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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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如何评价“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内含和属性，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还是把它看成是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更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第一，从字面上看，“扶清”与“灭洋”是并列的，并没有策略与目的之分，也看不出有方法、手段与目的之别，两者都是作为斗争的目的而公之于世的。
第二，从义和团提出的其它口号和它的实际斗争看，“灭洋”是运动的根本所在，义和团也一直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对清政府，从主流看不是持反抗的态度，它只反对那些镇压他们的和与洋人站在一条线上的官兵，即便是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也没有在推翻那里的旧政府后建立自己政权的观念，而且只要清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他们就不仅表示接受，有的还打出“奉旨灭洋”的旗号。如山东义和团，在毓贤承认其为合法组织时，就有打出“毓”字旗和“奉旨灭洋”旗号的。在斗争进入高潮，清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时，津、京地区的大多数义和团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号，并接受其领导。这些情况说明，“扶清”虽然在实际效果上起过争取清政府及其官吏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义和团主观上不是把“扶清”作为策略手段提出的，它是实在的“扶”。
义和团的“扶清”之所以是实在的，是与它认识上的局限性有直接的关系。从义和团的歌谣、揭贴和乩语看，它“灭洋”的根本目的是“扶保中华”，但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看不清清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本质，不能正确地把清政府与中华作必要的区别，而是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把“扶清”看成就是“扶保中华”。义和团“扶保中华”是真诚和认真的，故它的“扶清”也就不是虚假的了。
义和团把“灭洋”当作“扶保中华”的头等大事，表明了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把斗争集中对准帝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但是“灭洋”终究是太笼统了，因为侵略者中有主有次，洋人中也有好有坏，洋物虽是帝国主义用来掠夺中国的工具，但可以经过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为我所有。义和团不能对这些事物科学地加以区别，而是一概加上一个“灭”字，这不能不说是笼统排外主义的表现，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产物。它不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给帝国主义狂人扩大侵略以借口。
义和团的“扶清”也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合理和正确的一面。因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当务之急时，革命的阶级和组织有必要也应该采取联合各个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包括统治集团中的个人和派别；斗争方式和目标，也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这个角度看，义和团这时不提反清口号，不坚持打倒清政府并不是过错，而是不自觉但却是正确的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不是什么义和团无端脱离了农民起义的传统，而是时代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但是，农民不可能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本质有科学的认识，他们在斗争过程中不可能处理好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摆正各自的地位，因而他们在正确的不提反清口号时，提不出能适应斗争需要的科学的革命口号，而是笼统的提出“扶清”，走到了一个极端，摆错了自己在斗争中所处的位置，导致了阶级阵线的模糊，给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提供了条件。
总之，“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必然性，是当时中国农民所能提出的斗争纲领，它与农民的阶级属性是一致的。农民是一个既具积极革命性又具严重保守性和落后性的阶级。其积极的革命性使它能抓住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动员了各阶层人士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其落后性和保守性则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提供借口，为被封建顽固派利用提供了条件。农民提出“扶清”的本来意图是要使清政府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则是从维护腐朽的统治出发而参加“灭洋”。可是，农民是一个团塞的没有文化的阶级，封建统治者则是一个握有政权，具有二千多年统治经验的阶级，那拉氏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这种状况不仅决定了农民不可能使地主阶级服从于自己的反帝目的，而是使自己最终被统治者所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要残酷镇压义和团，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要利用和出卖义和团，这样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其它劳动者惨死在中外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社会再次遭到帝国主义空前严重的劫洗成为不可避免。这是时代决定的历史大悲剧。
二、如何评价义和团的“奉旨造反”
所谓“奉旨造反”，从字面上看，是指义和团在斗争高潮时所进行的反帝，是奉清政府之命所为。有同志把它看成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以为这不妥当。
如上所述，“灭洋”是义和团一开始就提出的战斗目标，为了“灭洋”，它同时提出了“扶清”。但是，清政府并不因为义和团提出了“扶清”而允许它“灭洋”，而是不允许它“灭洋”，对其“灭洋”的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义和团是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在反抗外国侵略和抵抗清军镇压的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应该看到，清朝统治者内部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的主张，但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为着消灭义和团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而且，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抚”，在义和团进京、津前和这以后也是不尽相同的。在进京、津前，清政府的抚主要是为着消灭它，不许它“灭洋”。其办法是“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把义和团“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转引《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的地主团练，镇压所谓“内匪”；或进行“开导弹压，不许孟浪从事”，务期解散”（《义和团》第1册，第355页。）；或为了“固根本”，“联邦交”，凡遇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至民心惶惑”，把事情“化大为小，化小为无”（《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转引《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解散团众。提出这些主张的人，不管是张汝梅、毓贤，抑或是袁世凯和裕禄，都是以武力作后盾，着眼于消灭，凡是不听从其“抚”者，均强力镇压。在剿与抚的运用上，他们是根据情势，时而以剿为主，时而以抚为主，时而剿抚并用，目的都是要消灭“灭洋”的义和团，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很难说是以主抚为主的政策。上述那些被某些学者视为以“主抚为主”的清朝大员，都是镇压和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众多的义和团众及其首领，都是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
毋庸讳言，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也确有一些官吏和士绅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斗争。如有的人称颂义和团是“灭鬼子之神兵”（《义和团》第2册，第183页。）；有的则吁请清政府推广义和团于各省，以达到“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家自为战，人自为战”（《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1、45页。）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目的。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和采纳，直到1900年5月下旬，直隶总督裕禄还力主镇压，认为“匪徒日聚日众，断非语言文字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提出增调军队“三路兜截”（《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3页。）的主张。那拉氏这时的命令也是“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凡有教堂及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06页。）。6月3日，那拉氏给裕禄的命令还是“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将义和团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6页。）。可见，一直到1900年6月初以前，清政府无论是剿还是抚的政策，都是要瓦解义和团，保护侵略者，其招抚政策还没有利用义和团“灭洋”的内容。
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灭洋”的招抚政策，是在6月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军机大臣赵舒翘等。他们在5月30日的密奏中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固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那拉氏这才于6月6日颁布上谕表示：“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表露的虽是超然于民教之上，但也透露了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以便有朝一日利用的意向。刚毅等顽固派便利用那拉氏的这种心态，强令清军停止镇压义和团。当时负责北京城防的不少是顽固的王公大臣，他们为了利用义和团灭洋，便默许其入京。
这些历史过程说明，“灭洋”是义和团一贯的主张和行动，它取得合法的“灭洋”地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取得的。清朝统治者一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反对和镇压义和团的“灭洋”，只是到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封建顽固派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也使他们感到剿抚两难，与其镇压不能，不如抚而用之以作为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筹码，才决心利用义和团“灭洋”的。这不是义和团“奉旨造反”，而是清政府在形势变化了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义和团的“灭洋”。
义和团之所以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号也不是偶然的。如上所述，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是“扶清灭洋”。可是在这以前，义和团所要扶的清不许他们“灭洋”，两者无法统一。现在的清政府不仅不再阻拦他们进入京、津“灭洋”，还给他们以支持，并参加了“灭洋”的行列，这样，义和团便把清政府看成是“灭洋”的政府、是值得“扶”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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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组织便接受了清政府的统属，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帜。这是“扶清灭洋”纲领在特殊阶段上的具体反映，其中既有统治阶级的利用，更是农民的阶级弱点的表现。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义和团在高潮时期的反帝斗争是“奉旨造反”，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清政府暂时接受了义和团的“灭洋”主张，而不是义和团“奉旨造反”。
三、如何看待义和团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关于义和团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不去联合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去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去扶持和保护压迫、统治本阶级的清朝统治者，结果不但“灭洋”不成，自己也被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推进血泊之中”（见《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我们认为这样评述义和团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不恰当的。
首先，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理论原则。人们都知道，农民是一个与旧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传统阶级。它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6页。）。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进步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时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就其根本任务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农民及其它革命阶级和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正是基于农民与资产阶级这样不同的阶级属性和地位，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从来也没有要求农民去联系和发动资产阶级的论述，而是强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应是如何和怎样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而且，19世纪末帝国主义已经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已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中心课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反帝，农民群众已自发地掀起了反帝浪潮，按理说资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去联合和领导农民进行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改造农民，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不仅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提不出一个能适应斗争需要的口号和纲领，去领导和组织这场斗争，而是站在农民反帝斗争的对立面，提出违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口号和纲领。这是评价义和团运动时期农民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关键所在。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去指出和责备资产阶级不仅不敢和不愿去联合农民进行这场斗争，还与农民的反帝斗争站在一个极端，而去责备农民不去联合资产阶级，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理论原则。
历史事实亦是义和团与资产阶级不能联合反帝，责任也不在义和团，而在资产阶级。大家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是敌视农民斗争的。他们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大逆不道，视农民斗争为洪水猛兽，把自己的变法维新看成是抵制农民起义的药方。在戊戌变法中，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严重恶果进行过大胆的揭露，提出了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下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的正确主张，这是他们的爱国情操的具体反映，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不仅不敢正面反对它，还对它抱有强烈的幻想，把自己变法的成功寄托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上，与一些重要的帝国主义分子往来密切。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抱着极端仇视、势不两立的态度。他们诬蔑和咒骂义和团为“匪”，是禽兽，主张对它采取“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义和团》第4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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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页。）的政策。对帝国主义，他们则主张“亲之如己国之人，代之警卫以安其意，为之讨匪以雪其仇”（《清议报》第52册，第3页。），提出了“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82页。）的纲领性的对策。我们并不想以此苛责资产阶级改良派，但这些主张又确实是完全颠倒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颠倒了是非和敌我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之下，义和团对改良派的态度还比较理智和有节制。如《国闻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表了大量诬蔑和攻击义和团的文章，但义和团却只是给它提出严重的警告：“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言乱语任意登。该报因有日本保，大胆造谣毁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烧毁馆屋不留情”（《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478页。）。这说明义和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联合，并不是义和团的过错。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贯同情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持肯定的看法，其斗争矛头也一直是指向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并把下层社会的会党作为联系和发动的对象。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中也有人对义和团表示过同情，认为它“具有爱国热诚，不当以匪目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83页。）。义和团被镇压后，他们中不少的人对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逐渐有了认识，有的还高度评价了它的爱国性质和历史作用，并从中吸取了斗争勇气和教训。这些，都是与改良派根本不同的，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代表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阶级。但也毋庸讳言，他们当时对义和团反帝的态度，就其主要方面看，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也基本上把义和团看成是应该剿灭的“奸民”，有的甚至提出了“平匪全交，乃为至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61页。）的同样是颠倒是非和敌我关系的主张，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和李鸿章搞什么两广独立，反对清朝。可见，两者的不能联合，责任也不在义和团。
有的同志把秦力山曾到天津游说义和团首领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义和团的尝试，把这次尝试的失败归于义和团视秦为“二毛子”，这也并不恰当。诚然，义和团把秦视为“二毛子”不对，但这不是两者不能联合的实质问题。秦力山这次到天津游说义和团首领，并不是去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帮助他们克服笼统“扶清灭洋”的错误，而是要他们“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83页。）。这种要义和团放弃反对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而去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当然是义和团所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个主张也未必正确。因此，我们不能把秦力山游说的失败看成是义和团的过错，它恰恰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适应斗争需要，又要改变农民的正确的反侵略斗争的主张所产生的矛盾的结果。这不是农民不愿接受资产阶级的联合和领导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具体反映。
四、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的作用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学术界不少同志作了深入的论述，这里，我们仅就分歧较大的三个问题谈些看法。
第一，义和团运动的属性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便告结束，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阶级力量”（《人民日报》1980年1月10日）。按照这个论断，义和团运动当然不属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了。这很难令人信服。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它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以此作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结束的绝对标准，则是值得研究的。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但由于阶级基础还很薄弱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局时刻，他们不仅不敢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不许别人进行反抗。中国无产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农民、手工业者仍是中国当时最基本的生产劳动者，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民族苦难和阶级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残酷掠夺，迫使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他们的反抗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阶级的领导，因此，从阶级关系上看，义和团运动是没有先进阶级参加和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与历代农民战争不同之处，仅表现在所面临的主要敌人不同，因而任务不同罢了。但这种不同是被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制，并不是什么义和团背离了农民起义传统。
把义和团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完全等同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民族战争，也不尽恰当。的确，从反侵略斗争这一基本点看，它们是相同的，但只要认真分析，就能发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清政府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反侵略的主力是清军。义和团运动则不是这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它都是农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的暴动和起义，具有民族起义的性质。这时的清政府不仅没有参加斗争，还是起义的镇压者。帝国主义列强出兵中国，则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稳定和发展他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当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后，清政府虽然一度被迫参加“灭洋”，但反侵略斗争的主力仍是义和团。义和团运动实际经历了从民族起义到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根本任务，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无疑是属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关于义和团是否“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问题。应该看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它有要求保存自然经济和抵制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农民同时又是小商品生产者，具有自发接受资本主义的一面。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日益发展，农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民自发接受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了。因此，把农民要求保存自然经济和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绝对化和凝固化是不恰当的。
而且，用“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去评价义和团，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义和团之所以反对西方输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中国的工具，他们把反对这些东西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如他们之所以对铁路抱有恶感，是因为“洋人硬在中国修铁路，抓去百姓可不少，不管吃，不管烧，做活慢了可不饶”；是因为“洋人洋人，害死我们，修了铁路，运走财宝”（《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424—425页。）。没有为反对资本主义进步而痛恨铁路的意思。
义和团反对和破坏包括铁路在内的先进科学技术，一般是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一是外国侵略者在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时，不仅任意掠夺、强占和毁坏民田和房屋，虐待修路和架线的中国苦力，而且还对与他们理论的人进行镇压，因而激起人民反抗；一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的5至8月，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而挖了一些铁路，砍了一些电杆。这与为了巩固自然经济而反对资本主义进步没有直接联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认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大家知道，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统治的过程中，是从捣毁机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因此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进步，面是认为这是工人阶级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还不能科学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就出现了两种基本情况，即笼统的排外和盲目的信外。义和团运动是笼统排外的典型，太

中国历史故事集主要句子

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不同程度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盲目信赖的倾向。笼统排外不能使中国富强，盲目信赖帝国主义也是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既不能将笼统排外说成是反对资本主义进步，也不能给盲目信外戴上别的什么罪名，面是应该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第三，义和团是否起了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野心的作用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说义和团起了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当时之所以不能瓜分中国，主要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牵制。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免于被瓜分的扼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牵制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英勇不屈的反抗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他们认识到了瓜分中国“实为下策”。
资本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总是相互矛盾、斗争和牵制的，但这种相互对立和彼此牵制，并不影响他们在条件许可时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变为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时，常常是根据自身的力量、利益和客观条件，有时暂时妥协维持现状；有时是达成协议，各得一份；有时则是彼此动武，强者独占，败者退出。这就说明分析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为什么没有遭到瓜分，考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彼此的矛盾和争斗故然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内部考察，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很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中国却没有。
前面已经提到，义和团运动前，帝国主义已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报纸几乎每天都发表如何瓜分中国的文章，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也都在考虑在瓜分中国时自己应得的份额。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抱着瓜分中国的目的派军侵入中国的，但结果是中国没有被瓜分，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也由“瓜分政策”变为“保全政策”。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学术界已有很多同志用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帝国主义通过义和团运动认识到了中国确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他们没有能力能统治这具有聪慧才智、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我们同意这些看法，这里仅补充孙中山的一段深刻分析：义和团“虽然被联军打死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5—316页。），作为结束这个问题的论述。
义和团运动期间，列宁曾针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咒骂义和团是“野蛮的骚动”、“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的论调，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正义性。他严正地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策1卷，第293页。）？！。义和团运动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弱点，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以为恩格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度评价，对义和团是适用的。他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的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名称

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2页。）义和团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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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义和团-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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