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研究如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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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研究如何深入

自1979年召开第1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以来，已经过去13个年头了。在这13年中，已连续召开了5届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研究在学术会议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发表了大量的论文，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我以为洋务运动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目前，多数学者已得到了一个共识，即不能只从政治的角度去判断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运动，而应该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肯定它的进步作用。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可以认为，洋务运动研究的这一成就，为打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起到了“突破口”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但是，当我们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尚有不足之处。最近一两年来，有新意的文章少了，多是一些重复研究的课题，使人有“炒冷饭”的感觉。洋务运动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对之处，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一）洋务运动研究要继续深入必须彻底摆脱“事件史”的研究框架。中国近代史是由八大事件构成的，这已成为普遍的、固定的模式。不仅史学著作、史料编纂、论文收集都是按“事件”进行的，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是按“事件”编纂史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复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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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资料，也是按“事件”收集论文。中国近代史实是一部“事件史”。这样，重大事件之外的社会历史内容就被排斥于近代史之外，而且是就事件研究事件，脱离社会环境孤立地研究事件，也无法对事件作出合理的说明。事件本身的研究越来越细，路子也就越来越窄。我觉得洋务运动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对历史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但没有突破“事件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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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洋务运动也是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样，都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研究的。目前，对洋务运动本身的研究，如洋务运动的性质，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洋务建设的诸方面，它的成败得失都已经研究得比较详细了。如果仍然停留于事件本身的研究，再进行肯定与否定的争论，似乎已没有多少新鲜的话可说了。近一两年，文章不多，尤其是有新意的文章不多，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在于必须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时约35年，在中国近代是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段，洋务运动只是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不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我们不应只满足于研究重大事件，而应该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生活。所谓研究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以至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要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生活；要研究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研究整个社会在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之下的发展变化。这也就是说，要对社会历史进行总体研究。
要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并非是一个新的意见。西方的“新史学”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历史的整体性，提出了“总体历史”理论和“长时段历史”理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时候，也提出了要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写的《史学要论》一文中，谈到“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时说：“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问其实质，只是观察方面不同罢了”。又说：“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为此，李大钊批评了“只认政治的历史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于历史之内”的错误观点(李大钊：《史学要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周谷城于1939年写的《历史完成论》一文，强调“历史自身之完整”，说：“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他不赞成“出于资鉴的目的，对历史实行割裂”(周谷城：《历史完成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第443页。)。由此可见，研究“总体历史”，不只是西方“新史学”的理论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刚诞生时，就提出了这一理论要求。只是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这一要求，没有能得到贯彻和发展，中国近代史片面地走向了政治史和事件史。尽管当时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终究是眼光短视的表现。
近些年来，对历史进行总体研究，全面地研究社会历史，已引起一些史学家的重新重视。章开沅在《对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两点看法》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研究“对政治、军事等重大研究较多，对社会底层和社会‘细胞’研究不足，提出“要完成对社会整体的全部研究”(章开沅、罗福惠：《对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两点看法》，《光明日报》1991年11月6日。)。王庆成在《为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努力》的文章中，谈到扩大研究对象时，强调应把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视野之内，具体指出“研究历史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城市、农村、边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人口、社会组织、生活方式、民间宗教、民众心理等等”(王庆成：《为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努力》，见《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现在，对社会历史整体进行全部研究，已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但在洋务运动研究领域内，似乎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趋势。我们应当在自觉的基础上，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起，共同推进这一趋势，从只研究事件转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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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社会。
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强调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并不意味要排斥或削弱对重大事件的研究。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它的面貌、特征、进程及其成败得失，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重大事件又作用于社会环境，改造社会环境。因此，研究社会正是为了更深刻的研究“事件”，对“事件”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例如，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内容，如何解释和说明洋务派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时所采取的经营形式，便关系着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评价。李鸿章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是“官督商办”形式，以往多认为李鸿章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害怕资本主义，因而实行“官督”加以控制，从而得出洋务运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不是进步而是反动的结论。其实，据《海防档》记载的资料，早在19世纪60年代，总理衙门和沿海各省洋务派官僚就曾允许商人“私人设厂”制造轮船，并在各通商口岸张贴了告示，但没有得到商人的响应。正是鉴于这一情况，70年代初，在筹建第一家民用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才提出“官为倡导”，“官督商办”的主张。80年代张之洞在汉口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却采用完全“官办”的形式，论者又都强调张之洞的封建性，并认为80年代“官督商办”形式遭到破产，故张之洞排斥商人，官为垄断。事实是，张之洞曾想仿照“官督商办”形式，招来商股，但当时汉口无商股可招。李鸿章70年代在上海办民用企业何以采取“官督商办”，张之洞80年代在汉口办民用企业又何以采取“官办”，仅从政治上、从个人的主观动机是不能完全把问题解释清楚的。对于李鸿章和张之洞来说，兴办近代民用企业，选择何种经营形式，是商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办，确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个人意志有关系，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人们的选择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李鸿章70年代在上海办近代民用企业不能采取商办而只能采取官督商办是受当时上海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样，张之洞80年代在汉口办近代民用企业不能采取官督商办而只能采取官办也是受当时汉口社会环境的制约。所以，历史的研究应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潜伏在人的选择背后的因素，即制约人们进行选择的社会环境。因此，为了对李鸿章和张之洞选择何种经营形式的原因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就必须深入研究当时上海和汉口的社会，诸如当时商人的构成和经济状况、商人对投资兴办近代企业的心理状况、金融和市场的状况以及官商关系等等。马克思有句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0页。)。我们强调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强调研究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完全符合马克思这一教导的。
（二）洋务运动研究要继续深入必须提倡跨学科研究，积极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若没有对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的自觉要求，就不会有意识地注重跨学科研究；而没有跨学科的研究也就无法完成总体历史的研究。实行跨学科研究是在发扬历史学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由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注重于政治斗争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也都比较单调、贫乏。随着社会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都已形成独立的学科，诸如政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史学、军事史学、外交史学以及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心理学、城市史学、民俗史学等等。毫无疑问，今天在我国建立的所有社会学科，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的，但每个学科都依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历史学者要进行总体历史的研究，势必要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因此，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历史学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第6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的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而洋务建设主要集于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因此，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关键在于深入研究上海、武汉、天津的城市社会，即上述城市社会环境对洋务建设的制约以及洋务建设对上述城市近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目前，城市史已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城市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社会史学的一个分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历史学家正把历史学和社会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熔于一炉开展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就完全可以摄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用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将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和城市史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足，相互促进。这样，对洋务运动区域研究和城市史的研究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都可以采取这种互补的方式，实行跨学科研究。至于历史学者借用哪个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则应根据不同的选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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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情况。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不少学科是新建立的，甚至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而在国外，这些学科则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引进一些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也就势所必然。现在，已有为数很少的中青年学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尝试着采用一些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因为是尝试，就不免存在着粗疏生硬的毛病，甚至有堆砌新概念、新名词的现象。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善意的批评，但也有一些人予以讥讽，视之为“食洋不化”，甚至认为是放弃马克思主义，一概加以否定。“食洋不化”固然不好，因一时没有消化而否定“食洋”、因噎废食后果更不好。青年学者不要浅尝辄止、裹足不前，而应大胆地继续进行尝试。目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开放的态度。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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