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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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毓贤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何正确评价毓贤，我认为值得重新考虑。本文拟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系及其对毓贤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毓贤的功过加以剖析和辩白。
支持义和团并非阴谋欺骗
毓贤承认义和团“是自保身家”（《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44页，以下简称《义丛》）的合法团体，采取“抚”的政策。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义和拳发展壮大，毓贤无力镇压，乃采取阴谋欺骗利用；有的则认为这是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的恶毒策略。历史果真如此吗？
东抚任内对义和拳的态度。一八九九年，平原拳教斗争开始时，参加仇教活动的拳民为数不多，地方当局并非无力镇压。署平原县令蒋楷主张镇压，“上请示通禁之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354页，以下简称《义和团》），而“抚批久不下”（同上355页）。事后，毓贤承认这是由于在民教纠纷中，“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蠹役陈得和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义和团档案资料》35页，以下简称《义档》）。因此下令收禁陈得和，释放被拿平民，奏参革职署县蒋楷，揭参“弹压查办，实属孟浪”的营官袁世敦（《义档》36页），并指出：东省民教不和，咎在教士、教民欺压平民，而地方官“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百姓遂多不服，因而闹教生事”（《义档》39—40页）。可见，毓贤对以义和拳为骨干的反洋教斗争，是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的。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等人加以残酷镇压，但又如实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平民屡被教民遇事科罚不平”，故起意纠众“滋闹”（《义档》41页）。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妖人”，主张一味镇压的态度是有明显不同的。
在蒋楷所写的《平原拳匪纪事》中，对毓贤不支持他镇压义和拳表示不满，他说：“初抚部主张拳会，闻平原之禁之也，怒。见致历城两电，而大怒。及听拳匪偏词，……而其怒遂不可遏”（《义和团》1·360页）。因此拳民有持无恐地说：“巡抚为我，知县加我何”？“设厂至遍城内外”，使蒋楷气愤地说：“当事爱拳匪如子（《义和团》1·355页）。这固然是夸大攻击之词，但也反映出毓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义和拳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晋抚任内与义和团的关系。一九○○年三月，毓贤抵山西巡抚任后，“接见属员，屡言杀洋灭教之事”，府县申报反教拳民为“拳匪”，毓贤“痛斥之”。并对司道说：“义和团确系义民”（《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19页）。六月二十四日接到宣战谕旨后，毓贤立即召集义和团，并邀“设坛于抚院前，受人拳术”，“大师兄出入抚署，无敢阻之者”（同上）。毓贤告示说：“传习拳勇，借此可以化弱为强，原所不禁”（《义和团》1·506——507页）。六月二十七日府城爆发焚毁英教堂事件时，“毓贤偕司、道、府、县往观，袖手不救”（《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1页）。认为“此案先由华教士开衅，激怒众人，咎由自取”（《义和团》1·503页）。使山西“通省之民，半成拳党”（《义档》1·079页）。“先后焚天主、耶苏两教堂共九十余处”，“被杀之英、美、瑞、义、比、荷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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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共一百五十余名”（《义档》1·233），成为反洋教反侵略斗争比较猛烈的一个省。实际上毓贤在一定程度上曾领导了山西反帝爱国斗争。
毓贤对“民教不和”与义和团的基本看法。一八九九年四月，毓贤接任东抚后，奉旨查询所谓“虐待教民”问题时，他颇有见地的发表了关于民教不和的历史演变及其真实原因的看法：
“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被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抵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尝，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己，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见，知之甚确者”（《义档》24页）。
应该承认，上述就贤“耳闻目见”的情况，已经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他的基本看法是：“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谋立拳会以自保身家者”（《义档》39页）。所以拳民是良民，拳会不是邪教。至于“闹教生事”，则系“教民欺压平民太甚，以致群起不服，盗匪乘机窃发”（《义丛》第二辑51页）。“其中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义档》40页）。承认“闹教生事”，多数拳民是没有责任的。
其次，在民教斗争的基础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毓贤对锋芒完全向外的所谓“真团”是同情和支持的，宣战后不但公开加以赞扬，且寄予很大的期望。对所谓“假团”，则“严拿重惩”（《义和团》　1·507页）。这也从他所颁布的许多布告可以看出。如在山西所出六言告示说：“义团乃是义民，忠义奋不顾身，只知赤心保国，所凭正直尊神。一心杀洋灭鬼，绝不累及好人”（《义和团》158页）。庚子年七月五日的布告指出：“现在义和拳民，并不乱杀泄愤，所有一切财物，秋毫皆无所损。如有乘机抢掳，即系土匪土棍”（《义和团》1·507页）。他主张抵抗外国进攻，要“与义和团联络声势，相机办理”，才能“克建大功”（《义档》182页）。山西绅民担心毓贤离晋后“恐省城不保”，毓贤告以“有义和拳共图捍卫，似可无虞”（《义档》319页）。
毓贤在八月八日的札示中指出：“照得义和拳民，本系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故“遵旨招集”，声称“非有偏爱于拳民也”（《义和团》1．497页）。可见毓贤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联络义和团共御外侮。共御外侮这个局面的出现，都是由客观矛盾所决定的，决不是哪一个人的阴谋所造成。当然，在联合斗争中除了共同的目标外，不同的阶级也都带有本阶级的要求，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总想把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完全纳入巩固封建统治的轨道，从这一角度来看，说是利用也是可以的。但毓贤并没有隐瞒这一阶级意图，他的言行是一致的。看不出有什么阴谋欺骗，或“恶毒策略”。
盲目排外与反抗侵略
许多同志也承认毓贤收抚义和团后，运动迅猛发展。但认为毓贤的阴谋是尽量把运动引导到绝对排外方面去，使它染上迷信色彩，竭力煽起“拳民”和“教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以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
诚然，作为“顽固”著称的封建官吏毓贤，存在有“洋人传教，邪术迷人，毒害中土，灭绝五伦”（《义和团》1·507页）。“洋教肆虐，触怒神人”（《义和团》1508页》。相信义和团“所凭正直尊神”（《庚记》264页），刀枪不入。甚至“不分男女老幼”，大批屠杀在山西的外国人，并支持团民一次杀死□拉齐所属教民九百余人，还得意地宣称：教堂“经义和团神火焚烧，倾刻烈焰飞腾”（《义档》438）。这都说明他的确存在浓厚的封建落后思想和排外偏向。但也不应苛求古人，以偏盖全地说他的行动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反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其实，毓贤也并非始终煽动团民仇教和盲目排外。
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抗侵略的内容。反洋教运动是义和团运动初期重要的斗争形势。毓贤支持拳民为骨干的反洋教斗争，支持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我认为他的盲目排外中却含有反侵略的内容，这是不能抹杀的。
毓贤七月九日诱杀山西四十四名洋人，确是事出有因。根据他的报告说，晋省传教士自闻津沽开衅后，“即有煽惑教民，聚众蠹动情事。”六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民焚毁省城东夹巷英教堂后，“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当时“民心徨徨，日夜惊扰”。毓贤“恐其一旦乱作，滋蔓难图”，“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乱省城，以图一逞”，所以决定将洋人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全部杀死，“以彰国典而靖人心”（《义档》281页）。在对外宣战之时，传教士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经毓贤“访证明确”后将他们“拿获正法”是可以理解的”。且第二天即“奏明在案”（《义档》504页），经□批认可。当然不分男女老幼，全加诛戮，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只能说是扩大化，并非都属枉杀。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毓贤的震惊和愤恨。“胶州湾为德所占据，毓资亟愤之”（《义丛》第一辑134页）。一八九九年接任东抚后不久，法兵在兰山、日照“焚烧民房”，“枪毙民命”，他气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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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凶横，实属有乖睦谊”（《义档》23页）。同年，他再次议结□属教案后向清庭报告说：“伏查德人阴谋诡计，极为叵测，动辄以不关紧要教案，借为开衅之端”（《义档》31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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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六日在遵旨复陈东省现办教案并无偏袒折中中又指出：“彼族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反谓虐待教民”。这时毓贤对洋人、教士虽很不满，但并不敢与侵略者决裂，自称“奴才遇事斟酌，小事迁就，以顾大局”（《义档》40页）。不过他已经看出“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这是他后来支持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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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的思想基础。可见，毓贤正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列强加紧侵略，日益引起不满，产生“排外仇教”思想，继而主张抵抗侵略，保卫大清封建王朝。他浓厚的封建顽固落后思想对其“排外仇教”当然也起作用，但毕竟属于第二位。所以说，毓贤的“排外仇教”思想和行动含有反抗侵略的爱国内容。
许多行动并非反对资本主义新事物，而是反对列强的侵略。从宣战后毓贤的一系列行动来考察，也可以看出他不全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有不少是抵抗侵略的正义行动。如当他接到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当天，即上奏遵旨招集义和团，“以备缓急之用”。主张坚决抗战，“以申天讨。”认为“民心甚坚，兵威克振，务宜一鼓作气，□奏肤功。”建议“如臣工有以议和之说进者，请即批饬不行”（《义档》181页）。并提出“水军彼长于我，陆军则我胜于彼”。“计莫若以我所长，制其所短，各口岸均严设陆军，节节妥为防守，亦以逸待劳之上策也。”批评“近年来，南北洋水师徒耗国帑，一旦有事，皆不足恃，甲午中日之役，可为殷鉴”。还提出启用董福祥、联络义和团，加强沿江、沿海各炮台的防守，严禁各口岸兴贩出洋等许多积极建议（《义档》182页）。应该说，毓贤是一个够得上称为抵抗派的人物。
毓贤与洋务派大官僚对帝国主义侵略、义和团运动态度上的分歧，也是他们之间爱国与卖国的分野。在民族矛盾尖锐化，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毓贤与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官僚，对义和团与外国侵略者态度的分歧表面化了。
与帝国主义关系较少、思想比较顽固落后的毓贤，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严重威胁下，感到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为了要“固结民心，抚辑穷黎起见”（《义档》32页），曾拨款一万余两抚□兰山、日照被法兵滋扰的乡民。支持山东大刀会练拳时，他不但“赏以银两”，并鼓励“善学尔术，将为国家之用”（《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0页）。倡言“当今国事日坠，由于民志未伸。如今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捐盗也”（《义和团》1．263页）。毓贤在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面前，愿意一定程度的联络人民反抗侵略的思想和行动，还是比较坚定的。直到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他在九月一日的一个奏折中，仍坚持说：“窃以时事暂虽艰危，亟宜收拾人心、固结根本为第一要义”（《义档》536页）。
与毓贤的态度相反，如袁世凯就一口咬定“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19页）。反对联络，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义档》95页）。刘坤一认为义和拳“名为忠义，实则叛乱，专为国家挑衅，断非良民”（《义档》112页），“似应一意主剿”（《义档》121页）。李鸿章当时曾五次电奏“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义档》317页）。当清庭对外宣战后，这伙洋务派官僚却公然与帝国主义订“东南互保”条约，联合帝国主义各国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毓贤在对待义和团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与袁世凯等洋务派官僚的分歧，是民族矛盾尖锐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分化所促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OO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毛泽东选集》295——296页）。
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一八八八年，毓贤在曹州知府任内，一年多就残杀了大刀会二千余人，被称为“善治盗，不惮斩戮”（《清史稿》毓贤传）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也继续镇压过一些团民。所以许多同志断定，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是假支持真镇压，他所采取的手法是反革命两面手法。
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确有两面性，既有支持的一面，又有镇压的一面，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忠实奴才的毓贤，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当义和团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时，他便认为是“真团”，而加以支持；反之，当义和团被认为危及封建统治时，他便视之为“假团”，加以残酷镇压。怎样判断拳民之真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以滋事不滋事，守法不守法为断”（《义档》498页）。凡“一心灭洋杀鬼”，只知“赤心报国”的，就是“真团”、是“义民”（《义和团》1508页）。而“动辄闯入衙署，索取刀械、粮物，恣意陵侮，甚且乘机抢掠，寻仇劫杀”的就是“土匪”，就是“假团”（《义档》398页）。据毓贤八月八日批札说，山西阳曲、榆次、太原、平遥、介休、赵城、洪洞、临汾等处，都有“土匪假冒拳民滋事”并“均予立正典型，不稍宽□”（《义和团》1·497页）。可见范围很广，为首的均被镇压。实际上这些不但不是“假团”，而是反侵略反投降最坚决的优秀义和团民。这是毓贤对劳动人民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应该加以批判的。但毓贤支持或镇压义和团都是有条件的，他事先公开宣告，经过三令五申，并非欺骗，不好说是反革命两手。这是他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既仇视洋教洋人，又敌视劳动人民的两面性所决定的。他始终是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忠实奴才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进行表演的。
毓贤被清庭下令正法时，当兰州绅士认为“实系冤枉”，准备代他请命，毓贤却加以劝止，说“君教臣死，不敢不死”，认为“身为大臣，理当奉法”。他对自己被处死原因的看法是：“贤在山东、山西巡抚任内，办理教案，未能庇护彼族，……奈彼族要挟不已，必欲杀贤而甘心，故今日致贤于法，非出朝庭本意，实有万不获己之苦衷，贤所仰体而默喻者也”（《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3页）。他至死还念念不忘“君恩”（《义和团》1·327页），忠君之忱，跃然纸上。可见毓贤是一个可怜的至死不悟的清朝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请政府对外投降的牺牲品
八月十四日联军攻陷北京后，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积极准备投降议和并下令公开镇压义和团，以表明其求和的诚意。
要议和，首先碰到的是惩凶问题。各国均“先办祸首，后再开议”相要挟（《义档》842页）。法、德、英在华使领人员向刘坤一表示：“毓贤、董福样情罪龙重，必须骄诛为言”（《义档》786页）。俄国使臣更提出“毓贤、董福祥情节最重，无可赦免”（《义档》742页）。
毓贤成为帝国主义要求惩办的罪魁祸首时，洋务派官僚也借势推波助澜，一再要挟清庭屈从。议和全权大臣奕□、李鸿章更是秉承其侵略者的意旨，不断向清庭施加压力。先在十一月初转达外人的要求是：“先办祸首，十一人一律正法”（《义档》749页）。十二月又提出将毓贤等六人“尽法惩治”，以保全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再让步，对毓贤等人的处分不断升级。致使最后毓贤的罪状是：“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残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荒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义档》939页）　。
清庭为了“俯从和议”而杀毓贤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了一些官吏的愤慨与抗议。翰林院编修张星吉、户部主事李经野、补用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等人上书反对和抗议。张星吉等还恳求“贷其一死以为天下臣子之尽忠尽孝者劝”（《义挡》856页）。杀毓贤的消息作到兰州后，兰州绅士张贴告白，“约会群众，代为请命免死”。但当时朝庭既已决心投降，这些微弱的呼吁虽义正词严又何济于事。毓贤“知事无益”，“自知其死之正大光明，嘱群众勿阻”（《义和团》1·327页），“使贤光明正大守法以死”（《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3页）。二月二十四日被斩于兰州，结束了他的一生。
综观毓贤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言行，他是一个有爱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于他联络义和团反对侵略的爱国表现应予肯定，不能因其有顽固落后的封建思想和盲目排外行动而加以全盘否定；对于他镇压部分义和团民的反动表现应加以批判，但也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支持义和团这一事实。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202，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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