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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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

我国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多主张“盖棺论定”。可是对太平天国英雄人物石达开，虽已“盖棺”却难以“论定”。这是因为他虽属慷慨就义，但是覆军被俘的经过则真相不明。有人认为他是舍命全军的义士。有人认为他是缴械投降的叛徒。奇怪的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却来源于同一史料《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认为他是义士的是根据这样一些话：“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认为他是叛徒的又是根据这样一些话，“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戳，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仅孤立地看，对立双方都不无道理；但一旦综合起来，就成为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对史料的本身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自1978，年以来，有好几位同志都对《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表示疑惑，提出它与太平天国文书格式不合，叙事与史实不符，末尾所署时间错误等等问题，有理有据，使人信服。笔者除对史料本身进行探讨外，还一再访问石达开覆军处的大渡河边古战扬。从史实上进行考证，最后的结论是：《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是伪造的。
一、从两种版本谈起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一史料共有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来自《唐友耕年谱》，作《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萧一山、简又文两氏在自己的著作中的肯定这一版本，认为受信人是唐友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收入此史料时，亦从其说。
另一种版本是当时协助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抗拒石达开的许亮儒所撰《擒石野史》的著录本，作《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认为受信人是骆秉章。1935年报载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此信抄件，受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受信人不同外，文字也有出入。究竟哪一种版本是原始件？哪一种版本是篡改而成？值得探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赞成罗尔纲先生的论断，即：《擒石野史》本是原始件，《唐友耕年谱》本为后来篡改成而。篡改的原因是：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战功。我们略加校勘，即可找出篡改的证据。
1．《擒石野史》本此信并无上款，《唐友耕年谱》本此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都不符合。
2．《擒石野史》本信末无日期，《唐友耕年谱》本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这种篡改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因为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以及任何太平天国军民都不会把“癸开十三年”写成“癸亥十三年”。这一年的“五月初九日”石达开早已被俘、哪里还能写这样谈条件的信？
3．《擒石野史》本文中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之语，称清帝为“清主”，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唐友耕年谱》本中却篡改为“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附奏”改为“赴奏”，已是不通；更让石达开称清帝为“主”，实在荒谬绝伦。
4．《擒石野史》本文中有“阁下为清大臣，肩蜀重任”一语，这自然是对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唐友耕年谱》本却把“肩蜀重任”改为“当得巨任”。“当得”，究竟得了没有？“巨任”又作何解释？这样不顾一切地勉强篡改，正是唐鸿学僭越受信人的一条铁证。
《唐友耕年谱》本篡改的破绽还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既已知道《擒石野史》本是原始本，在探讨时就应该以它为根据。它所披露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不过500余字，但却是洋洋洒洒的四六骈文，音调铿锵，对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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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非字斟句酌不能为之。石达开虽有“能诗”、“能文”之名，但这一名声显然是经过后人有意夸大的。他本人是否古文老手？当时军中是否有可以代笔的古文老手？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篇颇具匠心的大文是在何时、何地、化费多少时间草成的？值得仔细考虑。
二、此信在何时何地草成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探讨一下石达开覆军时的史实。这些史实，现在已经得到太平天国史学界的公认，并无什么争论。为求简明，以下所述史事时间均用公元纪年。
1863年6月9日，石达开最后一次强渡失败，才于中午率残军约6000人离开紫打地大营，向东突围，当夜宿于小水对岸的村庄。6月10日，石达开残军在追军的围攻中一再渍围而出，死伤惨重，晚间到达老鸦漩。石达开见老鸦漩水势险恶，前无去路，后有追军，突围无望，才让妻妾投河。6月11日凌晨，石达开残军腹背受敌，遭到敌人围攻，奋力夺路向凉桥方向前进。清参将杨应刚前来谈判，石达开在谈判中受骗被俘，当晚宿于洗马姑场。
石达开如果真的写信给骆秉章，愿意舍命以全三军，只能是在到达老鸦漩，自知突围绝望，让妻妾投河之后。在这之前，他还在死里求生，专意突围，不会写这样的信。
石达开是6月10晚间到达老鸦漩的。次日天还未亮，激战又已开始，不久他就陷入清营。如果他真的写了此信，时间只能是在6月10日夜里的短短几小时。
除了时间过于紧迫之外，写信的环境也值得考虑。《擒石野史》中说：
“曾仕和又进言曰：‘王请勿虑……明日我军诣梁桥，宜表诈降，俟济河劫粮，斩木猝攻，声威则无不复盛者，何待毙为？’达开壮其言，即令曹卧虎引炬据石为席，援笔成表，达开怀之。”
这是6月10日的夜间，他们所写的究竟是“诈降”的降表，还是《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实在难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环境极为恶劣，只能点起火把在石头上写字。《擒石野史》中还说了次日凌晨的情况：
“天将曙，达开甫枕石而卧，忽见西南山头炬光，分道突出……达开腹背受敌。”
这就是说：他们这一夜是全军露宿的。石达开尚且枕石而卧，何况部众。从老鸦漩到凉桥这一段路，十分险峻，我们造访时尚有人带路，白天通过犹觉崎岖难行，唯恐失足；何况是夜间，更何况是在枵腹苦战之后！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要想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四六骈文，谈何容易！
象《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这样一篇文章，即使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能于几个小时之内草成，也当属了不起的古文老手。然而，在当时当地的困难情况下，不仅是石达开，恐怕连任何古文老手也难以办到。笔者认为：这一史料不可能是真品，只可能是事后伪造的赝品。
三、内容的不合情理
我们知道：石达开后来对簿公堂，直至在刑场慷慨就义，都是神色怡然，侃侃而谈，头脑十分清醒。据此来看，此信中某些说法则于情理难合，令人难以置信。
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不免令人费解。骆秉章如果真的“依书附奏”北京的清朝皇帝，公文往返至少在一个月以上。即或骆秉章能够担当责任，在得到□批之前先行处理，自老鸦漩至成都公文往返也得十天左右。而当时军情紧急，瞬息万变，不要说是一个月以后，就是十天半月之后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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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决石达开当时的问题都会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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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达开的精明，是绝不会作如此远水不救近火的空想。唐友耕当时驻军于大渡河北岸，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亦不然，因为《唐友耕年谱》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清朝皇帝）宏施大度”的话。如果希望唐友耕能够迅速作出决定，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唐友耕的地位远逊于骆秉章，无此权力。笔者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亦足以说明此信是赝品。并非出自石达开之手。
此信内容还有比较突出的不近情理之处，就是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絮絮不休地展示自己的思想，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仅廖寥数语。我们不禁要问：石达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希望迅速通过谈判保救残军，那就应该开门见山，提出具体条件，进行谈判，愈快愈好，岂容闲情逸致，从容反省？这难道是想得到敌人的同情与谅解？如果自己决心舍命全军，不畏斧钺交加，身首分裂，那又何必要取得敌人的同情！通观全文，从文笔，从情调看来，豪情不足，伤感有余，不大像一位旷代英雄的绝笔，倒像是一位落魄文士的忆旧与抒怀。
笔者认为：仅从这一方面看来，此信亦不可能出自石达开之手，只能是他人代庖的赝品。
四、内容的不符史实
此信中说：“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显然与史实不符。石达开从起义到覆军被俘，一共只不过10余年，他就义时才33岁，何来“阅历数十年”？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谁能“统兵数百万”？如果此信出自石达开之手，那他就成了吹牛大王。看来这封信的代庖者比较了解石达开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却不了解石达开的经历。统观全文，代庖者所述石达开的经历，似乎都来源于石达开离开天京时的《五言告示》。下面试将此信内容与《五言告示》作一比较：（附图）
由此可见，如果真是石达开的自述，就不会在大量篇幅中说空话，总要说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这一点来分析，不仅能够说明此信是赝品，而且可以由此找到线索，探讨这位代庖者究竟是谁？
五、公私文件全无记载
任何一件真实的史料，总会在当时的公私记载中多少留下一些痕迹。可是此信情况特殊，在清廷方面，在太平天国方面，任何公私文件都未提及。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无人知晓。1935年四川农民高某发现此信抄件，1941年《擒石野史》在《新中华》杂志上刊出，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知道受信人不是唐友耕，而是骆秉章，《唐友耕年谱》中的那封信是经过唐鸿学篡改的。
清方将吏为了夸功邀赏或者文过饰非，在官方文书中有意隐瞒某些史实，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但是在私人函牍、私家记述与地方志中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则是不合情理的怪事。
笔者认为：石达开当时有舍命全军的想法，也有诈降的打算，清方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谈判、诱擒的经过已经记载在不少公私文件之中。这些记载虽然是片段的，但是经过综合排比，互相补充，仍能大致看出当时历史的全貌。而对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封信，则只能认为它是赝品，而且亦本无真品——这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王庆成同志在《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一文中肯定了这封信是真品。他说：
“石达开的信，骆秉章、唐友耕或清方其他人见到或知道了吗？……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封信，它怎会出现在唐友耕儿子编的1908年印行的《唐公年谱》之中？”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此信确是真品，则受信人究竟是谁？似不能含糊地称之为“骆秉章、唐友耕等人”。如果受信人是骆秉章，唐友耕的儿子就是私自篡改编入《年谱》的，他这样做，怕不怕被人揭穿？如果受信人是唐友耕，那么对《擒石野史》中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又作何解释？
从石达开覆败到《年谱》印行，中间相隔40余年。在这40余年中，随时都可以出现赝品。怎么能说在《年谱》中出现的信就一定是真品而非赝品？只要40年后的《唐友耕年谱》中出现此信，就可以证明40年前的骆秉章与唐友耕两人都得到了此信，而且得到的一定就是石达开所写的真品——这样的推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认为《唐友耕年谱》中出现此信则正好说明石达开此信的不真实。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僭越是严重的罪行。骆秉章的名位远远高于唐友耕。唐家的人如果把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篡改为给唐友耕的信，正是犯了僭越之罪。唐鸿学篡改此信的目的是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绝不愿意因此获罪，并给父亲脸上抹黑。贴金变成抹黑，那又何言乃尔？唐鸿学敢于篡改此信，充分说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石达开写信的事，也就是本无其事。如果在官场中略有传闻，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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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胆篡改的。他可能是偶然得见这封伪造信的抄件，在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前提下，才篡改而编入自己父亲的年谱之中。
六、作伪者究竟是谁？
笔者认为：作伪者不是后人，而是与石达开同时的人，但对石达开的一生经历却知之不多。他大概是生活在闭塞的大渡河畔而又略有才华的落魄文人，或许就是《擒石野史》的作者许亮儒，抑或与许亮儒有深交的文友。他当时身历其境，比较了解石达开覆军的经过，对石达开非常敬佩；但因形格势禁，爱莫能助。如都履和在《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一文评许亮儒所撰《擒石野史》说：“读其叙述达开之被围以至最后死难，词意中不但未尝訾议于达开，且多有惋惜崇敬之意。”如果作伪者就是许亮儒，那么，他作为曾率军追随王应元抗拒过石达开的土司记室，该完全了解石达开好汉做事好汉当，决心舍命全军的英雄气概，也深知清方将吏借谈判而诱擒的卑劣阴谋。在石达开被俘殉难，骆秉章在全川大贴布告诬蔑石达开乞降以求免死的事情发生之后，作为石达开的体恤者，他当然唯恐有损石达开一生英名，这才可能托名杜撰此信，附于《擒石野史》中。
不过，无论《擒石野史》中所著录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作伪者是谁，此信既思传世，自必刻意求工，虽然多费时日，亦在所不计，这当然就会做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四六骈文来。为了取信于人，作伪者尽量设身处地，揣摩石达开的心情，写出石达开的心声。就信的本身来说，是伪造；就信中的思想感情来说，确有一部分，而且是颇为重要的部分，能反映石达开的一些内心世界。故而此信能够乱真，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认为石达开是舍命全军的义士，就是对这一部分内容深信不疑所致。
但是，伪造毕竟会有漏洞。作为落魄文人的那种消极思想、伤感情绪难免不会从文中流露出来，甚至连自己一方的官场套语也掩饰不住。例如“格外原情，宥我将士……按官授职，量才擢用”这样的话，显然不是石达开的语言。有人读了此信，认为石达开是缴械投降的叛徒，盖出于此。伪信流毒，不能不为之一辩。
【资料来源：《文史杂志》1987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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