳州,湘军溃败。4月下旬,西征军在湘潭靖港与湘军发生主力战,胜负参半。曾国藩从靖港率军退回省城,在长沙整军。两个月后,元气恢复。5月上旬,西征军撤出靖港,退守岳州。曾国藩一度命胡林翼率军出击,进抵湘阴。胡部兵力薄弱,孤军出击,危险重重。这时,左宗棠已经担任骆秉章的机要幕客,暗中护佑胡林翼,骆秉章札调胡林翼移军安化,镇压地方起事农民。
6月上旬,曾天养自湖北飞渡长江,进占桃源、龙阳、常德等地,湘西北战火燎原。骆秉章、曾国藩派胡林翼指挥游击周凤山、都司李辅朝等率军前往救援。周凤山认为胡林翼是文人,是客将,不听胡的调度指挥,大败于龙阳。胡林翼收聚败卒,狼狈退守益阳。左宗棠致书胡林翼说:“拟札查龙阳事,意在警风,以折其骄悍之气,使其有求于老兄,或就羁勒”。(左宗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左宗棠在幕后扶持胡林翼,使湘军将领对胡知所戒惧。
1854年8月,曾国藩驱使湘军进犯湖北,同时奏调胡林翼随军征战。骆秉章奏留胡林翼驻防岳州,使他免蹈争城夺池的危险。9月中旬,曾国藩派塔齐布、罗泽南军攻陷崇阳后继续北犯,胡林翼移军崇阳,举办保甲、团练,搜杀农民数千,连官府、士绅都认为他“斩刈过当”。(王闿运:《湘军志·湖北篇第三》。)1854年10月14日,湘军攻陷武昌,胡林翼晋升湖北按察使,这是湘系政治势力渗透入湖北省的开始。
12月7日,胡林翼率部进驻武昌,武昌城中已经被湘军破坏得不堪入目。他在家书中说:“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场尽如乞丐,非三、五年长养抚育,其气不苏”,(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第4页。)这时,他与湖北巡抚陶恩培同驻省城。当1854年4月曾国藩大败靖港时,“布政使徐有壬(附图)室走达旦,明日与按观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罢遣曾军,语倨妄甚。巡抚语有壬:‘且待之’”。接着塔齐布等攻陷湘潭的捷报传来,徐、陶才打消参劾曾国藩的原议。(王闓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因陶恩培与湘系有宿怨,胡与陶在武昌难以和睦相处,“羁泄其间,郁郁无所施”。
湖广总督杨霈,为人庸懦畏葸,善于因人成事,所部鄂军,尽是败兵散勇,不堪一击。湘军攻陷武昌后,杨霈认为“武汉空虚,度不可居”,转不如乘湘军锋锐正盛,东下夺取蕲、黄、九江、湖口等地,上奏愿率所部与曾国藩联兵东下,自任长江北岸战事;长江江面与长江南岸战事,由曾国藩负责。曾国藩在清政府的催促下,不得不与杨霈联兵东下。1854年11、12月,湘军虽然连陷半壁山、田家镇、蕲州、黄梅,水陆猛犯九江、湖口,因辗战大江南、北,精锐暗销。曾国藩深感兵力不足,遂奏调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部前来九江、湖口参战。胡林翼在诸军中最弱,曾国藩奏调他来参战,政治原因重于军事因索。早先湘军攻占武昌,杨霈抢先奏报,而不为湘军筹集犒金、粮饷,而且催促曾国藩联兵东下。因之,曾、杨之间结下了仇恨。曾国藩奏调胡林翼,一则孤立在武昌的政敌陶恩培,再则可以通过湖北地方大吏,为曾国藩争权夺利,为湘军筹集粮饷。更重要的是他拉住胡林翼,能结好骆秉章最信任的机要幕客、胡林翼的挚友兼姻亲左宗棠,使湘军能得到湖南省源源不断的接济。
1855年2月,翼王石达开先后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于湖口、九江,湘军残破水师战船一百余号走避武汉。这时,燕王秦日纲指挥两征军在长江北岸大举反攻,2月16日,击破杨霈的广济大营,跟踪追击,直指武汉。曾国藩命胡林翼、石清吉等率军3000西援,使湘军水师能得到陆师的掩护。胡林翼回到武昌不久,升任湖北布政使。胡在省城武昌,不进驻省城为拒守之计,而是移军金口,与湘军水相依护。湖口、九江溃败后,曾国藩命塔齐布等部陆师继续扑犯九江,他自己则败奔南昌,一筹莫展。从此,在曾、胡关系上,结束了胡林翼依附曾国藩,开始了胡林翼维护、发展湘军,为曾国藩谋位、谋权的新阶段。
二、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大力维护、发展湘军
广济大捷后,西征军领导当局命秦日纲乘胜追击,命国宗韦俊领兵从田家镇渡江,沿长江南岸疾趋武昌。杨霈逃至汉阳,借口“防贼北窜”,败奔德安。长江南、北岸太平军会师后。4月3日,西征军前锋部队进迫武昌。这时,武昌城内外守军万余,足堪一战。然而,当清军看见太平军摇动黄旗,城内外守军一哄而散,连久经战阵的胡林翼部也竟相继溃逃。关于胡林翼对陶恩培见死不救的隐情,各种史籍都讳莫如深,只有王闓运著《湘军志》微露其辞,据载:当时武昌城中,兵才2000,城外防军10000人,“见黄旗则多缒城出,外兵亦走。寇至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城中惟巡抚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仆从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发愤自刎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群水陆赴援,屯城外。副将王国才方驰入城,城闭,亦用缒城绳以上,战藩署,群盗方会饮,重门开,列火以为燎,国才乃悟。业已入,因率亲兵入,暴砍之,群盗惊走且呼,街巷间有出者,辄为官军所砍,俄而定。城中居民未复业,至是早逃尽。国才惘惘不知所为,则登城招水陆军,不见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语激昂,林翼心怍焉”。(王闓运:《湘军志·湖北篇第三》。)胡林翼是湖北布政使,驰援武昌,循例应入城防守,他却屯兵城外,完全抛弃了理学“忠”、“诚”的信条;随军溃走,既保住了他自己的实力,又为曾国藩报了当年陶恩培欲上奏“罢遣湘军”的一箭之仇,可谓善体曾国藩之意了。4月18日,清政府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
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使长江中游的战略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湘系将对反革命战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后,清政府命令荆州将军官文负责长江上游一带战事,杨霈、胡林翼分任长江北岸、南岸战事。胡林翼在武昌外围作战,起着屏藩湖南的作用,湖南官绅势必全力支持胡林翼与太平军争夺武昌。一则企图攻陷武昌,扩大湘系地盘,进而窥视九江、安庆;退而求其次,亦能为湖南增一屏障。
次之,就长江中游的军事形势而论,湖北横亘于江西、湖南之间,在江西的曾国藩被隔断于长江下游,形势孤危。曾国藩坐窘南昌,本来是一着“死子”,自从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后,坐窘南昌的曾国藩这着“死子”,随时有可能变成“活子”。这对太平天国说来,其危害就不可胜言了。
第三,从政治上说,胡林翼巡抚湖北后,湘、鄂、赣三省的湘系联成一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因为他们是掌握精兵良将的实力派,足以左右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布局。例如胡林翼的恶婆婆湖广总督杨霈,就是被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所扳倒的,在其中穿针引线的则是骆秉章对之言听计从的机要幕客左宗棠。
杨霈自1855年春借口“防贼北窜”走避德安,续退随州、橐阳,进一步奏调在武昌外围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作为他的挡箭牌。朝廷征询湘抚的意见。1855年春,骆秉章上“五不解”奏折,指出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重点在长江中、下游,如果说荆襄是中原门户,那末,武昌又为荆襄门户。杨霈不应借口“防贼北窜”避居德安。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杨霈自广济大营溃败后,一路败奔德安,“是北窜者贼也,引贼窜者谁乎”?结论是欲保荆襄,必须先保武汉。(骆秉章:《复陈鄂督败退武昌失守情形折》,《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三,第17—22页。)1855年5月12日,胡林翼奏陈:为今之计,惟当急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胡林翼:《添募水陆军分布南北岸剋期进剿疏三月二七日》,《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一,第1——2页。)他在呼应骆秉章的“五不解奏折”。5月16日,曾国藩在江西上《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指责杨霈治军无状,揭露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败逃的狼狈形状。(曾国藩:《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第16—18页。)骆、胡、曾对杨霈桴鼓相应的政治攻势,终于扳倒了杨霈。1855年6月11日,清政府被迫将杨霈革职,而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杨霈下台的原因,官文不是不清楚,所以,1857年官文移居省城武昌后,首先一再去拜访胡林翼,以后,基本上能与胡林翼和好相处。
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后,迅速得到湖南官绅的军事援助。1855年5月,胡林翼先后添募陆师5000,收到湖南解来的新造战船100余号,兵力增强,辗战于武昌、汉阳。9月,太平军分兵数路进攻胡军,战于汉阳的奓山,胡军因缺饷哗溃。之后,胡林翼锐意整军,着手组建楚军(指湖北省军),扩编湘军水师,同时向江西曾国藩求援,奏调曾部湘军主力罗泽南部5000千,从江西增援武昌。1855年12月,罗泽南军进抵武昌城郊,胡林翼将罗部扩充至8000名,加强对武昌的攻势。1856年秋,太平天国因发生天京变乱,兵力削弱,士气不振。12月,叛徒韦俊擅弃武昌。胡林翼指挥湘、楚军侵占武昌,随即命令湘军水陆东下,连陷鄂城、大冶、兴国、蕲州、黄州,翌年1月,李续宾、杨载福分别指挥湘军陆师、水师直扑九江。1月15日,曾国藩到九江“劳师”。他奏称:前年经奏明饬赴湖北的战船仅140余号,今重来九江,添至400余号。罗泽南、李续宾等经饬赴湖北援剿,兵力仅止5000,今重来九江,增至8000余名。(曾国藩:《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12—13页。)值得强调的是:第一,曾国藩偏促江西,湘军处于危机阶段时,胡林翼维护、发展了湘军,远远超过了曾国藩从衡州出师时的数字与规模。湘军水陆兵力的扩大,无异增加了曾国藩的政治资本。第二,胡林翼扩编湘军的过程,重用的仍是曾国藩所心许的将领,也未改动曾国藩的营制。从此,曾国藩由感激而发展到尊敬胡林翼,称颂胡有“古大臣风采”,进德甚猛,“渐入道域”。
象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东下扑犯九江,论理应由胡林翼随军指挥。可是胡却借口忙于处理地方政务,留居武昌,而由李续宾、杨载福率师东下。这个“球”打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当他得到湘军水陆师抵达九江的消息后,立即兴冲冲地赶赴九江“劳师”,实际上是去接管这支部队,所以上《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在奏片中反自强调这支水陆师是他的部队,他以部队长官的身份为杨、李所部请饷。弦外之意是这支湘军水陆应该归还曾国藩,进攻九江的战事,理应由他指挥。清政府对他的要求搁置不理,他回想到1854年驱使湘军攻陷武,清政府命令他署理湖北巡抚,又收回成命的故事,联想到现在清政府又在分割他的部队,削弱他的兵权,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激化了。1857年3日,曾国藩在瑞州军营借口父死负气回籍,对江西军事撤手不管。清政府一再命令他回江西指挥战事,使他昏昏然,飘飘然起来了。7月26日,上《上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提出:不掌握地方政治大权,难以带兵作战。湘军官兵应与绿营享受同等政治待遇,立功官佐应享有提补实缺官职的权利。言下之意,以上两条办不到,请开去他兵部侍郎衔,批准他在籍守制的要求。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他在籍守制的请示,并开去他兵部侍郎衔,意味着清政府决心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为什么这时清政府敢于削除曾国藩的兵力?
第一,如果曾国藩掌握全部湘军,再当上封疆大吏,将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湘军水陆师主力已归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曾所指挥的湘军为数已少,而在江西作战,“战胜攻取,非东南所以安危之大”。在清政府看来,曾国藩已经是一只乏走狗。
第三,1857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局有所好转,在长江上游方面,1856年1月,胡林翼指挥湘、楚军攻陷武昌,湘军水陆师直扑九江。清政府拟将长江中游战事责之官文、胡林翼。在长江下游方面,1857年5月,以何桂清总督两江,在江南富庶之区,掊克聚敛,从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江南大营,大营重整旗枪,连陷溧水、句容,猛攻镇江。天京外围太平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把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江南大营主帅和春的身上。这样,曾国藩终于被削除兵权了。
论者每多以为曾国藩为争地位、争权力、争当督抚以致被革黜,可谓不智已极。殊不知曾国藩争当督抚,与力争湘军中的政治待遇是互为表里的。因此,他被削除兵权后,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在湘军中的威望。所以,他在离开湘军后,谁也不能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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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湘军,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胡林翼指挥的湘军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要曾“带我归里”。(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书稿》,第305页。)杨载福、彭玉麟统率的外江、内湖水师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江西湘军的粮饷尤其困难。当湘军出现分裂、瓦解的危机时,胡林翼竭力调停杨、彭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水师的分裂。在安定陆师的情绪方面,胡林翼也化费很大的心力,对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以昆弟遇之,而渐增其饷,俾益募兵”。
1857年,太平军陆续退出湖北,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整顿吏治、钱漕、财政,推行厘金及其它各种捐税,全省每月收入40万两左右,(薛福成:《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庸庵全集·庸庵文编》,卷四。)使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为湘军的又一饷源基地。正因为湖北经济力量雄厚,自从曾国藩脱离江西前线后,胡林翼一方面在湖北扩充湘军,除扩充李续宾、续宜所部外,同时建立了鲍超统率的霆军,之外,源源不断接济分散在江西的湘军水陆师,使他们免于饥溃哗散。胡林翼俨然成为湘军又一巨魁。史称曾、胡湘系,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胡林翼对他十分同情。为了把分散在湖北、江西的湘军拧成一股绳,壮大湘系力量,1857年11月,胡林翼上奏起复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师,督率湘、楚军进攻九江。胡林翼讲出了曾国藩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在竭力为曾国藩谋位谋权。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忌讳甚深,批复胡的奏稿说:“克敌制胜之策,该署抚与官文…等尽可商办,正不必待曾国藩然后定议”。
1858年4月,翼王石达开率军从江西进攻浙江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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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江南震动。胡林翼先作釜底抽薪之计,奏陈正拟用兵安徽,无力分兵援浙。左宗棠推动骆秉章上奏《筹议分兵援浙折》,向清政府指出:石达开“狡悍为诸逆冠”,既入浙,震摇东南,惟有起用曾国藩统率江西湘军追击石达开。骆秉章、胡林翼的巧妙配合,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曾国藩。1858年7月13日,曾国藩接到清政府命令他赴浙办理军务的命令,喜出望外,立即登程。8月19日,行至九江,得悉胡母死耗,胡将请假回籍营葬。曾国藩大惊,惟恐胡林翼在籍守制,鄂抚易人。他说:此事关系极大,“湘军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同年冬,李续宾部湘军覆没三河,胡林翼“夺情”回任湖北巡抚,才消除了曾国藩的顾虑。
1859,石达开部转进福建、湖南,曾国藩完成了追击任务,回兵赣东。这时,清政府必须考虑把曾国藩这支部队放在那里的问题。胡林翼害怕石达开从湘西打入四川,在湖北的后院点起战火,上奏请曾国藩移军入蜀,私下写信给曾国藩说:不得四川总督席位,则拒绝入川。清政府命曾国藩统兵入蜀,偏不叫他担任四川总督。曾国藩大失所望,更不愿舍弃所部水师。他上奏指陈战略形势说:天下云扰,金陵“发匪”是“祸首”,只要攻占金陵,天下便能全局一振。当前以急图安庆,然后直捣金陵为上策。1859年8月,石达开战败宝庆,转进广西,已无入蜀可能。胡林翼遂挽官文联衔上奏,要求曾国藩移军鄂、皖交界地处,准备大举进攻安庆,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1859年12月7日,曾国藩移驻安徽宿松,曾、胡又滚到一起来了,这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安庆上空,战云密布。
1859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攻势愈加猛烈,同年冬,天王洪秀全命英王陈玉成回救天京。5月6日,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联兵作战,一举击破江南大营,李秀成乘胜追击,席卷苏南,两江总督何桂清败窜上海。清政府接到江南败报,一派惊慌,下令逮治何桂清。这时,肃顺用事,“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举措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四。)6月8日,清政府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续命杨载福、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从湖北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并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从此,曾国藩开始重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再依附胡林翼。曾国藩总督两江,表明清政府将绞杀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曾、胡湘系的身上。
三、曾、胡协作攻陷安庆,胡林翼病死武昌
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后,胡林翼致书曾说:“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新。此时惟有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胡林翼:《致曾涤帅》,《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二,第1页。)接到新命后,曾国藩决定移营皖南祁门,函商胡林翼从安庆外围抽调总兵鲍超部霆军6000、朱品隆等部数千,随同前往皖南。胡林翼复信说:商调抽兵,“均万不敢有吝啬之情,应遵示调拨。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误主顾,实以昔年本钱出于老板,强撑门面,爱惜照牌也”。(胡林翼:《致曾涤帅》,《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二,第2页。)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移驻祁门。两江总督辖有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太平军占有其二。曾国藩虽然总督两江,但仅辖有江西一省,力量不足。所以,他向胡林翼提出鄂、赣、皖三省联防,致,书胡林翼说:“固上游以为固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南、江北总求呼吸相关,侍驻南岸,求阁下移驻宿松,相距较近,以便随时飞商一切。仍拟造渡船一百号,每只可载六、七十人,置于安庆、东流之间。南、北两岸有非常之警,则渡兵过江,互相救应”。(曾国藩:《覆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第17—18页。)曾国藩初任总督,无论兵力、粮饷,全仗胡林翼为之筹谋。
自从1860年2月叶芸耒退守安庆后,胡、曾决策进犯安庆。年中旬,曾国荃奉命率军十余营侵至安庆近郊,与湘军水师合作,力谋合围安庆。曾国藩移军皖南后,胡林翼汲取江南大营溃败的教训,加强了预备部队的兵力。他以多隆阿部马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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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驻扎桐城西南的挂车河,阻挡陈玉成军自桐城南下,拊曾国荃军之背。以李续宜部近万,驻扎青草塥,作为预备部队。胡、曾反复讨论了如何防止陈玉成从霍山一带山曲小径楔入湖北,在湘、楚军的后院点起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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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大兵团不会深入山区,即使陈玉成军从霍山闯进湖北,李续宜军徐起应之,犹不为晚。胡林翼不以为然,以金国琛率军七、八千活动于潜山、天堂等地山区,作为备援之兵。以余际昌军3500,分驻霍山之乐儿岭、三石岭碉卡;以成大吉领兵3500,驻守罗田的松子关等要隘。
1860年9月,太平天国略定苏南。11月,陈玉成联合捻军集结桐城,大战一触即发。后来,胡林翼设司令部于太湖,重兵自随。这样,在挂车河、青草塥、太湖、安庆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预置阵地,专候陈玉成前来营救安庆,俾便与陈玉成军决战。陈玉成老谋深算,胸有成竹。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陈玉成猛攻挂车河敌军营垒,与多隆阿部、李续宜部对战兼旬,打得多、李不敢离开驻地一步。陈玉成乘机实行大胆的军事迂迴,3月15日,突破敌军的霍山防线,打进湖北。3月18日,袭取黄州,前锋急进滠口,威迫武汉。胡林翼闻报,大惊失色,致书曾国荃说:“武昌存兵二千,马队八十,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皆林翼之罪也”。(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一,第7页。)致书左宗棠说:黄州、薪水相继陷敌,“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其林翼之谓乎!病中精力竭而思虑钝,……处烦恼之地,得隐逸之病,死何足惜,独患气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胡林翼:《致左京卿》,《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一,第5页。)胡林翼急得肺病大发,口吐鲜血不止。曾国藩不以胡的处境为念,既没有调派一兵一卒西援武昌,反而于4月1日致书曾国荃说:“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无论武昌之保或与否,总以贼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曾国藩:《致沅季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57—58页。)安庆战事的惊涛骇浪,把胡林翼磨得病入膏肓。曾国藩劝胡林翼回武昌治病,安庆战事由他指挥。7月10日,胡林翼抱病回至武昌。9月5日,曾国藩督率湘、楚军攻陷安庆。9月30日,猖狂一时的胡林翼病死省城武昌。曾国藩得到胡的死耗,惊呼:“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曾国藩:《致沅浦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85页。)如上所说,胡对曾岂止办事“合心”?而是“恩德如山”。
综上所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曾、胡的关系而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53年到1856年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的期间,是胡林翼参加湘军依附曾国藩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56年12月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到1860年曾国藩超擢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为止,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曾国藩依靠胡林翼维护、发展湘军,是胡林翼为曾国藩谋位谋权,使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掌兵权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曾、胡互相配合攻陷安庆的时期。在湘军的发展史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曾、胡起着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作用,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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