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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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一九八○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
人们应当记得，这次被称作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曾经近乎戏剧性地成为一时舆论注视的中心。
今天，人们已有可能冷静思考：戚本禹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题目来为当时的“批判”点火？人们更有理由向历史的深处探究：究竟应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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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识义和团运动？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因此，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点粗浅的探索，期望能得到史学界的批评。
一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了避“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之嫌，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禁区。
其实，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之前，农民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力量。他们手握刀矛农具，面对着用快枪大炮武装的帝国主义者，把克敌制胜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神仙上帝，是不足为奇的。义和团就是这样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
时人记述：“京城演习义和拳者，童子居多……经师传授符咒，即有某仙附体，或某神附身。立即武艺精通，身体灵爽”（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下称翦书〕二四○页），若练到“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五页）。
义和团的保护神颇杂，质诸其咒语可见：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四四九——四五○页）
义和团所请诸神中，尚有“封炮王”之称。“封炮王”名号不见经传，应是大师兄造神的结果，因为需要封住洋人大炮使之不响。此外，玉皇、如来、姜太公、诸葛亮、关羽、周仓等等，也都是义和团的保护神。红灯照因系女性组织，保护神则是观音、樊梨花、刘金定之类。
义和团的保护神大抵可分三类：一、道教神；二、佛教神；三、小说戏曲中的人而神者，或武艺高强者。
中国农民一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所能接触到的思想文化除宗教外，大多是通俗的小说戏曲。对文盲充斥的中国，民间戏曲影响更大。义和团受戏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原怀来知县吴永，曾叙述他同义和团打交道的情景：
“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翦书Ⅲ三八七页）。
有的大师兄在公开场合走路都模仿戏剧台步，互相对话也“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同上，第三八九页），有人干脆“小结束，戴英雄帽，如剧台所扮黄天霸者”（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翦书Ⅳ四四五页）。
但是，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中国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铺平这条斗争的悲壮道路。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分析戚文以及其它一些论著都交口称誉的那种义和团的勇敢精神。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勇敢精神尽管本质上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但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当时电讯报道：
拳众“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四九页）。
我作为中国人，骨髓里也难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但看到这类“勇敢”被论者津津乐道，仍感到这与办丧事时听人喊“恭喜”实无区别！
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最多，在戚文中备受吹捧的也是他们。他们“年长者约年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同上，第一九九页）。这是因为青少年单纯对迷信的虚妄更少怀疑，更容易相信神咒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但是，念咒敌不过枪弹毕竟是现实，老师师兄经过实践是懂得的。“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八页）究竟奥妙何在？义和团解释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人多信之”。而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同上）。所以，尽管义和团死伤惨重，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曹福田一样，败即隐匿，反不若清军将领罗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瑷珲，慷慨赴死，更不若聂士成扼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但我们中国人一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张、曹是“群众运动领袖”，是需要为“革命”讳的。
关于义和团的纪律，时人记述不一。大抵主剿者一般都说他们是打砸抢抄杀，无恶不作的“乱民”、“土匪”；主抚者则又把他们描绘成“秋毫无犯”的义民。实际上，义和团初起时的纪律是严明的，但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自觉纪律。加入义和团，老师师兄一般都要戒之以不贪财，不犯法，如违犯戒律，神不保佑，就会被枪炮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有资料记载说：
拳众“一中枪炮辄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以此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六页）。
但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持纪律是不会长久的。加以后来参加者良莠不齐，农民又不可能无私，抢教民财产自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见店铺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辇之而去。见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　（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七页）。而且对贪财即死也发生了怀疑，团中有人甚至责问：“老师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这种蒙昧的约束一经怀疑，不仅纪律难以维持，而且“自此党类多暗中解散者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九页。）
在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的封建迷信色彩就更为浓厚。文化革命前研究义和团的涉及“红灯照”者甚少。“红灯照”实际是由于戚文鼓吹而大行其时的。此后即有文章称女红卫兵为“毛泽东时代的红灯照”（《解放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而且“盛赞红灯照誓把头号野心家批倒批臭”（《光明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且不说戚本禹始作俑是要把青少年引上邪路，就史实说，“红灯照”也不全然如某些著作所说是什么劳动妇女武装反帝的战斗组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义和团首领们用来蛊惑人心的迷信工具。“红灯照”参加实战的直接记述资料甚少，有一些也多是文学资料。　有的文章说“红灯照”“不梳头”、“不裹脚”去杀洋人。其实不确。事实是：
“团忽出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人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且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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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七页）
要妇女不出门，甚至脚不沾地，坐在炕上，是担心妇女出来会冲破义和团的法术，哪里是要妇女去杀敌！相反，有关“红灯照”的资料，大多说明是借迷信神术来使人保持必胜信心的。如：
“又取十八岁以下至十二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六页）。但当时狂热愚昧的人们，对此则是只会感到鼓舞，而不会怀疑的。
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被说成神通广大，“能治枪伤，应手即愈”，而她用以治伤的药却只是香灰。因此如治疗无效，就只好怪“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翦书Ⅱ三六页）。她还曾用手巾包许多小螺钉示人，说是“吾暗中从洋人大炮上盗来者，于是皆惊为神”（同上）。但实际是从铁铺买来的。
迷信和谣言结合起就更能蛊惑人。“是时谣言，且谓大师兄已遣红照罩飞往各国，阻其来兵；然后从事中国，租界不难一扫而平”（管鹤：《拳匪闻见录》，翦书I四七○页）。又云红灯照能“步行水上”，习此艺“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四四页），甚至可以把外国京城烧毁。正因为如此，团中“红灯照”地位甚高，虽然“□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但男子汉反“自谓不如”（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八页）。实在是他们不仅需要冥冥中的众神保护，而且还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制造出具有超人神术的人物来使众人相信自己必胜。《清史稿》称：“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卷四六五，一二七五六页），当是如实的反映。
由于这类迷信的蒙昧作用，义和团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初起时那种死不旋踵，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面前还是打了败仗，当然也就无法持久地保持原先的勇敢精神。先是找理由搪塞：“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三页）后来发展到有意避战：“裕（禄）日促张（德成）出督战，张皆以时未至辞。强之，不得已，始一行，然亦惟率众出东门，绕从北门人，极不敢越城东南一步也。而归则张大其词以惑众。”（汤殿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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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拳祸遗闻》，翦书Ⅱ六九页）甚至还出现杀良冒功的现象。
如此情形，不能不失人心。义和团初起时，人民踊跃支援，供应食物。但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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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翦书Ⅱ三五页）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九页），加上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八页）。
不仅不能取胜，封建迷信的无效和农民的无组织纪律更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涣散解体，成为不可避免。运动的前期，就出现团民因“伤亡既众，多不服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三页）的情况。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二页）。封建蒙昧主义与小生产的习性使义和团根本无法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后来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面前迅速崩溃瓦解的命运。如：
天津团民“闻宋军杀团，始各惶惧，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惟城内各团，尚自称随大军出战，然亦无几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六页）
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除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东直门一带进行过抵抗外，城破之日，并未发生真正的巷战。义和团的微弱抵抗与它的人数极不相称，联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计算，义和团当时在北京“城内设坛至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但是，“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五○三页）。京外义和团虽然进行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义和团起时如烈火燎原，散时如瓦解冰消，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而是旧式农民运动悲剧性的必然归宿。但是，戚本禹为了给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磨盘注水，不仅需要为历史上的这个群众运动隐讳他认为不光彩的一面，而且还需要给它抹上现代群众运动的理想色彩，需要把迷信当革命性吹嘘。对戚本禹之流来说，历史只是现代政治运动的婢女，与科学是无涉的。
二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大多数斗争的爆发，则直接是由于教士野蛮凶残的压迫与教民的跋扈欺凌所导致。教士教会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痛恨。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教堂遍布各地。“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三五页）外国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甚至可以以巡抚自称，动辄挟持地方长官，霸占田产民房，包揽词讼，甚至直接杀人。在教士的纵容包庇之下，不少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但是地方官怕得罪洋大人，对教士教民总是曲意维护，小民冤痛无处伸诉，不得不奋起反抗。所以，《东平教案记》的作者柳堂虽称团为“匪”，也不得不承认“庚子拳匪之乱，固百姓怨气所致，亦地方官有以酿成之也。”（翦书I三六五页）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决不是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胡诌的那样是毫无来由的乱民暴动。他们的反抗是正义的，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是，如果把义和团斗争的一切行为一概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性质，象戚文那样，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也大加煽惑性的“赞扬”，那只能是别有用心。无疑，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同它的反帝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应当说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文化方面的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他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对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是不甚了了。有人记述山东的情况：“时德人方将布铁路，插旗买地，土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将为联庄会，齐向洋人拼命云。”铁路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但农民不惜拼命反对的着眼点是担心铁路会使沿线“禾稼皆死”，影响其直接利益，“然路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土人毫不能解。”所以目击者预料：“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书I四一○页）这种估计，是不能全然视为谬说的。
当时农民群众的思想是如此的落后。而煽动盲目排外和蒙昧主义以诱使义和团运动走入歧途的顽固派士大夫的思想就更加落后、反动了：“此派之人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表面看来似乎反帝很坚决。但“渠之仇视西人，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中外日报》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翦书Ⅳ一八○页）
农民与顽固派排外的不同之点在于：一者因受到更深重的灾难被迫反抗，一者则是要杀尽洋人“而后闭关而治，复我太平”（《中外日报》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翦书Ⅳ一八一页）；一者是梦想恢复小农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一者是要恢复腐朽反动的而且是闭关的封建统治。也许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使如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特定的条件下走上历史的汇合点来共同排外。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一起来，那是因为它们有同一性，它们对帝国主义缺乏了解是如此的一致，就是一个例证。大学士徐桐见义和团杀洋人即大喜，谓“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卷四六五、一二七五○页）中国要强盛是如此之容易。在义和团看来要战胜外国侵略者也并不困难：“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一二页）
认为只要破使馆，烧教堂，杀使臣，毁铁道，就可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这当然是不会达到反帝目的的。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蹄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蒙昧却是备加赞赏的。
似乎经常被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所以，他们在同“洋人”入侵对抗时，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如：
“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六页）又如：“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八九页）。“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五页）。再如：
义和团以揭帖声称，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一四页）。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首先攻击对象，而这并非全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同时，为了表示同“洋”决绝，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掀起了一阵改名风。如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其意盖谓扶清也”（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八页）。
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子，当然要不加区别地杀完，“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七一页）
对于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以及为虎作伥的教民，义和团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那是完全正当的。但如若认为被杀者都是外国侵略者或中国的奸刁恶棍，却似乎是缺少分析的。有统计说，庚子被杀教士男女七十八名，他们的二十九名小孩就同遭池鱼之殃（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九二页）。教民被杀者相当多也是无辜的。如太原被杀教民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太原近郊杨家堡被杀教民王扁牛（女）九岁，王保小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满一岁（《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翦书I五一三——五一八页）。甚至连“西天主堂墓地”也“悉遭发掘”（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七页）。
马克思曾说，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六七页）。这好像也是针对义和团而写的。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更不能如戚本禹那样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来概括，应当说它正是具体反映了封建蒙昧主义给这个运动带来的落后性。
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马克思称帝国主义的这种作用，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六八页）。它一方面执行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亚洲的旧式社会；另一方面又在执行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最终摆脱侵略，取得独立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性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写道：“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七○——七一页）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的生产方式是同侵略者的炮舰一起强加给中国的。而要摆脱外国炮舰的侵略则又必须使外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生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新的阶级和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完成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历史使命。但是，如黎澍同志所说：“中国的政治权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不仅没有认识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积极为之倡导，而且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抵抗，以维护封建生产方式使之不致发生改变。”（《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处于小生产地位的农民，由于“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六七页），他们为维护生存，也会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排斥。义和团烧铁路火车，“顺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七页），就是很必然的了。李大钊在义和团爆发后二十年写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是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李大钊选集》二九八页）这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宫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做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六十七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是义和团的反“贪官”问题。戚文及其它一些论著都提到义和团的口号：“先砍洋鬼头，后把贪官揍，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因而断定他们是反贪官反封建的。但史实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义和团要杀的贪官，是指改良派、洋务派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这些人当中固然多有既贪污又卖国者，但他们遭到义和团的仇视，却主要是因为此辈主张改良，或者提倡搞洋务，某种程度上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主要并不是因为贪污卖国。而如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等封建顽固派，即使他们再贪污，再卖国，义和团并没有着重加以反对，相反却受他们的愚弄和操纵。且不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六一页），是载漪等出自宫廷权力斗争需要的创造，当时山东民间流传“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书I四○九页），也并不是他们比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更恶劣，而是因为他们同改良、洋务有关。史料云：“候补侍郎胡□□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拳匪欲杀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五——一六页）。官小如涿州车站站长，“一家均被杀害”，也是因为铁路是洋务的重要内容。有目击者言：因“途中遇见官长，亦谬为恭敬之状。唯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三七页）。
所以，把义和团反光绪，反“贪官”看作就是反封建，这在一般人实在是一种误解，而在戚本禹则是要煽动无知的青少年起来打倒主张现代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走资派”。改良主义与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史学界似已渐成公论。对此极端仇视的义和团运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其作用究竟是属于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现在是应当加以分析和澄清的时候了。
三
义和团运动由自发到被控制，显然表明他们对控制利用自己的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蒙昧主义，在近代史上是引人瞩目的。
文化革命中有文章称义和团为“震惊中外的伟大造反运动”，但就其高潮阶段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它说明，旧式的农民运动即使在反帝斗争时也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去反帝，他们反帝的代表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六九三页）。是慈禧一伙封建顽固派。
义和团的口号从“灭洋抗官”到“扶清灭洋”，一般认为这是其早期领袖们的策略转变。但就这个运动的高潮阶段和参加这个运动的广大群众，包括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领袖来说，“扶清灭洋”却是代表运动主流的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是要“挪位让真龙”，并非反封建。他们可以拒杀官兵，但并非真要反叛朝廷。他们的认识是：“一班赃与污，竟把清朝弄坏，不料洞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翦书Ⅱ一八八页）
所以，他们还向朝廷宣告自己的忠心：“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二○页）
他们甚至在乩语中还让三国的关羽愤慨邪教“欺压我大清太甚”（义和团《揭帖》，翦书Ⅳ一五一页）。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要“扶清”、“保清”，实际就根本不能“灭洋”。看不到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清廷的专制、腐败和对外投降。义和团主观上当然无法懂得这些，这也正显示出这个运动的蒙昧与落后。如果考虑到前此五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开始酝酿变法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康有为已主张君民共治，激进的谭嗣同甚至直接向君权挑战，指出君由“天下共举”，则可“共废之”（《仁学》下）。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成立兴中会，开始积极进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相形之下，义和团运动就更加显得蒙昧和落后了。
正是由于这种落后与蒙昧，义和团才有可能被利用。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利用，实行“东南互保”以外的整个中国北方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只有这样来观察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戚本禹的文章说义和团高潮时势力强大，控制京、津，北京守城门的士兵都为他们“喝道开路”，各官府衙门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他着意回避了这一切都是在“奉旨”的背景下发生的，他忘记了义和团的产生尽管有其深刻的根源，但它能烈火燎原般地形成高潮，却也正显示了“圣旨”与官意对皇权主义者的农民所起的作用。史料表明：天津方面，随着清廷称义和团为“义民”，直隶总督裕禄“迎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署，黄轿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练拳从之者尤众”（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五页）。裕禄向朝廷保举曹、张等“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均尚可用”。“自是各匪首，更骄横无忌”（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记事》卷上，翦书Ⅱ三○页）。
津郊各地，本来加入义和团是自愿，甚至取保才能吸收，但自裕禄接见之后，“乃喧传张曹两师皆蒙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翎，于是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钱。有不愿者，合家性命不保，小民不知其伪，且见焚杀任意，官未尝禁，不能不信而附从。”（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六页）
北京的义和团自被默许入城后，由于有“圣旨”撑腰，更为气壮。庄亲王载勋等，被任命去统率义和团。老佛慈禧不仅亲下“懿旨”，对义和团表示“心甚喜悦”，而且不断赏银；义和团向官方挂号后即称“奉旨义和团”或“官团”，户部则“月赐太仑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于是“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他们不仅“百十为群，扬言奉旨逐杀洋人”（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二七页），而且权力大到“一纸书可启内城门”，能“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迫使“京朝官纷纷南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
义和团的权力如此之巨大，并非他们真的从统治者手中夺得了这种权力，而实在是出自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默许和支持，许多地方的情形更能说明这一点。不少地方官对义和团本来是“始终严禁”的，但“百姓只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柳堂：《宰惠纪略》，翦书I三九九页），朝廷褒奖义和团的圣旨一下，一些地方团民便以“旨意”为依据，强迫地方长官到坛焚表，向其索取军械粮饷。中国的地方官一向是不怕百姓，只怕“圣旨”的。义和团既然有中央最高当局支持，地方官吏也只好曲意顺从。时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州县奉承，处处棘手”，“迨至六月半，势如燎原，几至不可扑灭”（同上）。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个别地方的情况，而且可以说是反映了义和团发展的一般情况。
义和团在高潮时既然变成“奉旨”的群众运动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反帝任务。“圣旨”一改，这个运动就难以进行下去。清廷本来是称义和团为“义民”的，“及北都沦陷，乘舆播迁，太后恨义和团刺骨，……于是指义民曰拳匪，……禽斩略尽，不复能蠢动矣”（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五二○页）。随之，“上谕”也改换腔调，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中外日报》一九○○年九月十八日，翦书Ⅳ二三一页）。义和团也就从“莫敢谁何”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了被剿杀的深渊。
中国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先是被袁世凯之类血洗，继之又被利用来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洋人枪炮，后来又在老佛的“懿旨”下被“禽斩略尽”。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时人说，义和团“固良民也，彼以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驱诸必死之地。”（管鹤：《拳匪闻见录》，翦书I四六七页）八十年后重读义和团的史料，他们的民族精神固然使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思想愚昧与命运之悲惨却又不禁使人扼腕叹惜！
如果上述只是表明义和团无法认清封建统治者同人民大众的真实关系，那么，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矛盾，宫墙外的愚民就更显得蒙昧无知了。
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完全是出自宫廷阴谋的需要，出自权力斗争的需要。戊戌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囚光绪于瀛台，杀“六君子”于菜市口，迫康梁窜海外，守旧顽固派全面得势。但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结束。为防备慈禧死后光绪重新当政，顽固派在政治上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将光绪连徒具虚名的帝位也一并废掉，同时全歼新党，于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解决这场斗争便成了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时论分析说：“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中外日报》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翦书Ⅳ一八○页）。应当说，这种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的。
慈禧当然是这场宫廷权力斗争的主谋。她在施展这场阴谋时，最感不便的却是“洋人”。本来在顽固派眼中，所谓“新政”都是“洋人”所嗾使；光绪被囚，对外称病以为废立之准备，“洋人”派医生探视后说：“血脉皆治，无病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一页）慈禧于是“不悦”；康梁出走为英，日所庇护，清廷先以重金购求不得，后又派人行刺不成，慈禧更是“大怒”。但废光绪是既定决策，于是立瑞郡王载漪子为大阿哥，准备随时取而代之，但此举的反应是“天下哗然”，对这一重要的夺权步骤显然不利。于是“载漪恐，遣人讽各公使入贺”，想让“洋人”撑腰，不料“各公使不听”，所以“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同上）。正在这时，有人以道听途说的消息报告荣禄，说“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同上）。自认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已面临最后失败的慈禧，感到被“洋人”逼得走投无路了，认定要保权夺权，就得打跑“洋人”，因而就非用义和团不可。于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与封建顽固派的“维旧排新”也就进入了同一轨道。清廷这才开始对“洋人”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这时的慈禧居然也议论宏阔，居然在御前会议上大讲：“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四八页）教导别人“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三七页），必须支持义和团。但她实在是另有深意存焉一一无非是要玩人民于股掌之上，用人民的生命鲜血为她火中取栗罢了。
支持赞扬义和团调子最高的另一个人是端郡王载漪。他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使其子尽快取光绪而代之，以夺得最高权力，所以他也最恨“洋人”。时人指出：“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义和拳）之（兴起）喜甚，极口嘉叹。”（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翦书Ⅲ三七五页）不仅如此，漪父本来与慈禧关系密切，“有隐德于太后”（《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翦书Ⅳ二一九页），其兄载濂弟载澜，政变时又以告密取信于慈禧，得掌虎神营，所以此辈尽皆慈禧的死党亲信。他们帷幄深谋，唯权是夺，所谓排外仇教绝非目的，“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甚笃论也”（同上）。
另一个极力支持义和团的是大学士徐桐。徐桐平日笃信理学，日诵太上感应篇，见“洋人”则以扇掩面，恶新学如仇。此人见义和团起即喜不自胜，他在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中赞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祗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一四页）在守旧的顽固派中，徐桐表面上颇具理论家的姿态，但实际上也是个宫廷阴谋家。“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因是“益亲载漪”（《清史稿》卷四六五，一二七五○页）。他所以支持义和团，无非也是权欲所驱使，决非仅仅清谈理学而已。
其他如荣禄、刚毅、崇绮、赵舒翘等无不如此。荣禄在政变中是慈禧的得力鹰犬，当然担心光绪当政；刚毅“其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　（《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翦书Ⅳ二二○页）；崇绮傅溥□，“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清史稿》卷四六八，一二七七六页）。且不说刚阿端旨，赵又阿刚，守旧顽固派中许多人都看准支持义和团是升官图富贵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四页）。御史徐道□居然上书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自称“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同上，一五页）。时人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二月八日，翦书Ⅳ二二八页）。“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同上，一八一页）。如仅就封建统治者来说，此论当属不谬。
与此相应，义和团对封建顽固派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缺少本质认识的。义和团“奉旨灭洋”，但发这个“旨”的慈禧们是不会去灭洋的。用慈禧西逃路上的话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翦书Ⅲ，四三八页）所谓“欺负太狠”，无非是认为“洋人”在废立问题上威胁到她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自鸦片之战、中法之战、甲午之战后，清廷除光绪等还希图变法图强，以求振作外，守旧顽固派苟安求活，“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对“洋人”从来是以和为贵的。所以就其所反映的本质来说，“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排外灭洋不过是一时之需，卖国固位则是不易之计。所以宣战后时战时和，时而命义和团与清军进攻使馆，时而又给使馆送冰和瓜果蔬菜；一面照会各国，以义和团是它的“肘腋之患”来表白，一面又许诺要相机镇压义和团。光绪在御前会议上曾质问顽固派“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三页）是说到了他们的疼处。在慈禧当时的政治赌博中义和团只是被当作了她内政外交的政治筹码。
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等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来为宫廷权力斗争和维旧排新开历史倒车服务，应当说是封建统治者在近代中国的一大发明。戚本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教训我们：“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却偏偏不说应该“怎样对待封建顽固派？”这就从反面启发我们，反对封建主义余孽的斗争是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闭口不谈反对封建主义，正说明他们是有心病的。
本文较多触及了义和团运动的消极方面，但并不否认它的反帝性质，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所以如此，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001）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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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义和团-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9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