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先驱－－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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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振兴中华的伟大先驱－－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而作

孙中山离开我们已经整整７０年了。这个时间不算短，但中国人民一直深情地怀念他。每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南侧总要竖立起他的画像。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众多历史人物中，没有别人能够像他那样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对中国人产生那样大的吸引力？根本的一点，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中国来说，孙中山代表了一个时代。他是从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中国那个时代的杰出民族英雄。他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先驱。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他不屈不挠地奋斗了整整一生。
中国人常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当中华民族正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走近２１世纪的时候，抚今追昔，我们又怎能忘却这位为“振兴中华”贡献出毕生精力的巨人呢？
呼唤“振兴中华”
“振兴中华”这个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的心的响亮口号，是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创立兴中会时最早喊出来的。
当年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对今天许多年轻人来说也许很难想象。那时候，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和封建势力野蛮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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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山河破碎，兵连祸结，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多少次反抗斗争都失败了。长夜漫漫，仿佛看不到尽头。
孙中山是广东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１２岁时，他随哥哥到了檀香山。长期的国外生活和接受的系统近代教育，使他对中国的衰弱、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有着更强烈的感受。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些动情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满腔悲愤。
孙中山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因祖国的悲惨境遇而痛苦，但他又充满着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没有半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常见的那种民族自卑感，更没有丝毫的拜倒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和媚骨。他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十分乐观，在１９０４年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信中写道：“拯救中国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第二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又热情洋溢地指出振兴中华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想一想那时中华民族正被世界上一些人视为“劣等民族”这种境况，重读孙中山这些火辣辣的语言，到今天依然能激动人心。它在当时对人们的那种鼓舞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只凭单纯的热情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揭示出造成这种现状的症结所在，指出前进的方向。近代中国面对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公正。孙中山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正是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社会现象中抓住了要点，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近代中国需要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尽管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完全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但它终究在中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他以前和辛亥革命时其他思想家也许在某些问题的认识深度上超过了孙中山，但从总体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或替代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孙中山对他的三民主义又作了新的解释，有了许多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个新解释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他自己虽然没有使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的语言，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确是他一生奋斗中总结出来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为了“唤起民众”，就要“联共”和“扶助农工”；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从当时来说，就要“联俄”。这三大政策自然不是如有的人所说那样是什么一时的对策，恰恰相反，正是以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所得出的这两条根本经验为出发点的。
可惜，孙中山的思想来不及再得到发展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５８岁多，否则，他大概还会前进的。
对中国现代化的构想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他曾认为在中国从事建设的主要障碍已经扫除，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了。所以在民国成立后的最初一年里，他许多次地谈过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设想。几年后，他在《实业计划》一书里更详细地勾画出一幅想象中的现代化中国的蓝图。其中当然有很多空想的成分，但毕竟包含着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而且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国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在１９１２年说到：“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２０万里铁路。在《实业计划》里，他又把北方、东方、南方三个大港的建设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用作“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他设想以这三个大港为枢纽，修筑铁路和公路，疏通河道，向内地辐射，在沿线设立新的商埠，增加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基础设施搞好了，中国实业的发展才有可能。他特别重视农业、原材料、能源等部门的建设。他说：“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也。”“煤、油、电者，实业之用也。”“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对外实行“开放主义”，或者叫“开放门户政策”，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看到中国从事经济建设面对着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方面的困难，因而提出：“款既筹不出，时又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对利用外资的具体办法，他提了三条：“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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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对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这个原则问题抱着十分清醒的态度。他毫不含糊地宣称：对外开放“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
他这些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民国初年，中国那样穷，那样弱，国内状况那样混乱，国际地位那样低下，要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取得国外的大量援助，事实上并不可能。无情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孙中山陷于巨大的失望痛苦之中。但他这些设想中的合理因素是不可抹杀的。在近代中国，一个爱国者既要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又不能因循守旧，闭关自守，而要敢于面对世界，善于汲取国外的长处，迎头赶上。孙中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远大眼光和非凡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为了振兴中华，孙中山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他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孙中山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又很重视精神建设。１９１２年他在济南的一次讲演中说：“然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以后，他在《孙文学说》中更明确地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他所说的“心性文明”，指的就是精神文明。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缺一不可的。虽然他所说的精神文明的内涵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有许多不同，但他那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不仅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重视整个社会的进步。他在１８９６年曾到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考察了近一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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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１９０３年１２月，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指出：“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直到晚年，孙中山始终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穷苦劳动者的境遇，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好朋友，这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既然孙中山这样强烈地憧憬着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为什么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是革命而不是建设，到后来还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样的话来？他错了吗？不。只要看看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就可以理解。
孙中山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如果用和平的办法能够实现他的理想，他宁可作出和平的选择而不会加以拒绝。只是在这条路走不通，而中华民族又已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现实面前，他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而又是正确的选择。
在孙中山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这条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走得通。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上书。但李鸿章连见都没有见他。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一心想全力投入实业建设。前面所引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种种构想，大多是在这一年所说的。但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想得太天真了。只是当袁世凯暴露出他的狠毒面目，包括派人暗杀醉心政党政治活动的宋教仁后，才使他猛醒过来。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建设的道路仍是走不通的。于是，又迫使他再次起兵反对袁世凯。
这以后，又有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奋斗。但他一时还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来，也没有能同民众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斗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了。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在上海作了一篇题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他说：“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抛开。”“八年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这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他当时指出的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几年后，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他的认识又跨进了一大步，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孙中山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革命中度过的。这不是出于他对革命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更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而是从他经历的无数次痛苦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完全应该那样做的。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展开大规模建设工作后，再搬用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种错误再也不能重复。但是，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也不能把我们适应当前现实的做法随便套用到以往的历史上去，认为以往的革命是不需要的，是多余的，甚至以为它对建设起了破坏作用。有这样看法的人当然很少，但实在荒唐可笑。讲客气一点，至少是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今天不同，忽视了中国近代的实际国情。如果当时用和平方式真能解决问题，谁还会不惜抛头颅、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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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去投身革命呢？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道路。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奋斗并取得成功，就谈不上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大家不是都主张要实事求是吗？这样看可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结 语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奋起旅程中三个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２０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就是要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重新振兴中华，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富裕起来。但是，这个目标并不是靠一两次冲刺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先进分子为它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就像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接过棒来的不停步的接力跑。孙中山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优秀代表。　
孙中山的许多看法，包括我们前面所引的不少原话，有些同我们今天所讲的似乎很相近。这并不奇怪。从他讲这些话时到今天，中国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但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它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些时间内就会变得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先驱者中那些有远见卓识而又切实地研究过中国这个客观实际的人，对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说出一些同我们相近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些好的见解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注意到。因此，对先驱者们在这块国土上进行过的思考，对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只是对以往历史的回顾，常常还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当然，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时代和国情，使孙中山有可能提出超越前人的新思想；而历史条件的局限，又必然给他的思想带来一些不准确、不严密、不全符合实际的地方。今天，中国人民在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过当年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更重要的是，经过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长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取得了使整个世界感到惊讶的巨大成就，正朝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加深切地追念起先驱者们的历史功绩，并把他们留下的遗产作为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一种力量。
【资料来源：《求是》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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